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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不是其唯一属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应追求大规模，高效益，更要注重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语言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宜采取区域化、适度开发的方式。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围绕语言资源建设文化产业是一个重要的建设思路。
关键词：语言资源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找到合适的载体解决文化资源自身的生存问题。语言在文化产业中的地位不应忽视，有效地围绕语言资源进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它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1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现状
近年来，以“原生态”样貌展现在民众面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市场上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市场运作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資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一些得到深度开发的产品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利益，同时它们也极大地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态单一、受众差异被忽视的文化产品系列。典型的如中医药、雕刻、刺绣等成为社会资金的投资热门。
从产业的形式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呈现了三个的倾向：经营主体的大型化、展示与传播方式追求高科技化和文化消费产品的快餐化。比如，部分地区将文化节庆活动搬到新建的园区中再现。由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通过建设文化园区的方式引入了大量资金，形成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从效果看，这三个倾向是适应国内、国际市场需要的。通过集中资源、快速扩大文化产业规模是严峻的市场竞争必然选择，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领域内，高科技手段的积极运用不仅大大增强了我国文化创新能力，更是直接催生了新的文化产品形式。
虽然在一定的时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唤醒了社会意识，极大地改变了某些文化资源的生存状态，但仍然处于粗放的状态，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是非物质文化资源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但是目前的一些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商业活动却有意识地将文化资源肢解开来。一些传统的民俗庆典歌舞活动被集中在公众统一的假期内，迎合游客的需要而被重新塑造，导致了关键的文化内涵的丧失。这种空壳化的经营方式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甚至会对文化资源造成新的伤害。比如片面追求产业化规模，导致以家庭作坊式生产的传统手工艺产品生存状态趋于恶化。由工业化方式生产的的工艺品快速占领市场，在短期巨大效益背后，传统技艺却面临消失。
二是在开放过程中，在资金投入时追求效益最大化往往选择较有影响的文化资源进行开发，这导致文化资源开发出现了“两极化”。这种方式并没有较好地解决一些小范围内的非物质遗产的生存问题。比如江西较有影响的兴国山歌得到重视，而另一江西省独有的艺术形式畲族山歌几乎不为人所知。尤其如新建得胜鼓、九江县“三声腔”山歌等区域内的艺术形式，随着产业化开发的进程，它们的生存境况更加严峻。
三是从开发的主体看，目前的文化资源产业发展存在着较为突出的民众缺位现象，尤其是当地的民众受益过少。一般情况下，政府、专家与民众均无法参加到文化产业开发过程。由开发商进行的商业活动没有得到监督和有效的规划，损害了文化资源的样貌。同时，在开发过程中，也没有进行利益的公平分配，伤害了非物质遗产传承的群众基础。
这种开发模式在语言资源的开发显得更加突出。
一般所说的语言资源主要是针对语言教育而言，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教育两大类，一般所说的翻译、语言培训等就是此类。但语言资源的内涵远非如此。如果从经济特征来考察，语言具有可利用、稀缺、专有和共享等特征。因此，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并非只能由一个国家的管理层面进行宏观的设计或由其来主导开发过程。比如，各类服务领域的语言，如旅游、广告、地方戏曲演出等等，需要突出的区域属性而非语言资源的全民族属性。这是由语言自身的社会属性决定的。总的来说，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包含一切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形态的保护、传承与商业化活动。
2 语言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
围绕以语言为核心建设文化项目，是文化产业的一种模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发展的经济项目、文化项目而具有其独特的产业属性。就当前的社会现状而言，解决其内在的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目前，最为迫切的是“非遗”产业开发必须先考虑项目的核心技艺和价值得到传承保护，在开发过程中，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必然的思路只能是依据“非遗”项目的可生产属性进行适度的标准化和开发。其规模不应成为开发时的首要选项。
以“人”为本是所有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文化产业更不例外。人民网在2013年06月17日发表了题为《台湾地区社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印象》一文，介绍了台湾地区的“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和2002年启动的“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这种基于基层社会进行的文化产业开发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其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整体精细地研发某一小范围的文化资源，并将其进行产业化发展。显然，这并不是着眼于大型化、规模化的开发方式。
