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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上午10点半左右，浙江海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病人们正是享用午餐的时候。
放下碗筷的杨鑫，接过护士递过来的药，在护士递过水之前，已将整片药吞下，平和地对护士摆摆手说“不用水了”。然后扭过身，凑到一堆正在打牌的病友当中看热闹。
这所医院的医生护士早已适应了杨鑫不喝水服药的习惯，也不再勉强。对他们来说，经过一年多治疗，杨鑫是病情趋向稳定的偏执型精神病患者，他的生活、治疗内容，与其他病人无异。但对于嘉兴市司法机关来说，杨鑫不是一个普通精神病人，而是有着标志性意义的案件主角。
2013年3月6日，杨鑫因在发病期间杀害无辜市民，被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决定执行强制医疗。据了解，他也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嘉兴市第一个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
强制医疗一年多，杨鑫觉得他好了，“比以前更精神了”。但与普通精神病人住院治疗不一样，杨鑫想要出院，必须经过法院决定首先解除强制医疗。法院何时会解除对他的强制医疗？由于目前关于解除强制医疗的规定并不明晰，对杨鑫来说，出院仍旧是个未知数。
一场没有预谋的杀人
杨鑫杀人前，没有人知道他是精神病人，包括他的父母。
案发前近10年里，游戏几乎占据了杨鑫所有的生活。他喜欢玩魔兽、倚天，后来迷上Dota。魔兽玩到很高的等级，还曾赚过几千块钱。
2012年6月28日，星期四。像往常一样，整整一个白天杨鑫都在家打游戏。快到傍晚的时候，一起玩游戏的人中一个叫“三伦挫”的网友引起了杨鑫的注意。他记得“三伦挫”是一种类似于麻醉安眠药一样的东西。
“想起以前一个叫汪旭东的朋友曾叫我去骑三轮车，还给我喝茶，喝完后我整个人就晕乎乎的。”他觉得汪旭东给他喝了“三伦挫”，又联想起，几天前自己在5D电影院看电影时也可能被其老板下了这种药。“老板推荐我看‘血路’这个片子，但是电影才开始放我就感觉晕乎乎，然后睡着了，一直睡到晚上才醒。”第二天，杨鑫曾特意跑去电影院质问老板王稼祥，在收到否定答复后，他还在心里暗暗决心“总有一天要找这个男的算账”。
怀疑汪旭东和电影院老板给自己下药后，杨鑫就没有了玩游戏的心情。他要去找汪旭东问个清楚。
汪旭东是杨鑫的前同事，10多年前他们曾一起在一家超市打工，也是杨鑫唯一的朋友。汪旭东说，刚开始认识杨鑫的时候，觉得杨鑫这个人还可以，下班没事的时候，他们会一起玩游戏。
2011年过年的时候，汪旭东在另一家超市找到了工作，想要叫杨鑫一起做。“当时我跟超市的经理说好了，杨鑫也答应了，可最后我们等了半天，也没看到杨鑫来。”汪旭东说，后来杨鑫在电话里质问汪旭东“是不是你们在那边设了圈套要害我？”从这以后，王旭东就觉得杨鑫的脑子有点不太正常，便不再跟杨鑫来往。
那天，杨鑫到了汪旭东家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两三年没有联系。见面后，杨鑫对汪旭东说好久不见想一起出去玩玩。在两人一起下楼时，杨鑫向汪旭东提起下药一事。“是不是脑子真的有问题了？”汪旭东话音未落，杨鑫将汪旭东一脚从楼梯上踹了下去。汪旭东右手肘关节、右脚、右肩膀上都被擦伤。
跟最好的朋友闹掰后，气愤的杨鑫又想到电影院的老板。“我就想去报复他，拿刀去捅他。”王稼祥的电影院位于嘉兴市著名景区的月河街上，时值热闹喧哗的盛夏之夜。一番找寻后，大约晚上9点半左右，杨鑫发现了与朋友正在聊天的王稼祥。
杨鑫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把刀拿在右手中，把刀头翻出来，朝着王稼祥的肚子捅进去。“他马上就弯下了腰，接着我连续捅了好多刀。”杨鑫后来回忆说，在捅人之前，他觉得刀一下子变成了道具，捅人的时候，手感是空荡荡的，就像是用道具刀一样。
“想报复，被他们逼的，前面发生很多事情，再不出手我差不多要崩溃了，出手之后事情就该结束了，就像从梦境中把他打败了，然后醒来，就这种感觉。”杨鑫描述着自己当时捅人后的感觉。
捅人后，杨鑫逃脱了，那天晚上，他仍旧在自己家睡觉。
