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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奇,文艺评论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文联委员、李劼人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发表文学评论、影视评论等作品一百多万字,曾获四川首届全兴文艺评论奖、成都市金芙蓉文学奖等。
摘要:电影《坚强》以灾后重建并且以心灵重建为切入点,没有表现那个地动山摇的瞬间和惊心动魄的救灾场面,完全以一种平淡得近乎生活原色的叙事,表现灾难过后人们家庭的破碎和感情的无可寄托,以及为修复往昔美好生活而作出的努力。本文从人物关系入手,分析了影片的叙事结构与叙事风格。
关键词:叙事结构;《坚强》;心灵重建;复调
“5·12”是一场大灾难。地震过后,各种表现灾难的文艺作品纷纷问世,其中包括大量的戏剧、影视剧,但大都重点表现抗震救灾,以灾后重建并且以心灵重建为切入点的影视作品却少见,电影《坚强》的确是灾后心灵重建的首部故事片。这部由成都艺术剧院和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联合出品、著名导演刘烈雄执导的影片,没有表现那个地动山摇的瞬间和惊心动魄的救灾场面,完全以一种平淡得近乎生活原色的叙事,表现灾难过后人们家庭的破碎和感情的无可寄托,以及为修复往昔美好生活而作出的努力。
曾经以拍商业片自称却因艺术片享誉影坛的刘烈雄,先前执导的7部影片均是文艺片。超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一直是他显著的审美追求,其思想锋芒直指人的精神深处。从最早的《河流》(2000)、《生存岛历险记》(2003)到《蓝血族之恋》(2006),特别是2007年拍的《柏拉图之梦》都是超现实的,并且故事都围绕着人的内心展开。《坚强》使刘烈雄从超现实主义转到现实主义,而且还是一部现实主义色彩极浓的主旋律电影,从表象上看这似乎是一反常态,与他一贯的艺术趣味南辕北辙。然而对《坚强》稍加解读就不难看出,这部主旋律影片依旧遵循了过去探索人类心灵的实质:在当今灾害越来越严重的现实世界,人类作为地球上最富性灵的生物,当巨大的灾难突袭过后,如何去面对被毁坏的现实世界,又如何去修复破损的内心世界,进而重建以往美好的生活是一个日益深广的难题。《坚强》的可贵之处是在人类精神层面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而非拘泥于一般灾难片的表象。
《坚强》是一部小制作影片,正因为有了从编剧到导演独特的叙述视角,从而使小制作演绎出了一段大情感。且看它的叙事是如何展开的。
《坚强》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严庆元在大地震中失去了妻子,留下他和残疾的儿子;张芸则失去了丈夫,留下了她和孤独的女儿。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家庭,因为地震而发生了联系,严家儿子大民因为救张芸的女儿朵朵而失去双腿。于是朵朵和妈妈对严家充满了感激。由于这层关系,使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经济状况迥异,却又都是破碎的家庭,在工会“红娘”刘真的撮合下,最终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用女主角张芸的话说,这个家虽然不完美,却是完整的。
两个家庭的重组过程构成了影片一条鲜明的主线。这条关于心灵重建的主线之中,实际上包含着失去伴侣的严庆元、张芸两个人的感情重建和失去了母亲的严大民、失去父亲的朵朵的精神修复,两代人两组心灵重建的故事,一明一隐,相互交织,构成了整体叙事中的复调式行进。
