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呼吸着空气，因为平常，忽略了它；我们每天用汉语拼音，读书、打字、上网，同样因为平常，也忽略了它。当有一天，有人问你，汉语拼音是哪来的？恐怕很少有人答得出。
　　在北京，有位年逾百岁仍笔耕不辍的学者，他就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转眼一百多年过去了”，周有光今年已经110岁。他幽默地说：“上帝太忙，把我忘记了。”上帝把他忘记了，但这几年读者却对他的作品津津乐道。
　　读他的人生故事，你会喜欢上求知、友爱、讲真话的周有光，也会感慨，一位一百多岁的老人，居然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


　　这位百岁老人，每天花时间最多的事情不是去公园遛弯儿吊嗓子，不是吃这吃那惴惴于生命无常，而是读书。他一直以“终生自我教育，百岁自学”自勉，说“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太在乎一时的长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来时迎，去时送，万事顺应自然，万事莫要勉强，就是最好的了。”这就是一位百岁老人的人生智慧吧。
　　别人五十岁准备回家抱孙子，周有光五十岁时才改行，还是大改行。他早年留学日本，学的是经济，曾在美国华尔街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作为经济学教授，先后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周有光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还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院士）。
　　周有光改行研究文字学，是偶然也是必然。早在欧洲学经济时，周有光就对文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买了大量的书自学，当时中国还没有文字学。1955年，国家进行文字改革，年过半百的周有光被委以重任。三年后，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人大会上通过并在全国推广。
　　周有光也不是一帆风顺，他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当时是不治之症；八年抗战数度死里逃生；“文革”期间被下放到西北二十多年……他从未悲观过。
　　我最初读周有光，是他的《语文闲谈》，里面的文章，既长知识，又有趣。比如，“文革”期间，知识分子遭到不公正待遇。周有光在短文《斯文扫地》中写道：“斯文扫地，原义指文化或文人不受尊重或文人自甘堕落（《现代汉语词典》），引申义：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罚作扫地工作。”但作者并不是让你哈哈大笑了事，他告诉你：“词义不仅有时代性，还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特殊的用法。”全文就这么点内容。《语文闲谈》出版后成了畅销书，于是周有光又写了两本，叫“续编”和“三编”。
　　《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周有光106岁自选集》……百岁周有光告诉我们：人可以这样慢慢变老。他更像个博学的长辈，教我们换个角度看世界：萨满教不仅是我国满族人的，在俄罗斯和西亚也深入人心；沙皇就是蒙古族“大汗”的意思；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论证”；八股文不是贬意……文章有长有短，思维敏捷，观点犀利，让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