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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世界影评人多次选出来的最重要的世界导演之一;由于他的努力,台湾电影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晋升入“艺术”的范畴,并且在世界影坛夺得一席之地。
台湾资深影评人焦雄屏曾这样评价侯孝贤:他是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世界影评人多次选出来的最重要的世界导演之一;由于他的努力,台湾电影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晋升入“艺术”的范畴,并且在世界影坛夺得一席之地。
压抑的童年
侯孝贤是广东客家人,1947年4月出生于广东梅县,1948年随全家搬到了台湾,几经辗转定居高雄凤山眷村。
侯孝贤的童年是灰色的。疼他的祖母一心想着回大陆,“去祠堂拜祖先”,却不知道与家乡已远隔千山万水,尤其还有海峡两岸难以逾越的政治障碍。父亲一直患有肺病,很少跟孩子交流。母亲忙于给父亲看病,又要照顾一大堆孩子,生活辛苦而压抑。母亲脖子上有一条大大的疤痕,这个疤怎么来的,一直是家里的禁忌。侯孝贤长大后问了姐姐才知道,原来母亲得过抑郁症,那是她试图自杀留下的。侯孝贤说,“在那样的环境下,家里就会有一种气氛,怪怪的,让人想跑出去”。
童年经历对侯孝贤的电影基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侯孝贤说,很多观众看我的电影,会感觉很悲伤。开始我很奇怪,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啊,为什么拍出来的电影是这样的?后来慢慢想明白了,这原来与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其实人在小时候就已经养成了看待世界的眼光,只是你并不自知”。
少年侯孝贤并不是一个乖孩子,不但学会了打架,还迷恋赌博,为了赌甚至连家中铜线都拿去卖。不过,侯孝贤也有自己寻找快乐的方式。首先是看书,他经常去租书店,把武侠书都看遍了,等新书不耐烦时又看言情小说,看书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其次是看布袋戏和电影,由于小时候没钱,他总是央求收票的人放他进去。为了不错过每部电影,侯孝贤做过假票、剪过戏院的铁丝网、翻过墙头。
初入影坛
1966年,侯孝贤自高雄凤山中学高中毕业,但在全台大学联考中失利,于是进入军队服役。1969年,退役后进入公立艺专影剧科就读。那时的侯孝贤对电影一窍不通,他曾在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导演书,因为英文很烂,靠查字典好不容易看完了序言,结果就把书还了。“因为序言的最后是这样写的:‘如果你把这本书通读,仍旧不一定能够成为导演,因为导演要靠天分’”。
1972年,25岁的侯孝贤毕业但未能进入电影界,而是做了八个月的电子计算器推销工作。1973年,侯孝贤经学校老师推荐,当上了李行导演的场记,参与了《心有千千结》的拍摄。从此侯孝贤正式踏入电影圈,开始了从影初期的场记、助理导演以及编剧等工作。
侯孝贤当时写了很多电影剧本,如《桃花女斗周公》、《早安台北》、《我踏浪而来》、《秋莲》、《天凉好个秋》等,其中1983年的《小毕的故事》还曾获得第2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侯孝贤后来表示,早年做编剧的经验对他当导演影响很大,当导演若不懂得编剧,永远要仰赖他人。你必须有想法、有结构,像李安、王家卫,他们都有编剧的经验。
1980年,侯孝贤拍出他的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接着又拍了《风儿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三部影片都属于主流的爱情商业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引起影坛广泛重视。
举起“新电影运动”的大旗
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电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先前由李行、李翰祥、胡金铨等导演开创的60年代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充斥的是大量空洞、乏味、虚假的爱情、功夫、暴力商业片,多数民众已不愿进入电影院。在此情况下,以杨德昌、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年轻导演发起“新电影运动”,“彻底抛弃商业企图的逃避主义,不再强作浪漫地编制爱情幻境,也不依赖钢索弹簧床制作飞天遁地的英雄。而是努力从日常生活细节或是既有的文学传统中寻找素材,以过去难得一见的诚恳,为一代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和心境塑像”。其中,1982年由托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四位新手联合导演的《光阴的故事》,1983年由侯孝贤、万仁、曾壮祥联合导演的《儿子的大玩偶》,被视为是台湾新电影的发轫之作。
