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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展不能忘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建国后,社会主义的模式是,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搞阶级斗争,经济上,生产资料城乡实行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实行计划经济,劳动者按劳分配,但是曾经想多次取消按劳分配。实践证明,这种社会主义没有活力,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很低,实质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解放思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5年4月15日,他又提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转向了发展生产力,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0年来,我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虽然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总体上的是成功的,创造了发展的中国奇迹。贫穷的平均,不是社会主义;但是,生产力发展了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从另一方面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在1990年12月24日,他也说到:“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在经济发展上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在共同富裕方面,从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看,存在着这样四个方面严重的问题:一是GDP中居民收入分配比率持续下降。1990年至2007年,GDP结构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逐步下降,占GDP比重从56.18%下降到43.42%,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与之相比,我国比重过低。二是城乡差距在继续拉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的1:1.86拉大到2008年的1:3.31,近几年虽然差距拉大的幅度在缩小,趋势仍然处于拉大之中。三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基民系数从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处在居民间分配不公平问题较为严重国家之列。四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1.86倍、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如果没有有效的战略和对策加以解决,任其发展下去,三大差距和国强民不富问题将会越积越难,局面可能会变得非常恶化,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改革开往以后,我们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经济体制的选择,有利于使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实现公平,如何解决安居乐业这样的民生,如何提供公共服务,实际上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我认为,是一个新的课题。对于这新一个新的课题,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结果必然会偏离邓小平同志讲的共同富裕,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人就会乘机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就会失去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人民群众也会对我们的执政失去信心。我想,从这个方面看,说句实话,我们的体制,仍然是不合格的,在不断完善之中的社会主义。
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正在处于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因此,我们既不可能在传统和静态的农业社会中,搞一个分配平均的农业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象一些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城市社会的北欧国家一样,搞城市化水平非常高,人口大部分都在城市情况下的社会主义。
30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发展个体私营与市场经济,一定会发生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并责难邓小平同志设计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其总根源。他们也提出,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需要重新回到国有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是经济从落后向发达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必须得经历基尼系数拉大这样一个过程。国外有的学者也议论,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有办法,但是,对消除贫富差别没有能力和没有办法。
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人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难题:是走回头路,到过去的旧体制上去,重新形成贫而平均吗?是没有能力和办法控制住两极分化,还是有能力和有办法缩小贫富差距,并实现共同富裕?通过东亚、印度、拉美的比较,通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各省区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在二元结构急剧转型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办法,来控制住两极分化,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理想。
十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五项重大任务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空洞的口号,要使人民信任我们,就需要看到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大的规律和趋势,要有新的思路,制定新的战略,想出实实在在的能缩小三大差距的新的办法,推进改革,出台新的政策,形成新的体制和机制,引导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一)推进城镇化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一,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进程来缩小城乡差距。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如果从城市和农村分别看,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4,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7,但是,如果两项综合,就成为了0.47。因此,城乡差距大,是导致中国基尼系数较高、贫富不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原因。这种分配不公,是二元结构转型造成的,不是在公与私、计划与市场等方面想办法所能解决的。
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多如牛毛,许多理论和政策思维都是将农村看成一个人口规模不变的对象来考虑问题,理论上是在农村和农业中发展新型的合作等集体经济,政策上主要是加大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投入。有的学者也提出,中国近60%的人口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当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农业社会主义和加大“三农”投入,把建设现代化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和收入的差距吗?我认为是行不通的。
全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大的趋势是,农业生产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是逐年下降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是谁也挡不住的社会趋势。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93%以上,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看,家庭农场是组织成本最低,经营管理范围经济,效率最高的形式。试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形式上,我们即使在农村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建设了很好的集体经济,但是,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迁移,这样的许多农户集体所有制形式能不能长久普遍地在农村存在,还是个疑问;即使未来全国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假如未来全部劳动力为8亿,也有4 000万农业劳动力之巨,在18亿亩耕地上从事农业,两个劳动力之家庭的耕地面积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90亩,如果仅种粮食,只能是微利保本,从中国的人多地少国情看,从与人多地少的东亚农业的演变看,根本不可能形成所谓拉美那样的耕地规模上万亩,甚至十几万亩的两极分化的农业资本主义。
