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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萧红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带领读者走进她的文学世界，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场景的构筑向读者传达了深沉的生命话语。本文以《生死场》为分析对象，对其中的描写进行解构以表达作者和自己的生命观。
关键词：生命 生育现象 灵肉关系 两性关系 亲情关系 解构
引言
“生命是我们永世的情人，痛是我们不能摒弃的一份红尘因缘，没有痛苦的日子不是幸福，而是死亡，因为痛苦是生命的特权。”（叶倾城《我年轻的身体与痛》）老庄在千百年前便已力图洞穿宇宙万物相映相生之妙理，人类探寻生命意义的脚步从未敢懈怠，在这条似乎无尽的生命之路上我们确也渐行渐远。一路风景，全程颠簸，满腔情怀，惯看春风春雨与秋月秋蝉，历经夏云暑雨和冬月祁寒，或亲历亲为或感同身受，悲欢苦乐溢满人间。萧红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带领读者走进她的文学世界，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场景的构筑向我们传达了深沉的生命话语。任何生命都被“生死”这个磁场紧紧吸纳，任凭挣扎却注定无从逃脱，生命该何以存在、延续并有所为？尽管难以逾越“生死场”的围追堵截，生命却并非完全萎靡。在生生死死的反反复复中，人作为万物灵长得以进化。
一 对生育现象的解构
生命的孕育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动力。早在远古初民时代，生殖崇拜便以对原型母亲——大母神的崇拜方式存在于各种祭祀和庆典仪式里。在文明演进历程中，通过仪典赋予女性象征意义的方式成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之一，是人类精神实践化的创造性源泉。在文学这一想象的艺术空间里，母神崇拜是作家对生命与自然进行理解并予以表达的有效符码，因此生育问题常常作为作家思考社会人生等内容时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界得以优胜劣汰的进化发展根植于万物繁衍、种属上下相承而造就的更广泛的选择圈。人需要依靠繁衍后代来维系种族的生存，个体之繁衍已不仅仅成为可享受的权利，更作为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在宇宙长河中因占据重要地位而高蹈于各种实践活动之上。然而，对人类之生育问题的探究又怎能止步于动物层的单纯自然行为？拥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因其思想意识、思维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使得自身的生育行为带有复杂性和神秘感。不过这也只是理论上的推断，萧红为我们描绘了农村真实生育场景的片段，这样的时间被叫做“刑罚的日子”。无需赘言，生育不仅是在创造新生命，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女人完成自己所必不可少的步骤，对生命的认识和理解构成了生育文化的核心内容。“生死场”里的老少男女又是如何看待、应对生命缔造的呢？临盆的女人忍受着胎儿诞生的巨大痛楚，除此之外，还要怯弱无言地承受来自丈夫的吼骂甚或肉体的攻击，她们处在这种无从言辩也无法回避的矛盾境况中而成为切切实实的弱者，正如五姑姑的姐姐。作者以幽默戏谑的语言构筑了一反常态的场景，打破了以往对生育行为的敬畏之常情，轻而易举地颠覆了人类早已有之的生殖崇拜，将人置于同动物相等的地位。似无意中便解构了生之缘起，如蜻蜓点水般将生命的孕育当做可有可无的人类表演，针对生命出生这一本来严肃庄重的事件所作的轻描淡写的铺叙使人不觉间哑然失笑，岂料加倍浓重的悲情忙不迭地袭上心头？一个生命只有用自身的陨落才足以换取另一个生命的到来，这样的牺牲却引不起周围人心灵的丝毫震颤，人们对此没有欢喜亦没有什么悲戚：逝者去，去则罢。如此这般消解了生命的原初义，无不瓦解了人对生命的虔诚信仰，也就无所谓生，无所谓生命。
二 对灵肉关系的解构
对于世俗现实的关注即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萧红以近于“生活流”的笔法从细节处着手，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状态的审视，散漫、琐屑地叙写为读者框构了充满世俗气的农村生活文化空间。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就是从这一时代（20世纪30年代）开始了乡村/城市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萧红这里以农村生活体验为基础的生命疼痛超越了主流意识幻想下的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从生存论的角度为我们揭开了一种真实的农村生活态。作者塑造了一个具有十年时间跨度和空间确定性的叙述结构，以基本确定的人物形象和一个个生活片段反映了平常生命不平常的痛苦和挣扎。“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平静的笔调剥开了那个小群落对个体生命视而不见、无所驻心的真面目，对他们而言自然也就更无从知晓“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命题。
