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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征鲜明的“霍夫曼小说”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沙人》作为霍夫曼的代表作,曾被弗洛伊德用做心理分析的案例。本文从《沙人》使用的特殊文本叙事方式及小说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建构方面分析霍夫曼的创作意图,并适当引入德国浪漫主义者极为重视的“自我”概念作为动机根源,希望提供新的阅读视角。
关键词:E.T.A.霍夫曼;《沙人》;创作意图;“自我”二重化
E.T.A.霍夫曼作为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为各国文学爱好者所熟悉,被认为是德国浪漫主义者中歌德之后、海涅之前影响最大的作家。法国的如巴尔扎克、雨果、缪塞,英国的如狄更斯、王尔德,俄国的如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的如爱伦·坡等,都从霍夫曼的创作中得到过启迪,吸收过营养。
受霍夫曼影响的作家的艺术倾向差别很大,就像他本人扑朔迷离的身份一样:他是音乐家,是画家,是文学家,是法律顾问;他不从属于任何流派、团体,是浪漫主义者,是批判现实主义者,是现代主义的先驱;他的写作风格也不确定,时而讽刺、时而幽默,时而童真、时而阴森;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稀奇古怪的丑脸,大多受着不可抵御的自然神秘力量的支配,然而奇异的幻想只是外衣,神秘怪诞的故事、人物乃至动物、精怪同样反映着社会现实。所以,海涅在区分诺瓦利斯和霍夫曼时说:“霍夫曼及其所有稀奇古怪的丑脸,总还是抓住了地上的现实,而诺瓦利斯总是带着他的理想形象在蔚蓝天空漂游。”[1]
诸多极端矛盾的方面同时呈现在霍夫曼身上,这使他成为弗洛伊德心理学研究的案例,或者说病例。弗洛伊德在霍夫曼的《沙人》中成功找到了“病态写作”的线索,并对其进行了缜密的心理学分析。这绝对不是一种牵强附会。
但霍夫曼绝不是被心理维度主宰的个人,他只是足够敏感,意识到了自己内心世界的分裂,也就是“自我”的二重化。而《沙人》这部小说是霍夫曼“借刀杀人”之作,如同维特自杀而歌德存活一样。纳塔内尔可以看做是潜伏于霍夫曼真实“自我”中,并伺机分裂、拆散“自我”的神秘力量;霍夫曼的任务就是揭示他并扼杀他,以保持“自我”的平衡。
一、故事
《沙人》是霍夫曼众多短篇中特征较突出的一篇,无论从语言风格还是故事内容上看,都确实如同一个患有间歇性臆想症的疯子的故事。
小说以三封信开头:首先,主人公(大学生纳塔内尔)给情人克拉拉的哥哥罗塔写信,以恐怖的语气讲述小时候发生的“沙人”故事,写这封信的起因是他认为自己又一次遇到了那个害死父亲的“沙人”考普留斯;误收到信的克拉拉回信证实过去发生的引起纳塔内尔父亲死亡的事件只是一次化学实验的意外,并仔细探讨了“神秘力量”的存在问题,劝导纳塔内尔别再为此忧郁;纳塔内尔回信为自己辩护,顺便提到大学教授斯帕兰扎尼和教授奇怪的女儿奥林皮娅。
就此,突然出现一个自称是“纳塔内尔的朋友”的叙述者,开始以第三人称口吻讲述以后发生的故事,并把小说开头的三封信纳入自己的叙述。作为引用:放假回到家的纳塔内尔变得忧郁,始终被“沙人”事件控制,他的莫名其妙的情绪影响到他和克拉拉的爱情;回校后他发疯似地突然爱上斯帕兰扎尼教授的女儿、神秘的奥林皮娅,这个美丽的女子最后竟被发现是个机器人;小说最后,纳塔内尔在疯狂中从灯塔坠落、死去。
二、讲故事
(一)书信体
书信体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人心”,是当事人当时真实感受的流露,容易把读者的思绪带入故事情节。只要回想一下理查生当年靠《帕梅拉》俘获了多少闲暇妇女的心就能明白了。
霍夫曼此处使用书信体绝不是为了营造真实的情景,他是为了让读者忘记身边的世界,跟随这些年轻人在写信时使用的倾吐式的、充满激情的语言进入他虚构的“童话”世界。所以,故事的真实性自然被读者悬置,吸引人的是它的“真切性”。
