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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已经习惯于自身的风险并低估它，这就使得我们无法正确评价社会用来化解风险的政策。我们只有真正面对风险，并利用科技手段，及时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风险，才能规划出能够激励人们更富于冒险精神的经济制度
很多国家在经历了高增长后就进入了消退。我认为中国宏观市场规模巨大，可以将GDP指数出售给外国投资者的宏观证券市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风险是由所有投资者分担
房子由土地这种稀缺资源决定，难免会产生泡沫，并在大城市中出现房价被高估的现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同样吸引着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而政府控制银行，银行给房地产商贷款，这样政府成为泡沫的间接发起者
从中国经济的整个体系走向看，我认为中国需要对工资进行补贴，减少差距，通过税制改革使人们免受其害，同时利用电子货币进行交易，建立良好的保障体系，建立一种宏观证券市场，推广房屋价值保险等等。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时，就能构造一个新的金融大秩序
3月6日，当罗伯特·希勒再次来到北京时，他的语气深沉了很多。股市中熄灭的泡沫冲去了昔日的慷慨激扬，这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将用《金融新秩序》重新诠释“非理性繁荣”背后的风险。
人们可以从希勒的《非理性繁荣》中找到这样的结论：公众对股票市场的注意以及人们赋予股市的重要程度都被夸大，股票市场不会使所有人致富，不会解决经济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投资者仅是为选购股票而关注商界行为是愚蠢之举。那种认为股价一直上涨的想法更加荒谬。
同时，股市的有限性促使希勒甩掉宿命论影响，以科技发展驱动力分析风险本质。希勒说：“我们只有真正面对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风险，才能规划出能够激励人们更富于冒险精神的经济制度，并把这样的制度遍及全社会。”这被这位耶鲁大学教授认为是金融新秩序的基石。
从非理性繁荣到金融新秩序
《商务周刊》：您提出金融新秩序的初衷是什么？金融市场一直是变化的，您眼中的新金融秩序与原有体系到底有什么差别？
罗伯特·希勒：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已经习惯于自身的风险，这就使得我们无法正确评价社会用来化解风险的政策。低估经济系统中的风险是自然的，就像没有正确评价机遇在我们成功当中的角色一样。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意识到自身风险的存在，因为它们本身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理解风险的本质。我们只有真正面对风险，并利用科技手段，及时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风险，才能规划出能够激励人们更富于冒险精神的经济制度。
当然，科技让投资人得以更加理性地考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利用风险管理工具和解决投资计算的工具，配置最佳投资组合，而不再是直觉和传统的拇指法则。另一方面，金融大众化成为趋势，金融产品更新速度加快，产品设计更多地考虑人类对环境的反映。
金融本身就是要通过多数人来分担风险，减少个别人所承受的损失，因此，我们提倡金融大众化，鼓励创造者和发明者抛开风险实现自己的梦想。首先，金融大众化可以有效解决经济无理由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其次，伴随数字科技的发展，金融解决的问题更具有现实性。管理那些由于新兴因素引起的风险，并建立强大的基础设施以支持金融创新成为一种趋势。可以说，金融大众化和新技术进步是我提出金融新秩序的初衷。
应该提出的是，新技术使许多事情成为可能，但是实施中还有人类固有的局限性。良好运转的风险管理就类似于工程师设计的“人类基因工程”，我们需要一种人类金融工程。
《商务周刊》：在您提出新金融秩序的同时，是否意味着过去非理性繁荣时代已经结束？
罗伯特·希勒：现在市场的情况是交易量大增，市场变得比前几年更加活跃。因为投资者信心已经恢复，市场情况可能会超越2000年时市场巅峰时的状态。
我很难对一个时代结束做出严格的界定，因为金融创新始终在继续，只是三方面的问题一直与金融创新并行。第一，过度投机活动的存在。上个世纪由于投资者心理和狂热的驱动，资本市场表现出过度波动，当时甚至没有反映相关情况的指数，因此，当大量研究表明单个股价的确反映了关于未来基本面的市场价值时，市场就更容易对未来做出预期。
第二，有些金融创新鼓励黑幕交易、误导甚至欺诈，导致管理公司最后失败。新技术发展可能也会为这些行为提供便利，但是金融技术仍然应该继续推动和完善，不能因噎废食。