杨鑫的父亲杨建国一直以为杨鑫当天晚上晚饭后就在家里。杨建国有个习惯，一般都在晚上9点多睡觉，每天早上五点钟左右起床上厕所，到厨房，“杨鑫睡觉是不关门的，每次都能看到他睡在床上，那天也一样，所以不知道杨鑫前一天晚上外出过。”
2012年6月29日早上7点钟左右，杨鑫没有吃早饭就出去了，上午10点左右回到家。“回来时，我和他妈妈看见他身上有伤，我们就问他怎么受伤，他说是摔伤的。”杨建国看到杨鑫穿了一双新的拖鞋，鞋子上挂的商标也没有拿下来，用绳子系着，杨建国就帮儿子把绳子和商标拿掉了。
“我们说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他说已经去看过，医生已经给他消毒了。”第三天，杨建国的大儿子过来看父母，看到杨鑫的伤。说了句“摔跤怎么会摔成这个样子”，杨鑫也没有吭声。
三天后，警方在杨鑫的家中将其抓获。杨建国和爱人这才知道儿子闯了祸。
多次暴力犯罪
杨鑫是杨建国的小儿子。杨建国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烧饭，二儿子在一家机电厂上班，杨鑫未婚一直跟他们一起住。1987年，杨建国从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特区法院调到嘉兴城区司法局工作。杨建国过来嘉兴后，杨鑫的妈妈张宝和他们兄弟三人一起来到嘉兴。在嘉兴市，杨鑫完成了自己的初中，高中学业。
1996年，杨鑫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在北京读了半年书，因为一门课没有及格，之后杨鑫便退学不读书，一个人在北京。一开始，杨建国和爱人并不知道杨鑫不读书了，还是按时给他寄钱、寄学费。一直到1999年，张宝去北京看儿子，才知道杨鑫早已退学。
在杨建国的眼里，杨鑫是家里三个儿子中读书最用功的，成绩也是最好的，除了不太爱说话，不怎么与人交往，总体算是个好孩子。
警方告诉杨建国，杨鑫的暴力犯罪已经不止一次。经过调查，警方发现，2011年11月7日下午，杨鑫曾在嘉兴市第二医院康复中心，从15楼窗户将一个灭火器扔了下去，砸中一辆白色轿车后门，车玻璃被砸碎。这之后，康复中心附近一家鸡排店曾发生过多次抛物打砸伤人事件，而肇事者也正是一直未被抓获的杨鑫。 被害人王稼祥家属不能接受杨鑫为精神病人的事实。公安对杨鑫的笔录显示，杨鑫在凶杀王稼祥的三天前，到一家五金商店花58块钱买了一把二三十公分的折叠刀。杨鑫说，因为那段感觉被跟踪的时间，让他心情很烦躁，很郁闷，所以“买这把刀来，既可以防身，也可以捅那些使我不开心、令我不喜欢的人”。“杨鑫事先准备了作案工具，作案后逃跑受到阻拦时进行反抗，在被问及为什么受伤时回答是摔跤，对自己杀人的事实是有所回避的。”王稼祥的家属指出，杨鑫所做的这些事情，完全不是一个精神病人能有的思维。
“妄想是导致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法庭上，管维提出，杨鑫与王稼祥没有任何的现实矛盾，他认为王稼祥对其下药导致其昏迷，是不正常的表现。“妄想是没有事实根据存在，并且不能为他人劝说而打消的病体心理，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杨鑫对此没有认识和辨认能力。杨鑫在意识清晰、智能无异常的情况下，可以像常人一样准备作案工具，并不会在大街上见人就杀。”
法院最终采纳了管维一方作出的不负刑事责任的鉴定意见。2013年3月6日，南湖区法院作出对杨鑫进行强制医疗的决定。
强制医疗的生活与普通精神病人基本无异
按照法律规定，精神病人被决定强制医疗后，由公安机关执行到强制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这个强制医疗机构目前大都指定“安康医院”来担当。但“安康医院”目前在全国仅二十几家，嘉兴市就没有，整个浙江省也只有四家，并且床位紧张，异地沟通也不方便。
经过综合考虑，公安局最终决定将杨鑫送往暂时代替强制医疗机构职能的海宁市（嘉兴下属县级市）第四人民医院。
2013年3月26日，杨勤荣负责将杨鑫从实施临时保护措施的康慈医院转移到海宁市第四人民医院。除了杨勤荣，当天作为监护人的杨鑫母亲张宝，还有杨鑫的哥哥，也一同前往。“在去医院的一路上，他的母亲喋喋不休，不停地说着各种无头绪的话。比如，她怪楼上烧煤气的邻居，说他们家飘出来的烟把他儿子的脑袋熏坏了，等等各种抱怨。”杨勤荣回忆说，一路上，与喋喋不休的母亲不同的是，杨鑫很少说话，偶尔他会疾言厉色得责备母亲“你别说了，让杨警官好好开车”。