在本书的多个地方分析到,实际上,中国城乡差距之所以大,基尼系数之所以高,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因城市化滞后和转移速度相对比农业生产增加值比重下降慢,农村相对多的人口和劳动力分配相对少的在农业和农村中形成的增加值。因此,缩小城乡差距最主要和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转移农村和农业中过多的人口和劳动力,以使其与日益下降的产出相适应,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不平衡,乃至抑制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扩大,并使之缩小。
从这一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和思维上需要的一个重大转折是,要从过去建国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农业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要顺应城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来消除城乡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二)鼓励创业和发展小企业及服务业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二,是通过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和扩大服务业,增加就业,富裕人民,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过去的历史证明,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虽然分配上可能公平,但是,没有效率,浪费很大,创造的财富相对少,社会和经济发展没有活力和动力。在一个十字路口中间再走回头路,去谋求公平,肯定是走不通的。
也有的学者提出,主要要加大社会再分配的力度,来缩小三大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我们要看到,中国正在处于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还不发达,财力也并不雄厚,大量的人口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如果不从创造更多的财富出发实现公平,不去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不去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而是盯着现有的并不雄厚的财富,更多的精力,甚至力不能及地去追求公平,把大量的失业的人供养起来,给几亿人由政府建设来提供住房,结果只能是福利早熟,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
我们需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动力和有活力,并且共同富裕的社会。有活力,才能更多地创造财富,而共同富裕,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为什么不知不觉中造成了这样大的城乡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与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关。
3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弥补建国后耽误的30年的时间,尽快赶上全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做了艰苦的努力。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东亚、拉美、印度、中国四种发展模式的比较看,从中国各地30年来不同的发展类型看,回头深思一下,中国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们的发展方式:(1)在经济发展的企业规模结构上,各地各级政府重视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的发展,因为大企业和特大企业,GDP增加快、财政税收多;从战略、体制、政策等方面,忽视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政策和社会环境较为恶劣;结果,大企业和特大企业发展的规律是越来越多的资本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其财富和利益主要是大资本与政府之间分配;而能大量产生中等收入者,能因增加就业而减少失业贫困人口的小企业却发展不足。这就形成了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均衡的一个发展模式上的深层次因素。(2)在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上看,不能使人民富裕的第一产业,虽然在增加值占GDP比率方面下降很快,但是,其中就业的劳动力相对过多;第二产业由于劳动者成本的上升,资本集中和集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却需要用相对越来越多的资本容纳相对越来少的劳动力,甚至要从工业部门中挤出劳动力来;而能大量发展小企业,能大量吸收容纳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在同样的人均GDP水平上,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增加值滞后了20～25个百分点,就业比率滞后了25～30个百分点。在现代分配流程上看,工业越是现代,资本和政府分配得越多,而服务业发展越是充分,劳动就会分配得越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会减少。偏重工业而服务业发展不足,也是资本所有者分配过多而普通劳动者分配过少,以及国家分配过多而居民分配过少,导致两极分化的基础性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要通过发展国有经济来实现公平。实际上,国有经济由于组织成本太高,在小企业和一般性服务业中是很难生存的。而且,实际的经济流程中,国有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只能使资本、在大企业中的领导和员工及其政府分配的越来越多,形成国企领导与国企普通职工间的分配差距,国企职工与其他就业职工的分配差距,进而使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和政府与居民间的分配格局恶化。因此,做大做强国有经济不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办法,其结果只能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基尼系数越来越高。
我通过这本书的研究发现,所谓的去追求生产资料的高度公有制,并不一定会有人民富裕和分配公平的结果。如拉美曾经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其基尼系数是全世界可能最高的地区;印度在民主制度下,实行了计划和国有经济,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普遍富裕。反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展了小企业,扩张了服务业,其社会财富较为公平,基尼系数是发展过程中最低的地区。令传统的意识形态讨论较为尴尬的是,印度和拉美,在发展国有和计划经济以及大企业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没有少努力,但是,结果或者是人民并不富裕,或者是贫富两极分化;而过去曾被我们认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大量发展小企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却基尼系数较低,社会财富分配较为公平。这说明,我们过去要达到社会公平途径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从各国,包括中国各地实践和结果的检验看,可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需要提出的是,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上,中国共产党人,也需要解放思想,要从追求公平非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莫属的思维定式上摆脱出来,务实地汲取东亚模式社会经济公平发展的经验,鼓励创业,促进能使人民富裕的小企业的发展,促进能使劳动力参与创造并同时分配财富的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在保持经济和社会有活力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的富裕,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一个个体户,或者一个小企业,其业主一天经营和劳作时间很长,有的要到处跑市场,要冒经营亏损的风险,一年也就可能赚5～10万元钱;而我们国有企业的一些中高层经理人员,一些效益较好的垄断性国有企业职工,一些东部财政税收状况较好地区的公务员,一些能收费罚款的行政性事业机构的职员,其年收入大多都要超过,甚至远远高于这个范围。前者我们将其归为被贬视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后者却属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范围。这样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划分,是不是荒唐到了极点呢?
