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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爱玲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她的一些文学作品，在文坛史上曾大放异彩，《金锁记》就是其中的一篇。它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义极其重要，能够加深我们对伦理、道德的认识。
关键词 金锁记 伦理价值 道德意义
张爱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动乱时期的文坛上大放异彩。美国学者夏志清在评价张爱玲时不惜溢美之词：“以‘质’而论，实可同西洋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1]在张爱玲众多作品中，成就最高的当属中篇小说《金锁记》。长期以来，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数不胜数，其中著名的当属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的追捧，掀起了第二次“张爱玲热”。书中他对张爱玲的介绍占据了最大的篇幅，其中大部分都是对《金锁记》的研究，他评价说 “《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2]这就引导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品味其价值。
《金锁记》的故事从“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3]开始，通过姜家丫头们的对话交代了主人公曹七巧的身份背景。曹七巧出身卑微，娘家是开麻油店的，本与姜家这样的大户人家门不当、户不对，却因姜家的二少爷是个残废，害了骨痨病而在哥哥和姜家的共同“撮合下”，嫁进门做了姨太太，后来被扶正，摇身一变成为姜家的二少奶奶。虽然在这种无性的婚姻中享受过一段时间的荣华富贵，但她从未赢得应有的尊重，尤其是姜家搬到上海后便逐渐没落，只剩下大家庭的空壳，全家人要依靠待分割的遗产维持生活。被人看不起的曹七巧便死死地抓住金钱这根稻草，企图以此来保证自己的地位和生存。在她畸形的婚姻中，情欲一直被封建的伦理道德压制着，她爱上自己的小叔却得不到回应，分家后又因为对金钱的痴迷赶走了他，使得在金钱、情欲和伦理三重枷锁交织下的她异化为一个丧失人性的“疯女人”，最终成为扼杀下一代人幸福的“凶手”。
曹七巧的悲剧从她嫁入姜家开始，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贪钱的哥哥曹大年，为了贪图一己私利而将健康、漂亮的妹妹嫁给一个废人。很明显，封建大家长制度对于女性的婚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女性不仅没有婚姻自主的权利，并且沦为金钱交易的筹码，这同时也体现了资产阶级“金钱重于亲情”的观念。虽说七巧是封建伦理观念的牺牲品，但她的悲剧命运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她的哥哥。从七巧当了少奶奶的享受状不难看出，对于这样一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在她的内心中是有着些许的期待的。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少爷，一个是连丫头们都瞧不起的“低三下四”的人，两人结合唯一的原因就是金钱这条锁链，曹七巧对于金钱和虚荣的贪慕造成了她自己以及儿女的悲剧命运。在传统的封建家庭中，这种经由长辈包办的婚姻数不胜数，曹七巧的悲剧只是其中之一，使其悲剧性更加深刻的真实原因在于她对金钱疯狂的追逐。
最初的七巧对于金钱的嗜好或许还没有这样的疯狂，只是到了姜家后才发现一切和她想象的并不一样：她的丈夫只是瘫在床上的一团死肉；她也并没有因为成了少奶奶而得到应有的尊重，就连下人和老妈子都看不起她；她作为女人的情感和欲望被迫压制，爱上自己的小叔却屡遭拒绝……这一切都使得七巧将自己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对金钱的追逐上，占有金钱带给她一种莫名的安全感，这或多或少受到家里开店和资产阶级金钱观的影响。七巧的金钱欲真正爆发是在她的丈夫和婆婆相继去世后，请九老太爷来主持分家的时候。当听说三房的欠款就此抵消、老太太的首饰由三兄弟平分时，曹七巧可不能答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尤其是要保住属于自己的财产，她坚决要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然而她的反抗在这个封建的大家庭中是没有用处的，七巧的争取最终还是失败了，她们孤儿寡母还是被欺负了，在金钱上被欺负了。四十年代的上海，西方文化的涌进，带给封建传统不小的冲击，人们的思想也常常被这两种观念纠结着，资产阶级强调的金钱至上的观念对传统女性的影响在曹七巧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她带着一双儿女搬离了姜家，尝试自己掌控家庭和金钱，而这又是一种“父权”思想的延续。至此，七巧还是值得人们同情的，在她心底默默追寻自己的幸福。她从来都不是大家闺秀，没有涵养，被封建伦理装在套子里断送了幸福，被金钱锁住的亲情和爱情变得扭曲，平日里让人又气又恨，但年华已老的她除了金钱什么都没有，实为可悲可怜之人。然而，作者并没有就此停笔，而是加大笔墨继续书写她“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4]
