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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16日晚，纽约教师工会养老基金会受托人投下反对票，反对挪用教师养老金来购买1.5亿美元的纽约市政债券，尽管纽约当时急需这笔钱来支付即将到期的债务。当天半夜，纽约市律师协会起草了一份破产申请。
10月17日早上，道琼斯指数下跌，黄金价格暴涨，纽约市票据持有者在市政厅排队，试图挽回部分损失。即使纽约到了如此境地，福特总统仍然拒绝提供帮助。他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这不是一场自然灾害或者上帝所为，这是纽约市长期以来自我放纵的结果。”
不过，到了当天下午2点事情突然出现转机，教师工会决定购买债券。这一下将纽约从破产的悬崖边缘暂时拉回了安全地带。但人们很清楚，纽约仍有可能再度濒临破产，而联邦政府仍会对此袖手旁观。
总统拒绝救援纽约
1975年的春天，纽约市政府从未如此狼狈过。市长亚伯拉罕·比姆公开恳请金融投资者购买短期债券，但没有一个投资者回应。此时的纽约已经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淖。
由于持续的收入和支出不平衡，纽约市的短期债务从1969年时的7.47亿美元剧增至1975年春天的60亿美元；长期贷款到1975年6月1日时达到94亿美元。全市130多亿美元的未偿债务光是利息就接近20亿美元，超过纽约市治安、消防、图书馆、公园、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总和。为了偿还旧债和利息，纽约市拆东墙补西墙，平均每个月要发行5亿美元的票据，每个季度还要发放5亿美元的市政债券。纽约市政府甚至在账簿上弄虚作假，连城市预期收入都被抵押出去。对此，当时有人评论说，纽约正在抵押自己的未来。
其实，金融界早在1974年秋天就十分担忧纽约市的财政状况。分析师们对纽约迅速增加的短期债务（一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和市政府缺乏有效的对策感到震惊。1974-1975财年，纽约市的预算赤字预计高达3.7亿美元，1975-1976财年的预算赤字预估为16.8亿美元。大型商业银行要求市政府公开纽约危险的财政状况，但市政府表示反对，他们指责银行背叛了纽约市政府。虽然双方合作成立了联络组，但并未改善纽约财政，反而互生龃龉。
比姆市长不得不向纽约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求助。1975年4月，纽约州议会在州长休·凯里的倡议下，向纽约市提供了4亿美元紧急贷款，但不过是杯水车薪。5月，比姆市长在凯里州长的陪同下向福特总统和联邦政府求救，但总统的态度非常消极。福特总统和他的顾问（包括时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等人）坚持认为纽约市出现问题是其自身的责任，并声称纽约未履行还债责任，不会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格林斯潘当时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财政责任没有捷径。”
5月28日，纽约市审计长哈里森·戈尔丁要求再次招标，发行拖延已久的2.8亿美元债务票据。市政官员向新闻界表示，如果没有人出价购买这些票据，那么纽约即将到期的2.2亿美元债务将无法偿还。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在这个时候冒着巨大风险来购买这些短期债券。5月30日，纽约市对到期的2.2亿美元债券票据违约。纽约市的市政债券宣告崩溃，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许多大城市和州的金融机构也陷入混乱，银行流动性遭到严重削弱。
联邦政府依然选择了置之不理，因为他们也自顾不暇。6月1日晚，福特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称存放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8600公吨黄金储备已在上个周末被运往港口的邮轮上，由海军护航运送至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看上去像是用很小的代价让产油大国愿意偿还所有未偿还债务，重整美国2000亿美元的债券市场，并向美国提供1000亿美元额度的低息信贷，但却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府是否具备还债能力以及仓促发行国债的质疑。
此时，纽约州政府站了出来。6月10日，纽约州议会组建了一个市政援助公司（简称MAC），作为纽约市的临时借贷机构，由企业家费利克斯·罗哈廷领导。MAC被戏称为“巨无霸”，它以州政府信誉作为担保发行长期债券，来赎买纽约市的短期债务以支付市政府的运行开支，帮助纽约市渡过财政危机。但是MAC的债券销售情况并不如预期理想，这就导致了10月纽约即将宣告破产的惊险一幕。
高福利埋下破产隐患
