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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日，上海宝山，姚传芳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拿着大扫帚不自觉地来回扫了三遍。
“自从姑父被抓后，我姑姑就有些精神恍惚，好几次在马路上险些被车撞到。”姚传芳的侄儿姚家健告诉《望东方周刊》。
姚传芳至今还是有些不相信，她曾以为被人收养的女儿早在7年前已经死去，而凶手，正是当初最疼爱女儿的丈夫吴长好。4个月前，当福建警方在石狮将被列为“公安部B级逃犯”的吴长好抓捕时，姚传芳一度以为，丈夫是因为将女儿遗弃而被抓。
丈夫被带走了，坐在空落落的屋子里，姚传芳说，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 7年的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
疼爱女儿的父亲
吴长好的宣判日已经不远了。姚传芳对《望东方周刊》说，自来到崇明，她便一次也没见过丈夫，“他那么狠心，杀了我们的女儿，我不愿意见他，不过我还是要过去给他求情，希望他能轻判。”
姚传芳想不通，丈夫怎么会杀害可怜的女儿。在她的记忆里，丈夫比自己更加疼爱这个患有脑瘫的女儿。
1994年，27岁的姚传芳认识了30岁的同乡吴长好。姚传芳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最末，在家中一直比较受宠。虽然吴长好家中兄弟姐妹九个，家境贫困，但他豪爽、健谈、随和。婚后，女儿吴娜娜很快便来到了这个世界。
女儿是早产的，出生时才两斤半重，在医院的育婴箱里待了好几个月，这几个月里，吴长好几乎天天都要去医院看女儿，路上还会到处跟人“炫耀”：“我家娜娜今天又长大了”。可女儿给吴家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将这个家的家底掏空了。
女儿出院回家后，吴长好对女儿宠爱至极。他从不允许妻子姚传芳带着女儿睡觉，因为“害怕妻子压到女儿”。女儿生病，鼻子堵住了，吴长好甚至会用嘴巴去将孩子的鼻涕吸出来。
年带女求医
不幸降临这个家庭。
时间流逝，女儿慢慢长大，3岁了却还不会走路，“站都站不起来”。
夫妻俩便带着女儿去安徽省寿县县医院检查，结果让夫妻俩惊愕不已- - -先天性脑瘫。医生告诉夫妻俩，治愈的可能性极小。有的亲戚听说了娜娜的病情，劝夫妻俩将孩子丢掉，否则将是吴长好夫妻俩以后生活的大负担。吴长好不为所动，总想着：“也许孩子能治好呢？”
夫妻俩带着娜娜开始了漫长的治疗之路。他们先后辗转于附近的安徽省淮南市矿工二院、淮南市朝阳医院，治疗无果。
夫妻俩并不死心。在家乡人推荐下，吴长好夫妇借了钱带着孩子又走进安徽省儿童医院，他们再一次失望而归。
一年后，夫妻俩突然收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寄来的一份信件资料，信里说，从北京来了一个脑瘫专家，可以治这个病。
“当时我们高兴坏了。”姚传芳回忆说，不过这次治疗几乎又遭到了亲属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夫妻俩这是在浪费钱，肯定不会有效果。
吴长好决意要去治疗，他劝慰妻子：“要 如果真能治好呢？如果真能治好，而我们没送娜娜去治，那我要后悔一辈子的啊。”最终，二人东拼西借凑了七八千块钱到了合肥，医院给吴娜娜动了脑部手术。但手术完才几天，借来的钱便用完了，一家三口提前出院。
