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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02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编撰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在浩瀚的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改朝换代的熔炼，凝聚了华夏儿女的无穷智慧，故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治道，即治理之道也。大到历朝统治者的治国理政，小到一个团队、部门、企业的管理用人，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借鉴和启发。细细品读，笔者认为可将《资治通鉴》里的为治之道概括为“民心”、“公正”、“人才”三个方面：民心若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公正如山，不偏不倚，不枉不纵；人才似玉，慧眼识珠，珠联璧合。
一、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得到众人的支持。得到了众人的支持，才谈得上为治之道。如何才能得到民心呢？就是要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做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事。
图1 民心所向
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辞而不受，关中父老更加高兴，“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刘备撤离荆州，带着十几万老百姓逃难，日行十余里，虽然后有追兵，刘备却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成汉政权奠基人李特率领十万流民起义获得成功，关键也在于其与蜀地百姓约法三章，遍施恩惠，取消劳役，赈济百姓，由是“蜀民大悦”。
项羽坑杀战俘，放逐义帝，自立为王，“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董卓性情残忍，随意杀人，玩弄权术，倒行逆施，最终被群起而攻之，尸体被做成油灯连烧几天，“焚灰扬之于路”；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文治武功，开创了江左六朝疆域最辽阔的时期，却始终无法平定四海，成就一番大业，关键也在于其不懂得施行仁政，笼络人心，破城后为泄一时之忿竟大开杀戒，由是“西北之人无复来苏之望矣”。
王莽起初谦恭俭让，数次受诏加官晋爵均辞而不受，反而建议奖赏宗室群臣以及施恩庶民鳏寡，由此赢得口碑和民心，被称作“周公在世”。称帝以后，就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但其新政多迂通不合实情，“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使天下剧烈动荡，各地纷纷起义，新朝灭亡；李密初期投奔瓦岗义军时，“躬服俭素，所得金宝，悉颁赐麾下，由是人为之用”，又攻破粮仓赈济饥民，“老弱襁负，道路相随”。及至下属推举其为魏公，却想着铲除异己，杀死瓦岗旧主翟让及众多部将，引发内部争斗，实力大减，起义失败。
刘备以仁德为名符合民众普遍的价值观，刘邦、李特约法三章保证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因此都争取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项羽、董卓、刘裕背弃大众价值观，不顾大众的利益诉求，因而逐渐失去民心；王莽、李密起初以谦恭仁德得到民心，后来任意妄为触动民众利益而失去民心；真正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
二、公正
得到了民心，就得到了广泛的力量。如何才能约束这些力量并将它们汇聚起来，就需要制定一个共同的规则。为人上者要做的就是维护这个规则，为了维护这个规则，就必须做到公平公正。
图2 无规矩不成方圆
这个规则必须对所有人一样，必須具有普遍约束力，并能保证得到实施。于小而言，这个规则可以是规章制度，而对国家而言这个规则就是法。什么是法？法的繁体为“灋”，由水、廌、去三部分组成。意思是像水一样平，像廌一样能辨别曲直，并坚定地除去理曲的人。因此法主要体现两层意思：一是对所有人一样的规则，不偏不倚；二是任何违反规则的人都必须受到惩罚，不枉不纵。所以法所体现的也正是公平公正。纵观《资治通鉴》里的历史，几乎每一个明君都会严守法律，提出以法治国，由此也出现了许多秉公执法甚至敢于违背圣意的名臣。
汉文帝出行，有一人跑出惊动了皇帝驾车的马匹，文帝下令交给廷尉张释之治罪。张释之只是判处罚金，文帝大怒。张释之解释说“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意思是法是天下人共同的准则，这一案件依据现在的法律就该这样定罪，如果加罪重判，法就不能取信于民众。文帝思虑半晌，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
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杀人后藏在公主家里，官吏不能逮捕他。后来公主出门，这名奴仆陪同乘车。董宣上前扣住马缰绳，用刀划着地，大声数落公主的过失，喝斥奴仆下车并杀死了他。公主回宫告诉刘秀，刘秀大怒，要用邢杖将董宣打死。董宣义正言辞“陛下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恳求自杀。刘秀理亏，只让他向公主叩头谢罪即可。董宣不服从，就让人使劲按他的脑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刘秀只好笑着说“硬脖子县令出去”。
历史上还有诸如商鞅、诸葛亮、狄仁杰等许多秉公执法的直臣，历代君主之所以對他们委以重任，即使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也不愿罢免他们，就在于他们很好地维护了法律，很好地维护了这个共同的规则，替自己做到了公平公正。只有做到了公平公正，才能取信于民，才能约束住这广泛的力量，并让它们服从为上者的意愿，将众人的力量汇聚到一个方向。