1975年纽约的财政危机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石油大亨戴维·洛克菲勒曾在其自传中写道：“纽约财政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5年约翰·林赛当选市长的时候。”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纽约最重要的经济产业并不是如今的金融业和服务业，而是制造业。纽约曾是美国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其制造业在40年代末达到顶峰，到70年代则已彻底衰落。在美国，制造业强势的地方必有强大的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塞缪尔·冈珀斯就是来自纽约市的雪茄工人。1910年，纽约数十万服装工人联合起来，通过大规模的罢工，迫使雇主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通过法案，使得工会地位得到提升。工会要求为工人提供高工资和高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企业和城市的发展，这在纽约得到了印证。
1965年，纽约的制造业人数为85.6万，占全市就业人口的1/4。约翰·林赛在1965年竞选市长时，改变过去“洛克菲勒共和党人”的立场，向强大的城市工会妥协。1966年1月1日，林赛就任纽约市长几个小时后，纽约交通工会举行了大罢工，公共交通系统瘫痪两个星期。面对罢工，林赛最后选择了妥协，答应了交通大罢工领导者迈克尔·奎尔的所有要求，此后全市市政工人的工资也全面上涨。而且林赛还将市政府新增加的成本隐匿在会计账本中，掩盖财政窘境。这一举动直接导致纽约在1975年走到破产边缘。
其实，早在1960-1961财年，纽约市就不得不开始借钱度日。由于工会的强势，纽约市政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其他地方高出25%；退休福利也相当丰厚，每年全市退休金成本就达到10亿美元。比如一级警员（服役5年或以上）一年可赚取23000美元，工作20年后退休可拿到一半的工资。1975年，纽约市的工资和福利支出达到65亿美元，占预算支出的55%。除了可观的工资和退休金，纽约市在教育、医疗、公共住房、交通补贴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也相当大，比如提供免费且免试入学的高等教育。 但另一方面，纽约经济出现严重衰退。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结束了二战后最长的经济繁荣期，发生新一轮经济危机，再加上产业结构的调整，联邦政府对西部和南部加大投资，美国经济重心发生转移。这样的大环境对纽约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1969-1977年期间，纽约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30万，143个制造行业中只有9个行业的就业人数有所增长。制造业衰落，就业机会减少，加上反对日益增长的税收负担的呼声高涨，纽约市的财政收入不可避免地大幅减少。但纽约市政府缺乏有效的平衡预算机制，也不愿意提高税收或是削减开支，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财政窘况。既不会开源也不知道节流的纽约市，只得依赖短期借贷来支撑城市的运营。
紧急关头 总统改变主意
1975年的纽约危机四伏，除了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犯罪活动也十分猖獗，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城市罢工层出不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市正在经历逆城市化的过程。白人中产阶级离开市中心，前往长岛、斯塔滕岛、新泽西州北部等地居住，少数族裔大量进入城市中心，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城区由于逐渐变成低收入人群聚居区，导致犯罪率升高，种族关系也变得紧张。1960-1975年间，纽约的凶杀案发案率增长了3倍。
1975年，当比姆市长呼吁城市市政工人放弃6%的加薪以减少财政支出时，城市劳工联合会率领上万名抗议者来到曼哈顿下城，包围了市政厅。为配合MAC的救助计划，纽约市不得不削减预算，实行金融改革，解雇了数千名警察、消防员、教师和公务员。那些为城市提供基础服务的工人爆发了一波又一波集体罢工和游行示威。被解雇的警察封锁了布鲁克林大桥，向穿着警察制服的昔日兄弟投掷啤酒罐，放掉轮胎的气，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环卫工人也举行罢工，扬言要把纽约变成臭城，并大喊：“等着，老鼠来了！”
消防员和警察工会向来到纽约的游客发放传单。在一本印有骷髅头、名为“欢迎来到恐惧城”的册子上，他们建议游客在下午6点以后最好待在室内，避免公共交通失灵以及其他突发事件，迫使游客不得不远离纽约。
1975年10月30日，《纽约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福特的“经典”演讲新闻——“福特对纽约说：去死吧”。当然这不是福特的原话，但是大意也相去不远。福特在那次讲话中说，他会否决任何“紧急财政援助”议案，并警告纽约的问题只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继续透支我们所拥有的，超出我们的能力提供更多的福利和优惠，那么华盛顿和我们整个国家就会像纽约这样遭到报应。”
福特在纽约市破产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后来被认为是不切实际和短视的。银行家和商界领袖在国会直陈纽约市破产的潜在风险。前西德总理施密特当时也警告说，纽约的违约将对全球产生影响。福特在考虑到下次选举中可能会丢掉纽约州的选票后，最终改变主意。在当年感恩节前夜的新闻发布会上，福特宣布国会批准了给纽约市的3年期36亿美元贷款。纽约市总算侥幸逃过了这场破产危机。