不爱说话，这也是海宁市第四医院办公室主任江斌对杨鑫的第一印象。在他看来，杨鑫的强制医疗生活与普通精神病人的生活基本一样。
杨鑫在医院的生活空间是一个足有50平方米的病房，屋里地面和墙皮像粉刷过的毛坯房经年之后被折腾脏了的感觉。左面是一排隔断开间，每个隔断开间住了8个病人，一共有20几名病人，其中仅杨鑫是因强制医疗送来的；右面很大空间零散的摆着几张桌子。屋里整体格局显得很空旷，门口是足有3米宽的两扇大木门，中间挂了一把大铁锁。
刚进医院的时候，杨鑫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每天六点起床，吃饭吃药，晚上六七点钟睡觉。每天没事干，要么发呆，要么烦躁的手足无措。治疗一段时间后，杨鑫觉得自己躁动地心安静了很多，也愿意跟别人交流了。现在与同隔断房里的8个人大都熟悉了，但相处起来，总是有些麻烦，“有人好有人坏”。
杨鑫的生活也变得比以前丰富了。吃完早饭看看电视，或者打打牌，“不过他们经常不带我玩，觉得我牌技太烂。”看书也成为杨鑫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杨鑫说，在记者去医院的前一天，他母亲刚来看过他，“每周几乎都来”，带来了一些书，有鲁迅文集、西游记、神话故事等。他正在看的一本书，是从病友那借来的卡耐基的《人性弱点》。
在强制医疗期间，杨鑫与普通病人不同的一点在于，每隔两个月，他总会有一两个特殊“探望者”。他们是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监所科的检察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中，包括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对于如何监督，法律没有明确，也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规范细则。”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监所科科长张建生告诉《方圆》记者，除了定期探视，其他方面的监督几乎还是空白。据记者了解，在其他地方某些“安康医院”会设有检察室来专门执行这一监督职能，但只有一个强制医疗病人的这里显然并不具备条件。
与普通病人不同的另一点是，杨鑫的治疗费用不是由家属或者民政局等来出，而是由公安局送来的。杨勤荣告诉《方圆》记者，目前强制医疗费用该由谁来出并没有明确法律规范，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负担杨鑫治疗费用。最后，由公安机关向当地政法委申请了一年10万元的治疗费。“但这不是长久之计，随着强制医疗病人增多，费用来源将是大问题。”
能否出院最终法院说了算
在《方圆》记者与杨鑫交谈的一个多小时里，杨鑫的思维清晰，表达流畅。记者不停发问，唯有在提及他与王亮的恋情时，杨鑫显得有些不自在，原本放松的身体换了一个姿势，低下头开始揉搓双手。
“你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后悔过吗？”杨鑫对此的回答出人意料，“连警察都说他自己找死”。而在采访杨鑫之前，记者走访了办理杨鑫案件的检察官、法官、公安人员，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受害者太可怜了，年纪轻轻无辜枉死，还留下一个遗腹子。”
“杀人这件事的对错，杨鑫要再考虑一段时间。你深层次、长时间地交流，会觉得他还是应该在这里治疗。”江斌告诉《方圆》记者。
杨鑫告诉记者，他有些想家了，想出院。他还计划，出院后或者去找份保安的工作，“进厂子怕是不行，我记性不好了”。
记者了解到，能否出院，最终要由法院决定解除。修改后的刑事刑诉法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病人，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杨鑫暴力倾向明显，没有人敢保证他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刑庭庭长杨志勇告诉记者，目前，杨鑫的家属尚未提出解除申请，医院也未作出出院的诊断评估报告。