在曹七巧的后半生，整天疑心别人觊觎她的钱财，对儿女严加控制，担心某一天自己的财产被人霸占，渐渐偏离了正常人性的轨道。对自己的侄儿如此，对自己的女儿长安也是一样，七巧一方面告诫她男人碰不得，他们全都是为了自己的钱，灌充给她金钱至上的观念，例如长安上学时丢了被单、退学时没取回来的学费都会使她暴跳如雷；另一方面却要给长安缠足，在当时即使是守旧的大家族也不会再做这种事的。在她的“教导”下，慢慢的长安也变成和七巧一样的人，挑拨是非、使坏、甚至和她母亲一起吸食鸦片。有人来给她说媒，家境差一点的七巧就怀疑人家是为了她的钱，家境好一点的大多又不太看得上长安，弄的她年近三十还未办婚事。孤独一生的她容不得女儿比自己幸福，就连长安最后一次的希望——与童世舫的结合，也被七巧搅散，她极尽所能的羞辱自己的女儿，当着童世舫的面揭露长安吸食鸦片的往事，终于亲手毁掉女儿的幸福。这一切无非一个钱字。对于儿子长白，七巧却不怕他想自己的钱，在传统的观念中，家产自然是要由儿子继承的，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家的人，给了钱也是白给。自己的这些钱早晚都是她儿子的。但长白同样也是七巧摧残下的牺牲品，“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5]自己的性欲没办法满足，七巧就利用她的专制淫威和长白的懦弱，使儿子和媳妇也不能过正常的生活。长白婚后不久，她便让他整夜为自己烧烟，讲述和妻子芝寿的私密事给她听，并将这些不堪入耳的事在打牌的时候绘声绘色的说给她的亲家母和大家听。七巧把长白当做是自己的情人一样，在这种乱伦心理下，她对媳妇百般的挑剔、责难，给儿子娶姨太太，芝寿不敢哭，不敢闹，只有慢慢的死去。用她的话说“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6] 受到封建婚姻制度残害的她又被金钱的枷锁锁住，在生理和心理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条件下，七巧没有选择默默的承受，这可以说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挑战，但她又没有禁受住资本主义金钱观念的诱惑，丢弃了情感，最终在两种伦理道德的碰撞中丧失了人性。在传统的封建家庭中，像曹七巧这样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反抗使她获得了这样的权利，她却将之用到极致。有的人因她送了命，没死的也只剩下躯壳。弥留之际她还幻想，当自己还是“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7]然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曹七巧的一生正是封建制度和礼教“吃人”的体现，她被婚姻、伦理、金钱和欲望压得透不过气来，也压得别人到窒息。
张爱玲以她独特的视角和眼光构建了故事的框架，加之其在香港游学的过程中，受西方思想影响明显，在对作品内容进行充实的过程中，通过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方法的运用，使人物塑造和两性心理的刻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通过对曹七巧的一生，特别是她不合社会道德、违反伦理观念的种种行为的描述，表达对封建家庭伦理尤其是封建大家长制度猛烈的抨击，并强调情欲在这篇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它在封建社会种种规则的压制下使得人性丧失并走向极端，使小说具有严肃的伦理价值。在张爱玲所构建的病态社会里有一群发疯的人，他们对于金钱有着疯狂的迷恋，将金钱作为唯一的追求，这也是贯穿小说的一条主线。张爱玲结合时代背景对外来的资产阶级观念和思想予以辛辣的讽刺，试图从自己塑造的伦理悲剧中表现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因此，《金锁记》在20世纪40年代被誉为“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8]
参考文献：
[1]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M].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1.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261.
[3]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16.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263.
[5]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45.