这一次手术，吴娜娜没好转，除了手脚依旧不灵活以外，讲话越发不利索了。
转眼到2000年，这一年，吴家的小女儿吴艳出生了。万幸的是，吴艳是个身体健康的孩子。
姚传芳平时要照顾两个女儿，家里的农活大多由吴长好一个人干。就在小女儿出生的这一年，吴长好在老家窑厂干活时，不慎被一旁倒下的电线杆砸断了腿，自此落下残疾，家里的日子更艰难了。
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吴娜娜也越长越高，吴长好开始有些抱不动这个急速成长的女儿了。一向乐观的吴长好在跟邻居们聊天时，开始抱怨生活的艰难。有时，他会赌气说：“这样养着她拖累人，每次出去抱着，又抱不动，倒不如送到福利院去”。在得知福利院不会接收自己的孩子时，他开始想“扔了算了”。
2004年，老乡介绍吴长好到上海崇明大同砖瓦厂打工。
去上海前，吴长好暗暗下定决心，“把大女儿丢在去上海的火车上”。
最终，吴长好还是一瘸一拐抱着吴娜娜下车了，他终究没忍心。
其实娜娜已经被我杀掉了
2004年2月，吴长好一家四口来到了上海崇明，住在一间借来的农宅里。吴娜娜依旧与从前一样，在家由母亲姚传芳照顾，吴长好则借钱买了一辆四轮车，在砖瓦厂打工挣钱养家。
初到上海这个陌生的大都市，吴长好的收入并没有明显好转，活儿时有时无。
根据案件笔录，2004年6月中旬的一天，疲惫的吴长好回到家中。因为许久没接到活儿干，心情不好的他与妻子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姚传芳带着小女儿去了上海宝山的姐姐家，同时准备让宝山的姐姐帮吴长好找个更好的工作。
一直习惯了由母亲照顾的吴娜娜见妈妈突然生气离去，便哭闹起来。“她就一直哭、不吃饭，呜呜地就是要找妈妈。”女儿的哭闹使得吴长好心烦意乱，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带她去找妈妈。
因为想赶去宝山的早班车，凌晨4点，冒着雨，吴长好就背着女儿出门了。恶劣的天气，加上几乎一夜未眠，腿脚不便的吴长好背着颇有些沉的女儿走在路上，内心烦躁不安。
沿着马路向南走，走到张家港河草港路大桥，吴长好走累了，放下女儿，坐到桥上休息。他本想好好歇歇再继续赶路，可这时的娜娜依旧在哭闹，“我感到很累心”，笔录中他反复对办案民警说。
看着仍在哭闹的女儿，一个可怕的念头冒出来了。“我养了她11年了，每年都帮她看病，也治不好，我自己也有残疾，还要每天背她。真不如杀了她，我们都轻松。”吴长好就这么一遍遍在心里劝说自己。
他在周圍发现了一块磨盘状的大石头，又起身在桥上捡了一根塑料绳子，用绳子把石头绑在娜娜腰上，“一狠心，将娜娜从大桥一侧扔了下去，娜娜当时还在哭，讲话也讲不清。” 孩子被扔下去的那一瞬间，吴长好恢复了理智，“我马上就后悔了，赶紧跑下去想捞她，可水流很急，我不敢下水，就这样，我就眼睁睁看着娜娜沉下去了。”吴娜娜挣扎着彻底沉入河中，湍急的河水一如往常。吴长好边哭边离开，独自去了宝山。
到了宝山，妻子问女儿呢？吴长好不敢说实话，骗妻子说，扔掉了。妻子瞬间大哭，骂他狠心丢掉自己的女儿。
“我没敢告诉她，其实娜娜已经被我杀掉了。我老婆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一直瞒着她，那毕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吴长好对办案民警回忆时一度哽咽。
因为杀了自己的女儿，吴长好感觉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便急忙卖了自己的四轮车，处理了家当，准备回老家。正要启程之时，有亲戚打来电话，说有警察在老家找他们。