在我国，强制医疗没有期限限制。这意味着，除非医院提出意见或者近亲属主动申请，杨鑫出院将遥遥无期。（杨鑫及其父母为化名）
放下碗筷的杨鑫，接过护士递过来的药，在护士递过水之前，已将整片药吞下，平和地对护士摆摆手说“不用水了”。然后扭过身，凑到一堆正在打牌的病友当中看热闹。
这所医院的医生护士早已适应了杨鑫不喝水服药的习惯，也不再勉强。对他们来说，经过一年多治疗，杨鑫是病情趋向稳定的偏执型精神病患者，他的生活、治疗内容，与其他病人无异。但对于嘉兴市司法机关来说，杨鑫不是一个普通精神病人，而是有着标志性意义的案件主角。
2013年3月6日，杨鑫因在发病期间杀害无辜市民，被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决定执行强制医疗。据了解，他也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嘉兴市第一个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
强制医疗一年多，杨鑫觉得他好了，“比以前更精神了”。但与普通精神病人住院治疗不一样，杨鑫想要出院，必须经过法院决定首先解除强制医疗。法院何时会解除对他的强制医疗？由于目前关于解除强制医疗的规定并不明晰，对杨鑫来说，出院仍旧是个未知数。
一场没有预谋的杀人
杨鑫杀人前，没有人知道他是精神病人，包括他的父母。
案发前近10年里，游戏几乎占据了杨鑫所有的生活。他喜欢玩魔兽、倚天，后来迷上Dota。魔兽玩到很高的等级，还曾赚过几千块钱。
2012年6月28日，星期四。像往常一样，整整一个白天杨鑫都在家打游戏。快到傍晚的时候，一起玩游戏的人中一个叫“三伦挫”的网友引起了杨鑫的注意。他记得“三伦挫”是一种类似于麻醉安眠药一样的东西。
“想起以前一个叫汪旭东的朋友曾叫我去骑三轮车，还给我喝茶，喝完后我整个人就晕乎乎的。”他觉得汪旭东给他喝了“三伦挫”，又联想起，几天前自己在5D电影院看电影时也可能被其老板下了这种药。“老板推荐我看‘血路’这个片子，但是电影才开始放我就感觉晕乎乎，然后睡着了，一直睡到晚上才醒。”第二天，杨鑫曾特意跑去电影院质问老板王稼祥，在收到否定答复后，他还在心里暗暗决心“总有一天要找这个男的算账”。
怀疑汪旭东和电影院老板给自己下药后，杨鑫就没有了玩游戏的心情。他要去找汪旭东问个清楚。
汪旭东是杨鑫的前同事，10多年前他们曾一起在一家超市打工，也是杨鑫唯一的朋友。汪旭东说，刚开始认识杨鑫的时候，觉得杨鑫这个人还可以，下班没事的时候，他们会一起玩游戏。
2011年过年的时候，汪旭东在另一家超市找到了工作，想要叫杨鑫一起做。“当时我跟超市的经理说好了，杨鑫也答应了，可最后我们等了半天，也没看到杨鑫来。”汪旭东说，后来杨鑫在电话里质问汪旭东“是不是你们在那边设了圈套要害我？”从这以后，王旭东就觉得杨鑫的脑子有点不太正常，便不再跟杨鑫来往。
那天，杨鑫到了汪旭东家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两三年没有联系。见面后，杨鑫对汪旭东说好久不见想一起出去玩玩。在两人一起下楼时，杨鑫向汪旭东提起下药一事。“是不是脑子真的有问题了？”汪旭东话音未落，杨鑫将汪旭东一脚从楼梯上踹了下去。汪旭东右手肘关节、右脚、右肩膀上都被擦伤。
跟最好的朋友闹掰后，气愤的杨鑫又想到电影院的老板。“我就想去报复他，拿刀去捅他。”王稼祥的电影院位于嘉兴市著名景区的月河街上，时值热闹喧哗的盛夏之夜。一番找寻后，大约晚上9点半左右，杨鑫发现了与朋友正在聊天的王稼祥。
杨鑫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把刀拿在右手中，把刀头翻出来，朝着王稼祥的肚子捅进去。“他马上就弯下了腰，接着我连续捅了好多刀。”杨鑫后来回忆说，在捅人之前，他觉得刀一下子变成了道具，捅人的时候，手感是空荡荡的，就像是用道具刀一样。
“想报复，被他们逼的，前面发生很多事情，再不出手我差不多要崩溃了，出手之后事情就该结束了，就像从梦境中把他打败了，然后醒来，就这种感觉。”杨鑫描述着自己当时捅人后的感觉。
捅人后，杨鑫逃脱了，那天晚上，他仍旧在自己家睡觉。
杨鑫的父亲杨建国一直以为杨鑫当天晚上晚饭后就在家里。杨建国有个习惯，一般都在晚上9点多睡觉，每天早上五点钟左右起床上厕所，到厨房，“杨鑫睡觉是不关门的，每次都能看到他睡在床上，那天也一样，所以不知道杨鑫前一天晚上外出过。”