[6]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47.
[7]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60.
[8]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M].安徽文艺出版社，1922：410.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 金锁记 伦理价值 道德意义
张爱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动乱时期的文坛上大放异彩。美国学者夏志清在评价张爱玲时不惜溢美之词：“以‘质’而论，实可同西洋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1]在张爱玲众多作品中，成就最高的当属中篇小说《金锁记》。长期以来，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数不胜数，其中著名的当属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的追捧，掀起了第二次“张爱玲热”。书中他对张爱玲的介绍占据了最大的篇幅，其中大部分都是对《金锁记》的研究，他评价说 “《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2]这就引导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品味其价值。
《金锁记》的故事从“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3]开始，通过姜家丫头们的对话交代了主人公曹七巧的身份背景。曹七巧出身卑微，娘家是开麻油店的，本与姜家这样的大户人家门不当、户不对，却因姜家的二少爷是个残废，害了骨痨病而在哥哥和姜家的共同“撮合下”，嫁进门做了姨太太，后来被扶正，摇身一变成为姜家的二少奶奶。虽然在这种无性的婚姻中享受过一段时间的荣华富贵，但她从未赢得应有的尊重，尤其是姜家搬到上海后便逐渐没落，只剩下大家庭的空壳，全家人要依靠待分割的遗产维持生活。被人看不起的曹七巧便死死地抓住金钱这根稻草，企图以此来保证自己的地位和生存。在她畸形的婚姻中，情欲一直被封建的伦理道德压制着，她爱上自己的小叔却得不到回应，分家后又因为对金钱的痴迷赶走了他，使得在金钱、情欲和伦理三重枷锁交织下的她异化为一个丧失人性的“疯女人”，最终成为扼杀下一代人幸福的“凶手”。
曹七巧的悲剧从她嫁入姜家开始，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贪钱的哥哥曹大年，为了贪图一己私利而将健康、漂亮的妹妹嫁给一个废人。很明显，封建大家长制度对于女性的婚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女性不仅没有婚姻自主的权利，并且沦为金钱交易的筹码，这同时也体现了资产阶级“金钱重于亲情”的观念。虽说七巧是封建伦理观念的牺牲品，但她的悲剧命运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她的哥哥。从七巧当了少奶奶的享受状不难看出，对于这样一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在她的内心中是有着些许的期待的。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少爷，一个是连丫头们都瞧不起的“低三下四”的人，两人结合唯一的原因就是金钱这条锁链，曹七巧对于金钱和虚荣的贪慕造成了她自己以及儿女的悲剧命运。在传统的封建家庭中，这种经由长辈包办的婚姻数不胜数，曹七巧的悲剧只是其中之一，使其悲剧性更加深刻的真实原因在于她对金钱疯狂的追逐。
最初的七巧对于金钱的嗜好或许还没有这样的疯狂，只是到了姜家后才发现一切和她想象的并不一样：她的丈夫只是瘫在床上的一团死肉；她也并没有因为成了少奶奶而得到应有的尊重，就连下人和老妈子都看不起她；她作为女人的情感和欲望被迫压制，爱上自己的小叔却屡遭拒绝……这一切都使得七巧将自己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对金钱的追逐上，占有金钱带给她一种莫名的安全感，这或多或少受到家里开店和资产阶级金钱观的影响。七巧的金钱欲真正爆发是在她的丈夫和婆婆相继去世后，请九老太爷来主持分家的时候。当听说三房的欠款就此抵消、老太太的首饰由三兄弟平分时，曹七巧可不能答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尤其是要保住属于自己的财产，她坚决要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然而她的反抗在这个封建的大家庭中是没有用处的，七巧的争取最终还是失败了，她们孤儿寡母还是被欺负了，在金钱上被欺负了。四十年代的上海，西方文化的涌进，带给封建传统不小的冲击，人们的思想也常常被这两种观念纠结着，资产阶级强调的金钱至上的观念对传统女性的影响在曹七巧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她带着一双儿女搬离了姜家，尝试自己掌控家庭和金钱，而这又是一种“父权”思想的延续。至此，七巧还是值得人们同情的，在她心底默默追寻自己的幸福。她从来都不是大家闺秀，没有涵养，被封建伦理装在套子里断送了幸福，被金钱锁住的亲情和爱情变得扭曲，平日里让人又气又恨，但年华已老的她除了金钱什么都没有，实为可悲可怜之人。然而，作者并没有就此停笔，而是加大笔墨继续书写她“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4]