三、人才
得到了民心，汇聚了众人的力量，还需要一个有效的机制来管理和发挥这些力量。人多事杂，倘若事必躬亲，必然难以为继。因此为人上者还需要懂得识人用人，做到知人善用。
“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怎样才能识人，找到真正有才干的人呢？司马光说“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意思就是居于上位的人，如果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以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属下有能或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有所反应，无所遁形。然而事实是为人上者，往往无法做到至公至明。自己喜欢的跟自己亲近的即使无能仍任用，自己讨厌的跟自己疏远的即使有才也不录用。汉元帝疏远贤臣，宠信宦官，导致皇权式微，朝政混乱不堪。继任的汉成帝更是荒于酒色，放任外戚专权，最终导致王莽篡汉，西汉灭亡。汉元帝、汉成帝不以才能选拔人才，只重用与自己亲近的宦官或外戚，“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识别出有用的人才后，更重要的就是用人，做到知人善用。唐太宗就是会用人的典范，手下能臣辈出，每个人也都人尽其才。左丞相房玄龄善于出计谋，右丞相杜如晦善于做决断，两人各具专长而又各有特色，太宗知人善用，留下“房谋杜断”的美名。魏征常常犯颜直谏，即使在太宗大怒之际，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死后太宗悲伤不已，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敢于直谏，也在于太宗有用人的度量，君明则臣直；袁绍出身东汉名门，四世三公，三国初期实力最强，手下本有许多有本领的文臣武将，说明袁绍是有识人之能的。但是袁绍不会用人，听不进劝谏，没有用人之量。官渡战争之初，诸多实力派谋臣如田丰、沮授要么被贬，要么获罪，猛将张郃、高览等也不被重用，一个个离他而去。关键时刻许攸献上妙计不被采纳，反而遭到大骂。后许攸投奔曹操，曹操光着脚出来迎接，拍手笑着说“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此消彼长曹操得以反败为胜。因此为人上者首先要做到慧眼识珠，发现人才；然后要敢于用人，有用人的度量，能听取众人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还要善于用人，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做到人尽其才。
“掌握民心所向，坚持公平公正，做到知人善用”——这正是《资治通鉴》告诉我们的为治之道。“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读史的目的就在于知古通今，以期古为今用，这也需要我们继续细细品读，慢慢体会。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02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编撰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在浩瀚的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改朝换代的熔炼，凝聚了华夏儿女的无穷智慧，故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治道，即治理之道也。大到历朝统治者的治国理政，小到一个团队、部门、企业的管理用人，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借鉴和启发。细细品读，笔者认为可将《资治通鉴》里的为治之道概括为“民心”、“公正”、“人才”三个方面：民心若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公正如山，不偏不倚，不枉不纵；人才似玉，慧眼识珠，珠联璧合。
一、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得到众人的支持。得到了众人的支持，才谈得上为治之道。如何才能得到民心呢？就是要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做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事。
图1 民心所向
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辞而不受，关中父老更加高兴，“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刘备撤离荆州，带着十几万老百姓逃难，日行十余里，虽然后有追兵，刘备却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成汉政权奠基人李特率领十万流民起义获得成功，关键也在于其与蜀地百姓约法三章，遍施恩惠，取消劳役，赈济百姓，由是“蜀民大悦”。
项羽坑杀战俘，放逐义帝，自立为王，“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董卓性情残忍，随意杀人，玩弄权术，倒行逆施，最终被群起而攻之，尸体被做成油灯连烧几天，“焚灰扬之于路”；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文治武功，开创了江左六朝疆域最辽阔的时期，却始终无法平定四海，成就一番大业，关键也在于其不懂得施行仁政，笼络人心，破城后为泄一时之忿竟大开杀戒，由是“西北之人无复来苏之望矣”。
王莽起初谦恭俭让，数次受诏加官晋爵均辞而不受，反而建议奖赏宗室群臣以及施恩庶民鳏寡，由此赢得口碑和民心，被称作“周公在世”。称帝以后，就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但其新政多迂通不合实情，“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使天下剧烈动荡，各地纷纷起义，新朝灭亡；李密初期投奔瓦岗义军时，“躬服俭素，所得金宝，悉颁赐麾下，由是人为之用”，又攻破粮仓赈济饥民，“老弱襁负，道路相随”。及至下属推举其为魏公，却想着铲除异己，杀死瓦岗旧主翟让及众多部将，引发内部争斗，实力大减，起义失败。
