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师”黎锦熙
　　“国师”是一个古旧的称谓，这里姑且用之。黎锦熙早年在长沙第一师范担任历史教员时，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毛泽东后来成为国家主席，不忘旧缘，仍尊黎锦熙为“我的老师”。因此，我们称黎锦熙为“国师”。
　　黎锦熙，字邵西，湖南湘潭人，1890年2月出生，仅比毛泽东年长三岁多。他毕业于清末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一生从事文史教育和国语统一事业，著述甚丰。1931年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抗战爆发后随北师大迁来西安，后至陕南城固，执教于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大，曾任国文系主任。
　　黎锦熙与毛泽东交往密切，常通音信，并一直甘冒风险保存着毛泽东写给他的信件。1939年，毛泽东得知他在城固，曾从延安寄赠新著《论持久战》一书给他。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马师儒（时任西大文学院院长，后任校长）时，曾嘱托马师儒：“返陕南后，请代我问候我的老师黎邵西先生。”
　　黎锦熙是无党派人士，一贯坚持进步立场。1939年在西大时，国民党区分部曾动员他入党，他坚决拒绝，将申请表掷于废纸篓中。为此区党部向来校视察的教育部次长说他的坏话，要求解聘他，因他资格老而未敢轻动。他常对人说：“一般人都说什么反动学生，我看他们功课都很好，相反地党团员则功课都不好。”一般人说的“反动学生”即地下共产党员、进步学生，他所说的“党团员”指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现存档案有当时西大中共地下组织向省委的汇报材料，称黎锦熙“对共无成见，不顽固”。黎锦熙为西北联大撰写的校歌歌词保留至今，他还以歌词为纲，写了一部简明的西大校史，最先把西大校史溯源至晚清。
　　解放前一年，黎锦熙返回北师大，仍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49年6月北京解放不久，毛泽东就亲临北师大看望他，一见面就喊“黎老师”。此后，毛泽东曾多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师生之间，情意绵长。
　　黎锦熙于1978年3月谢世，终年88岁。
　　二、“国史”侯外庐
　　“国史”一词或指一国之史、一朝之史，或指古代的史官。现代不设史官之职，却有研究历史的专家。侯外庐作为史学泰斗、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绝对权威，称他为“国史”似不为过。
　　解放初期，侯外庐主持西大校政，大刀阔斧，高屋建瓴，政绩突出，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无须赘言。这里单从“国史”的角度，略述他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贡献。侯校长在史学领域耕耘半个多世纪，他对上下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都有系统的研究，著作宏富，见解独到，自成体系，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论者以为，他的治史生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早期（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为发轫期。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与孔子》《中国古典社会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船山学案》等，这期间他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撰写了80万言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二、中期（40年代后至60年代初）为发展成熟期。个人著作有《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中国古代社会史》《孙中山到毛泽东》《汉代社会史绪论》《社会发展史的一些问题》《中国哲学史略》《中国历代大同理想》等，这期间他联络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等老专家和一些青年学者，主持完成了一项“大工程”——260万言的五卷本巨著《中国思想通史》，这标志着“侯外庐学派”的形成，表明他在史学研究领域登上了一个无人比肩的高峰。三、晚期（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为继续开拓总结期。著作有《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等，特别是他和邱汉生、张岂之合著的130万言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填补了解放以来我国史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一代“國史”侯外庐于1987年9月谢世，终年84岁。他的遗愿是写一部100万言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一部更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这个遗愿有待侯氏学派第二代、第三代去实现。
　　三、“国手”王耀东
　　体育界把国家队选手称为“国手”，足球国家队成员又称“国脚”。1921年5月，二十刚出头的王耀东经过层层选拔进入国家篮球队，作为主力队员参加了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赢得了篮球比赛的金牌。他是名副其实的老“国手”。
　　王耀东毕业于北师大体育专修科，后执教于北平大学，抗战之初来西安，历经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大各个时期，直到2007年以107岁高龄辞世，在西大整整工作了70个年头，为西大的体育教学倾注了毕生的精力。生前学校曾破例决定他为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