侯孝贤这一时期的电影多为青春成长片,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在国际上也屡屡获奖。这些影片具有明显的“自传”风格——《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以侯孝贤少年时的经历为背景,《冬冬的假期》是台湾著名作家、侯孝贤“御用编剧”朱天文的童年经历,《恋恋风尘》是作家、导演吴念真的初恋故事。“这些片子采用往事追忆的叙事形式,透过主角生命成长的经验,反映出台湾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城乡之间生活、价值与人际关系互动的差异”。
其中,1983年《风柜来的人》被认为是侯孝贤电影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按侯本人说法,他通过《风柜来的人》获得了对电影的“重新认识”。该片讲的是在澎湖列岛一个名叫风柜的小岛上,少年阿清和同伴们成天无所事事,看白戏、赌博、逞勇斗狠,结果有一次因为事闹大了,被警方惩戒,于是结伴离开家乡,来到了光怪陆离的大都市高雄。他们对这个城市感到陌生、茫然、焦虑和恐惧。
拍《风柜来的人》时,侯孝贤从《沈从文自传》中得到极大的启发,决定用沈从文那种“冷眼看生死”的客观角度来拍电影,从此他的电影境界豁然开朗,开创了独特的风格。侯孝贤就像是一个冷静、远距离的旁观者,平静地用长镜头展开故事,却又能体现出“最大的宽容与深沉的悲伤”。侯孝贤曾这样表述沈从文对他电影美学的影响:“读完《沈从文自传》,我很感动。书中客观而不夸大的叙述观点让人感觉,阳光底下再悲伤、再恐怖的事情,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而把它包容。世间并没有那么多阴暗跟颓废,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像河水汤汤而流。我因此决定用这个观点来拍摄下一部片子。”
“悲情三部曲”奠定大师地位
自1989年起,侯孝贤把关注的焦点从个体生命体验转移到整个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上,先后拍出反映台湾光复时期历史的《悲情城市》、日据时期的《戏梦人生》以及白色恐怖时期的《好男好女》,被称为是体现台湾近代苦难历程的“悲情三部曲”,一举成就了他电影大师的地位。
其中,《悲情城市》尤被视为是侯孝贤的扛鼎之作。该片讲的是基隆一户林姓人家在台湾光复前后的命运。林阿禄家有四个儿子,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老大文雄主持家务;老二文森被日本人征调到南洋当军医,战死他乡,媳妇却不知情,一直守着活寡;老三文良被征到上海为日军作翻译;老四文清自幼聋哑,经营着一家照相馆。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祖国,林家欢欣鼓舞。但大陆来的接收大员、国民党军队、地痞流氓让新一轮的劫难再度降临林家。老三从上海回到台湾后,当地流氓勾结官吏以汉奸罪将其逮捕,经老大奔走相救获释后,却彻底疯掉了;老大在赌场被黑社会打死;老四在“二二八事件”中因反对国民党而被捕。
《悲情城市》创作于台湾解除戒严不久,让观众看到了一部充满断裂和悲情的台湾光复历史,在岛内引起极大震撼,并获得第26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该片也是台湾第一部获得“金狮奖”的影片,显示台湾新电影从世界艺术电影的边缘进入中心位置。扮演老四文清的是香港演员梁朝伟,当时侯孝贤看了电影《地下情》,觉得他的眼神很有意思,就选了他。自《悲情城市》开始,两人就形成了父子般的关系,现在侯孝贤看到好看的书,还会专门寄给同样爱看书的梁朝伟,或者去香港时顺道带给他。
《戏梦人生》是侯孝贤1993年的作品,采用了半纪录片、半剧情片的形式,将采访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纪录片与演员的表演内容放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写实主义风格,纪录了李天禄坎坷的一生以及人们被历史无情压抑的悲哀。该片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
写实的电影风格