第三，政府权威的丧失。政府可任意进行金融安排，或者宣布合约失效，长期金融安排没有可以应付政治不稳定性的对策。再加上金融创新中需要克服的道德风险。
上述现象存在于非理性繁荣时代，但是从长期来看，金融大众化是趋势，我们应转向更广的经济风险分析视野，更好地理解和面对风险管理新秩序。
《商务周刊》：您为什么一直在中国推广您的“金融新秩序”？您认为它在中国市场到底起到多大作用？中国金融市场“稚嫩”的现状距离您所谓的金融新秩序还有多远？
罗伯特·希勒：金融新秩序研究的灵感其实并非来自于美国或是欧洲这种金融市场非常成熟的国家，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该如何处理金融市场中的风险和波动。相反，理论是以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为基础的。
在金融方面，中国现在有很多热门话题。例如人民币汇率问题、银行坏账问题、资本管制问题、二板市场的建立等等。但实际上，汇率仅仅是与进出口状况有关的问题；银行坏账问题也是可以通过信贷方式解决的；中国股市也很快成熟，建立像纳斯达克那样的交易体制并不是困难的事。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短期的，中国很难借鉴或效仿其他国家。我想强调的是更长期、更根本性的风险，它们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我在《金融新秩序》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重振经济的主张，但是我并不确定哪一项对中国市场是最有借鉴作用的。中国金融秩序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体市场价值不能充分体现。但是，你应该看到中国发生的可喜变化：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十年变化，就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上百年的历史。更何况，你无法想象十年后中国资本市场到底是什么样。
我认为，中国很快将实行市场退出机制，就像欧洲和美国一样的制度。这样从远期来看，金融新秩序将会产生。
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及其创新应对
《商务周刊》：您怎么看待中国GDP的增长以及政府对GDP的拉动？您认为这其中存在什么风险吗？风险又该如何化解？
罗伯特·希勒：中国经济一直保持9%的高增长，相比许多国家GDP的年增长率仅为3%，如果中国也按照3%的速度增长，中国需要90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中国政府给自己的挑战是，中国要用30年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就必须保持9%的高增长。那么，中国能否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呢？实际上，有许多因素可以减低中国经济的增长，比如，由于中国目前的工资水平很低，当它变高时经济的高增长就会消失。这从许多国家的经历看也是如此，它们在经历了高增长后就进入了消退。墨西哥最近就发生了最令人失望的增长和停滞。中国其实也面临这样的风险，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去面对和处理这些风险。
这就是宏观市场风险的问题。我认为宏观市场规模巨大，完全可以化解和分散风险。例如中国可以将GDP指数出售给外国投资者，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风险是由所有投资者分担。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的上市公司仅占GDP总额的10%。只有GDP的10%才上市交易，那么剩余的90%为什么不考虑呢？我认为中国应该出售GDP的一部分给外国投资者，这样就可以减少风险。而实际上，很多投资者都愿意来中国投资。
由于宏观证券市场的创造，将使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有大型风险的交易成为可能。在宏观证券市场中，与美国GDP挂钩的证券将允许全球的投资者直接投资于美国经济，他们将可以比现在更广泛地分散他们的投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不仅是股票市场部分。宏观证券市场反映了经济体中本来已经存在的风险，由于这些风险变成了可见风险，人们就可以更好地管理它。
1994年，人们发现保加利亚在其他国家发行过这种GDP凭证。当时，石油是重要的资源，随着油价起落，油价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它不能发行与油价相连的证券。它发行了一种与GDP相连的证券。这对于保加利亚是非常幸运的选择，因为保加利亚是世界上最不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它因此可以减少经济发展缓慢对国家的冲击。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我们现在也正准备和美国交易所开展合作，已达成交易宏观证券的共识。我希望也能在纽约交易中国宏观风险证券，投资者可以买进和卖出中国，也可以改变投资组合分散风险。当然还有其他国家GDP关联的证券。2004年1月，西半球各国首脑在墨西哥召开会议，准备推出与GDP相挂钩的证券。其中，阿根廷已经建立相关证券与GDP增长长期挂钩。近年来，阿根廷GDP降低了20%，这种证券显然对它有利。