在第一封信中,纳塔内尔详细讲述了他童年时关于“沙人”的记忆。如果读者就此被拉入儿童的视角,那么纳塔内尔讲的离奇的故事是完全可信的,因为没人会怀疑儿童天真无邪的想象力以及那稚嫩的心多么容易受到无法愈合的伤害。
如果事件真切,那么是不是纳塔内尔的感受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刚开始他只有对“沙人”的单纯的厌恶、害怕。而在父亲意外死亡后,他觉得“厄运像乌云织成的帷幕,紧紧地裹住了我的人生,也许只有我死,才能把这厚厚的帷幕撕破”[2]。以这种感受为基础,他预感到考普留斯(现在的晴雨表小贩)的再次出现充满敌意,并能毁灭性地破坏他的生活。即使站在一个任性儿童的角度——况且纳塔内尔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学生——这种情感跳跃也过于匪夷所思。
而另外两封信只是在分析问题,对于消解纳塔内尔激动的情绪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二)第三人称叙事
小说叙述到一半时突然改用“狡诈”的第三人称叙事。第三人称叙事通常会造成一种莫名的恐慌,因为叙述者总是全知全能的,人物只是他们阴谋的一枚棋子。在叙事的过程中,似乎总能听到叙述者发出的嘲讽的笑声,尤其是那些习惯卖关子的叙述者;或者有时文本中会处处流露出同情或挑衅的目光,让人物和读者倍感不安。
而《沙人》中,自称“纳塔内尔的朋友”的叙事者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他给人物设置莫名其妙的生存环境,如在舞会上,他让纳塔内尔和奥林皮娅跳奇妙的舞蹈。他让人物的思维链条出现紊乱:纳塔内尔认为理智开朗的克拉拉是“毫无生气的、该死的机器人”,而他却爱上了奥林皮娅这个真正的机器人。他让纳塔内尔一次又一次恢复平静,而这种“平静”却只是更大暴风雨的前兆。
显然,这个叙事者知道纳塔内尔必须死。这正是他的目的。他就是霍夫曼本人。如果说书信体引用部分是纳塔内尔、克拉拉和罗塔拥有叙事话语权,那么在第三人称叙事部分,霍夫曼自己夺回了话语权,并占有了它。
三、纳塔内尔
他是个忧郁的、脱离现实的大学生。霍夫曼采用书信体的方式“强迫”读者相信了纳塔内尔童年时关于“沙人”的恐怖记忆。但是这段故事究竟有几分真实性?真实的故事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很怕一位长相怪异的叔叔,恰好这个叔叔又很喜欢以奇特的方式逗小孩子玩儿(如摸摸小孩子的饼干之类);恰好亲爱的爸爸每晚都要和这个叔叔一起工作,因此没有办法给小孩讲美丽的童话故事;恰好爸爸在和叔叔工作时意外死去了。由于这些层叠的原因,叔叔在小孩的记忆中就幻化成了凶狠的“沙人”,这个印象一直保留至今。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作为事件中另外一位当事人,纳塔内尔的母亲也只在信中出现,母亲的看法只存在于纳塔内尔的描述中。并且他在信中还特别嘱咐“不要告诉母亲恶魔再次出现的情况”,这既是为母亲担心,也暗示了纳塔内尔记忆的不确定性。
(一)自我
休谟曾在自我审视中做出过推断:人的自我只是许多感受、情感,以及记忆、希望和恐惧的碎片——所有细微的心理单元——组合串联的结果,也就是说“自我”只是“联想”的产物。而“联想”这样一种个人心理行为,难免会受到大脑的自由想象、自身情绪产生的错觉甚至是梦幻的影响,它们会将联想引入“以假乱真”的地带。
而一个小孩子的印象恰恰是极不稳定的,一个印象的形成很可能会受情绪、好恶等因素的影响。在逻辑思维能力形成之前,他们还不具备判别是非的能力。而那些或对或错的印象会储存于大脑中,从而固定为所谓“阅历”,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确信不疑的主体“自我”。就像在每个小朋友脑中都存在一个可怕的“狼”的形象一样,这多半是儿童时期摄入的童话故事引发的想象的产物,但它却无比坚固。