自《风柜来的人》起至完成“悲情三部曲”,侯孝贤自然写实的电影风格逐渐得以形成并强化。
他大量使用长镜头、空镜头、固定机位,让人物直接在镜头中说话,并冷静、平静地加以记录。他对说故事和戏剧冲突没有兴趣,“他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影片充斥了大量的生活细节、日常生活情景,他想要的只是不同年代的氛围和强烈的视觉真实感。他说,“生命中有许多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也不能构成什么重要意义,但它们就是在我心中萦绕不去……这些东西在那里太久了,变成像是我欠的,必须偿还,于是我只有把它们拍出来”。
侯孝贤电影的另一大特色是启用大量的非职业演员,如《恋恋风尘》中阿远的扮演者王晶文是侯孝贤的一个小朋友,阿云的扮演者辛树芬是他在大街上依直觉找来的。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当时没有大量训练有素的职业演员,艺术片的资金来源也较为匮乏,另一方面是因为侯孝贤重视电影演员保持本色的重要意义和“作为原材料的职能”。侯孝贤对演员的要求第一是在镜头前要稳定,接下来就是敢于把自己的情绪暴露出来。他不会让演员背台词,而是要他们了解意思后,用自己的话讲出来。正因如此,侯孝贤的片子会显得格外自然真实。
坚持走自己的路
“悲情三部曲”后,侯孝贤继续着他对电影的探索,作品包括《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千禧曼波》、《咖啡时光》、《最好的时光》等。
这一时期侯孝贤把镜头从乡村转向了现代都市,刻画了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消费膨胀的环境下,人们所面临的人生压力和心理苦闷,显示都市人对权力、金钱、快乐的贪婪追求,导致的人际关系的疏离无助与社会的失序。
其实,侯孝贤通过电影表现人们在工业时代、商业时代受到的冲击的同时,他的文艺电影本身也正受到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冲击。侯孝贤说,现在的观众已经被“好莱坞模式”惯坏了,他们只愿意看那些故事情节简单、不用思考的好莱坞大片,因此他的很多电影票房都不好,在台湾甚至被称为“票房毒药”。但他相信,自己拍的都是人间的事情,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传达个人的生命体验,观众不会不懂,所以不要一味迎合也不要轻视观众,他会坚持自己的风格走下去。
侯孝贤说,他的愿望就是想盖一栋“电影大楼”,有电影院放喜欢的电影,有书店卖电影书,有咖啡店,看完电影的人可以歇息讨论……
台湾资深影评人焦雄屏曾这样评价侯孝贤:他是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世界影评人多次选出来的最重要的世界导演之一;由于他的努力,台湾电影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晋升入“艺术”的范畴,并且在世界影坛夺得一席之地。
压抑的童年
侯孝贤是广东客家人,1947年4月出生于广东梅县,1948年随全家搬到了台湾,几经辗转定居高雄凤山眷村。
侯孝贤的童年是灰色的。疼他的祖母一心想着回大陆,“去祠堂拜祖先”,却不知道与家乡已远隔千山万水,尤其还有海峡两岸难以逾越的政治障碍。父亲一直患有肺病,很少跟孩子交流。母亲忙于给父亲看病,又要照顾一大堆孩子,生活辛苦而压抑。母亲脖子上有一条大大的疤痕,这个疤怎么来的,一直是家里的禁忌。侯孝贤长大后问了姐姐才知道,原来母亲得过抑郁症,那是她试图自杀留下的。侯孝贤说,“在那样的环境下,家里就会有一种气氛,怪怪的,让人想跑出去”。
童年经历对侯孝贤的电影基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侯孝贤说,很多观众看我的电影,会感觉很悲伤。开始我很奇怪,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啊,为什么拍出来的电影是这样的?后来慢慢想明白了,这原来与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其实人在小时候就已经养成了看待世界的眼光,只是你并不自知”。
少年侯孝贤并不是一个乖孩子,不但学会了打架,还迷恋赌博,为了赌甚至连家中铜线都拿去卖。不过,侯孝贤也有自己寻找快乐的方式。首先是看书,他经常去租书店,把武侠书都看遍了,等新书不耐烦时又看言情小说,看书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其次是看布袋戏和电影,由于小时候没钱,他总是央求收票的人放他进去。为了不错过每部电影,侯孝贤做过假票、剪过戏院的铁丝网、翻过墙头。
初入影坛