《商务周刊》：中国经济界正在发生一场争论，2004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直在上扬，您是否认为中国出现了通胀？这种趋势是否属于输入型通货膨胀？我们又怎样避免这种风险？
罗伯特·希勒：我一直对中国经济很有信心，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通货膨胀水平表现异常。事实上，通胀可以通过利用电子货币支付体系规避风险。如同几何学家寻找固定长度的测量单位，经济学家希望预测的货币价值不随通胀变化。
电子货币是指数性货币单位。可以用来避免通胀。以南美的智利为利，UF就是除货币单位比索之外的指数货币单位。UF与通胀相连，UF与比索的比价是随市场变化的。这就相当于中国的保值储蓄。虽然UF的计算有些麻烦，可是的确起到了防止通胀风险的作用。
中国是处于开放市场下的转轨经济国家，通货膨胀水平难免会受到国际市场和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通过国际协议中的通胀合作，风险可以通过交换得以缓冲。
《商务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处于转型期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应对这样的局面，税收制度应该怎样调整？
罗伯特·希勒：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一样，也面临着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的风险。收入有差异是必须的，这样才能对人们进行激励，但是要防止极端的不平等和差距过大。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从1980年的0.33到2000年的0.46（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中国为什么出现不平等，是因为转型期不可能同时达到富裕，与此同时，新科技的发展导致赢家通吃，进一步拉大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税收制度应该更有效，并让每个人得到保护。更富的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同时，低收入低收税也适用于低收入人群。另外，要把找不到工作就在家享受政府补贴，变成有工作但收入低于一定限度才能补贴。当然，中国的农民很多，对他们完全进行补贴是不可能的，我所说的是在农民消失之后减少的不平等。因此，我们需要提前进行不平等风险的防范。
《商务周刊》：人民币汇率也是影响中国宏观市场的重要因素，那么您又如何预计中国汇率的变化？
罗伯特·希勒：可以肯定的是，2004年人民币升值压力大于2003年，人民币汇率本身会产生波动，升值不是最大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近期也表示，人民币可能变得更加灵活。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有些问题，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非常快速和稳健。我认为汇率问题可能会通过信息沟通和多轮协调解决部分问题。
房地产泡沫及风险应对
《商务周刊》：您去年在给我们杂志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房地产市场难免会产生泡沫。现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房价也普遍偏高。在您个人看来，泡沫是怎样造成的呢？
罗伯特·希勒：房地产泡沫是由于开放市场造成的。房价对我们家庭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波动。房子由土地这种稀缺资源决定，难免会产生泡沫，并在大城市中出现房价被高估的现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同样吸引着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而政府控制银行，银行给房地产商贷款，这样政府成为泡沫的间接发起者。这种现象在美国同样存在，当格林斯潘控制利率的时候，美国房地产充满泡沫。当然政府不是惟一的泡沫制造者，很多时候泡沫正是由投资者引起的。
《商务周刊》：如果按照“金融新秩序”的解释，应该怎样避免房价的风险呢？当大城市的地产价格变化时，投资者怎么办？
罗伯特·希勒：正是由于房价波动，很多人都因此担心房价下跌，进而对在大城市买房失去信心。因为大城市房地产急剧扩张后，肯定要面临下跌的风险，最终让人们失去定金和储蓄。不过，这种房价风险是可以通过房屋价值保险加以解决的。