刘备以仁德为名符合民众普遍的价值观，刘邦、李特约法三章保证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因此都争取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项羽、董卓、刘裕背弃大众价值观，不顾大众的利益诉求，因而逐渐失去民心；王莽、李密起初以谦恭仁德得到民心，后来任意妄为触动民众利益而失去民心；真正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
二、公正
得到了民心，就得到了广泛的力量。如何才能约束这些力量并将它们汇聚起来，就需要制定一个共同的规则。为人上者要做的就是维护这个规则，为了维护这个规则，就必须做到公平公正。
图2 无规矩不成方圆
这个规则必须对所有人一样，必須具有普遍约束力，并能保证得到实施。于小而言，这个规则可以是规章制度，而对国家而言这个规则就是法。什么是法？法的繁体为“灋”，由水、廌、去三部分组成。意思是像水一样平，像廌一样能辨别曲直，并坚定地除去理曲的人。因此法主要体现两层意思：一是对所有人一样的规则，不偏不倚；二是任何违反规则的人都必须受到惩罚，不枉不纵。所以法所体现的也正是公平公正。纵观《资治通鉴》里的历史，几乎每一个明君都会严守法律，提出以法治国，由此也出现了许多秉公执法甚至敢于违背圣意的名臣。
汉文帝出行，有一人跑出惊动了皇帝驾车的马匹，文帝下令交给廷尉张释之治罪。张释之只是判处罚金，文帝大怒。张释之解释说“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意思是法是天下人共同的准则，这一案件依据现在的法律就该这样定罪，如果加罪重判，法就不能取信于民众。文帝思虑半晌，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
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杀人后藏在公主家里，官吏不能逮捕他。后来公主出门，这名奴仆陪同乘车。董宣上前扣住马缰绳，用刀划着地，大声数落公主的过失，喝斥奴仆下车并杀死了他。公主回宫告诉刘秀，刘秀大怒，要用邢杖将董宣打死。董宣义正言辞“陛下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恳求自杀。刘秀理亏，只让他向公主叩头谢罪即可。董宣不服从，就让人使劲按他的脑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刘秀只好笑着说“硬脖子县令出去”。
历史上还有诸如商鞅、诸葛亮、狄仁杰等许多秉公执法的直臣，历代君主之所以對他们委以重任，即使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也不愿罢免他们，就在于他们很好地维护了法律，很好地维护了这个共同的规则，替自己做到了公平公正。只有做到了公平公正，才能取信于民，才能约束住这广泛的力量，并让它们服从为上者的意愿，将众人的力量汇聚到一个方向。
三、人才
得到了民心，汇聚了众人的力量，还需要一个有效的机制来管理和发挥这些力量。人多事杂，倘若事必躬亲，必然难以为继。因此为人上者还需要懂得识人用人，做到知人善用。
“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怎样才能识人，找到真正有才干的人呢？司马光说“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意思就是居于上位的人，如果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以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属下有能或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有所反应，无所遁形。然而事实是为人上者，往往无法做到至公至明。自己喜欢的跟自己亲近的即使无能仍任用，自己讨厌的跟自己疏远的即使有才也不录用。汉元帝疏远贤臣，宠信宦官，导致皇权式微，朝政混乱不堪。继任的汉成帝更是荒于酒色，放任外戚专权，最终导致王莽篡汉，西汉灭亡。汉元帝、汉成帝不以才能选拔人才，只重用与自己亲近的宦官或外戚，“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识别出有用的人才后，更重要的就是用人，做到知人善用。唐太宗就是会用人的典范，手下能臣辈出，每个人也都人尽其才。左丞相房玄龄善于出计谋，右丞相杜如晦善于做决断，两人各具专长而又各有特色，太宗知人善用，留下“房谋杜断”的美名。魏征常常犯颜直谏，即使在太宗大怒之际，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死后太宗悲伤不已，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敢于直谏，也在于太宗有用人的度量，君明则臣直；袁绍出身东汉名门，四世三公，三国初期实力最强，手下本有许多有本领的文臣武将，说明袁绍是有识人之能的。但是袁绍不会用人，听不进劝谏，没有用人之量。官渡战争之初，诸多实力派谋臣如田丰、沮授要么被贬，要么获罪，猛将张郃、高览等也不被重用，一个个离他而去。关键时刻许攸献上妙计不被采纳，反而遭到大骂。后许攸投奔曹操，曹操光着脚出来迎接，拍手笑着说“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此消彼长曹操得以反败为胜。因此为人上者首先要做到慧眼识珠，发现人才；然后要敢于用人，有用人的度量，能听取众人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还要善于用人，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做到人尽其才。
“掌握民心所向，坚持公平公正，做到知人善用”——这正是《资治通鉴》告诉我们的为治之道。“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读史的目的就在于知古通今，以期古为今用，这也需要我们继续细细品读，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