1966年,侯孝贤自高雄凤山中学高中毕业,但在全台大学联考中失利,于是进入军队服役。1969年,退役后进入公立艺专影剧科就读。那时的侯孝贤对电影一窍不通,他曾在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导演书,因为英文很烂,靠查字典好不容易看完了序言,结果就把书还了。“因为序言的最后是这样写的:‘如果你把这本书通读,仍旧不一定能够成为导演,因为导演要靠天分’”。
1972年,25岁的侯孝贤毕业但未能进入电影界,而是做了八个月的电子计算器推销工作。1973年,侯孝贤经学校老师推荐,当上了李行导演的场记,参与了《心有千千结》的拍摄。从此侯孝贤正式踏入电影圈,开始了从影初期的场记、助理导演以及编剧等工作。
侯孝贤当时写了很多电影剧本,如《桃花女斗周公》、《早安台北》、《我踏浪而来》、《秋莲》、《天凉好个秋》等,其中1983年的《小毕的故事》还曾获得第2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侯孝贤后来表示,早年做编剧的经验对他当导演影响很大,当导演若不懂得编剧,永远要仰赖他人。你必须有想法、有结构,像李安、王家卫,他们都有编剧的经验。
1980年,侯孝贤拍出他的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接着又拍了《风儿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三部影片都属于主流的爱情商业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引起影坛广泛重视。
举起“新电影运动”的大旗
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电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先前由李行、李翰祥、胡金铨等导演开创的60年代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充斥的是大量空洞、乏味、虚假的爱情、功夫、暴力商业片,多数民众已不愿进入电影院。在此情况下,以杨德昌、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年轻导演发起“新电影运动”,“彻底抛弃商业企图的逃避主义,不再强作浪漫地编制爱情幻境,也不依赖钢索弹簧床制作飞天遁地的英雄。而是努力从日常生活细节或是既有的文学传统中寻找素材,以过去难得一见的诚恳,为一代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和心境塑像”。其中,1982年由托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四位新手联合导演的《光阴的故事》,1983年由侯孝贤、万仁、曾壮祥联合导演的《儿子的大玩偶》,被视为是台湾新电影的发轫之作。
侯孝贤这一时期的电影多为青春成长片,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在国际上也屡屡获奖。这些影片具有明显的“自传”风格——《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以侯孝贤少年时的经历为背景,《冬冬的假期》是台湾著名作家、侯孝贤“御用编剧”朱天文的童年经历,《恋恋风尘》是作家、导演吴念真的初恋故事。“这些片子采用往事追忆的叙事形式,透过主角生命成长的经验,反映出台湾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城乡之间生活、价值与人际关系互动的差异”。
其中,1983年《风柜来的人》被认为是侯孝贤电影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按侯本人说法,他通过《风柜来的人》获得了对电影的“重新认识”。该片讲的是在澎湖列岛一个名叫风柜的小岛上,少年阿清和同伴们成天无所事事,看白戏、赌博、逞勇斗狠,结果有一次因为事闹大了,被警方惩戒,于是结伴离开家乡,来到了光怪陆离的大都市高雄。他们对这个城市感到陌生、茫然、焦虑和恐惧。
拍《风柜来的人》时,侯孝贤从《沈从文自传》中得到极大的启发,决定用沈从文那种“冷眼看生死”的客观角度来拍电影,从此他的电影境界豁然开朗,开创了独特的风格。侯孝贤就像是一个冷静、远距离的旁观者,平静地用长镜头展开故事,却又能体现出“最大的宽容与深沉的悲伤”。侯孝贤曾这样表述沈从文对他电影美学的影响:“读完《沈从文自传》,我很感动。书中客观而不夸大的叙述观点让人感觉,阳光底下再悲伤、再恐怖的事情,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而把它包容。世间并没有那么多阴暗跟颓废,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像河水汤汤而流。我因此决定用这个观点来拍摄下一部片子。”
“悲情三部曲”奠定大师地位