“人生圆环从痛苦伊始，时光的利刃开始一点一点地切割生命。”（叶梦《走出黑幕》）人对时间的感觉也就是对生命的感觉，时间的空幻感和生命的虚无感在这个沉闷、浑噩的背景下似乎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们无力做形而上的思考。然而，当朦胧地但却必然地觉醒的女性企图挣脱掉命运的枷锁时，对时间与生命的焦虑潜移默化地由心内生发，在如逝的时间之流中显出对自身生命的幽幽神伤，正如“经验过多样人生”的老王婆“幻想着屠刀要像穿过自己的脊背”。对生命的留恋之情不经意地在衰老的心中生发，转瞬即逝的时间的风和无一例外的生命的终点——死亡或虚无虽然只是她们思想和感情背景里一道苍凉的布景而并不是她们的思想感情本身，这使得她们很难上升到对自身生命价值之追问和把握的高度，矛盾由此建构：年青时个体的生命价值观接近死灭而只在生命行将结束时才似乎恍悟时间匆匆、生命不再，灵与肉两相对立。本应严肃的话题在此被解构为滑稽的笑谈，作者的用意何在？从这样一种生理与心理、肉体与思想意识背道而行的构架中，我们不仅可以再次领略作者以戏谑的笔法对生死场中各个生命的把玩，而且正是通过对躯体与灵魂关系的解构而促使自身略取生命真谛的一二。
三 对两性关系的解构
这种灵与肉的冲突并不是来无缘由的。躲过了刑罚，熬过了罪恶的年月，挣脱了灾祸的侵袭，作为对象性存在的女性本就畸形生长的生命所剩无几，当连客观需要都无所满足时任何主观精神的欲求便犹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生死场这个特定环境里，女性承受着与生俱来的性别伤害，根据男权需要对自身进行无知觉塑造，正如成业婶婶“怕笑得时间长会要挨骂”。千百年来父权制意识形态把女性等同于母性母爱，又把母性母爱的价值定位在生育繁衍，为男性为家庭所用，这种以人为物为手段的生存方式和异化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格局使得一个女人的生命活力被窒息被扭曲，正如月英丈夫因为她生病拖累而打骂她。婚姻的悲剧同时也是人性的悲剧，落实到生命个体每一个细微的感觉上，无处不在地提示着生活的荒诞和生命的虚妄，灵魂和身体处在悖论情境中使得生命囿于伦理困境。“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面对生死场中女性的身体只能作为男权文化对女性生命异化的手段与工具的两性生存境况，作者透过文本追问女人超越男权的束缚，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可能性在哪里？如何通过对社会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自觉来建构女性的主体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女性对于自我的建构无法摆脱诸多外在因素，作为新寡的金枝“走出去”即参与社会后却旧途重返，依旧难以褪掉男人的金箍咒，而当她在时局的动荡下犹豫着做尼姑的时候，“庙庵早已空了”。作者又一次跟主人公开起了玩笑，解构着主观与客观的依存关系，以展现其脱节状况的方式着实幽默了一番。回望文本中的男性，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是孱弱的，在家庭之外的一个更大的权力结构中则也是弱者。 四 对亲情关系的解构
两性之爱和由两性之爱而衍生的母爱是女性爱的主旋律，也是女性主体性生成、个人意识和性别意识诞生的炼狱。生命存在的价值不是给定的而是在关系中生成的，生死场中的大多数个体由于对生命相关性的忽视而处于主体意识、性别意识的盲区，正如成业轻易就斩断了自己新生儿的生命，正如赵三在老婆声息余存时焦躁地待葬。在这里似乎每个生命的存在都带有偶然性，女性和儿童更是处于异己和他者的地位。生育体验作为女性生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完成了冷色调的纯生物学“代”的交替，而且完满了亲情关系。代际结构中母亲的爱处于核心和中介地位，是生命结构中最具凝聚力的纽带，作者却一反常态地叙写着“乡村的母亲们对于孩子们永远和敌人一般”。对母亲的理解和认同带动了女性对自身的肯定，生死场中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分娩之痛终于做了母亲的女性却“摧残孩子永久疯狂着”。作者对理想化、童话化的母亲惨烈地颠覆，将亲情关系置于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窘境中，将这种代际关系局限为一种自在的关系而难以突破瓶颈至于自为的境地，正如憨傻的麻面婆之与罗圈腿，即使偶尔发生的自为关系也是以毁灭亲情关系为基的，正如青柿引得金枝母亲“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金钱又促使她“鼓励”女儿尽早进城。