这是围绕文化资源的“生存——生产——消费”基本模式而产生的开发方式，文化资源与人的关系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从理论看，这一方式的包容性在于形成相对完整的文化资源生存环境。从各类文化资源的生存环境看，它依托的是社会生产生活系统，这是它的客观生存土壤。台湾的作法正是基于系统性留存而进行的适度开发。这一开发模式的总体思路与大陆在2012年2月出台的《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一致。其共同性就在于，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社区和村落形态对文化艺术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这是保护“活态”文化的有效方式，用生产性保护来解决文化资源的生存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等五大部分。在其中，民间艺术形式无法脱离其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它完全依附于区域文化的个性和人群而存在。民间艺术形式大多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口耳相传作为传承机制而得以延续至今。因此民间艺术形式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一方面语言本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考察它与其他要素的关系，语言的交际功能和思维工具的功能决定了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位置。相对于普通话的通用语言地位，非物质遗产所提的“语言”更多情况下指的是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方言。而在特定的区域里，方言往往支撑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态，并发挥了构成完整的语言资源、乃至文化资源的作用。我们熟知的歌曲、戏剧、神话、故事、谚语等口耳相传的传统文学艺术形式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社会实践、礼仪和节庆活动等也都与方言结合在一起，甚至于在传统的手工艺中，方言也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摆脱片面追求规模化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以语言文化消费和语言文化修复为突破口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对语言资源开发的方式。以方言作为载体进行创造的民间曲艺、民歌等艺术形式，也是以语言为工具的语言经济的组成部分。可见方言不仅仅需要保护，它本身就是资源，是可消费的。
科学地开发利用丰富的语言资源可以有效地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培养了基于情感的语言消费，最终为文化艺术产品消费提供动力。从市场角度看，弱势方言民众有强烈而迫切的语言表达需求和提供方言服务的需求，这种情形在和强势方言发生接触时体现最为明显。语言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尊重了个体的意愿和权利，形成了消费主体的多样性。从个性角度看，方言也具有独特的文化气息，以方言为载体的艺术形式如一首原生态的歌曲或一出乡土戏曲，不仅仅是对文化的怀念，也是对长期生活方式的尊重。这些艺术形式能够满足特定群体的情感需求。当大量的以方言为载体的艺术作品能够生存并发展时，文化产业必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样貌。
围绕语言资源开发文化产品的效益还体现在语言是“活态”的文化产品存在的重要形式。歌舞演出、节庆习俗、手工制作等都是基于语言的文化资源。构建起以语言为平台的开发模式，有利于建构起适应所在地文化生态的生产性保护区，从而为所在地原生态的区域文化传承发展创造条件。在社区、村落等较为基层的社会组织形式中，文化产业的发展除带来经济效益外，将能够带来更多的潜在收益，例如民众对文化资源保护的自觉意识将逐步提高，所在地的教育水平得到发展。
3 完善语言资源开发模式的措施
围绕语言资源开发利用发展文化产业是一种建设模式。以戏曲表演为例。村落社区的戏曲表演往往同特定的节庆活动、空间场所、社会事件有关。戏曲表演过程中的戏台、表演团队、乐器、服装、表演方式等文化信息高度浓缩，这也是“活态”的文化产品的生存样貌。在这个商业活动中，表演者和景区经营者、生活在村落中的民众、戏曲的研究与创作者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和销售团队。因此，在机制上配套成为保障商业行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形成健康的开发模式，政府、专家、民众和商业开发机构四位一体，这是前提。政府对文化资源的整合、社會文化消费的认知、相关经济政策的制订等都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专家是对语言资源进行开发、包装、深入研究并扩大影响的重要群体，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智力保障。民众是方言的使用者，也是语言资源构成的社会基础。他们直接参与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这在村落的文化表演中体现最为直接。商业开发机构对整体语言资源的开发提供资本、推向市场，并最终产生经济效益。
利益分配机制的创新是基本保障。目前的开发模式中突出的弊端是利益分配时存在的“缺位”现象。对绝大多数文化产品而言，其依托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系统性的，而工业化的生产则割裂了文化产品与其培植的土壤间的关系。在中国，村落社区是数千年来的民族文化基本形态，众多类型的文化资源特征依附于它。区域特征较强的节庆活动是在景区中常见的文化商品，但在脱离村落形态后，只留下了商业特征，这只会形成新的“文化沙漠”。
行业组织协调机制。政府、专家和民众是开发活动的构成要素，但是他们都不能完全解决跨区域、跨产品类型的商业活动中产生的矛盾。这就需要相关的行业组织在具体的经营方式、利润分配、成本核算、风险分摊等环节进行协调，实现共赢局面。
适应村落社区形式的语言资源开发，并不排斥规模化。在文化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大型企业仍有引领作用，但需要在村落社区加强和生产者、销售者的连接，合理分配利润，形成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共生机制。围绕语言资源进行的文化产品开发，往往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打破了人口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重组商业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并减少各个共生体之间的合作阻力，达到降低成本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言午.文化修复是城市非遗保护重点[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9-21.
[2]王辉.语言规划的资源观[J].北华大学学报，2007（4）.
[3]陈丽君，胡范铸.语言资源：一种可以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J].旅游科学，2010（6）.
[4]陈章太.论语言资源[J].语言文字应用，2008（1）.
[5]李现乐.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研究[J].经济问题，2010（9）.