　　耄耋之年的王耀东曾担任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他是中华民族近百年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也是中国近百年体育发展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1999年9月，西大为这位中国体坛世纪老人举行了百岁华诞暨执教80周年庆贺大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等亲临西大向王老祝贺，同时还宣布设立“王耀东奖学基金”，举行了《王耀东传》首发式。
　　2002年10月，西大百年校庆大会隆重举行，102岁的王耀东登台讲话，思维清晰，声音洪亮。他以自身的健康长寿有力地证明了“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至理名言。
　　四、“国嘴”齐越
　　国家大事，重大新闻，通过他的嘴、他的声音传播出去，故曰“国嘴”，齐越当之无愧。
　　齐越，原名齐斌濡，河北高阳人。1942年来到城固，就读于西大外文系，学习俄文专业。他政治上追求进步，在校地下入党，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学习刻苦勤奋，专业成绩优异，在课外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朗诵和讲演的才能。
　　1946年4月，西大发生震惊全国的学潮，齐越被诬为“暴徒”受到反动当局搜捕，在他的河北同乡、数学系魏庚人老师掩护下成功脱逃，进入华北解放区，不久调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这正是他的专长。他是新华台唯一的男播音员。当解放战争进入决战时刻，人民军队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我党我军的许多重要文告和新闻，都是通过齐越之口广播出去，传遍全中国、全世界的。当时新华台的女播音员钱家楣后来回忆说：“那时齐越一接到前线捷报，就高高举起，在院子里边跑边喊，把机务员都逗笑了，指着他：瞧，齐越！他当即就充满激情地把捷报播出去了。” 　　齐越播音生涯中最可圈可点的经历，就是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担任开国大典的播音员。从此，他长期坚守中央广播电台主播岗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嘴”，播音界同行则称他为“老头子”。他的一系列经典播音，人们记忆犹新。1975年齐越调任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是我国第一位播音学教授。1980年齐越再次出现在万众瞩目的场合，为公审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读证词，似乎只有他最能发出义正词严的声音。“北广”现称中国传媒大学，一直奉齐越为宗师，塑立雕像，顶礼膜拜。为弘扬齐越精神，还设立了齐越朗诵艺术节，已办了十多届。
　　1993年11月，齐越病故，享年71岁，新华社发了专电，给予高度评价。
　　五、“国使”申健
　　“国使”者，国家派出的使节也。申健早在中印建交之初就担任首任驻印度临时代办，随后又担任首任驻古巴大使，1980年又出任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是一位资深的“国使”。
　　申健，原名申振民，化名陈松严，1937年至1939年在西大法商学院学习，1938年在校入党。他在西大虽只有短短三年，却经历了西大三变其名（临大、联大、西大）的全过程，这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出发点。申健入党后，曾要求去延安，组织上决定他留校从事地下工作。在此期间，他与熊向晖、陈忠经一起打入胡宗南部“卧底”，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凭着大智大勇，出色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嘉奖，被周恩来副主席誉为我党隐蔽战线“后三杰”（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1946年胡宗南派他们三人去美国深造，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同意，将计就计，去了美国。后因国内有人被捕暴露了他们，遂断了经济来源。他们通过苏联驻美使馆资助，于1949年7月回国。回国后，三人均肩负重任。申健除多年担任驻外使节，还做过中联部副部长，一度主持中联部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
　　刚从美国回来时，组织上指示他们改名，申振民原改为申建，取献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之意，刘少奇主席在一张任命书上给“建”字加了个单人旁，从此就使用“申健”这个名字。
　　他作为“国使”，头一个使命是出使印度，过了30年，他的最后一个外交使命，还是出使印度。人所共知，中印关系十分敏感，也十分棘手，一是达赖问题，二是边界问题，都是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难题。申健坚持原则，掌握政策，注意策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表现出精湛的斗争艺术，可谓不辱使命。
　　“文革”中，忠良遭害，奸佞横行，工作局面异常艰难，申健受命主持中联部工作，经受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使中联部的工作正常运转，成为当时唯一对外继续活动的部门。后任中联部长耿飚曾特意书写“难能可贵”四个大字赠给申健。
　　1987年，申建被推选为西大北京校友会会长。
　　1992年3月，申健去世，享年77歲。
　　来源：《西北大学报》第603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