1977年，第一个房屋价值保险在依诺依州橡树公园出现。它的背景是，在70年代，有黑人居住的社区房价就会下跌。为消除社区的担心，市政发行保险以避免价格下跌风险带来的影响。这个公园的例子非常成功，房价因此稳定，居住人群由黑白人共同组成。这一举措后来被其他城市仿效。
1988年芝加哥也采取了这种方式，市政当局建议实施与房屋价格相连的保险。但相对于橡树公园的房屋价值保险取决于具体房屋的价值，我提出的主张是进一步把房屋价值保险与房屋所在地区的房价指数联系起来。这样，同时又可以避免出现道德风险——房屋出问题也得不到维修，因为房屋价格下降，房主会获得保险补偿。
在美国，通常房屋价值保险有效期为30年，若在3年内出售，将按保险公司所计算房屋价格指数变动给予不同补偿。如果10万元，指数降10%就得到1万元补偿。这仅是个开始，未来可以看到更多保险，而合理的保险使人们根本不必要担心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变动。
《商务周刊》：这就是您所说的新型管理风险和金融创新的典型表现吧？可是，金融创新在解决风险时也会创造新的风险。
罗伯特·希勒：是的，有效的风险管理与金融创新是密切相连的。事实上，我所谈到的新金融秩序可能被称为激进的金融创新，但它使原来没有解决的风险得到分散和对冲，使金融创新民主化，所有人都获益。
尽管经济学家证实大萧条不是由技术进步造成，但是技术进步确实给社会带来巨大挑战，不能确定某种创新究竟伤害谁，谁受益，不确定性的结果只能等时间揭晓。
但现在指明方向是必要的。对于个人而言，只有针对经济福利衡量的总体指标进行保险才最有效。金融新秩序主张，在国家出现危机时，必须有一套设计良好的个人激励机制应付眼前危机，最大限度减少对个人收入的随机冲击。
另外，金融创新就是重新设计框架，使人们看到自己的风险，并使以前没有涵盖的风险得以有机会冲销。其实，把风险分裂对待是金融领域的最大问题。金融市场体系随时间和技术发展不断更新，因此在变化的市场中，金融体系也需要不断革新，以应对金融风险的改变。
《商务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以及模仿？
罗伯特·希勒：人类历史有很多激进的想法，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有很多金融创新。但当一个国家成功创新后，往往被其他国家模仿。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国家有许多类似金融创新，就好像各国有同样的汽车一样。
但是，中国不能总是模仿其他国家，更要走出自己的路。从中国经济的整个体系走向看，我认为中国需要对工资进行补贴，减少差距，通过税制改革使人们免受其害，同时利用电子货币进行交易，建立良好的保障体系，建立一种宏观证券市场，推广房屋价值保险等等。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构造一个新的金融大秩序。在这个新的金融大秩序里，每个人都得到保护。
很多国家在经历了高增长后就进入了消退。我认为中国宏观市场规模巨大，可以将GDP指数出售给外国投资者的宏观证券市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风险是由所有投资者分担
房子由土地这种稀缺资源决定，难免会产生泡沫，并在大城市中出现房价被高估的现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同样吸引着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而政府控制银行，银行给房地产商贷款，这样政府成为泡沫的间接发起者
从中国经济的整个体系走向看，我认为中国需要对工资进行补贴，减少差距，通过税制改革使人们免受其害，同时利用电子货币进行交易，建立良好的保障体系，建立一种宏观证券市场，推广房屋价值保险等等。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时，就能构造一个新的金融大秩序
3月6日，当罗伯特·希勒再次来到北京时，他的语气深沉了很多。股市中熄灭的泡沫冲去了昔日的慷慨激扬，这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将用《金融新秩序》重新诠释“非理性繁荣”背后的风险。
人们可以从希勒的《非理性繁荣》中找到这样的结论：公众对股票市场的注意以及人们赋予股市的重要程度都被夸大，股票市场不会使所有人致富，不会解决经济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投资者仅是为选购股票而关注商界行为是愚蠢之举。那种认为股价一直上涨的想法更加荒谬。
同时，股市的有限性促使希勒甩掉宿命论影响，以科技发展驱动力分析风险本质。希勒说：“我们只有真正面对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风险，才能规划出能够激励人们更富于冒险精神的经济制度，并把这样的制度遍及全社会。”这被这位耶鲁大学教授认为是金融新秩序的基石。
从非理性繁荣到金融新秩序
《商务周刊》：您提出金融新秩序的初衷是什么？金融市场一直是变化的，您眼中的新金融秩序与原有体系到底有什么差别？
