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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享年91岁。世界各国领袖都纷纷对李光耀的去世表示哀悼，多位领袖也出席他的国葬，显示了李光耀在国际政坛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李光耀在独特的时空下成为新加坡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强人，影响亚洲命运。
李光耀提倡“亚洲价值观”，反击西方价值观。但是，李光耀强悍对付政敌、箝制言论自由、过于重视英文轻视中文、严格管控人民生活等政策，也被诟病。尽管如此，李光耀终究为世人留下宝贵的政治遗产。
新加坡是于1965年8月9日被逼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当年的人均GDP只有五百多美元。到了2014年，新加坡的人均GDP高达5.6万美元，领先美国与日本，在不到半世纪的时间内，提高了一百倍，是一项世界奇迹。
在李光耀领导下，人口仅数百万、华人占七成多的新加坡，在他手中由一无所有的第三世界小岛，晋身为第一世界先进国家。且以灵活的外交手腕，周旋于大国之间，成为全球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认同马基维利政治思想的李光耀，以威权力量治国，强调管治能力，所以造就了高效率、人民安居乐业、低贪腐乃至零贪腐的国家。新加坡在东南亚迅速崛起，远远抛离邻国，成为独树一帜的奇葩。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恩怨情仇
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被马来西亚逐出联邦，李光耀在电视镜头前宣布此消息时忍不住流下男儿泪。原本是一家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从此分道扬镳，走上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两国恩怨情仇从此展开。
李光耀长子李显龙是现任新加坡总理，巧合的是，马来西亚现任总理纳吉布是第二任总理拉萨的长子；而拉萨和李光耀是当年在新加坡莱佛士书院时的同学。两个政治世家的两代人同时分别管理各自的国家，也反映两国的现实。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成为两个独立个体后，纷争不断，尤其是在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后期，两国的摩擦更是达到高点。其中水供、设在新加坡境内的马来西亚关卡、售卖沙石给新加坡、在柔佛海峡建造弯桥等议题的争议，更令两国关系陷入冰点。新加坡前任总理吴作栋任内曾说，从新加坡独立第一天开始，马来西亚就一直把水供当作对付新加坡的筹码。不过在新加坡通过科技生产再生水及滤化海水为饮用水而达到自给自足后，水供就不再成为马来西亚的武器。
两国的争议除了是因国家利益，也因李光耀与马哈蒂尔的个人历史恩怨。李光耀与马哈蒂尔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在马来西亚国会针锋相对，互相指责对方为种族主义。
在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初期，两人维持君子之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关系保持稳定，不过在1990年李光耀把棒子交给吴作栋后，两国关系因国内与国际局势的演变而出现裂痕。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对马哈蒂尔的着墨不多，马哈蒂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则对李光耀提出不少批评。马哈蒂尔怀疑李光耀一度想当马来西亚总理，他在回忆录《医生当家》中写道：“我可能错，但我怀疑李光耀曾有当马来西亚总理的念头。对李光耀来说，新加坡太小，不足于让他发挥巨大的才华。”他指出，若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华人居多，李光耀大有可能变成总理。
李光耀退位后还是紧密关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关系的发展。2009年也是李光耀最后一次踏进马来西亚土地，他想亲自评估马来西亚政局的未来走向，同时让新加坡年轻领袖与马来西亚朝野领袖接洽，近距离了解马来西亚政治生态及为未来建立人脉关系铺路。
值得玩味的是，他当时带领新加坡年轻领袖会见马来西亚朝野领袖、学者及新闻从业员，就是没有拜会马哈蒂尔。马哈蒂尔更声称就算是李光耀主动邀约，他也不会与后者见面。
李光耀与马哈蒂尔两人退位后，仍然对国内政治具有影响力。在阿都拉于2003年上台出任马来西亚总理后，他采取与邻友好的外交政策，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关系明显解冻。他甚至中止马哈蒂尔在其任期内准备不理会新加坡的反对、在柔佛境内兴建弯桥来取代柔新长堤的计划。此举受到新加坡的欢迎，却也激怒了马哈蒂尔。
纳吉布上台后也采取与新加坡和好的外交关系，导致他被党内政敌批评为亲新加坡，却获得李光耀的赞扬。李光耀指出，纳吉布已为两国双边关系带来正面的观点和发展，以及积极发展柔佛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并把新加坡当成深圳运用；这表示两国的往来和关系将更加密切，任何一国对对方不友善，只是损人不利己。
组屋政策解决住房问题
李光耀在任期内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教育及公共住房改革等多项政策，并将人工的裕廊岛打造为区域炼油中心，这些都成功使新加坡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