纳塔内尔就是这样一个被主体自我控制的人物,而这个“自我”虽然充斥着诸多臆想成分,却强大到足以统摄纳塔内尔的内心和他的行为。这样一个把错觉当做现实,而对真正的现实置之不理的人,必定会被认为是疯子。
(二)守护自我,产生矛盾
1. 纳塔内尔和克拉拉
克拉拉的回信不论从事实上还是从道理上,都彻底摧毁了纳塔内尔确定无疑的事实,她认为那只是一些“错综复杂、虚无缥缈的影像”,“……所有恐怖吓人的事只发生在你(纳塔内尔)心里,真正现实的外部世界很难分担你的感受”[3]。当然,这并非谁对谁错那么简单,正如克拉拉在回信中所说,纳塔内尔的执迷只是因为他“相信”,因为这些看似荒唐的事实是属于他的“自我”的。
克拉拉不相信的正是纳塔内尔竭力守护的“自我”,矛盾自然产生。
2. 纳塔内尔和考普留斯
考普留斯是一切谬误的根源,但他又不可能直接消失,因为纳塔内尔一直在呼唤他。
假期里,在克拉拉和家人的影响下,纳塔内尔似乎逐渐走出了考普留斯的阴影。但是敏锐的第三人称叙事者发现,在那个丑恶形象日趋暗淡的情况下,“他(纳塔内尔)经常要花费力气,为以可怕的命运之妖的身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的考普留斯涂脂抹粉,增添色彩,让他又活灵活现起来”[4]。所以,他创作了送给克拉拉的诗歌,将考普留斯想象成破坏他们美丽爱情的黑手。他被这首诗吸引和左右,“心在燃烧”。
纳塔内尔确实离不开考普留斯,他需要考普留斯的存在,以此证明“自我”存在的真实性。
四、霍夫曼
(一)杀死纳塔内尔
霍夫曼的传记显示,这位白天的公职人员,夜晚时“把大部分精力和创作才能用来观察自己的心境,为了观察入微,每天都要写日记”[5]。正是在这种自我审查中,霍夫曼意识到了疯狂的纳塔内尔始终在他心里作祟,甚至频频危及他的正常生活。
《沙人》是一篇自我剖析之作。霍夫曼将纳塔内尔植入一个故事,实际上是对自己内心深处的另外一个自我的理性观照。第一封信“身临其境”的写作让他意识到了梦幻、错觉、疯狂这些分裂力量的强大。纳塔内尔越疯狂,霍夫曼就越害怕。
霍夫曼开始谋划杀死纳塔内尔。所以,在第三封信中他故意引出了斯帕兰扎尼教授和他怪异的女儿奥林皮娅,打算在另一个故事里把纳塔内尔引向极端,直至死亡。
这样看来,所谓科学实验、机器人事件只是霍夫曼精心编造的故事外壳,目的是为了杀死另一个自我,恢复生命的平静。至于故事的内容为什么设定为“爱上一个机器人”,这应该只是作者批判习惯的惯性延续,他善于顺手讽刺一把现实。
(二)成全纳塔内尔
前面提到歌德创作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而霍夫曼在《沙人》中表达的愿望要宏大得多。
归根到底,霍夫曼过分敏感、过分紧张的神经绝对不甘愿彻底舍弃那个充满神秘和幻想的国度,他渴望找到一种平衡,他始终不想放弃纳塔内尔。于是我们看到,小说中纳塔内尔一次又一次恢复情绪的平静。但是,似乎霍夫曼终究不能接受如此的妥协,于是他在纳塔内尔死亡时又一次找来“考普留斯”帮忙。
发了疯的纳塔内尔站在灯塔上,随时有下坠的可能。“有人想上去制服这个疯子……这时考普留斯发出一阵大笑,说:‘哈——哈!你们只管等着瞧吧,他自己就会下来的。’……纳塔内尔……发现了考普留斯。随着尖利刺耳的叫喊声‘哈!漂亮的眼睛——漂亮的眼睛!’纳塔内尔翻过栏杆,跳了下来。”[6]
前文已论述纳塔内尔对考普留斯的“情谊”,这样的结局正是霍夫曼想要的:纳塔内尔必死,死在对自我真实性的执著中。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对于霍夫曼和他的小说来说,纳塔内尔的心灵代表的是灵感,是他创造的诸多甜蜜而又恐怖的“童话世界”的源泉,是霍夫曼写作特征的源泉。
《沙人》是霍夫曼的自我审查,审查的结果是纳塔内尔死去。而霍夫曼依然病态地占有“二重”自我:相信“眼睛就鲜血淋淋地从脑袋里蹦了出来”,也相信“克拉拉找到了恬静、幸福的家庭生活”。
注释:
[1] [德]亨利希·海涅:《浪漫派》,薛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2][3][4][6] [德]霍夫曼:《沙人》,《霍夫曼短篇小说选》,王印宝、冯令仪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第156页、第165页、第185页。