罗伯特·希勒：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已经习惯于自身的风险，这就使得我们无法正确评价社会用来化解风险的政策。低估经济系统中的风险是自然的，就像没有正确评价机遇在我们成功当中的角色一样。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意识到自身风险的存在，因为它们本身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理解风险的本质。我们只有真正面对风险，并利用科技手段，及时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风险，才能规划出能够激励人们更富于冒险精神的经济制度。
当然，科技让投资人得以更加理性地考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利用风险管理工具和解决投资计算的工具，配置最佳投资组合，而不再是直觉和传统的拇指法则。另一方面，金融大众化成为趋势，金融产品更新速度加快，产品设计更多地考虑人类对环境的反映。
金融本身就是要通过多数人来分担风险，减少个别人所承受的损失，因此，我们提倡金融大众化，鼓励创造者和发明者抛开风险实现自己的梦想。首先，金融大众化可以有效解决经济无理由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其次，伴随数字科技的发展，金融解决的问题更具有现实性。管理那些由于新兴因素引起的风险，并建立强大的基础设施以支持金融创新成为一种趋势。可以说，金融大众化和新技术进步是我提出金融新秩序的初衷。
应该提出的是，新技术使许多事情成为可能，但是实施中还有人类固有的局限性。良好运转的风险管理就类似于工程师设计的“人类基因工程”，我们需要一种人类金融工程。
《商务周刊》：在您提出新金融秩序的同时，是否意味着过去非理性繁荣时代已经结束？
罗伯特·希勒：现在市场的情况是交易量大增，市场变得比前几年更加活跃。因为投资者信心已经恢复，市场情况可能会超越2000年时市场巅峰时的状态。
我很难对一个时代结束做出严格的界定，因为金融创新始终在继续，只是三方面的问题一直与金融创新并行。第一，过度投机活动的存在。上个世纪由于投资者心理和狂热的驱动，资本市场表现出过度波动，当时甚至没有反映相关情况的指数，因此，当大量研究表明单个股价的确反映了关于未来基本面的市场价值时，市场就更容易对未来做出预期。
第二，有些金融创新鼓励黑幕交易、误导甚至欺诈，导致管理公司最后失败。新技术发展可能也会为这些行为提供便利，但是金融技术仍然应该继续推动和完善，不能因噎废食。
第三，政府权威的丧失。政府可任意进行金融安排，或者宣布合约失效，长期金融安排没有可以应付政治不稳定性的对策。再加上金融创新中需要克服的道德风险。
上述现象存在于非理性繁荣时代，但是从长期来看，金融大众化是趋势，我们应转向更广的经济风险分析视野，更好地理解和面对风险管理新秩序。
《商务周刊》：您为什么一直在中国推广您的“金融新秩序”？您认为它在中国市场到底起到多大作用？中国金融市场“稚嫩”的现状距离您所谓的金融新秩序还有多远？
罗伯特·希勒：金融新秩序研究的灵感其实并非来自于美国或是欧洲这种金融市场非常成熟的国家，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该如何处理金融市场中的风险和波动。相反，理论是以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为基础的。
在金融方面，中国现在有很多热门话题。例如人民币汇率问题、银行坏账问题、资本管制问题、二板市场的建立等等。但实际上，汇率仅仅是与进出口状况有关的问题；银行坏账问题也是可以通过信贷方式解决的；中国股市也很快成熟，建立像纳斯达克那样的交易体制并不是困难的事。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短期的，中国很难借鉴或效仿其他国家。我想强调的是更长期、更根本性的风险，它们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我在《金融新秩序》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重振经济的主张，但是我并不确定哪一项对中国市场是最有借鉴作用的。中国金融秩序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体市场价值不能充分体现。但是，你应该看到中国发生的可喜变化：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十年变化，就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上百年的历史。更何况，你无法想象十年后中国资本市场到底是什么样。
我认为，中国很快将实行市场退出机制，就像欧洲和美国一样的制度。这样从远期来看，金融新秩序将会产生。
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及其创新应对
《商务周刊》：您怎么看待中国GDP的增长以及政府对GDP的拉动？您认为这其中存在什么风险吗？风险又该如何化解？