10月17日早上，道琼斯指数下跌，黄金价格暴涨，纽约市票据持有者在市政厅排队，试图挽回部分损失。即使纽约到了如此境地，福特总统仍然拒绝提供帮助。他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这不是一场自然灾害或者上帝所为，这是纽约市长期以来自我放纵的结果。”
不过，到了当天下午2点事情突然出现转机，教师工会决定购买债券。这一下将纽约从破产的悬崖边缘暂时拉回了安全地带。但人们很清楚，纽约仍有可能再度濒临破产，而联邦政府仍会对此袖手旁观。
总统拒绝救援纽约
1975年的春天，纽约市政府从未如此狼狈过。市长亚伯拉罕·比姆公开恳请金融投资者购买短期债券，但没有一个投资者回应。此时的纽约已经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淖。
由于持续的收入和支出不平衡，纽约市的短期债务从1969年时的7.47亿美元剧增至1975年春天的60亿美元；长期贷款到1975年6月1日时达到94亿美元。全市130多亿美元的未偿债务光是利息就接近20亿美元，超过纽约市治安、消防、图书馆、公园、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总和。为了偿还旧债和利息，纽约市拆东墙补西墙，平均每个月要发行5亿美元的票据，每个季度还要发放5亿美元的市政债券。纽约市政府甚至在账簿上弄虚作假，连城市预期收入都被抵押出去。对此，当时有人评论说，纽约正在抵押自己的未来。
其实，金融界早在1974年秋天就十分担忧纽约市的财政状况。分析师们对纽约迅速增加的短期债务（一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和市政府缺乏有效的对策感到震惊。1974-1975财年，纽约市的预算赤字预计高达3.7亿美元，1975-1976财年的预算赤字预估为16.8亿美元。大型商业银行要求市政府公开纽约危险的财政状况，但市政府表示反对，他们指责银行背叛了纽约市政府。虽然双方合作成立了联络组，但并未改善纽约财政，反而互生龃龉。
比姆市长不得不向纽约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求助。1975年4月，纽约州议会在州长休·凯里的倡议下，向纽约市提供了4亿美元紧急贷款，但不过是杯水车薪。5月，比姆市长在凯里州长的陪同下向福特总统和联邦政府求救，但总统的态度非常消极。福特总统和他的顾问（包括时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等人）坚持认为纽约市出现问题是其自身的责任，并声称纽约未履行还债责任，不会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格林斯潘当时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财政责任没有捷径。”
5月28日，纽约市审计长哈里森·戈尔丁要求再次招标，发行拖延已久的2.8亿美元债务票据。市政官员向新闻界表示，如果没有人出价购买这些票据，那么纽约即将到期的2.2亿美元债务将无法偿还。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在这个时候冒着巨大风险来购买这些短期债券。5月30日，纽约市对到期的2.2亿美元债券票据违约。纽约市的市政债券宣告崩溃，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许多大城市和州的金融机构也陷入混乱，银行流动性遭到严重削弱。
联邦政府依然选择了置之不理，因为他们也自顾不暇。6月1日晚，福特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称存放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8600公吨黄金储备已在上个周末被运往港口的邮轮上，由海军护航运送至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看上去像是用很小的代价让产油大国愿意偿还所有未偿还债务，重整美国2000亿美元的债券市场，并向美国提供1000亿美元额度的低息信贷，但却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府是否具备还债能力以及仓促发行国债的质疑。
此时，纽约州政府站了出来。6月10日，纽约州议会组建了一个市政援助公司（简称MAC），作为纽约市的临时借贷机构，由企业家费利克斯·罗哈廷领导。MAC被戏称为“巨无霸”，它以州政府信誉作为担保发行长期债券，来赎买纽约市的短期债务以支付市政府的运行开支，帮助纽约市渡过财政危机。但是MAC的债券销售情况并不如预期理想，这就导致了10月纽约即将宣告破产的惊险一幕。
高福利埋下破产隐患
1975年纽约的财政危机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石油大亨戴维·洛克菲勒曾在其自传中写道：“纽约财政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5年约翰·林赛当选市长的时候。”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纽约最重要的经济产业并不是如今的金融业和服务业，而是制造业。纽约曾是美国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其制造业在40年代末达到顶峰，到70年代则已彻底衰落。在美国，制造业强势的地方必有强大的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塞缪尔·冈珀斯就是来自纽约市的雪茄工人。1910年，纽约数十万服装工人联合起来，通过大规模的罢工，迫使雇主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通过法案，使得工会地位得到提升。工会要求为工人提供高工资和高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企业和城市的发展，这在纽约得到了印证。
