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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是商丘历史上一个发展的转折期。商丘是北宋时的陪都之一，即南京应天府。对于宋王朝而言，在政治象征、京畿防卫和文化经济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南京的精心经营，也决定了南京在今后其历史发展中的大方向和文化走向。对作为陪都时期进行深入研究，于商丘言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北宋；商丘；南京；应天府
商丘位于河南省东部，黄河南岸，“南控江淮，北临河济”，自古为四战之地，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赵匡胤发迹此地，以“奉天承运”之名建国号宋，《宋史·地理志》载“应天府，河南郡，归德军节度。景德三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为南京。”有宋一代商丘都有着政治军事文化上的重要体现。
一、汴梁屏障
北宋开国承前之弊，“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所以，自宋肇始之初就面临着唐季五代藩镇之祸的问题。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之夺武人之兵权，又用“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战略聚天下之兵卫宿京师，即《宋史·兵志》载“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作为前朝故都，它历经五代时四朝兴修，城池宫阀完备，且“以大梁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但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平原，周围地势平旷，无高山大川之险，历来为四战之地，军事上无险可凭。都于开封的北宋王朝无险可守，以兵立国，特别是宋室龙兴之地的商丘的军事意义就凸显出来。
自古商丘的军事地位一直很重要，这是由其地理形势所决定的。唐天宝年间张巡力守睢阳以抗安史叛军，既挫其锋芒，使之不能席卷东南财阜之地；又分其兵势，使之不能汇合关内叛军，“江淮得以富庶全力赡给诸军，贼旋荡覆，张、许之功于是乎伟矣。”作为战略要地，它“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京连于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焉”，北宋定都开封，商丘既成为东南之门户，近可屏蔽淮徐，远可南通吴越。关于商丘之地利《读史方舆纪要》言“盖睢阳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舟车之所会，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睢阳为腰膂之地者”。南京的设立，除了加强“奉天承运”的龙兴之地的礼仪性，作为北宋东南门户的守护者的军事屏蔽作用尤为显现。“郡之形势与徐、汴相表里”，即所具有一个相同的重要职能——军事功能。
二、大火之祀
从宋太祖开始，北宋的皇帝一直在通过仪式确立与强化皇权的合法性。乾德元年“国子博士聂崇义上言：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统，膺五行之王气，纂三元之命历，恭寻旧制，存于祀典。”澶渊之盟后，北宋王朝进入了一段相对安定的局面，为表饰太平，宋真宗景德三年取奉天承运之意改宋州为应天府，诏曰：“睢阳与区平台旧壤，实都畿近辅之邦，乃帝业肇基之地…用彰神武之功，且表兴完之盛，宜升为应天府”；并且“升宋城為次赤，属县为次畿”。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驾次应天府…升应天府为南京，正殿牓以归德”，“期克壮帝猷，俾肇新京邑。用志兴王之地，允符追孝之心。应天府宜升为南京，正殿以归德为名。”“定宋城为正赤，余县正畿”。并且改圣祖殿为鸿庆殿，正式确立南京为宗庙之地。
商丘古为“高辛氏子阙伯居”，燧人氏奉火神，宋龙兴于此，“然国家有天下之号实本于宋，五运之次，又感火德，宜因兴王之地，商丘之旧，为坛兆祀大火，以阏伯配。”所以，宋室立国之后，以承袭天命为由，因“阏伯为高辛火正，实居商丘，主祀大火。后世因之，祀为贵神，配火侑食，如周弃配稷、后士配社之比，下历千载，遂为重祀。”在南京正式升格后，更为显得宏大，礼制更高。
即使是在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南京应天府的宗庙之所在也深为宋室重视，《宋史·吉礼》曾祥载，现录于下：
“绍兴三年，诏祀大火。太常寺言：“应天府祀大火，今道路未通，宜于行在春秋设位。”缘国朝以宋建号，以火纪德，推原发祥之所自，崇建商丘之祠，府曰应天，庙曰光德，加封王爵，锡谥宣明，所以追严者备矣。乞自今祀荧惑、大辰，其配位称阏伯，祝文、位板并依应天府大火礼例，改称宣明王，以称国家崇奉火正之意。”
所以，尽管宋室南迁后，但是在商丘的应天府宗庙之祀无疑是支撑着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堂的精神支柱。
三、转运东南
商丘在宋时的水运发达，受惠于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北宋时，汴河作为北宋连接南北的交通动脉，从商丘穿过。《读史方舆纪要》载汴河“自开封府杞县东流至商丘县界…入淮泗”，商丘实际上是国家级别的水利交通枢纽，在“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形势下，具有沟通江淮之利。更因东临京都，成为京都物资的集散地及东南地区入京的门户与屏障。汴河：即通济渠，“漕运四河”之一，北宋“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故汴河乃建国之本，但汴河因与黄河相接，北宋170余年间始终维持汴河的建设。