罗伯特·希勒：中国经济一直保持9%的高增长，相比许多国家GDP的年增长率仅为3%，如果中国也按照3%的速度增长，中国需要90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中国政府给自己的挑战是，中国要用30年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就必须保持9%的高增长。那么，中国能否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呢？实际上，有许多因素可以减低中国经济的增长，比如，由于中国目前的工资水平很低，当它变高时经济的高增长就会消失。这从许多国家的经历看也是如此，它们在经历了高增长后就进入了消退。墨西哥最近就发生了最令人失望的增长和停滞。中国其实也面临这样的风险，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去面对和处理这些风险。
这就是宏观市场风险的问题。我认为宏观市场规模巨大，完全可以化解和分散风险。例如中国可以将GDP指数出售给外国投资者，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风险是由所有投资者分担。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的上市公司仅占GDP总额的10%。只有GDP的10%才上市交易，那么剩余的90%为什么不考虑呢？我认为中国应该出售GDP的一部分给外国投资者，这样就可以减少风险。而实际上，很多投资者都愿意来中国投资。
由于宏观证券市场的创造，将使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有大型风险的交易成为可能。在宏观证券市场中，与美国GDP挂钩的证券将允许全球的投资者直接投资于美国经济，他们将可以比现在更广泛地分散他们的投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不仅是股票市场部分。宏观证券市场反映了经济体中本来已经存在的风险，由于这些风险变成了可见风险，人们就可以更好地管理它。
1994年，人们发现保加利亚在其他国家发行过这种GDP凭证。当时，石油是重要的资源，随着油价起落，油价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它不能发行与油价相连的证券。它发行了一种与GDP相连的证券。这对于保加利亚是非常幸运的选择，因为保加利亚是世界上最不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它因此可以减少经济发展缓慢对国家的冲击。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我们现在也正准备和美国交易所开展合作，已达成交易宏观证券的共识。我希望也能在纽约交易中国宏观风险证券，投资者可以买进和卖出中国，也可以改变投资组合分散风险。当然还有其他国家GDP关联的证券。2004年1月，西半球各国首脑在墨西哥召开会议，准备推出与GDP相挂钩的证券。其中，阿根廷已经建立相关证券与GDP增长长期挂钩。近年来，阿根廷GDP降低了20%，这种证券显然对它有利。
《商务周刊》：中国经济界正在发生一场争论，2004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直在上扬，您是否认为中国出现了通胀？这种趋势是否属于输入型通货膨胀？我们又怎样避免这种风险？
罗伯特·希勒：我一直对中国经济很有信心，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通货膨胀水平表现异常。事实上，通胀可以通过利用电子货币支付体系规避风险。如同几何学家寻找固定长度的测量单位，经济学家希望预测的货币价值不随通胀变化。
电子货币是指数性货币单位。可以用来避免通胀。以南美的智利为利，UF就是除货币单位比索之外的指数货币单位。UF与通胀相连，UF与比索的比价是随市场变化的。这就相当于中国的保值储蓄。虽然UF的计算有些麻烦，可是的确起到了防止通胀风险的作用。
中国是处于开放市场下的转轨经济国家，通货膨胀水平难免会受到国际市场和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通过国际协议中的通胀合作，风险可以通过交换得以缓冲。
《商务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处于转型期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应对这样的局面，税收制度应该怎样调整？
罗伯特·希勒：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一样，也面临着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的风险。收入有差异是必须的，这样才能对人们进行激励，但是要防止极端的不平等和差距过大。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从1980年的0.33到2000年的0.46（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中国为什么出现不平等，是因为转型期不可能同时达到富裕，与此同时，新科技的发展导致赢家通吃，进一步拉大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税收制度应该更有效，并让每个人得到保护。更富的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同时，低收入低收税也适用于低收入人群。另外，要把找不到工作就在家享受政府补贴，变成有工作但收入低于一定限度才能补贴。当然，中国的农民很多，对他们完全进行补贴是不可能的，我所说的是在农民消失之后减少的不平等。因此，我们需要提前进行不平等风险的防范。