[5]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德国的浪漫派》(第二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E.T.A.霍夫曼;《沙人》;创作意图;“自我”二重化
E.T.A.霍夫曼作为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为各国文学爱好者所熟悉,被认为是德国浪漫主义者中歌德之后、海涅之前影响最大的作家。法国的如巴尔扎克、雨果、缪塞,英国的如狄更斯、王尔德,俄国的如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的如爱伦·坡等,都从霍夫曼的创作中得到过启迪,吸收过营养。
受霍夫曼影响的作家的艺术倾向差别很大,就像他本人扑朔迷离的身份一样:他是音乐家,是画家,是文学家,是法律顾问;他不从属于任何流派、团体,是浪漫主义者,是批判现实主义者,是现代主义的先驱;他的写作风格也不确定,时而讽刺、时而幽默,时而童真、时而阴森;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稀奇古怪的丑脸,大多受着不可抵御的自然神秘力量的支配,然而奇异的幻想只是外衣,神秘怪诞的故事、人物乃至动物、精怪同样反映着社会现实。所以,海涅在区分诺瓦利斯和霍夫曼时说:“霍夫曼及其所有稀奇古怪的丑脸,总还是抓住了地上的现实,而诺瓦利斯总是带着他的理想形象在蔚蓝天空漂游。”[1]
诸多极端矛盾的方面同时呈现在霍夫曼身上,这使他成为弗洛伊德心理学研究的案例,或者说病例。弗洛伊德在霍夫曼的《沙人》中成功找到了“病态写作”的线索,并对其进行了缜密的心理学分析。这绝对不是一种牵强附会。
但霍夫曼绝不是被心理维度主宰的个人,他只是足够敏感,意识到了自己内心世界的分裂,也就是“自我”的二重化。而《沙人》这部小说是霍夫曼“借刀杀人”之作,如同维特自杀而歌德存活一样。纳塔内尔可以看做是潜伏于霍夫曼真实“自我”中,并伺机分裂、拆散“自我”的神秘力量;霍夫曼的任务就是揭示他并扼杀他,以保持“自我”的平衡。
一、故事
《沙人》是霍夫曼众多短篇中特征较突出的一篇,无论从语言风格还是故事内容上看,都确实如同一个患有间歇性臆想症的疯子的故事。
小说以三封信开头:首先,主人公(大学生纳塔内尔)给情人克拉拉的哥哥罗塔写信,以恐怖的语气讲述小时候发生的“沙人”故事,写这封信的起因是他认为自己又一次遇到了那个害死父亲的“沙人”考普留斯;误收到信的克拉拉回信证实过去发生的引起纳塔内尔父亲死亡的事件只是一次化学实验的意外,并仔细探讨了“神秘力量”的存在问题,劝导纳塔内尔别再为此忧郁;纳塔内尔回信为自己辩护,顺便提到大学教授斯帕兰扎尼和教授奇怪的女儿奥林皮娅。
就此,突然出现一个自称是“纳塔内尔的朋友”的叙述者,开始以第三人称口吻讲述以后发生的故事,并把小说开头的三封信纳入自己的叙述。作为引用:放假回到家的纳塔内尔变得忧郁,始终被“沙人”事件控制,他的莫名其妙的情绪影响到他和克拉拉的爱情;回校后他发疯似地突然爱上斯帕兰扎尼教授的女儿、神秘的奥林皮娅,这个美丽的女子最后竟被发现是个机器人;小说最后,纳塔内尔在疯狂中从灯塔坠落、死去。
二、讲故事
(一)书信体
书信体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人心”,是当事人当时真实感受的流露,容易把读者的思绪带入故事情节。只要回想一下理查生当年靠《帕梅拉》俘获了多少闲暇妇女的心就能明白了。
霍夫曼此处使用书信体绝不是为了营造真实的情景,他是为了让读者忘记身边的世界,跟随这些年轻人在写信时使用的倾吐式的、充满激情的语言进入他虚构的“童话”世界。所以,故事的真实性自然被读者悬置,吸引人的是它的“真切性”。
在第一封信中,纳塔内尔详细讲述了他童年时关于“沙人”的记忆。如果读者就此被拉入儿童的视角,那么纳塔内尔讲的离奇的故事是完全可信的,因为没人会怀疑儿童天真无邪的想象力以及那稚嫩的心多么容易受到无法愈合的伤害。