姚传芳以为“丢了孩子违法了”，害怕不已，丢掉大部分家当，便跟着丈夫急急忙忙离开了上海。
逃亡生涯
吴长好不知道的是，离开上海不到一周，他已经是“公安部B级通缉犯”了。
起初，夫妻俩带着4岁的小女儿回到了老家安徽寿县。他们隐藏了身份，与乡亲断绝了联系，辗转于淮南一带偏僻的村镇，东躲西藏，居无定所。
在姚传芳的记忆中，那段日子不堪回首，一边要承受失去女儿的巨大痛苦，一边在警方的追捕中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终于，两人在凤台县一家石头厂找到了一份看起来还比较稳定的工作- - -砸石头。只是，才待了几个月，石头厂因非法使用爆炸物而被勒令停工。
吴长好夫妇再次“失业”，这一次，他们选择跟着厂里的一位老乡南下福建打工。到了福建，不敢使用身份证的夫妻俩平时帮人晒晒鱼，干些零活以维持生计。幸运的是，两人很快在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了一个分拣垃圾的工作。6岁多的小女儿则被送进了附近的农民工学校。
在福建的4年，姚传芳再次体会到了久违的家的感觉。虽然大女儿没了，但他们有了自己的小窝，生活的压力也不再那么沉甸甸了。
而吴长好的噩梦从没有停过。无论白天如何勤勤恳恳工作，一到夜晚，他便被噩梦惊醒，有时候彻夜难眠，但只要妻子一问噩梦的内容，他便保持沉默- -女儿的死一直是他心中的秘密。“别想了，过去就过去了”。吴传芳以为他内疚把娜娜丢弃，常常安慰他。
从小跟着父母漂泊的小女儿吴艳聪明懂事，在学校成绩优异。每当看到小女儿因为他而受苦，吴长好就觉得对不住自己的两个女儿。他常常跟小女儿说：“等你再长大一点，我就走了，我去自首，你和你妈去过正大光明的日子。”
2011年11月27日，福建警方将在石狮打工的吴长好抓获并移送上海崇明警方。
即将登上前往上海的警车，吴长好似乎如释重负，“我终于可以不做噩梦了。”
乡邻求情
吴家的变故震动了隔绝联系7年多的家乡。
回到家中那一刻，姚传芳才知道，在她随丈夫东躲西藏的这些年间，家里的父母都已相继去世。2004年11月，最宠爱她的母亲念叨着女儿的名字离世，母亲临死前最大的愿望便是见女儿一面。 2008年，父亲去世。
寿县寿春镇东津社区居民委员会给上海警方寄来一份证明信，信里除了有医院开具的吴娜娜脑瘫证明之外，还陈诉了吴长好“竭尽人力、财力，一直不懈为女儿治病”，称其“做到了父亲应尽的抚养、医疗义务，这些情节周围的邻居群众皆知”。88个红手印的末尾，写着“请法院对吴长好宽大处理”。
“村里的父老乡亲觉着我们可怜，许多人都是大老远的主动跑到居委会要按手印。”姚传芳说。
“也许这样，对我们家庭也算是个解脱，不然一家人的日子永远都不会好。如果大女儿活下来的话，我们全家都要受罪。”在看守所，吴长好对本案承办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余超说。
姚传芳和女儿回到老家。家里的老房子破烂不堪、到处漏雨，靠着几根木头支撑着以防倒塌。在老家住了十天，不知所措的姚传芳便拿着新办的身份证，同女儿一起再次赴上海求生。
上海的亲戚帮她找了一份马路清洁工的工作，女儿也在附近小学入学了。不过，拿着上海最低工资的姚传芳，家里还有未还清的3万多元债务，女儿的学籍问题以及尚未宣判的丈夫，都困扰着她脆弱的精神。
在不愿见丈夫的同时，她只能和女儿一遍遍地写信给司法机关，祈求丈夫能获得轻判，早日出狱。