2012年6月29日早上7点钟左右，杨鑫没有吃早饭就出去了，上午10点左右回到家。“回来时，我和他妈妈看见他身上有伤，我们就问他怎么受伤，他说是摔伤的。”杨建国看到杨鑫穿了一双新的拖鞋，鞋子上挂的商标也没有拿下来，用绳子系着，杨建国就帮儿子把绳子和商标拿掉了。
“我们说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他说已经去看过，医生已经给他消毒了。”第三天，杨建国的大儿子过来看父母，看到杨鑫的伤。说了句“摔跤怎么会摔成这个样子”，杨鑫也没有吭声。
三天后，警方在杨鑫的家中将其抓获。杨建国和爱人这才知道儿子闯了祸。
多次暴力犯罪
杨鑫是杨建国的小儿子。杨建国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烧饭，二儿子在一家机电厂上班，杨鑫未婚一直跟他们一起住。1987年，杨建国从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特区法院调到嘉兴城区司法局工作。杨建国过来嘉兴后，杨鑫的妈妈张宝和他们兄弟三人一起来到嘉兴。在嘉兴市，杨鑫完成了自己的初中，高中学业。
1996年，杨鑫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在北京读了半年书，因为一门课没有及格，之后杨鑫便退学不读书，一个人在北京。一开始，杨建国和爱人并不知道杨鑫不读书了，还是按时给他寄钱、寄学费。一直到1999年，张宝去北京看儿子，才知道杨鑫早已退学。
在杨建国的眼里，杨鑫是家里三个儿子中读书最用功的，成绩也是最好的，除了不太爱说话，不怎么与人交往，总体算是个好孩子。
警方告诉杨建国，杨鑫的暴力犯罪已经不止一次。经过调查，警方发现，2011年11月7日下午，杨鑫曾在嘉兴市第二医院康复中心，从15楼窗户将一个灭火器扔了下去，砸中一辆白色轿车后门，车玻璃被砸碎。这之后，康复中心附近一家鸡排店曾发生过多次抛物打砸伤人事件，而肇事者也正是一直未被抓获的杨鑫。 被害人王稼祥家属不能接受杨鑫为精神病人的事实。公安对杨鑫的笔录显示，杨鑫在凶杀王稼祥的三天前，到一家五金商店花58块钱买了一把二三十公分的折叠刀。杨鑫说，因为那段感觉被跟踪的时间，让他心情很烦躁，很郁闷，所以“买这把刀来，既可以防身，也可以捅那些使我不开心、令我不喜欢的人”。“杨鑫事先准备了作案工具，作案后逃跑受到阻拦时进行反抗，在被问及为什么受伤时回答是摔跤，对自己杀人的事实是有所回避的。”王稼祥的家属指出，杨鑫所做的这些事情，完全不是一个精神病人能有的思维。
“妄想是导致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法庭上，管维提出，杨鑫与王稼祥没有任何的现实矛盾，他认为王稼祥对其下药导致其昏迷，是不正常的表现。“妄想是没有事实根据存在，并且不能为他人劝说而打消的病体心理，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杨鑫对此没有认识和辨认能力。杨鑫在意识清晰、智能无异常的情况下，可以像常人一样准备作案工具，并不会在大街上见人就杀。”
法院最终采纳了管维一方作出的不负刑事责任的鉴定意见。2013年3月6日，南湖区法院作出对杨鑫进行强制医疗的决定。
强制医疗的生活与普通精神病人基本无异
按照法律规定，精神病人被决定强制医疗后，由公安机关执行到强制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这个强制医疗机构目前大都指定“安康医院”来担当。但“安康医院”目前在全国仅二十几家，嘉兴市就没有，整个浙江省也只有四家，并且床位紧张，异地沟通也不方便。
经过综合考虑，公安局最终决定将杨鑫送往暂时代替强制医疗机构职能的海宁市（嘉兴下属县级市）第四人民医院。
2013年3月26日，杨勤荣负责将杨鑫从实施临时保护措施的康慈医院转移到海宁市第四人民医院。除了杨勤荣，当天作为监护人的杨鑫母亲张宝，还有杨鑫的哥哥，也一同前往。“在去医院的一路上，他的母亲喋喋不休，不停地说着各种无头绪的话。比如，她怪楼上烧煤气的邻居，说他们家飘出来的烟把他儿子的脑袋熏坏了，等等各种抱怨。”杨勤荣回忆说，一路上，与喋喋不休的母亲不同的是，杨鑫很少说话，偶尔他会疾言厉色得责备母亲“你别说了，让杨警官好好开车”。
不爱说话，这也是海宁市第四医院办公室主任江斌对杨鑫的第一印象。在他看来，杨鑫的强制医疗生活与普通精神病人的生活基本一样。