作为生命刻度的“代”可就代际和代属两个向度而论，在共时与历时交汇的时空结构中代际与代属关系的阅读与阐释观点得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这一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展开，由人性的延续性可知：代际方面，女儿会继承母亲对待生活的行为方式，镜像一般成为母亲的重复，成为母亲的影子；在代属方面，生理年龄相同相近的个体可携带出大体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信息，我们由这一代的同属可切入相应的历史时间框架中，正如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代”不仅可以“为镜”同时也应该“为鉴”，如果说“为镜”只是一种代的相似和重复，“为鉴”则是经过了下一代人理性的思考和辨析对上一代人命运的积极扬弃和超越。“代”的轮回和超越不是必然和同一的，个人的自主选择也很重要，就像德国生命哲学家狄尔泰曾说——生命包含着在意义表现中超越自身的力量，正如人民革命军的出现使二里半勇敢地挣扎着跳出所在的朽旧环境的重围而重新选择了一条生路，正如平儿等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的成功突围则预示着时代新局面的到来。生死场中这些生命故事虽然始终处在作者玩弄的笔下，正如文尾二里半临行前与羊情深意重地告别并念念不忘地将它托付于人，投诸动物的情感反而多过了多年一起生活的邻居。作者以消解人类相对于动物具有的优势性的写法，在看似非常态的生活场景下达到了促使人类关注自我和此在生命生存的目的。
结语
海德格尔说，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史铁生写于《病隙碎笔》，“通常所谓的死，不过是指某一生理现象的中断，但其实，宇宙间无限的消息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损，所以，死必牵系着对整个宇宙之奥秘的思悟。”死亡是生命的断灭，它的不可体验是由于这种断灭形式是以一种绝对个人性的不确定的确定性出现的，宇宙的本质与人生的意义或许离死亡越近的人才能更明白。生而为死，而死也为更好的生，两力处在同一磁场中难解难分，这许是作者命题的意义吧。冯秋子在《婴儿诞生》中说：“人都只是生命长河的一个过渡。但是，几乎所有人，为了这一过渡，在生命长河里的这一过渡，都尽心竭力。”在生死场中不断摸爬滚打的广阔而坚韧的生命最终会在有限的时间中胜过苦难。
参考文献：
[1] 萧红：《生死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德]海德格尔，郜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
（魏亚丽，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教研室）
关键词：生命 生育现象 灵肉关系 两性关系 亲情关系 解构
引言
“生命是我们永世的情人，痛是我们不能摒弃的一份红尘因缘，没有痛苦的日子不是幸福，而是死亡，因为痛苦是生命的特权。”（叶倾城《我年轻的身体与痛》）老庄在千百年前便已力图洞穿宇宙万物相映相生之妙理，人类探寻生命意义的脚步从未敢懈怠，在这条似乎无尽的生命之路上我们确也渐行渐远。一路风景，全程颠簸，满腔情怀，惯看春风春雨与秋月秋蝉，历经夏云暑雨和冬月祁寒，或亲历亲为或感同身受，悲欢苦乐溢满人间。萧红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带领读者走进她的文学世界，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场景的构筑向我们传达了深沉的生命话语。任何生命都被“生死”这个磁场紧紧吸纳，任凭挣扎却注定无从逃脱，生命该何以存在、延续并有所为？尽管难以逾越“生死场”的围追堵截，生命却并非完全萎靡。在生生死死的反反复复中，人作为万物灵长得以进化。
一 对生育现象的解构
生命的孕育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动力。早在远古初民时代，生殖崇拜便以对原型母亲——大母神的崇拜方式存在于各种祭祀和庆典仪式里。在文明演进历程中，通过仪典赋予女性象征意义的方式成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之一，是人类精神实践化的创造性源泉。在文学这一想象的艺术空间里，母神崇拜是作家对生命与自然进行理解并予以表达的有效符码，因此生育问题常常作为作家思考社会人生等内容时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界得以优胜劣汰的进化发展根植于万物繁衍、种属上下相承而造就的更广泛的选择圈。人需要依靠繁衍后代来维系种族的生存，个体之繁衍已不仅仅成为可享受的权利，更作为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在宇宙长河中因占据重要地位而高蹈于各种实践活动之上。然而，对人类之生育问题的探究又怎能止步于动物层的单纯自然行为？拥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因其思想意识、思维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使得自身的生育行为带有复杂性和神秘感。