《商务周刊》：人民币汇率也是影响中国宏观市场的重要因素，那么您又如何预计中国汇率的变化？
罗伯特·希勒：可以肯定的是，2004年人民币升值压力大于2003年，人民币汇率本身会产生波动，升值不是最大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近期也表示，人民币可能变得更加灵活。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有些问题，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非常快速和稳健。我认为汇率问题可能会通过信息沟通和多轮协调解决部分问题。
房地产泡沫及风险应对
《商务周刊》：您去年在给我们杂志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房地产市场难免会产生泡沫。现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房价也普遍偏高。在您个人看来，泡沫是怎样造成的呢？
罗伯特·希勒：房地产泡沫是由于开放市场造成的。房价对我们家庭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波动。房子由土地这种稀缺资源决定，难免会产生泡沫，并在大城市中出现房价被高估的现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同样吸引着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而政府控制银行，银行给房地产商贷款，这样政府成为泡沫的间接发起者。这种现象在美国同样存在，当格林斯潘控制利率的时候，美国房地产充满泡沫。当然政府不是惟一的泡沫制造者，很多时候泡沫正是由投资者引起的。
《商务周刊》：如果按照“金融新秩序”的解释，应该怎样避免房价的风险呢？当大城市的地产价格变化时，投资者怎么办？
罗伯特·希勒：正是由于房价波动，很多人都因此担心房价下跌，进而对在大城市买房失去信心。因为大城市房地产急剧扩张后，肯定要面临下跌的风险，最终让人们失去定金和储蓄。不过，这种房价风险是可以通过房屋价值保险加以解决的。
1977年，第一个房屋价值保险在依诺依州橡树公园出现。它的背景是，在70年代，有黑人居住的社区房价就会下跌。为消除社区的担心，市政发行保险以避免价格下跌风险带来的影响。这个公园的例子非常成功，房价因此稳定，居住人群由黑白人共同组成。这一举措后来被其他城市仿效。
1988年芝加哥也采取了这种方式，市政当局建议实施与房屋价格相连的保险。但相对于橡树公园的房屋价值保险取决于具体房屋的价值，我提出的主张是进一步把房屋价值保险与房屋所在地区的房价指数联系起来。这样，同时又可以避免出现道德风险——房屋出问题也得不到维修，因为房屋价格下降，房主会获得保险补偿。
在美国，通常房屋价值保险有效期为30年，若在3年内出售，将按保险公司所计算房屋价格指数变动给予不同补偿。如果10万元，指数降10%就得到1万元补偿。这仅是个开始，未来可以看到更多保险，而合理的保险使人们根本不必要担心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变动。
《商务周刊》：这就是您所说的新型管理风险和金融创新的典型表现吧？可是，金融创新在解决风险时也会创造新的风险。
罗伯特·希勒：是的，有效的风险管理与金融创新是密切相连的。事实上，我所谈到的新金融秩序可能被称为激进的金融创新，但它使原来没有解决的风险得到分散和对冲，使金融创新民主化，所有人都获益。
尽管经济学家证实大萧条不是由技术进步造成，但是技术进步确实给社会带来巨大挑战，不能确定某种创新究竟伤害谁，谁受益，不确定性的结果只能等时间揭晓。
但现在指明方向是必要的。对于个人而言，只有针对经济福利衡量的总体指标进行保险才最有效。金融新秩序主张，在国家出现危机时，必须有一套设计良好的个人激励机制应付眼前危机，最大限度减少对个人收入的随机冲击。
另外，金融创新就是重新设计框架，使人们看到自己的风险，并使以前没有涵盖的风险得以有机会冲销。其实，把风险分裂对待是金融领域的最大问题。金融市场体系随时间和技术发展不断更新，因此在变化的市场中，金融体系也需要不断革新，以应对金融风险的改变。
《商务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以及模仿？
罗伯特·希勒：人类历史有很多激进的想法，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有很多金融创新。但当一个国家成功创新后，往往被其他国家模仿。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国家有许多类似金融创新，就好像各国有同样的汽车一样。
但是，中国不能总是模仿其他国家，更要走出自己的路。从中国经济的整个体系走向看，我认为中国需要对工资进行补贴，减少差距，通过税制改革使人们免受其害，同时利用电子货币进行交易，建立良好的保障体系，建立一种宏观证券市场，推广房屋价值保险等等。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构造一个新的金融大秩序。在这个新的金融大秩序里，每个人都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