杨鑫在医院的生活空间是一个足有50平方米的病房，屋里地面和墙皮像粉刷过的毛坯房经年之后被折腾脏了的感觉。左面是一排隔断开间，每个隔断开间住了8个病人，一共有20几名病人，其中仅杨鑫是因强制医疗送来的；右面很大空间零散的摆着几张桌子。屋里整体格局显得很空旷，门口是足有3米宽的两扇大木门，中间挂了一把大铁锁。
刚进医院的时候，杨鑫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每天六点起床，吃饭吃药，晚上六七点钟睡觉。每天没事干，要么发呆，要么烦躁的手足无措。治疗一段时间后，杨鑫觉得自己躁动地心安静了很多，也愿意跟别人交流了。现在与同隔断房里的8个人大都熟悉了，但相处起来，总是有些麻烦，“有人好有人坏”。
杨鑫的生活也变得比以前丰富了。吃完早饭看看电视，或者打打牌，“不过他们经常不带我玩，觉得我牌技太烂。”看书也成为杨鑫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杨鑫说，在记者去医院的前一天，他母亲刚来看过他，“每周几乎都来”，带来了一些书，有鲁迅文集、西游记、神话故事等。他正在看的一本书，是从病友那借来的卡耐基的《人性弱点》。
在强制医疗期间，杨鑫与普通病人不同的一点在于，每隔两个月，他总会有一两个特殊“探望者”。他们是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监所科的检察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中，包括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对于如何监督，法律没有明确，也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规范细则。”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监所科科长张建生告诉《方圆》记者，除了定期探视，其他方面的监督几乎还是空白。据记者了解，在其他地方某些“安康医院”会设有检察室来专门执行这一监督职能，但只有一个强制医疗病人的这里显然并不具备条件。
与普通病人不同的另一点是，杨鑫的治疗费用不是由家属或者民政局等来出，而是由公安局送来的。杨勤荣告诉《方圆》记者，目前强制医疗费用该由谁来出并没有明确法律规范，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负担杨鑫治疗费用。最后，由公安机关向当地政法委申请了一年10万元的治疗费。“但这不是长久之计，随着强制医疗病人增多，费用来源将是大问题。”
能否出院最终法院说了算
在《方圆》记者与杨鑫交谈的一个多小时里，杨鑫的思维清晰，表达流畅。记者不停发问，唯有在提及他与王亮的恋情时，杨鑫显得有些不自在，原本放松的身体换了一个姿势，低下头开始揉搓双手。
“你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后悔过吗？”杨鑫对此的回答出人意料，“连警察都说他自己找死”。而在采访杨鑫之前，记者走访了办理杨鑫案件的检察官、法官、公安人员，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受害者太可怜了，年纪轻轻无辜枉死，还留下一个遗腹子。”
“杀人这件事的对错，杨鑫要再考虑一段时间。你深层次、长时间地交流，会觉得他还是应该在这里治疗。”江斌告诉《方圆》记者。
杨鑫告诉记者，他有些想家了，想出院。他还计划，出院后或者去找份保安的工作，“进厂子怕是不行，我记性不好了”。
记者了解到，能否出院，最终要由法院决定解除。修改后的刑事刑诉法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病人，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杨鑫暴力倾向明显，没有人敢保证他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刑庭庭长杨志勇告诉记者，目前，杨鑫的家属尚未提出解除申请，医院也未作出出院的诊断评估报告。
在我国，强制医疗没有期限限制。这意味着，除非医院提出意见或者近亲属主动申请，杨鑫出院将遥遥无期。（杨鑫及其父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