在几天后的清明节，姚传芳第一次正式拜祭了自己的大女儿。她把家里多出的那三张村民摁下的红手印也一同烧给女儿，“我们夫妻俩对不起她，她爸爸也受了惩罚，希望她在天上能过上好日子，不要再怪爸爸了。”
（感谢曹小航女士对本文的贡献）
“自从姑父被抓后，我姑姑就有些精神恍惚，好几次在马路上险些被车撞到。”姚传芳的侄儿姚家健告诉《望东方周刊》。
姚传芳至今还是有些不相信，她曾以为被人收养的女儿早在7年前已经死去，而凶手，正是当初最疼爱女儿的丈夫吴长好。4个月前，当福建警方在石狮将被列为“公安部B级逃犯”的吴长好抓捕时，姚传芳一度以为，丈夫是因为将女儿遗弃而被抓。
丈夫被带走了，坐在空落落的屋子里，姚传芳说，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 7年的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
疼爱女儿的父亲
吴长好的宣判日已经不远了。姚传芳对《望东方周刊》说，自来到崇明，她便一次也没见过丈夫，“他那么狠心，杀了我们的女儿，我不愿意见他，不过我还是要过去给他求情，希望他能轻判。”
姚传芳想不通，丈夫怎么会杀害可怜的女儿。在她的记忆里，丈夫比自己更加疼爱这个患有脑瘫的女儿。
1994年，27岁的姚传芳认识了30岁的同乡吴长好。姚传芳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最末，在家中一直比较受宠。虽然吴长好家中兄弟姐妹九个，家境贫困，但他豪爽、健谈、随和。婚后，女儿吴娜娜很快便来到了这个世界。
女儿是早产的，出生时才两斤半重，在医院的育婴箱里待了好几个月，这几个月里，吴长好几乎天天都要去医院看女儿，路上还会到处跟人“炫耀”：“我家娜娜今天又长大了”。可女儿给吴家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将这个家的家底掏空了。
女儿出院回家后，吴长好对女儿宠爱至极。他从不允许妻子姚传芳带着女儿睡觉，因为“害怕妻子压到女儿”。女儿生病，鼻子堵住了，吴长好甚至会用嘴巴去将孩子的鼻涕吸出来。
年带女求医
不幸降临这个家庭。
时间流逝，女儿慢慢长大，3岁了却还不会走路，“站都站不起来”。
夫妻俩便带着女儿去安徽省寿县县医院检查，结果让夫妻俩惊愕不已- - -先天性脑瘫。医生告诉夫妻俩，治愈的可能性极小。有的亲戚听说了娜娜的病情，劝夫妻俩将孩子丢掉，否则将是吴长好夫妻俩以后生活的大负担。吴长好不为所动，总想着：“也许孩子能治好呢？”
夫妻俩带着娜娜开始了漫长的治疗之路。他们先后辗转于附近的安徽省淮南市矿工二院、淮南市朝阳医院，治疗无果。
夫妻俩并不死心。在家乡人推荐下，吴长好夫妇借了钱带着孩子又走进安徽省儿童医院，他们再一次失望而归。
一年后，夫妻俩突然收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寄来的一份信件资料，信里说，从北京来了一个脑瘫专家，可以治这个病。
“当时我们高兴坏了。”姚传芳回忆说，不过这次治疗几乎又遭到了亲属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夫妻俩这是在浪费钱，肯定不会有效果。
吴长好决意要去治疗，他劝慰妻子：“要 如果真能治好呢？如果真能治好，而我们没送娜娜去治，那我要后悔一辈子的啊。”最终，二人东拼西借凑了七八千块钱到了合肥，医院给吴娜娜动了脑部手术。但手术完才几天，借来的钱便用完了，一家三口提前出院。
这一次手术，吴娜娜没好转，除了手脚依旧不灵活以外，讲话越发不利索了。
转眼到2000年，这一年，吴家的小女儿吴艳出生了。万幸的是，吴艳是个身体健康的孩子。