如果事件真切,那么是不是纳塔内尔的感受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刚开始他只有对“沙人”的单纯的厌恶、害怕。而在父亲意外死亡后,他觉得“厄运像乌云织成的帷幕,紧紧地裹住了我的人生,也许只有我死,才能把这厚厚的帷幕撕破”[2]。以这种感受为基础,他预感到考普留斯(现在的晴雨表小贩)的再次出现充满敌意,并能毁灭性地破坏他的生活。即使站在一个任性儿童的角度——况且纳塔内尔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学生——这种情感跳跃也过于匪夷所思。
而另外两封信只是在分析问题,对于消解纳塔内尔激动的情绪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二)第三人称叙事
小说叙述到一半时突然改用“狡诈”的第三人称叙事。第三人称叙事通常会造成一种莫名的恐慌,因为叙述者总是全知全能的,人物只是他们阴谋的一枚棋子。在叙事的过程中,似乎总能听到叙述者发出的嘲讽的笑声,尤其是那些习惯卖关子的叙述者;或者有时文本中会处处流露出同情或挑衅的目光,让人物和读者倍感不安。
而《沙人》中,自称“纳塔内尔的朋友”的叙事者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他给人物设置莫名其妙的生存环境,如在舞会上,他让纳塔内尔和奥林皮娅跳奇妙的舞蹈。他让人物的思维链条出现紊乱:纳塔内尔认为理智开朗的克拉拉是“毫无生气的、该死的机器人”,而他却爱上了奥林皮娅这个真正的机器人。他让纳塔内尔一次又一次恢复平静,而这种“平静”却只是更大暴风雨的前兆。
显然,这个叙事者知道纳塔内尔必须死。这正是他的目的。他就是霍夫曼本人。如果说书信体引用部分是纳塔内尔、克拉拉和罗塔拥有叙事话语权,那么在第三人称叙事部分,霍夫曼自己夺回了话语权,并占有了它。
三、纳塔内尔
他是个忧郁的、脱离现实的大学生。霍夫曼采用书信体的方式“强迫”读者相信了纳塔内尔童年时关于“沙人”的恐怖记忆。但是这段故事究竟有几分真实性?真实的故事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很怕一位长相怪异的叔叔,恰好这个叔叔又很喜欢以奇特的方式逗小孩子玩儿(如摸摸小孩子的饼干之类);恰好亲爱的爸爸每晚都要和这个叔叔一起工作,因此没有办法给小孩讲美丽的童话故事;恰好爸爸在和叔叔工作时意外死去了。由于这些层叠的原因,叔叔在小孩的记忆中就幻化成了凶狠的“沙人”,这个印象一直保留至今。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作为事件中另外一位当事人,纳塔内尔的母亲也只在信中出现,母亲的看法只存在于纳塔内尔的描述中。并且他在信中还特别嘱咐“不要告诉母亲恶魔再次出现的情况”,这既是为母亲担心,也暗示了纳塔内尔记忆的不确定性。
(一)自我
休谟曾在自我审视中做出过推断:人的自我只是许多感受、情感,以及记忆、希望和恐惧的碎片——所有细微的心理单元——组合串联的结果,也就是说“自我”只是“联想”的产物。而“联想”这样一种个人心理行为,难免会受到大脑的自由想象、自身情绪产生的错觉甚至是梦幻的影响,它们会将联想引入“以假乱真”的地带。
而一个小孩子的印象恰恰是极不稳定的,一个印象的形成很可能会受情绪、好恶等因素的影响。在逻辑思维能力形成之前,他们还不具备判别是非的能力。而那些或对或错的印象会储存于大脑中,从而固定为所谓“阅历”,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确信不疑的主体“自我”。就像在每个小朋友脑中都存在一个可怕的“狼”的形象一样,这多半是儿童时期摄入的童话故事引发的想象的产物,但它却无比坚固。
纳塔内尔就是这样一个被主体自我控制的人物,而这个“自我”虽然充斥着诸多臆想成分,却强大到足以统摄纳塔内尔的内心和他的行为。这样一个把错觉当做现实,而对真正的现实置之不理的人,必定会被认为是疯子。
(二)守护自我,产生矛盾
1. 纳塔内尔和克拉拉