能使人民富裕的创业和小企业,应当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经济,是能从最基础的创造和分配财富方面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能大量地容纳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定义为人民经济。大量的个体和小企业的发展,产业结构上能使大量小企业发展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因劳动力闲置和失业而形成的低收入甚至贫困的人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内在并且有活力的机制,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不应当再以公和私而论之,不应当为被忽视,甚至被限制的经济范畴。(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建国后,社会主义的模式是,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搞阶级斗争,经济上,生产资料城乡实行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实行计划经济,劳动者按劳分配,但是曾经想多次取消按劳分配。实践证明,这种社会主义没有活力,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很低,实质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解放思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5年4月15日,他又提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转向了发展生产力,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0年来,我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虽然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总体上的是成功的,创造了发展的中国奇迹。贫穷的平均,不是社会主义;但是,生产力发展了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从另一方面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在1990年12月24日,他也说到:“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在经济发展上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在共同富裕方面,从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看,存在着这样四个方面严重的问题:一是GDP中居民收入分配比率持续下降。1990年至2007年,GDP结构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逐步下降,占GDP比重从56.18%下降到43.42%,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与之相比,我国比重过低。二是城乡差距在继续拉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的1:1.86拉大到2008年的1:3.31,近几年虽然差距拉大的幅度在缩小,趋势仍然处于拉大之中。三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基民系数从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处在居民间分配不公平问题较为严重国家之列。四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1.86倍、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如果没有有效的战略和对策加以解决,任其发展下去,三大差距和国强民不富问题将会越积越难,局面可能会变得非常恶化,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改革开往以后,我们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经济体制的选择,有利于使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实现公平,如何解决安居乐业这样的民生,如何提供公共服务,实际上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我认为,是一个新的课题。对于这新一个新的课题,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结果必然会偏离邓小平同志讲的共同富裕,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人就会乘机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就会失去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人民群众也会对我们的执政失去信心。我想,从这个方面看,说句实话,我们的体制,仍然是不合格的,在不断完善之中的社会主义。
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正在处于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因此,我们既不可能在传统和静态的农业社会中,搞一个分配平均的农业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象一些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城市社会的北欧国家一样,搞城市化水平非常高,人口大部分都在城市情况下的社会主义。
30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发展个体私营与市场经济,一定会发生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并责难邓小平同志设计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其总根源。他们也提出,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需要重新回到国有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是经济从落后向发达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必须得经历基尼系数拉大这样一个过程。国外有的学者也议论,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有办法,但是,对消除贫富差别没有能力和没有办法。
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人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难题:是走回头路,到过去的旧体制上去,重新形成贫而平均吗?是没有能力和办法控制住两极分化,还是有能力和有办法缩小贫富差距,并实现共同富裕?通过东亚、印度、拉美的比较,通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各省区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在二元结构急剧转型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办法,来控制住两极分化,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理想。
十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五项重大任务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空洞的口号,要使人民信任我们,就需要看到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大的规律和趋势,要有新的思路,制定新的战略,想出实实在在的能缩小三大差距的新的办法,推进改革,出台新的政策,形成新的体制和机制,引导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一)推进城镇化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一,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进程来缩小城乡差距。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如果从城市和农村分别看,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4,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7,但是,如果两项综合,就成为了0.47。因此,城乡差距大,是导致中国基尼系数较高、贫富不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原因。这种分配不公,是二元结构转型造成的,不是在公与私、计划与市场等方面想办法所能解决的。
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多如牛毛,许多理论和政策思维都是将农村看成一个人口规模不变的对象来考虑问题,理论上是在农村和农业中发展新型的合作等集体经济,政策上主要是加大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投入。有的学者也提出,中国近60%的人口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当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农业社会主义和加大“三农”投入,把建设现代化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和收入的差距吗?我认为是行不通的。
全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大的趋势是,农业生产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是逐年下降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是谁也挡不住的社会趋势。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93%以上,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看,家庭农场是组织成本最低,经营管理范围经济,效率最高的形式。试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形式上,我们即使在农村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建设了很好的集体经济,但是,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迁移,这样的许多农户集体所有制形式能不能长久普遍地在农村存在,还是个疑问;即使未来全国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假如未来全部劳动力为8亿,也有4 000万农业劳动力之巨,在18亿亩耕地上从事农业,两个劳动力之家庭的耕地面积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90亩,如果仅种粮食,只能是微利保本,从中国的人多地少国情看,从与人多地少的东亚农业的演变看,根本不可能形成所谓拉美那样的耕地规模上万亩,甚至十几万亩的两极分化的农业资本主义。