[6]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EB/OL].人民网，2006年09月13日.
[7]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EB/OL].中国民俗学网，2013年10月12日.
关键词：语言资源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找到合适的载体解决文化资源自身的生存问题。语言在文化产业中的地位不应忽视，有效地围绕语言资源进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它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1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现状
近年来，以“原生态”样貌展现在民众面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市场上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市场运作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資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一些得到深度开发的产品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利益，同时它们也极大地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态单一、受众差异被忽视的文化产品系列。典型的如中医药、雕刻、刺绣等成为社会资金的投资热门。
从产业的形式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呈现了三个的倾向：经营主体的大型化、展示与传播方式追求高科技化和文化消费产品的快餐化。比如，部分地区将文化节庆活动搬到新建的园区中再现。由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通过建设文化园区的方式引入了大量资金，形成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从效果看，这三个倾向是适应国内、国际市场需要的。通过集中资源、快速扩大文化产业规模是严峻的市场竞争必然选择，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领域内，高科技手段的积极运用不仅大大增强了我国文化创新能力，更是直接催生了新的文化产品形式。
虽然在一定的时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唤醒了社会意识，极大地改变了某些文化资源的生存状态，但仍然处于粗放的状态，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是非物质文化资源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但是目前的一些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商业活动却有意识地将文化资源肢解开来。一些传统的民俗庆典歌舞活动被集中在公众统一的假期内，迎合游客的需要而被重新塑造，导致了关键的文化内涵的丧失。这种空壳化的经营方式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甚至会对文化资源造成新的伤害。比如片面追求产业化规模，导致以家庭作坊式生产的传统手工艺产品生存状态趋于恶化。由工业化方式生产的的工艺品快速占领市场，在短期巨大效益背后，传统技艺却面临消失。
二是在开放过程中，在资金投入时追求效益最大化往往选择较有影响的文化资源进行开发，这导致文化资源开发出现了“两极化”。这种方式并没有较好地解决一些小范围内的非物质遗产的生存问题。比如江西较有影响的兴国山歌得到重视，而另一江西省独有的艺术形式畲族山歌几乎不为人所知。尤其如新建得胜鼓、九江县“三声腔”山歌等区域内的艺术形式，随着产业化开发的进程，它们的生存境况更加严峻。
三是从开发的主体看，目前的文化资源产业发展存在着较为突出的民众缺位现象，尤其是当地的民众受益过少。一般情况下，政府、专家与民众均无法参加到文化产业开发过程。由开发商进行的商业活动没有得到监督和有效的规划，损害了文化资源的样貌。同时，在开发过程中，也没有进行利益的公平分配，伤害了非物质遗产传承的群众基础。
这种开发模式在语言资源的开发显得更加突出。
一般所说的语言资源主要是针对语言教育而言，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教育两大类，一般所说的翻译、语言培训等就是此类。但语言资源的内涵远非如此。如果从经济特征来考察，语言具有可利用、稀缺、专有和共享等特征。因此，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并非只能由一个国家的管理层面进行宏观的设计或由其来主导开发过程。比如，各类服务领域的语言，如旅游、广告、地方戏曲演出等等，需要突出的区域属性而非语言资源的全民族属性。这是由语言自身的社会属性决定的。总的来说，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包含一切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形态的保护、传承与商业化活动。
2 语言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
围绕以语言为核心建设文化项目，是文化产业的一种模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发展的经济项目、文化项目而具有其独特的产业属性。就当前的社会现状而言，解决其内在的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目前，最为迫切的是“非遗”产业开发必须先考虑项目的核心技艺和价值得到传承保护，在开发过程中，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必然的思路只能是依据“非遗”项目的可生产属性进行适度的标准化和开发。其规模不应成为开发时的首要选项。
以“人”为本是所有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文化产业更不例外。人民网在2013年06月17日发表了题为《台湾地区社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印象》一文，介绍了台湾地区的“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和2002年启动的“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这种基于基层社会进行的文化产业开发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其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整体精细地研发某一小范围的文化资源，并将其进行产业化发展。显然，这并不是着眼于大型化、规模化的开发方式。