克拉拉的回信不论从事实上还是从道理上,都彻底摧毁了纳塔内尔确定无疑的事实,她认为那只是一些“错综复杂、虚无缥缈的影像”,“……所有恐怖吓人的事只发生在你(纳塔内尔)心里,真正现实的外部世界很难分担你的感受”[3]。当然,这并非谁对谁错那么简单,正如克拉拉在回信中所说,纳塔内尔的执迷只是因为他“相信”,因为这些看似荒唐的事实是属于他的“自我”的。
克拉拉不相信的正是纳塔内尔竭力守护的“自我”,矛盾自然产生。
2. 纳塔内尔和考普留斯
考普留斯是一切谬误的根源,但他又不可能直接消失,因为纳塔内尔一直在呼唤他。
假期里,在克拉拉和家人的影响下,纳塔内尔似乎逐渐走出了考普留斯的阴影。但是敏锐的第三人称叙事者发现,在那个丑恶形象日趋暗淡的情况下,“他(纳塔内尔)经常要花费力气,为以可怕的命运之妖的身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的考普留斯涂脂抹粉,增添色彩,让他又活灵活现起来”[4]。所以,他创作了送给克拉拉的诗歌,将考普留斯想象成破坏他们美丽爱情的黑手。他被这首诗吸引和左右,“心在燃烧”。
纳塔内尔确实离不开考普留斯,他需要考普留斯的存在,以此证明“自我”存在的真实性。
四、霍夫曼
(一)杀死纳塔内尔
霍夫曼的传记显示,这位白天的公职人员,夜晚时“把大部分精力和创作才能用来观察自己的心境,为了观察入微,每天都要写日记”[5]。正是在这种自我审查中,霍夫曼意识到了疯狂的纳塔内尔始终在他心里作祟,甚至频频危及他的正常生活。
《沙人》是一篇自我剖析之作。霍夫曼将纳塔内尔植入一个故事,实际上是对自己内心深处的另外一个自我的理性观照。第一封信“身临其境”的写作让他意识到了梦幻、错觉、疯狂这些分裂力量的强大。纳塔内尔越疯狂,霍夫曼就越害怕。
霍夫曼开始谋划杀死纳塔内尔。所以,在第三封信中他故意引出了斯帕兰扎尼教授和他怪异的女儿奥林皮娅,打算在另一个故事里把纳塔内尔引向极端,直至死亡。
这样看来,所谓科学实验、机器人事件只是霍夫曼精心编造的故事外壳,目的是为了杀死另一个自我,恢复生命的平静。至于故事的内容为什么设定为“爱上一个机器人”,这应该只是作者批判习惯的惯性延续,他善于顺手讽刺一把现实。
(二)成全纳塔内尔
前面提到歌德创作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而霍夫曼在《沙人》中表达的愿望要宏大得多。
归根到底,霍夫曼过分敏感、过分紧张的神经绝对不甘愿彻底舍弃那个充满神秘和幻想的国度,他渴望找到一种平衡,他始终不想放弃纳塔内尔。于是我们看到,小说中纳塔内尔一次又一次恢复情绪的平静。但是,似乎霍夫曼终究不能接受如此的妥协,于是他在纳塔内尔死亡时又一次找来“考普留斯”帮忙。
发了疯的纳塔内尔站在灯塔上,随时有下坠的可能。“有人想上去制服这个疯子……这时考普留斯发出一阵大笑,说:‘哈——哈!你们只管等着瞧吧,他自己就会下来的。’……纳塔内尔……发现了考普留斯。随着尖利刺耳的叫喊声‘哈!漂亮的眼睛——漂亮的眼睛!’纳塔内尔翻过栏杆,跳了下来。”[6]
前文已论述纳塔内尔对考普留斯的“情谊”,这样的结局正是霍夫曼想要的:纳塔内尔必死,死在对自我真实性的执著中。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对于霍夫曼和他的小说来说,纳塔内尔的心灵代表的是灵感,是他创造的诸多甜蜜而又恐怖的“童话世界”的源泉,是霍夫曼写作特征的源泉。
《沙人》是霍夫曼的自我审查,审查的结果是纳塔内尔死去。而霍夫曼依然病态地占有“二重”自我:相信“眼睛就鲜血淋淋地从脑袋里蹦了出来”,也相信“克拉拉找到了恬静、幸福的家庭生活”。
注释:
[1] [德]亨利希·海涅:《浪漫派》,薛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2][3][4][6] [德]霍夫曼:《沙人》,《霍夫曼短篇小说选》,王印宝、冯令仪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第156页、第165页、第185页。
[5]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德国的浪漫派》(第二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