在本书的多个地方分析到,实际上,中国城乡差距之所以大,基尼系数之所以高,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因城市化滞后和转移速度相对比农业生产增加值比重下降慢,农村相对多的人口和劳动力分配相对少的在农业和农村中形成的增加值。因此,缩小城乡差距最主要和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转移农村和农业中过多的人口和劳动力,以使其与日益下降的产出相适应,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不平衡,乃至抑制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扩大,并使之缩小。
从这一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和思维上需要的一个重大转折是,要从过去建国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农业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要顺应城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来消除城乡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二)鼓励创业和发展小企业及服务业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二,是通过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和扩大服务业,增加就业,富裕人民,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过去的历史证明,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虽然分配上可能公平,但是,没有效率,浪费很大,创造的财富相对少,社会和经济发展没有活力和动力。在一个十字路口中间再走回头路,去谋求公平,肯定是走不通的。
也有的学者提出,主要要加大社会再分配的力度,来缩小三大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我们要看到,中国正在处于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还不发达,财力也并不雄厚,大量的人口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如果不从创造更多的财富出发实现公平,不去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不去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而是盯着现有的并不雄厚的财富,更多的精力,甚至力不能及地去追求公平,把大量的失业的人供养起来,给几亿人由政府建设来提供住房,结果只能是福利早熟,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
我们需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动力和有活力,并且共同富裕的社会。有活力,才能更多地创造财富,而共同富裕,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为什么不知不觉中造成了这样大的城乡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与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关。
3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弥补建国后耽误的30年的时间,尽快赶上全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做了艰苦的努力。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东亚、拉美、印度、中国四种发展模式的比较看,从中国各地30年来不同的发展类型看,回头深思一下,中国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们的发展方式:(1)在经济发展的企业规模结构上,各地各级政府重视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的发展,因为大企业和特大企业,GDP增加快、财政税收多;从战略、体制、政策等方面,忽视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政策和社会环境较为恶劣;结果,大企业和特大企业发展的规律是越来越多的资本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其财富和利益主要是大资本与政府之间分配;而能大量产生中等收入者,能因增加就业而减少失业贫困人口的小企业却发展不足。这就形成了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均衡的一个发展模式上的深层次因素。(2)在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上看,不能使人民富裕的第一产业,虽然在增加值占GDP比率方面下降很快,但是,其中就业的劳动力相对过多;第二产业由于劳动者成本的上升,资本集中和集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却需要用相对越来越多的资本容纳相对越来少的劳动力,甚至要从工业部门中挤出劳动力来;而能大量发展小企业,能大量吸收容纳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在同样的人均GDP水平上,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增加值滞后了20～25个百分点,就业比率滞后了25～30个百分点。在现代分配流程上看,工业越是现代,资本和政府分配得越多,而服务业发展越是充分,劳动就会分配得越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会减少。偏重工业而服务业发展不足,也是资本所有者分配过多而普通劳动者分配过少,以及国家分配过多而居民分配过少,导致两极分化的基础性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要通过发展国有经济来实现公平。实际上,国有经济由于组织成本太高,在小企业和一般性服务业中是很难生存的。而且,实际的经济流程中,国有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只能使资本、在大企业中的领导和员工及其政府分配的越来越多,形成国企领导与国企普通职工间的分配差距,国企职工与其他就业职工的分配差距,进而使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和政府与居民间的分配格局恶化。因此,做大做强国有经济不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办法,其结果只能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基尼系数越来越高。
我通过这本书的研究发现,所谓的去追求生产资料的高度公有制,并不一定会有人民富裕和分配公平的结果。如拉美曾经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其基尼系数是全世界可能最高的地区;印度在民主制度下,实行了计划和国有经济,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普遍富裕。反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展了小企业,扩张了服务业,其社会财富较为公平,基尼系数是发展过程中最低的地区。令传统的意识形态讨论较为尴尬的是,印度和拉美,在发展国有和计划经济以及大企业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没有少努力,但是,结果或者是人民并不富裕,或者是贫富两极分化;而过去曾被我们认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大量发展小企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却基尼系数较低,社会财富分配较为公平。这说明,我们过去要达到社会公平途径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从各国,包括中国各地实践和结果的检验看,可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需要提出的是,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上,中国共产党人,也需要解放思想,要从追求公平非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莫属的思维定式上摆脱出来,务实地汲取东亚模式社会经济公平发展的经验,鼓励创业,促进能使人民富裕的小企业的发展,促进能使劳动力参与创造并同时分配财富的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在保持经济和社会有活力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的富裕,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一个个体户,或者一个小企业,其业主一天经营和劳作时间很长,有的要到处跑市场,要冒经营亏损的风险,一年也就可能赚5～10万元钱;而我们国有企业的一些中高层经理人员,一些效益较好的垄断性国有企业职工,一些东部财政税收状况较好地区的公务员,一些能收费罚款的行政性事业机构的职员,其年收入大多都要超过,甚至远远高于这个范围。前者我们将其归为被贬视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后者却属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范围。这样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划分,是不是荒唐到了极点呢?
能使人民富裕的创业和小企业,应当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经济,是能从最基础的创造和分配财富方面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能大量地容纳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定义为人民经济。大量的个体和小企业的发展,产业结构上能使大量小企业发展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因劳动力闲置和失业而形成的低收入甚至贫困的人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内在并且有活力的机制,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不应当再以公和私而论之,不应当为被忽视,甚至被限制的经济范畴。(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