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并不像购买沙发或新衣那样，有购买保险或实现投资多样化的冲动。他们应该有，但却没有。历史上，保险、投资和银行机构不得不进行艰苦的竞争，以吸引个人、企业和政府购买风险管理。它们的成功尽管明显，但还不彻底：人们仍难以面对固有的风险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这正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实行强制性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的原因。当然，人们并非真的不了解生活中的大风险。只是由于人类心理方面的原因，我们才对它们置之不理。
　　处于对风险的理性认识与采取行动应付风险的动力之间的是畏惧：历经数百万年的进化，我们能采取果断行动，应对迫在眉睫、显而易见的威胁。当凶猛的野兽逼近时，我们会感到害怕和焦虑，肾上腺素就会增加，我们就会全神贯注，保护朋友和家庭的本能就会油然而生。
　　但是，更为遥远的危险无法刺激我们的情绪，因此我们往往无限期地推迟行动。我们也会更加惧怕众所周知的危险，尤其是那些以恐怖手段杀死我们的危险。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后，许多美国人出远门时选择驾车，而不是乘飞机，尽管有数据表明乘飞机仍要安全得多。而这些人可能正是数百万未能每年体检的美国人中的一部分。
　　很难对于风险，尤其是长期的重大风险进行衡量。在媒体上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几乎没有哪个权衡到风险。要完全理解风险，我们必须想象到所有事情可能出问题的方方面面，包括最近的记忆中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避免谬论，比如，仅仅因为某种风险几十年来没有危害性就认为它不复存在。
　　除此之外，另一种心理障碍是对我们自己成功的自负。我们有一种禀性：对我们的成功深信不疑。这有碍于我们勇敢地直面损失或失败的可能性，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可能性会触动我们的自我满足。实际上，自尊是人类最强烈的需求之一，看到我们相对于他人的成功能让我们感到了不起和愉悦。
　　所以，接受生活中出现的重要的偶然性是极为困难的，而且这也违背我们对秩序的强烈心理需要。我们往往不爱惜我们拥有的东西，如挣钱和积累财富的机会，因为我们误以为，我们天生的优越条件能保证我们拥有它们。
　　在公共政策方面，这种倾向性尤为明显。政府领导人很难向民众阐明经济风险，因为触动选民的自尊是不明智的。但是，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没有谁会认为，世界各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反映出了各国在天赋或本性之间的根本差异。
　　比如，印度2000年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7%。有人会认为这是因为美国人比印度人聪明14倍或性格比印度人好14倍吗？显然，这两个国家的相对地位是由于能够改变、或会随着经济活动及政治决策而改变的环境造成的。
　　但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极难与欠发达国家谈论它们相对成功的风险，因为民族自尊心也与之相连。发达国家的公民不相信、也不愿别人告诉他们：除非采取得当的措施，保证他们免于遭到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否则他们就可能丧失优越地位。
　　比如，1973年欧佩克实行石油禁运，导致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物价上升。与当时相比，今天发达国家对石油的依赖几乎没有减弱。尽管偶尔会增加储备，但发达国家通常会恢复到“一切如常”。
　　大多数公司不善于控制或把握它们的工人面临的各种经济风险。许多公司继续为员工提供保险和养老金，而且还促使工人们相信公司能永久提供，甚至鼓励他们投资公司股票。当员工人到中年而被解雇、或公司破产时，风险就会突如其来。
　　显然，为贫困人口建立强制性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以及社会安全网，防止了人们面临的最基本的风险。问题是，缺乏连贯一致的政策，以确保人们的收入、投资和房产免受更为广泛的经济风险的威胁。
　　所以，应创造出新的风险管理机制。这些机制应依靠市场而不是国家保证，而且尽管它们不应是强制性的，但必须符合人性弱点，这样人们才会使用它们。我们对风险感知有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认识到，要帮助人们应对现代生活中的风险就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