1965年，纽约的制造业人数为85.6万，占全市就业人口的1/4。约翰·林赛在1965年竞选市长时，改变过去“洛克菲勒共和党人”的立场，向强大的城市工会妥协。1966年1月1日，林赛就任纽约市长几个小时后，纽约交通工会举行了大罢工，公共交通系统瘫痪两个星期。面对罢工，林赛最后选择了妥协，答应了交通大罢工领导者迈克尔·奎尔的所有要求，此后全市市政工人的工资也全面上涨。而且林赛还将市政府新增加的成本隐匿在会计账本中，掩盖财政窘境。这一举动直接导致纽约在1975年走到破产边缘。
其实，早在1960-1961财年，纽约市就不得不开始借钱度日。由于工会的强势，纽约市政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其他地方高出25%；退休福利也相当丰厚，每年全市退休金成本就达到10亿美元。比如一级警员（服役5年或以上）一年可赚取23000美元，工作20年后退休可拿到一半的工资。1975年，纽约市的工资和福利支出达到65亿美元，占预算支出的55%。除了可观的工资和退休金，纽约市在教育、医疗、公共住房、交通补贴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也相当大，比如提供免费且免试入学的高等教育。 但另一方面，纽约经济出现严重衰退。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结束了二战后最长的经济繁荣期，发生新一轮经济危机，再加上产业结构的调整，联邦政府对西部和南部加大投资，美国经济重心发生转移。这样的大环境对纽约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1969-1977年期间，纽约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30万，143个制造行业中只有9个行业的就业人数有所增长。制造业衰落，就业机会减少，加上反对日益增长的税收负担的呼声高涨，纽约市的财政收入不可避免地大幅减少。但纽约市政府缺乏有效的平衡预算机制，也不愿意提高税收或是削减开支，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财政窘况。既不会开源也不知道节流的纽约市，只得依赖短期借贷来支撑城市的运营。
紧急关头 总统改变主意
1975年的纽约危机四伏，除了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犯罪活动也十分猖獗，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城市罢工层出不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市正在经历逆城市化的过程。白人中产阶级离开市中心，前往长岛、斯塔滕岛、新泽西州北部等地居住，少数族裔大量进入城市中心，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城区由于逐渐变成低收入人群聚居区，导致犯罪率升高，种族关系也变得紧张。1960-1975年间，纽约的凶杀案发案率增长了3倍。
1975年，当比姆市长呼吁城市市政工人放弃6%的加薪以减少财政支出时，城市劳工联合会率领上万名抗议者来到曼哈顿下城，包围了市政厅。为配合MAC的救助计划，纽约市不得不削减预算，实行金融改革，解雇了数千名警察、消防员、教师和公务员。那些为城市提供基础服务的工人爆发了一波又一波集体罢工和游行示威。被解雇的警察封锁了布鲁克林大桥，向穿着警察制服的昔日兄弟投掷啤酒罐，放掉轮胎的气，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环卫工人也举行罢工，扬言要把纽约变成臭城，并大喊：“等着，老鼠来了！”
消防员和警察工会向来到纽约的游客发放传单。在一本印有骷髅头、名为“欢迎来到恐惧城”的册子上，他们建议游客在下午6点以后最好待在室内，避免公共交通失灵以及其他突发事件，迫使游客不得不远离纽约。
1975年10月30日，《纽约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福特的“经典”演讲新闻——“福特对纽约说：去死吧”。当然这不是福特的原话，但是大意也相去不远。福特在那次讲话中说，他会否决任何“紧急财政援助”议案，并警告纽约的问题只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继续透支我们所拥有的，超出我们的能力提供更多的福利和优惠，那么华盛顿和我们整个国家就会像纽约这样遭到报应。”
福特在纽约市破产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后来被认为是不切实际和短视的。银行家和商界领袖在国会直陈纽约市破产的潜在风险。前西德总理施密特当时也警告说，纽约的违约将对全球产生影响。福特在考虑到下次选举中可能会丢掉纽约州的选票后，最终改变主意。在当年感恩节前夜的新闻发布会上，福特宣布国会批准了给纽约市的3年期36亿美元贷款。纽约市总算侥幸逃过了这场破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