不过这也只是理论上的推断，萧红为我们描绘了农村真实生育场景的片段，这样的时间被叫做“刑罚的日子”。无需赘言，生育不仅是在创造新生命，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女人完成自己所必不可少的步骤，对生命的认识和理解构成了生育文化的核心内容。“生死场”里的老少男女又是如何看待、应对生命缔造的呢？临盆的女人忍受着胎儿诞生的巨大痛楚，除此之外，还要怯弱无言地承受来自丈夫的吼骂甚或肉体的攻击，她们处在这种无从言辩也无法回避的矛盾境况中而成为切切实实的弱者，正如五姑姑的姐姐。作者以幽默戏谑的语言构筑了一反常态的场景，打破了以往对生育行为的敬畏之常情，轻而易举地颠覆了人类早已有之的生殖崇拜，将人置于同动物相等的地位。似无意中便解构了生之缘起，如蜻蜓点水般将生命的孕育当做可有可无的人类表演，针对生命出生这一本来严肃庄重的事件所作的轻描淡写的铺叙使人不觉间哑然失笑，岂料加倍浓重的悲情忙不迭地袭上心头？一个生命只有用自身的陨落才足以换取另一个生命的到来，这样的牺牲却引不起周围人心灵的丝毫震颤，人们对此没有欢喜亦没有什么悲戚：逝者去，去则罢。如此这般消解了生命的原初义，无不瓦解了人对生命的虔诚信仰，也就无所谓生，无所谓生命。
二 对灵肉关系的解构
对于世俗现实的关注即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萧红以近于“生活流”的笔法从细节处着手，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状态的审视，散漫、琐屑地叙写为读者框构了充满世俗气的农村生活文化空间。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就是从这一时代（20世纪30年代）开始了乡村/城市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萧红这里以农村生活体验为基础的生命疼痛超越了主流意识幻想下的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从生存论的角度为我们揭开了一种真实的农村生活态。作者塑造了一个具有十年时间跨度和空间确定性的叙述结构，以基本确定的人物形象和一个个生活片段反映了平常生命不平常的痛苦和挣扎。“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平静的笔调剥开了那个小群落对个体生命视而不见、无所驻心的真面目，对他们而言自然也就更无从知晓“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命题。
“人生圆环从痛苦伊始，时光的利刃开始一点一点地切割生命。”（叶梦《走出黑幕》）人对时间的感觉也就是对生命的感觉，时间的空幻感和生命的虚无感在这个沉闷、浑噩的背景下似乎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们无力做形而上的思考。然而，当朦胧地但却必然地觉醒的女性企图挣脱掉命运的枷锁时，对时间与生命的焦虑潜移默化地由心内生发，在如逝的时间之流中显出对自身生命的幽幽神伤，正如“经验过多样人生”的老王婆“幻想着屠刀要像穿过自己的脊背”。对生命的留恋之情不经意地在衰老的心中生发，转瞬即逝的时间的风和无一例外的生命的终点——死亡或虚无虽然只是她们思想和感情背景里一道苍凉的布景而并不是她们的思想感情本身，这使得她们很难上升到对自身生命价值之追问和把握的高度，矛盾由此建构：年青时个体的生命价值观接近死灭而只在生命行将结束时才似乎恍悟时间匆匆、生命不再，灵与肉两相对立。本应严肃的话题在此被解构为滑稽的笑谈，作者的用意何在？从这样一种生理与心理、肉体与思想意识背道而行的构架中，我们不仅可以再次领略作者以戏谑的笔法对生死场中各个生命的把玩，而且正是通过对躯体与灵魂关系的解构而促使自身略取生命真谛的一二。
三 对两性关系的解构
这种灵与肉的冲突并不是来无缘由的。躲过了刑罚，熬过了罪恶的年月，挣脱了灾祸的侵袭，作为对象性存在的女性本就畸形生长的生命所剩无几，当连客观需要都无所满足时任何主观精神的欲求便犹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生死场这个特定环境里，女性承受着与生俱来的性别伤害，根据男权需要对自身进行无知觉塑造，正如成业婶婶“怕笑得时间长会要挨骂”。千百年来父权制意识形态把女性等同于母性母爱，又把母性母爱的价值定位在生育繁衍，为男性为家庭所用，这种以人为物为手段的生存方式和异化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格局使得一个女人的生命活力被窒息被扭曲，正如月英丈夫因为她生病拖累而打骂她。婚姻的悲剧同时也是人性的悲剧，落实到生命个体每一个细微的感觉上，无处不在地提示着生活的荒诞和生命的虚妄，灵魂和身体处在悖论情境中使得生命囿于伦理困境。“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面对生死场中女性的身体只能作为男权文化对女性生命异化的手段与工具的两性生存境况，作者透过文本追问女人超越男权的束缚，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可能性在哪里？