我的老家在有名的甘河滩，本来叫作“干河滩”，民谚说：“有女不嫁干河滩，吃馍不易喝水难。”那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苦地方。滩地两侧的山脚下有几个小村庄，幸亏我们村上有口水井，才养活了一代代靠天吃饭的人们。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民工在村庄的上面修建了黄鼠湾水库，现在叫作大石门水库，荒滩上原来像补丁一样的干旱地一下子变成了水浇地，小麦亩产达千斤，干河滩也变成了“甘河滩”。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又变成了有名的甘河工业园区。
　　甘河滩变成甘河工业园区后，我的老家连同整个村庄也从那儿消失了，对故乡的思念只变成了一缕乡愁，每当偶尔路过那里的时候，只能以当初长在巷道口的几株老榆树来辨别方位，在长满野草的山洼里寻找老宅的大致位置，感叹之余，又回忆起几十年里，我一次次风尘仆仆从外面回家的往事。

　　其实，我的家离西宁只有短短的60里路程。但就是这短短的60里路，在过去看来，西宁那是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
　　小的时候，乡下人把西宁叫作“城里”，浪一趟城简直是村上许多人最大的奢望。但大人们却戏谑说，西宁城是砖包城，乡里人头一次进城，嘴里要叼个驴粪蛋，才让进城门洞哩。那时候，乡下人进城，有钱人是骑马、骑骡子，穷人们只得靠步行。村上如果有人非要进一趟城，一会儿工夫，全庄子里谁都知道了，于是就有人来央求他捎带买点东西。等他回来后，见过、听过的“古今儿”（故事）也要说上好几天。就这短短的60里路，村上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城里，其中就包括我的曾祖母和两位奶奶。
　　其实，曾祖母的娘家在与塔尔寺只有一山之隔的河湾村，只要沿村前土路北行，出实惠沟就是阴山堂，再东行不远处就是现在的海湖新区。曾祖母活了77岁，一直到逝世，出远门就是走过回娘家的这12里路，一辈子奔波在故乡沟沟洼洼里，不要说见过当年西宁的样子，就连甘河口外多巴川的阵势也没见过。祖辈三位奶奶中，只有我的奶奶去过一次西宁，那是50年代中期的一年。患白内障多年的她实在忍受不了疾病带来的痛苦，听说城里的医院能动手术，于是下决心去了一趟“遥远”的西宁。准备了几天后，清晨坐着吱吱扭扭的马车，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赶到西宁，两天后双眼又蒙着纱布回了家。尽管奶奶这辈子总算去了一趟城，但对西宁没有一点儿印象。虽然没有见过城里是啥模样，但她却是祖辈妯娌三人中，用一双脚儿踩过城里地面的人。
　　记得50年代，从老家到甘河口的一段路是歪歪曲曲的土路，土路上有两道大板车碾压的深深车辙。晴天还可以，一到下雨天，车辙里积满了水，人们小心翼翼地走在中间骡马行进的路面上，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在车辙里。记得十二三岁时，我因故跟着村上一位乡亲去了一趟城，那是坐着村里到大通拉煤的木轮板车到西宁的，出门前披星戴月，折腾了大半天，等到办完事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在城里无亲无故的我们心里恐慌得很，于是打定主意走回去。我们沿着渔场台前的沙石路，迎着灼热的阳光急匆匆南行，走到清水河时天就黑了。幸亏一弯新月冷清地照着蚂蚁沟满山婆娑的树影（那时蚂蚁沟水库还没有修建），但走在寂静无人的山谷里，恐惧一直伴随着我们，等到翻过红垭壑（今湟中河湟博物馆所在地），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只好去敲附近昂藏村亲戚家的门，亲戚惊愕地说：“哎哟！天快亮了。”
　　后来，铁路通到了海晏县城，西宁至海晏之间通了客车。如果想要去西宁，村上的人们可以到十五里外的双寨车站去坐车，可是列车每天只有一趟，早上从西宁发车，下午返回，人们想要去城里，只有等到傍晚，并要在西宁过夜，当天是回不来的。记得那时我在湟源上学，去双寨车站乘车，由于道路难行，路上需要两个半小时，家里连个马蹄钟也没有，害得晚上不敢睡，朦朦胧胧地一会儿就问三阿爷天快亮了没？三阿爷爬起来披着衣服，站在屋檐下的台阶上，仰望着漆黑的夜空，嘟囔着“三星晾晌午了，快了。”那时，人们以三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估摸着黑夜的时辰。夏天放暑假时，由于天气长还可以。如果冬天放寒假，火车到双寨车站时，车外已是寒星满天，漆黑一片，模模糊糊可看見树林中的小路和浇水用的渠道，“白水黑泥茄色路”，老祖先千百年来总结的走夜路的经验，还是排上了用场。再后来，西宁公交八路车也通到了离家二十多里的西川砖瓦厂，基本上已经近了一多半路程。虽然从村上还得走两个多小时，去趟城还是不太容易，但比原来好多了。那年月，妈妈常犯“心口病”，有时痛得直打滚，各种“白方”和土办法都用了，仍不见好转，只得借了生产队的架子车，我和弟弟拉着她去西宁看病。在妈妈的呻吟声中整整走了三个小时，直到太阳偏西时，才走到石灰沟口的八路车终点站，我扶着不断呻吟的妈妈上了车，而弟弟哭着拉着架子车回去了。