开封无山川之险，防御极为不利。北宋最终定都开封，与水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主要取决于水系具有便利的漕运交通。此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已开始南移，国家的整体运作需要仰仗东南财赋的供给，故而在汴河和黄河交汇的商丘之地，如《宋史·河渠三》载“河自应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驶无所阻。惟应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阔浅漫。梢，伐岸木可足也”。国依兵而立，当时边境地区驻军靠本身赋税供给是远远不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的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
就北宋整體而言，国家财富均仰仗东南漕运，江淮的漕米供应给边境地区所走的航运路线主要是自江淮入汴河，再由汴入黄河，最后由黄河转御河赴边境。《宋史·河渠志》述及汴河与应天之重“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近岁已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商丘处于为宋王朝转运东南之财阜漕粮必由重地。并且在漕运东南之时，“据汴河之会，土田平衍，舟车络绎”，商丘的人文经济更是得到大发展。
四、总结
北宋立国，前朝故都之地如洛阳长安皆已败落，而此时中原渐成居天下之中已制四方之势，“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故商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临汴梁和礼制上的原因而逐步受到宋室重视。先是有宋一代奉行“崇文抑武”之法，在京畿广宿兵卫，商丘又因其历来南控淮徐拱卫汴京之地利，“与徐、汴相表里”，此一为军事之重；再则商丘为宋龙潜之在，帝业肇基之地，“国家有天下之号实本于宋”，宋自建国之初就逐步以“奉天承运”正统之说予以升格，并且在此地营宗庙祠祀，以为国祀，此二为礼制之重；又则商丘为引淮、泗入汴、黄之地，在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国家御戎西北而仰漕东南”的情况下，商丘承负着转使漕运之担，此为经济之重。总之，商丘在宋代因其地理、水势和礼制上的意义在北宋一朝有着独特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河南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元]脱脱等撰.宋史·河渠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清]刘昌德修.《商丘县志》[M].刻本，1705（清康熙44年）.
[4][宋]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一一》[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作者简介：徐章勇（1993.03-），男，汉族，河南商丘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关键词】：北宋；商丘；南京；应天府
商丘位于河南省东部，黄河南岸，“南控江淮，北临河济”，自古为四战之地，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赵匡胤发迹此地，以“奉天承运”之名建国号宋，《宋史·地理志》载“应天府，河南郡，归德军节度。景德三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为南京。”有宋一代商丘都有着政治军事文化上的重要体现。
一、汴梁屏障
北宋开国承前之弊，“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所以，自宋肇始之初就面临着唐季五代藩镇之祸的问题。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之夺武人之兵权，又用“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战略聚天下之兵卫宿京师，即《宋史·兵志》载“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作为前朝故都，它历经五代时四朝兴修，城池宫阀完备，且“以大梁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但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平原，周围地势平旷，无高山大川之险，历来为四战之地，军事上无险可凭。都于开封的北宋王朝无险可守，以兵立国，特别是宋室龙兴之地的商丘的军事意义就凸显出来。
自古商丘的军事地位一直很重要，这是由其地理形势所决定的。唐天宝年间张巡力守睢阳以抗安史叛军，既挫其锋芒，使之不能席卷东南财阜之地；又分其兵势，使之不能汇合关内叛军，“江淮得以富庶全力赡给诸军，贼旋荡覆，张、许之功于是乎伟矣。”作为战略要地，它“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京连于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焉”，北宋定都开封，商丘既成为东南之门户，近可屏蔽淮徐，远可南通吴越。关于商丘之地利《读史方舆纪要》言“盖睢阳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舟车之所会，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睢阳为腰膂之地者”。南京的设立，除了加强“奉天承运”的龙兴之地的礼仪性，作为北宋东南门户的守护者的军事屏蔽作用尤为显现。“郡之形势与徐、汴相表里”，即所具有一个相同的重要职能——军事功能。
二、大火之祀