目前，新加坡人多数都住在被称为政府组屋的公共住房内。李光耀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居者有其屋”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一国政府确保人民拥有房产，让人民对国家有归属感，是维持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手段。
1960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建屋发展局就取代了英国殖民政府设立的改良信托局，开始负责新加坡的组屋发展项目。取得独立后，建屋局加快组屋的建设，有效纾解当时的居住问题。新加坡的组屋政策也成了不少国家与地区学习的对象。
不过当时政府在1966年制定的《土地征收法案》，把私人拥有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集中发展的做法也引起一些争议，认为政府的做法过于强硬，欠缺人情味。
对英语的偏重超过对母语的重视
一直以来深受英国影响的李光耀在英国念书时，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后深有感触。他在回忆录里提到那些拥有中华文化根底的华人，给他留下了好印象，“而那些来自西印度洋地区的华人则完全被本土化，不会说华语，行为举止不像华人，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要学好华文，决意一定要保留华族文化。”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李光耀发现许多家长把孩子从华语学校转送到英语学校，认为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担心华族学生全部念英校，只学习单一语言会失去自己的根，因此决心要推行双语政策。但同时他更了解到英语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因此确立了母语为辅的强制性双语教育政策。 然而，这项政策对英语的偏重远远超过对母语的重视，因此新加坡华族学生的中文水平每况愈下。
李光耀在1980年将当时东南亚唯一的华文高等院校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的做法至今仍具有争议性。不少毕业生指责李光耀因为当年遇到的政治阻力都来自华校生，因此怀恨在心、有意“消灭中文”。
李光耀后来在为关闭南大的决定辩护时指出，这是以学生的前途为考虑，因为南大毕业生英文水平不佳，企业不敢聘用，为避免人才的浪费必须关闭学校。
推崇优生学遇反弹
为了应对失业与住房两大难题，李光耀担心人口暴增会对经济发展不利，为控制人口增长，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人们“生育两个孩子就够了”。
李光耀受优生学影响很大，他通过各种激励手段鼓励低教育水平的人进行节育手术；也以节育作为外来工厂女工取得工作准证的先决条件，来防止外来的低教育水平妇女在新加坡生儿育女。
为了惩罚多生育，新加坡政府还修改雇佣法令减少妇女分娩的有薪假期，并立法提高多胎生育妇女的生育住院与相关医药费用。
为了鼓励更多接受高教育的妇女生育，新加坡政府在1984年更推出鼓励有大学学历的妇女的生育计划，让他们的孩子在报读学校时有优先权。这项政策引起了人们强力的情绪反弹，结果被迫撤销。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控制人口的举措非常成功，以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人口增长缓慢，政府必须扭转形势，开始鼓励人们多生育。尽管年复一年推出鼓励措施，但新加坡的生育率普遍偏低，面临人口老化的严峻问题。
到了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以及现任总理李显龙执政时期，政府引进大量外来人口以满足经济所需的劳动力。在短短的十多年里，使原本的三百多万人口增至五百多万，其中有一百多万是外籍人口。然而此举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移民政策也成为了2011年大选的课题。
诉诸法律控告政治对手和国外媒体
李光耀引起批评的还有他对付政敌以及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手段，西方媒体因此形容他是“独裁者”。
对于这些批评，李光耀不加理会，甚至诉诸法律控告政治对手和国外媒体。经常挑战李光耀政策的反对党领袖惹耶勒南与徐顺全都曾被控诽谤吃尽官司，后来宣告破产。
对于采取强硬的治国手段，李光耀曾表示自己从不在乎民调结果和民众支持率，更坦言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他宁可选择后者，因为“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台海关系重要推手
李光耀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扮演着平衡的角色，与两方面都善于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也担任了台海两岸中间人的角色。在李光耀牵线下，海峡两岸同意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使李光耀在当时成为改变两岸关系的核心人物。
根据李光耀回忆录：“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管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一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会谈名为‘汪辜会谈’（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
不过李光耀对中国的评价在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在一些场合以及论述中提到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也多次敦促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