　　妈妈的病经诊断，患的是胆囊炎，病情较严重，住了院。那时我在湟源峡当合同工，请不了假，只得由父亲陪护。那时，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普通人通讯联系全靠写信。一个星期后，我收到父亲的来信，说母亲住院后症状减轻，就挂念起留在家中的小弟来，那时小弟只有一岁多。让我赶紧转告家人，让他们把小弟送到西宁来。我是下班后才见到信的，当时已是暮色苍茫，西宁到湟源虽只有50公里路程，这封信到我手里，也走了整整4天。于是我匆忙借了同事的一辆自行车，沿着西宁至湟源的砂石路东行，行至响河儿大坡，由于车速过快，车灯被烧坏。湟源峡两山耸立，峡中漆黑一片，好在那时路上车辆极少，只有模模糊糊的路面依稀可辨。夜半时分，走到离老家不远的甘河村。干河村南面是坡家村，一条小河自南而北，穿过坡家村，在村北土崖下转向，横穿土路，流向甘河村。水上无桥，平时由于水量小，人们均淌水而过，但今夜眼前却是白茫茫一片，到处是哗哗的流水声。几次试探过河，均因水深而作罢。河西侧土崖后面是几块农田，于是肩扛自行车，爬上崖后的土坎，黑乎乎的楞坎上，实在寻不着前行的方向，于是踌躇再三，折回原路，翻过磨沟，去寻找当时住在甘河东村的堂叔。半夜的敲门声惊醒了尚在朦胧中的堂叔，他说：“这几天南佛山下大雨，河里正在淌湟水哩，你还能找到路吗？”明天天亮后，由他去告诉送孩子的事。躺在堂叔家的炕上，毫无睡意，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告别堂叔，摸黑又登上了去湟源的路程，等到东方发白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场里。几十里的回家路，走得竟是这么难心！

　　60年代末，上级决定在甘河滩修建青海钢铁厂（后来又改名青海轧钢厂）和青海第二化肥厂，运送建筑材料的卡车络绎不绝，村前的土路很快铺上了砂石，随之货运铁路也通到了那里。尽管汽车过后土尘满天，但比以前好多了。为了解决单位职工上下班，古老而偏僻的甘河滩第一次有了接送职工的轿子车，那时人们把它叫作“厂车”，但厂车只拉厂里的员工，是不对外的，像我们这些想搭趟顺风车的，只能望车兴叹。
　　70年代后，连接湟中鲁沙尔到多巴的大路上跑的车越来越多了，原来的沙石路也渐渐换成了柏油路，但仍然没有一趟公共车，人们想去一趟西宁，除了还得向生产队长请假外，如何当天能够赶回来，还是一件很让人发愁的事情。
　　改革开放后，真的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人们除了务劳好自己的田地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外出挖金子，有的结伴搞副业，一两年里家中就变了样，首先普及了常州产的手扶拖拉机。拖拉机不但成了送肥、拉麦捆的好帮手，也成了人们上街、串亲戚的交通工具，那年月，不少新媳妇就是以它作为“花轿”，来到婆家门的。我也沾了光，有时也坐着家里人的手扶拖拉机，在“吐吐吐”的吵声和颠簸中，被送到到十几里外的车站上。乡下去过城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的衣着也越来越“洋”了，年轻人的裤脚越来越宽了，尕娃们的头发也越来越长了。
　　十年前，家乡也有了公交车，从多巴开往鲁沙尔的班车十多分钟就一趟，沿途并设有车站，还像模像样地建有候车亭，老家家门口的大路边正好有一座。为了解决西宁到甘河工业园区的交通问题，除了八路车延长到双寨外，801路车直接从广电局开到了通海，而从海湖桥南每15分钟就发车的中巴车，终点站就设在离老家只有三里路的桥头上！
　　改革开放四十年，乡下的变化也日新月异，当年的土墙泥屋已被“小洋楼”所取代，电视、冰箱、电灶、摩托车早已不是新鲜玩意，成天和黄土打交道、修理地球的庄稼汉，家里竟然也有了澡堂！村口的大路有人负责专门打扫，两旁像西寧的街道一样，种有松、槐、榆和华北珍珠梅等灌木；一到晚上，明晃晃的道路灯把村庄照得比正月十五耍社火时还亮。绝大多数人家有了自己的私家车，上半天还在家里和邻居喧板，短短的半天没见，一问，才知道刚刚去了一趟西宁北山市场。这么快就浪了一趟西宁的事儿，竟然真的像做梦一样，落到这一辈人的头上！站在这车水马龙的青钢桥头上，回忆起当年因交通不便，患“菌痢”未能及时就医而夭折的弟弟，为他未能赶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再次伤心不已。
　　唉，让我又悲痛又欣喜的回乡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