如何通过对社会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自觉来建构女性的主体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女性对于自我的建构无法摆脱诸多外在因素，作为新寡的金枝“走出去”即参与社会后却旧途重返，依旧难以褪掉男人的金箍咒，而当她在时局的动荡下犹豫着做尼姑的时候，“庙庵早已空了”。作者又一次跟主人公开起了玩笑，解构着主观与客观的依存关系，以展现其脱节状况的方式着实幽默了一番。回望文本中的男性，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是孱弱的，在家庭之外的一个更大的权力结构中则也是弱者。 四 对亲情关系的解构
两性之爱和由两性之爱而衍生的母爱是女性爱的主旋律，也是女性主体性生成、个人意识和性别意识诞生的炼狱。生命存在的价值不是给定的而是在关系中生成的，生死场中的大多数个体由于对生命相关性的忽视而处于主体意识、性别意识的盲区，正如成业轻易就斩断了自己新生儿的生命，正如赵三在老婆声息余存时焦躁地待葬。在这里似乎每个生命的存在都带有偶然性，女性和儿童更是处于异己和他者的地位。生育体验作为女性生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完成了冷色调的纯生物学“代”的交替，而且完满了亲情关系。代际结构中母亲的爱处于核心和中介地位，是生命结构中最具凝聚力的纽带，作者却一反常态地叙写着“乡村的母亲们对于孩子们永远和敌人一般”。对母亲的理解和认同带动了女性对自身的肯定，生死场中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分娩之痛终于做了母亲的女性却“摧残孩子永久疯狂着”。作者对理想化、童话化的母亲惨烈地颠覆，将亲情关系置于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窘境中，将这种代际关系局限为一种自在的关系而难以突破瓶颈至于自为的境地，正如憨傻的麻面婆之与罗圈腿，即使偶尔发生的自为关系也是以毁灭亲情关系为基的，正如青柿引得金枝母亲“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金钱又促使她“鼓励”女儿尽早进城。
作为生命刻度的“代”可就代际和代属两个向度而论，在共时与历时交汇的时空结构中代际与代属关系的阅读与阐释观点得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这一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展开，由人性的延续性可知：代际方面，女儿会继承母亲对待生活的行为方式，镜像一般成为母亲的重复，成为母亲的影子；在代属方面，生理年龄相同相近的个体可携带出大体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信息，我们由这一代的同属可切入相应的历史时间框架中，正如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代”不仅可以“为镜”同时也应该“为鉴”，如果说“为镜”只是一种代的相似和重复，“为鉴”则是经过了下一代人理性的思考和辨析对上一代人命运的积极扬弃和超越。“代”的轮回和超越不是必然和同一的，个人的自主选择也很重要，就像德国生命哲学家狄尔泰曾说——生命包含着在意义表现中超越自身的力量，正如人民革命军的出现使二里半勇敢地挣扎着跳出所在的朽旧环境的重围而重新选择了一条生路，正如平儿等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的成功突围则预示着时代新局面的到来。生死场中这些生命故事虽然始终处在作者玩弄的笔下，正如文尾二里半临行前与羊情深意重地告别并念念不忘地将它托付于人，投诸动物的情感反而多过了多年一起生活的邻居。作者以消解人类相对于动物具有的优势性的写法，在看似非常态的生活场景下达到了促使人类关注自我和此在生命生存的目的。
结语
海德格尔说，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史铁生写于《病隙碎笔》，“通常所谓的死，不过是指某一生理现象的中断，但其实，宇宙间无限的消息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损，所以，死必牵系着对整个宇宙之奥秘的思悟。”死亡是生命的断灭，它的不可体验是由于这种断灭形式是以一种绝对个人性的不确定的确定性出现的，宇宙的本质与人生的意义或许离死亡越近的人才能更明白。生而为死，而死也为更好的生，两力处在同一磁场中难解难分，这许是作者命题的意义吧。冯秋子在《婴儿诞生》中说：“人都只是生命长河的一个过渡。但是，几乎所有人，为了这一过渡，在生命长河里的这一过渡，都尽心竭力。”在生死场中不断摸爬滚打的广阔而坚韧的生命最终会在有限的时间中胜过苦难。
参考文献：
[1] 萧红：《生死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德]海德格尔，郜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
（魏亚丽，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