姚传芳平时要照顾两个女儿，家里的农活大多由吴长好一个人干。就在小女儿出生的这一年，吴长好在老家窑厂干活时，不慎被一旁倒下的电线杆砸断了腿，自此落下残疾，家里的日子更艰难了。
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吴娜娜也越长越高，吴长好开始有些抱不动这个急速成长的女儿了。一向乐观的吴长好在跟邻居们聊天时，开始抱怨生活的艰难。有时，他会赌气说：“这样养着她拖累人，每次出去抱着，又抱不动，倒不如送到福利院去”。在得知福利院不会接收自己的孩子时，他开始想“扔了算了”。
2004年，老乡介绍吴长好到上海崇明大同砖瓦厂打工。
去上海前，吴长好暗暗下定决心，“把大女儿丢在去上海的火车上”。
最终，吴长好还是一瘸一拐抱着吴娜娜下车了，他终究没忍心。
其实娜娜已经被我杀掉了
2004年2月，吴长好一家四口来到了上海崇明，住在一间借来的农宅里。吴娜娜依旧与从前一样，在家由母亲姚传芳照顾，吴长好则借钱买了一辆四轮车，在砖瓦厂打工挣钱养家。
初到上海这个陌生的大都市，吴长好的收入并没有明显好转，活儿时有时无。
根据案件笔录，2004年6月中旬的一天，疲惫的吴长好回到家中。因为许久没接到活儿干，心情不好的他与妻子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姚传芳带着小女儿去了上海宝山的姐姐家，同时准备让宝山的姐姐帮吴长好找个更好的工作。
一直习惯了由母亲照顾的吴娜娜见妈妈突然生气离去，便哭闹起来。“她就一直哭、不吃饭，呜呜地就是要找妈妈。”女儿的哭闹使得吴长好心烦意乱，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带她去找妈妈。
因为想赶去宝山的早班车，凌晨4点，冒着雨，吴长好就背着女儿出门了。恶劣的天气，加上几乎一夜未眠，腿脚不便的吴长好背着颇有些沉的女儿走在路上，内心烦躁不安。
沿着马路向南走，走到张家港河草港路大桥，吴长好走累了，放下女儿，坐到桥上休息。他本想好好歇歇再继续赶路，可这时的娜娜依旧在哭闹，“我感到很累心”，笔录中他反复对办案民警说。
看着仍在哭闹的女儿，一个可怕的念头冒出来了。“我养了她11年了，每年都帮她看病，也治不好，我自己也有残疾，还要每天背她。真不如杀了她，我们都轻松。”吴长好就这么一遍遍在心里劝说自己。
他在周圍发现了一块磨盘状的大石头，又起身在桥上捡了一根塑料绳子，用绳子把石头绑在娜娜腰上，“一狠心，将娜娜从大桥一侧扔了下去，娜娜当时还在哭，讲话也讲不清。” 孩子被扔下去的那一瞬间，吴长好恢复了理智，“我马上就后悔了，赶紧跑下去想捞她，可水流很急，我不敢下水，就这样，我就眼睁睁看着娜娜沉下去了。”吴娜娜挣扎着彻底沉入河中，湍急的河水一如往常。吴长好边哭边离开，独自去了宝山。
到了宝山，妻子问女儿呢？吴长好不敢说实话，骗妻子说，扔掉了。妻子瞬间大哭，骂他狠心丢掉自己的女儿。
“我没敢告诉她，其实娜娜已经被我杀掉了。我老婆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一直瞒着她，那毕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吴长好对办案民警回忆时一度哽咽。
因为杀了自己的女儿，吴长好感觉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便急忙卖了自己的四轮车，处理了家当，准备回老家。正要启程之时，有亲戚打来电话，说有警察在老家找他们。
姚传芳以为“丢了孩子违法了”，害怕不已，丢掉大部分家当，便跟着丈夫急急忙忙离开了上海。
逃亡生涯