在曹七巧的后半生，整天疑心别人觊觎她的钱财，对儿女严加控制，担心某一天自己的财产被人霸占，渐渐偏离了正常人性的轨道。对自己的侄儿如此，对自己的女儿长安也是一样，七巧一方面告诫她男人碰不得，他们全都是为了自己的钱，灌充给她金钱至上的观念，例如长安上学时丢了被单、退学时没取回来的学费都会使她暴跳如雷；另一方面却要给长安缠足，在当时即使是守旧的大家族也不会再做这种事的。在她的“教导”下，慢慢的长安也变成和七巧一样的人，挑拨是非、使坏、甚至和她母亲一起吸食鸦片。有人来给她说媒，家境差一点的七巧就怀疑人家是为了她的钱，家境好一点的大多又不太看得上长安，弄的她年近三十还未办婚事。孤独一生的她容不得女儿比自己幸福，就连长安最后一次的希望——与童世舫的结合，也被七巧搅散，她极尽所能的羞辱自己的女儿，当着童世舫的面揭露长安吸食鸦片的往事，终于亲手毁掉女儿的幸福。这一切无非一个钱字。对于儿子长白，七巧却不怕他想自己的钱，在传统的观念中，家产自然是要由儿子继承的，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家的人，给了钱也是白给。自己的这些钱早晚都是她儿子的。但长白同样也是七巧摧残下的牺牲品，“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5]自己的性欲没办法满足，七巧就利用她的专制淫威和长白的懦弱，使儿子和媳妇也不能过正常的生活。长白婚后不久，她便让他整夜为自己烧烟，讲述和妻子芝寿的私密事给她听，并将这些不堪入耳的事在打牌的时候绘声绘色的说给她的亲家母和大家听。七巧把长白当做是自己的情人一样，在这种乱伦心理下，她对媳妇百般的挑剔、责难，给儿子娶姨太太，芝寿不敢哭，不敢闹，只有慢慢的死去。用她的话说“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6] 受到封建婚姻制度残害的她又被金钱的枷锁锁住，在生理和心理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条件下，七巧没有选择默默的承受，这可以说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挑战，但她又没有禁受住资本主义金钱观念的诱惑，丢弃了情感，最终在两种伦理道德的碰撞中丧失了人性。在传统的封建家庭中，像曹七巧这样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反抗使她获得了这样的权利，她却将之用到极致。有的人因她送了命，没死的也只剩下躯壳。弥留之际她还幻想，当自己还是“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7]然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曹七巧的一生正是封建制度和礼教“吃人”的体现，她被婚姻、伦理、金钱和欲望压得透不过气来，也压得别人到窒息。
张爱玲以她独特的视角和眼光构建了故事的框架，加之其在香港游学的过程中，受西方思想影响明显，在对作品内容进行充实的过程中，通过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方法的运用，使人物塑造和两性心理的刻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通过对曹七巧的一生，特别是她不合社会道德、违反伦理观念的种种行为的描述，表达对封建家庭伦理尤其是封建大家长制度猛烈的抨击，并强调情欲在这篇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它在封建社会种种规则的压制下使得人性丧失并走向极端，使小说具有严肃的伦理价值。在张爱玲所构建的病态社会里有一群发疯的人，他们对于金钱有着疯狂的迷恋，将金钱作为唯一的追求，这也是贯穿小说的一条主线。张爱玲结合时代背景对外来的资产阶级观念和思想予以辛辣的讽刺，试图从自己塑造的伦理悲剧中表现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因此，《金锁记》在20世纪40年代被誉为“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8]
参考文献：
[1]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M].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1.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261.
[3]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16.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263.
[5]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45.
[6]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47.
[7]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60.
[8]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M].安徽文艺出版社，1922：410.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