李光耀2009年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曾称，美国如果不继续参与亚洲事务、制衡日渐崛起的中国，将可能丧失世界领先地位。（编辑/袁红）
李光耀提倡“亚洲价值观”，反击西方价值观。但是，李光耀强悍对付政敌、箝制言论自由、过于重视英文轻视中文、严格管控人民生活等政策，也被诟病。尽管如此，李光耀终究为世人留下宝贵的政治遗产。
新加坡是于1965年8月9日被逼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当年的人均GDP只有五百多美元。到了2014年，新加坡的人均GDP高达5.6万美元，领先美国与日本，在不到半世纪的时间内，提高了一百倍，是一项世界奇迹。
在李光耀领导下，人口仅数百万、华人占七成多的新加坡，在他手中由一无所有的第三世界小岛，晋身为第一世界先进国家。且以灵活的外交手腕，周旋于大国之间，成为全球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认同马基维利政治思想的李光耀，以威权力量治国，强调管治能力，所以造就了高效率、人民安居乐业、低贪腐乃至零贪腐的国家。新加坡在东南亚迅速崛起，远远抛离邻国，成为独树一帜的奇葩。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恩怨情仇
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被马来西亚逐出联邦，李光耀在电视镜头前宣布此消息时忍不住流下男儿泪。原本是一家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从此分道扬镳，走上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两国恩怨情仇从此展开。
李光耀长子李显龙是现任新加坡总理，巧合的是，马来西亚现任总理纳吉布是第二任总理拉萨的长子；而拉萨和李光耀是当年在新加坡莱佛士书院时的同学。两个政治世家的两代人同时分别管理各自的国家，也反映两国的现实。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成为两个独立个体后，纷争不断，尤其是在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后期，两国的摩擦更是达到高点。其中水供、设在新加坡境内的马来西亚关卡、售卖沙石给新加坡、在柔佛海峡建造弯桥等议题的争议，更令两国关系陷入冰点。新加坡前任总理吴作栋任内曾说，从新加坡独立第一天开始，马来西亚就一直把水供当作对付新加坡的筹码。不过在新加坡通过科技生产再生水及滤化海水为饮用水而达到自给自足后，水供就不再成为马来西亚的武器。
两国的争议除了是因国家利益，也因李光耀与马哈蒂尔的个人历史恩怨。李光耀与马哈蒂尔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在马来西亚国会针锋相对，互相指责对方为种族主义。
在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初期，两人维持君子之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关系保持稳定，不过在1990年李光耀把棒子交给吴作栋后，两国关系因国内与国际局势的演变而出现裂痕。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对马哈蒂尔的着墨不多，马哈蒂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则对李光耀提出不少批评。马哈蒂尔怀疑李光耀一度想当马来西亚总理，他在回忆录《医生当家》中写道：“我可能错，但我怀疑李光耀曾有当马来西亚总理的念头。对李光耀来说，新加坡太小，不足于让他发挥巨大的才华。”他指出，若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华人居多，李光耀大有可能变成总理。
李光耀退位后还是紧密关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关系的发展。2009年也是李光耀最后一次踏进马来西亚土地，他想亲自评估马来西亚政局的未来走向，同时让新加坡年轻领袖与马来西亚朝野领袖接洽，近距离了解马来西亚政治生态及为未来建立人脉关系铺路。
值得玩味的是，他当时带领新加坡年轻领袖会见马来西亚朝野领袖、学者及新闻从业员，就是没有拜会马哈蒂尔。马哈蒂尔更声称就算是李光耀主动邀约，他也不会与后者见面。
李光耀与马哈蒂尔两人退位后，仍然对国内政治具有影响力。在阿都拉于2003年上台出任马来西亚总理后，他采取与邻友好的外交政策，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关系明显解冻。他甚至中止马哈蒂尔在其任期内准备不理会新加坡的反对、在柔佛境内兴建弯桥来取代柔新长堤的计划。此举受到新加坡的欢迎，却也激怒了马哈蒂尔。
纳吉布上台后也采取与新加坡和好的外交关系，导致他被党内政敌批评为亲新加坡，却获得李光耀的赞扬。李光耀指出，纳吉布已为两国双边关系带来正面的观点和发展，以及积极发展柔佛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并把新加坡当成深圳运用；这表示两国的往来和关系将更加密切，任何一国对对方不友善，只是损人不利己。
组屋政策解决住房问题
李光耀在任期内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教育及公共住房改革等多项政策，并将人工的裕廊岛打造为区域炼油中心，这些都成功使新加坡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
目前，新加坡人多数都住在被称为政府组屋的公共住房内。李光耀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居者有其屋”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一国政府确保人民拥有房产，让人民对国家有归属感，是维持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手段。