吴长好不知道的是，离开上海不到一周，他已经是“公安部B级通缉犯”了。
起初，夫妻俩带着4岁的小女儿回到了老家安徽寿县。他们隐藏了身份，与乡亲断绝了联系，辗转于淮南一带偏僻的村镇，东躲西藏，居无定所。
在姚传芳的记忆中，那段日子不堪回首，一边要承受失去女儿的巨大痛苦，一边在警方的追捕中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终于，两人在凤台县一家石头厂找到了一份看起来还比较稳定的工作- - -砸石头。只是，才待了几个月，石头厂因非法使用爆炸物而被勒令停工。
吴长好夫妇再次“失业”，这一次，他们选择跟着厂里的一位老乡南下福建打工。到了福建，不敢使用身份证的夫妻俩平时帮人晒晒鱼，干些零活以维持生计。幸运的是，两人很快在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了一个分拣垃圾的工作。6岁多的小女儿则被送进了附近的农民工学校。
在福建的4年，姚传芳再次体会到了久违的家的感觉。虽然大女儿没了，但他们有了自己的小窝，生活的压力也不再那么沉甸甸了。
而吴长好的噩梦从没有停过。无论白天如何勤勤恳恳工作，一到夜晚，他便被噩梦惊醒，有时候彻夜难眠，但只要妻子一问噩梦的内容，他便保持沉默- -女儿的死一直是他心中的秘密。“别想了，过去就过去了”。吴传芳以为他内疚把娜娜丢弃，常常安慰他。
从小跟着父母漂泊的小女儿吴艳聪明懂事，在学校成绩优异。每当看到小女儿因为他而受苦，吴长好就觉得对不住自己的两个女儿。他常常跟小女儿说：“等你再长大一点，我就走了，我去自首，你和你妈去过正大光明的日子。”
2011年11月27日，福建警方将在石狮打工的吴长好抓获并移送上海崇明警方。
即将登上前往上海的警车，吴长好似乎如释重负，“我终于可以不做噩梦了。”
乡邻求情
吴家的变故震动了隔绝联系7年多的家乡。
回到家中那一刻，姚传芳才知道，在她随丈夫东躲西藏的这些年间，家里的父母都已相继去世。2004年11月，最宠爱她的母亲念叨着女儿的名字离世，母亲临死前最大的愿望便是见女儿一面。 2008年，父亲去世。
寿县寿春镇东津社区居民委员会给上海警方寄来一份证明信，信里除了有医院开具的吴娜娜脑瘫证明之外，还陈诉了吴长好“竭尽人力、财力，一直不懈为女儿治病”，称其“做到了父亲应尽的抚养、医疗义务，这些情节周围的邻居群众皆知”。88个红手印的末尾，写着“请法院对吴长好宽大处理”。
“村里的父老乡亲觉着我们可怜，许多人都是大老远的主动跑到居委会要按手印。”姚传芳说。
“也许这样，对我们家庭也算是个解脱，不然一家人的日子永远都不会好。如果大女儿活下来的话，我们全家都要受罪。”在看守所，吴长好对本案承办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余超说。
姚传芳和女儿回到老家。家里的老房子破烂不堪、到处漏雨，靠着几根木头支撑着以防倒塌。在老家住了十天，不知所措的姚传芳便拿着新办的身份证，同女儿一起再次赴上海求生。
上海的亲戚帮她找了一份马路清洁工的工作，女儿也在附近小学入学了。不过，拿着上海最低工资的姚传芳，家里还有未还清的3万多元债务，女儿的学籍问题以及尚未宣判的丈夫，都困扰着她脆弱的精神。
在不愿见丈夫的同时，她只能和女儿一遍遍地写信给司法机关，祈求丈夫能获得轻判，早日出狱。
在几天后的清明节，姚传芳第一次正式拜祭了自己的大女儿。她把家里多出的那三张村民摁下的红手印也一同烧给女儿，“我们夫妻俩对不起她，她爸爸也受了惩罚，希望她在天上能过上好日子，不要再怪爸爸了。”
（感谢曹小航女士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