自1989年起,侯孝贤把关注的焦点从个体生命体验转移到整个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上,先后拍出反映台湾光复时期历史的《悲情城市》、日据时期的《戏梦人生》以及白色恐怖时期的《好男好女》,被称为是体现台湾近代苦难历程的“悲情三部曲”,一举成就了他电影大师的地位。
其中,《悲情城市》尤被视为是侯孝贤的扛鼎之作。该片讲的是基隆一户林姓人家在台湾光复前后的命运。林阿禄家有四个儿子,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老大文雄主持家务;老二文森被日本人征调到南洋当军医,战死他乡,媳妇却不知情,一直守着活寡;老三文良被征到上海为日军作翻译;老四文清自幼聋哑,经营着一家照相馆。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祖国,林家欢欣鼓舞。但大陆来的接收大员、国民党军队、地痞流氓让新一轮的劫难再度降临林家。老三从上海回到台湾后,当地流氓勾结官吏以汉奸罪将其逮捕,经老大奔走相救获释后,却彻底疯掉了;老大在赌场被黑社会打死;老四在“二二八事件”中因反对国民党而被捕。
《悲情城市》创作于台湾解除戒严不久,让观众看到了一部充满断裂和悲情的台湾光复历史,在岛内引起极大震撼,并获得第26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该片也是台湾第一部获得“金狮奖”的影片,显示台湾新电影从世界艺术电影的边缘进入中心位置。扮演老四文清的是香港演员梁朝伟,当时侯孝贤看了电影《地下情》,觉得他的眼神很有意思,就选了他。自《悲情城市》开始,两人就形成了父子般的关系,现在侯孝贤看到好看的书,还会专门寄给同样爱看书的梁朝伟,或者去香港时顺道带给他。
《戏梦人生》是侯孝贤1993年的作品,采用了半纪录片、半剧情片的形式,将采访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纪录片与演员的表演内容放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写实主义风格,纪录了李天禄坎坷的一生以及人们被历史无情压抑的悲哀。该片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
写实的电影风格
自《风柜来的人》起至完成“悲情三部曲”,侯孝贤自然写实的电影风格逐渐得以形成并强化。
他大量使用长镜头、空镜头、固定机位,让人物直接在镜头中说话,并冷静、平静地加以记录。他对说故事和戏剧冲突没有兴趣,“他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影片充斥了大量的生活细节、日常生活情景,他想要的只是不同年代的氛围和强烈的视觉真实感。他说,“生命中有许多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也不能构成什么重要意义,但它们就是在我心中萦绕不去……这些东西在那里太久了,变成像是我欠的,必须偿还,于是我只有把它们拍出来”。
侯孝贤电影的另一大特色是启用大量的非职业演员,如《恋恋风尘》中阿远的扮演者王晶文是侯孝贤的一个小朋友,阿云的扮演者辛树芬是他在大街上依直觉找来的。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当时没有大量训练有素的职业演员,艺术片的资金来源也较为匮乏,另一方面是因为侯孝贤重视电影演员保持本色的重要意义和“作为原材料的职能”。侯孝贤对演员的要求第一是在镜头前要稳定,接下来就是敢于把自己的情绪暴露出来。他不会让演员背台词,而是要他们了解意思后,用自己的话讲出来。正因如此,侯孝贤的片子会显得格外自然真实。
坚持走自己的路
“悲情三部曲”后,侯孝贤继续着他对电影的探索,作品包括《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千禧曼波》、《咖啡时光》、《最好的时光》等。
这一时期侯孝贤把镜头从乡村转向了现代都市,刻画了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消费膨胀的环境下,人们所面临的人生压力和心理苦闷,显示都市人对权力、金钱、快乐的贪婪追求,导致的人际关系的疏离无助与社会的失序。
其实,侯孝贤通过电影表现人们在工业时代、商业时代受到的冲击的同时,他的文艺电影本身也正受到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冲击。侯孝贤说,现在的观众已经被“好莱坞模式”惯坏了,他们只愿意看那些故事情节简单、不用思考的好莱坞大片,因此他的很多电影票房都不好,在台湾甚至被称为“票房毒药”。但他相信,自己拍的都是人间的事情,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传达个人的生命体验,观众不会不懂,所以不要一味迎合也不要轻视观众,他会坚持自己的风格走下去。
侯孝贤说,他的愿望就是想盖一栋“电影大楼”,有电影院放喜欢的电影,有书店卖电影书,有咖啡店,看完电影的人可以歇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