1960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建屋发展局就取代了英国殖民政府设立的改良信托局，开始负责新加坡的组屋发展项目。取得独立后，建屋局加快组屋的建设，有效纾解当时的居住问题。新加坡的组屋政策也成了不少国家与地区学习的对象。
不过当时政府在1966年制定的《土地征收法案》，把私人拥有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集中发展的做法也引起一些争议，认为政府的做法过于强硬，欠缺人情味。
对英语的偏重超过对母语的重视
一直以来深受英国影响的李光耀在英国念书时，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后深有感触。他在回忆录里提到那些拥有中华文化根底的华人，给他留下了好印象，“而那些来自西印度洋地区的华人则完全被本土化，不会说华语，行为举止不像华人，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要学好华文，决意一定要保留华族文化。”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李光耀发现许多家长把孩子从华语学校转送到英语学校，认为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担心华族学生全部念英校，只学习单一语言会失去自己的根，因此决心要推行双语政策。但同时他更了解到英语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因此确立了母语为辅的强制性双语教育政策。 然而，这项政策对英语的偏重远远超过对母语的重视，因此新加坡华族学生的中文水平每况愈下。
李光耀在1980年将当时东南亚唯一的华文高等院校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的做法至今仍具有争议性。不少毕业生指责李光耀因为当年遇到的政治阻力都来自华校生，因此怀恨在心、有意“消灭中文”。
李光耀后来在为关闭南大的决定辩护时指出，这是以学生的前途为考虑，因为南大毕业生英文水平不佳，企业不敢聘用，为避免人才的浪费必须关闭学校。
推崇优生学遇反弹
为了应对失业与住房两大难题，李光耀担心人口暴增会对经济发展不利，为控制人口增长，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人们“生育两个孩子就够了”。
李光耀受优生学影响很大，他通过各种激励手段鼓励低教育水平的人进行节育手术；也以节育作为外来工厂女工取得工作准证的先决条件，来防止外来的低教育水平妇女在新加坡生儿育女。
为了惩罚多生育，新加坡政府还修改雇佣法令减少妇女分娩的有薪假期，并立法提高多胎生育妇女的生育住院与相关医药费用。
为了鼓励更多接受高教育的妇女生育，新加坡政府在1984年更推出鼓励有大学学历的妇女的生育计划，让他们的孩子在报读学校时有优先权。这项政策引起了人们强力的情绪反弹，结果被迫撤销。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控制人口的举措非常成功，以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人口增长缓慢，政府必须扭转形势，开始鼓励人们多生育。尽管年复一年推出鼓励措施，但新加坡的生育率普遍偏低，面临人口老化的严峻问题。
到了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以及现任总理李显龙执政时期，政府引进大量外来人口以满足经济所需的劳动力。在短短的十多年里，使原本的三百多万人口增至五百多万，其中有一百多万是外籍人口。然而此举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移民政策也成为了2011年大选的课题。
诉诸法律控告政治对手和国外媒体
李光耀引起批评的还有他对付政敌以及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手段，西方媒体因此形容他是“独裁者”。
对于这些批评，李光耀不加理会，甚至诉诸法律控告政治对手和国外媒体。经常挑战李光耀政策的反对党领袖惹耶勒南与徐顺全都曾被控诽谤吃尽官司，后来宣告破产。
对于采取强硬的治国手段，李光耀曾表示自己从不在乎民调结果和民众支持率，更坦言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他宁可选择后者，因为“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台海关系重要推手
李光耀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扮演着平衡的角色，与两方面都善于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也担任了台海两岸中间人的角色。在李光耀牵线下，海峡两岸同意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使李光耀在当时成为改变两岸关系的核心人物。
根据李光耀回忆录：“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管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一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会谈名为‘汪辜会谈’（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
不过李光耀对中国的评价在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在一些场合以及论述中提到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也多次敦促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
李光耀2009年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曾称，美国如果不继续参与亚洲事务、制衡日渐崛起的中国，将可能丧失世界领先地位。（编辑/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