从宋太祖开始，北宋的皇帝一直在通过仪式确立与强化皇权的合法性。乾德元年“国子博士聂崇义上言：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统，膺五行之王气，纂三元之命历，恭寻旧制，存于祀典。”澶渊之盟后，北宋王朝进入了一段相对安定的局面，为表饰太平，宋真宗景德三年取奉天承运之意改宋州为应天府，诏曰：“睢阳与区平台旧壤，实都畿近辅之邦，乃帝业肇基之地…用彰神武之功，且表兴完之盛，宜升为应天府”；并且“升宋城為次赤，属县为次畿”。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驾次应天府…升应天府为南京，正殿牓以归德”，“期克壮帝猷，俾肇新京邑。用志兴王之地，允符追孝之心。应天府宜升为南京，正殿以归德为名。”“定宋城为正赤，余县正畿”。并且改圣祖殿为鸿庆殿，正式确立南京为宗庙之地。
商丘古为“高辛氏子阙伯居”，燧人氏奉火神，宋龙兴于此，“然国家有天下之号实本于宋，五运之次，又感火德，宜因兴王之地，商丘之旧，为坛兆祀大火，以阏伯配。”所以，宋室立国之后，以承袭天命为由，因“阏伯为高辛火正，实居商丘，主祀大火。后世因之，祀为贵神，配火侑食，如周弃配稷、后士配社之比，下历千载，遂为重祀。”在南京正式升格后，更为显得宏大，礼制更高。
即使是在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南京应天府的宗庙之所在也深为宋室重视，《宋史·吉礼》曾祥载，现录于下：
“绍兴三年，诏祀大火。太常寺言：“应天府祀大火，今道路未通，宜于行在春秋设位。”缘国朝以宋建号，以火纪德，推原发祥之所自，崇建商丘之祠，府曰应天，庙曰光德，加封王爵，锡谥宣明，所以追严者备矣。乞自今祀荧惑、大辰，其配位称阏伯，祝文、位板并依应天府大火礼例，改称宣明王，以称国家崇奉火正之意。”
所以，尽管宋室南迁后，但是在商丘的应天府宗庙之祀无疑是支撑着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堂的精神支柱。
三、转运东南
商丘在宋时的水运发达，受惠于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北宋时，汴河作为北宋连接南北的交通动脉，从商丘穿过。《读史方舆纪要》载汴河“自开封府杞县东流至商丘县界…入淮泗”，商丘实际上是国家级别的水利交通枢纽，在“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形势下，具有沟通江淮之利。更因东临京都，成为京都物资的集散地及东南地区入京的门户与屏障。汴河：即通济渠，“漕运四河”之一，北宋“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故汴河乃建国之本，但汴河因与黄河相接，北宋170余年间始终维持汴河的建设。
开封无山川之险，防御极为不利。北宋最终定都开封，与水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主要取决于水系具有便利的漕运交通。此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已开始南移，国家的整体运作需要仰仗东南财赋的供给，故而在汴河和黄河交汇的商丘之地，如《宋史·河渠三》载“河自应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驶无所阻。惟应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阔浅漫。梢，伐岸木可足也”。国依兵而立，当时边境地区驻军靠本身赋税供给是远远不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的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
就北宋整體而言，国家财富均仰仗东南漕运，江淮的漕米供应给边境地区所走的航运路线主要是自江淮入汴河，再由汴入黄河，最后由黄河转御河赴边境。《宋史·河渠志》述及汴河与应天之重“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近岁已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商丘处于为宋王朝转运东南之财阜漕粮必由重地。并且在漕运东南之时，“据汴河之会，土田平衍，舟车络绎”，商丘的人文经济更是得到大发展。
四、总结
北宋立国，前朝故都之地如洛阳长安皆已败落，而此时中原渐成居天下之中已制四方之势，“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故商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临汴梁和礼制上的原因而逐步受到宋室重视。先是有宋一代奉行“崇文抑武”之法，在京畿广宿兵卫，商丘又因其历来南控淮徐拱卫汴京之地利，“与徐、汴相表里”，此一为军事之重；再则商丘为宋龙潜之在，帝业肇基之地，“国家有天下之号实本于宋”，宋自建国之初就逐步以“奉天承运”正统之说予以升格，并且在此地营宗庙祠祀，以为国祀，此二为礼制之重；又则商丘为引淮、泗入汴、黄之地，在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国家御戎西北而仰漕东南”的情况下，商丘承负着转使漕运之担，此为经济之重。总之，商丘在宋代因其地理、水势和礼制上的意义在北宋一朝有着独特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河南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元]脱脱等撰.宋史·河渠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清]刘昌德修.《商丘县志》[M].刻本，1705（清康熙44年）.
[4][宋]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一一》[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作者简介：徐章勇（1993.03-），男，汉族，河南商丘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