这是围绕文化资源的“生存——生产——消费”基本模式而产生的开发方式，文化资源与人的关系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从理论看，这一方式的包容性在于形成相对完整的文化资源生存环境。从各类文化资源的生存环境看，它依托的是社会生产生活系统，这是它的客观生存土壤。台湾的作法正是基于系统性留存而进行的适度开发。这一开发模式的总体思路与大陆在2012年2月出台的《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一致。其共同性就在于，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社区和村落形态对文化艺术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这是保护“活态”文化的有效方式，用生产性保护来解决文化资源的生存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等五大部分。在其中，民间艺术形式无法脱离其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它完全依附于区域文化的个性和人群而存在。民间艺术形式大多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口耳相传作为传承机制而得以延续至今。因此民间艺术形式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一方面语言本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考察它与其他要素的关系，语言的交际功能和思维工具的功能决定了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位置。相对于普通话的通用语言地位，非物质遗产所提的“语言”更多情况下指的是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方言。而在特定的区域里，方言往往支撑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态，并发挥了构成完整的语言资源、乃至文化资源的作用。我们熟知的歌曲、戏剧、神话、故事、谚语等口耳相传的传统文学艺术形式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社会实践、礼仪和节庆活动等也都与方言结合在一起，甚至于在传统的手工艺中，方言也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摆脱片面追求规模化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以语言文化消费和语言文化修复为突破口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对语言资源开发的方式。以方言作为载体进行创造的民间曲艺、民歌等艺术形式，也是以语言为工具的语言经济的组成部分。可见方言不仅仅需要保护，它本身就是资源，是可消费的。
科学地开发利用丰富的语言资源可以有效地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培养了基于情感的语言消费，最终为文化艺术产品消费提供动力。从市场角度看，弱势方言民众有强烈而迫切的语言表达需求和提供方言服务的需求，这种情形在和强势方言发生接触时体现最为明显。语言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尊重了个体的意愿和权利，形成了消费主体的多样性。从个性角度看，方言也具有独特的文化气息，以方言为载体的艺术形式如一首原生态的歌曲或一出乡土戏曲，不仅仅是对文化的怀念，也是对长期生活方式的尊重。这些艺术形式能够满足特定群体的情感需求。当大量的以方言为载体的艺术作品能够生存并发展时，文化产业必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样貌。
围绕语言资源开发文化产品的效益还体现在语言是“活态”的文化产品存在的重要形式。歌舞演出、节庆习俗、手工制作等都是基于语言的文化资源。构建起以语言为平台的开发模式，有利于建构起适应所在地文化生态的生产性保护区，从而为所在地原生态的区域文化传承发展创造条件。在社区、村落等较为基层的社会组织形式中，文化产业的发展除带来经济效益外，将能够带来更多的潜在收益，例如民众对文化资源保护的自觉意识将逐步提高，所在地的教育水平得到发展。
3 完善语言资源开发模式的措施
围绕语言资源开发利用发展文化产业是一种建设模式。以戏曲表演为例。村落社区的戏曲表演往往同特定的节庆活动、空间场所、社会事件有关。戏曲表演过程中的戏台、表演团队、乐器、服装、表演方式等文化信息高度浓缩，这也是“活态”的文化产品的生存样貌。在这个商业活动中，表演者和景区经营者、生活在村落中的民众、戏曲的研究与创作者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和销售团队。因此，在机制上配套成为保障商业行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形成健康的开发模式，政府、专家、民众和商业开发机构四位一体，这是前提。政府对文化资源的整合、社會文化消费的认知、相关经济政策的制订等都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专家是对语言资源进行开发、包装、深入研究并扩大影响的重要群体，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智力保障。民众是方言的使用者，也是语言资源构成的社会基础。他们直接参与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这在村落的文化表演中体现最为直接。商业开发机构对整体语言资源的开发提供资本、推向市场，并最终产生经济效益。
利益分配机制的创新是基本保障。目前的开发模式中突出的弊端是利益分配时存在的“缺位”现象。对绝大多数文化产品而言，其依托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系统性的，而工业化的生产则割裂了文化产品与其培植的土壤间的关系。在中国，村落社区是数千年来的民族文化基本形态，众多类型的文化资源特征依附于它。区域特征较强的节庆活动是在景区中常见的文化商品，但在脱离村落形态后，只留下了商业特征，这只会形成新的“文化沙漠”。
行业组织协调机制。政府、专家和民众是开发活动的构成要素，但是他们都不能完全解决跨区域、跨产品类型的商业活动中产生的矛盾。这就需要相关的行业组织在具体的经营方式、利润分配、成本核算、风险分摊等环节进行协调，实现共赢局面。
适应村落社区形式的语言资源开发，并不排斥规模化。在文化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大型企业仍有引领作用，但需要在村落社区加强和生产者、销售者的连接，合理分配利润，形成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共生机制。围绕语言资源进行的文化产品开发，往往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打破了人口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重组商业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并减少各个共生体之间的合作阻力，达到降低成本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言午.文化修复是城市非遗保护重点[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9-21.
[2]王辉.语言规划的资源观[J].北华大学学报，2007（4）.
[3]陈丽君，胡范铸.语言资源：一种可以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J].旅游科学，2010（6）.
[4]陈章太.论语言资源[J].语言文字应用，2008（1）.
[5]李现乐.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研究[J].经济问题，2010（9）.
[6]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EB/OL].人民网，2006年09月13日.
[7]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EB/OL].中国民俗学网，2013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