然而,人是充满感情记忆的,精神的修复哪里有房屋重建那么容易?面对严庆元的追求和刘真的撮合,张芸坚决地拒绝了,她感觉朵朵爸爸并没走,只是出远门去了。这不是她有意的自我安慰,恰恰表明她还沉浸在那场灾难投下的沉重阴影中而没走出。事实上她晚上睡觉连灯都不敢关,哪怕短暂的黑暗也会使她感到无限的恐惧,即使在睡梦中也会被吓醒。当张芸在病房中紧紧抓住严庆元的手,求他不要离开的那一瞬间,她紧闭的情感之门终于自动开启了一道缝。严庆元不失时机地打燃打火机,并且用一段朴实而生动的话打动了张芸,也感动了观众:“死容易,活着多难,要是能够把困难打碎了踩在脚下,你就觉得自己多坚强,多有能耐的;你把这个能耐传给朵朵,朵朵又传给她的娃娃,多好呀!”这不啻是一个男人追求女人的甜言蜜语,还是一个简单而又深奥的生活哲理,是人类面对灾难、走向坚强的真言。严庆元打火机的光虽然微弱,却照亮了张芸幽闭的心灵。打火机这个小道具实在用得好,它构成了叙事中希望的象征。现实生活中,哪怕一道微弱的光也会让无数情感受伤的心灵感到无限的温暖。
其实,严庆元在照亮张芸内心世界的同时,也燃起了自己生活的希望之光。儿子残疾了,自己又有巨额债务缠身,重建家庭的担子如此沉重。尽管这些不能压垮这个坚强的男子汉,却也有点让他喘不过气来。回到家里,父子俩面对冷锅冷灶,只能以方便面充饥。诚如老支书所说“没有女人哪像个家!”这对父子太需要一个女人的照料了!但破碎家庭的重组,绝不是一男一女简单的凑合,依然有着精神方面的追求。严庆元征婚的标准是:要有文化的,做家务麻利的,最好是漂亮的。这些儿子却不理解,他不能接受父亲在母亲离开不到一年就娶另一个女人。父子俩在被毁坏的老屋前的冲突,表明残疾少年严大民或许还在丧失母亲的悲痛中未能自拔,或许还被传统的道德观左右着。无论哪种情形,都说明这个少年的感情亦需要修复重建。与严大民相反,朵朵则盼望有个完整的家,希望有个爸爸,希望妈妈能关灯睡觉。当她泪流满面捧着爸爸的遗像说出这番话时,顿时让人感受到这个少女的坚强。两个少年情感表达的方式虽不同,但他们的需求却是一样的。他们都需要信心开始新生活,都需要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至此,在这两对父子、母女之间,心灵的重建分成了主动与被动两组,严庆元和朵朵成了主动一组,而张芸与严大民则成了被动一组。两代人两组心灵重建的故事构成了自然交叉,既形成了影片本身的复调叙述,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灾后社会叙事,即所有在灾害中遭受精神重创的人们都需要心灵重建。
除了心灵重建之外,《坚强》并没有忽略物质重建的艰难。柳小青与浦江构成了与严庆元、张芸平行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戏份虽然不是太多,但是非常清晰地表现了外地援建者对灾区的巨大支援。浦江这个名字似乎就是一个隐喻,表明了上海对都江堰的对口援建。事实上影片中的这对恋人就来自上海,他们离开亲人,告别繁华的都市,为灾区带来的不仅有巨大的物质财富,也贡献了他们辛勤的劳动与智慧。柳小青做了茶林村的村官,她的“新经济模式”不仅为茶林村的重建,更是为村民的富裕提供了发展方向;追随恋人而来的浦江,为山村重建做规划、跑贷款,尽心尽力。影片没有表现他们卿卿我我的甜蜜,相反却是离别的忧伤:柳小青要留下来带领村民致富,浦江则要出国深造,他们都要实现各自的理想。从这对恋人身上,我们看到,灾后重建的美好今天,实际上也是牺牲了许多援建者的幸福才换来的。影片的这种情感叙事,要比直接拍摄建设场景生动感人得多。
由于是小制作,《坚强》的叙事紧凑而简略,角色搭配简洁而明了。每个人物都是推动情节发展或矛盾冲突的纽结点,哪怕是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其中规划局的徐科长和工会的刘真是两个重要的角色。前者保守而教条,是两条叙事线索中矛盾冲突的代表人物。对于精神重建而言,他是个偏颇者,认为除了永久性住房,心灵建设并不重要,能够给人温暖的不是爱情而是物质基础。但是对于物质重建来说,他又是一个保守教条主义者,严庆元的引资建房又被他认为是违反土地政策而被强行停工。后者虽说戏份也不多,却是个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她不仅积极促成了严、张家庭的重组,而且是心灵重建的坚定支持者。她对徐科长的一番陈词,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叙事主题:“房子是修给人住的,人在哪里住呢?是家庭。家庭才是社会的细胞。如果修好的大量三居室四居室,住进去的是难以自拔、情绪低落的灾民,即使所有的硬件都到位了,能说灾后重建的任务完成了吗?”
与叙事节奏的紧凑简略相对应,《坚强》的叙事风格是冲淡而平和的,没有故事悬念,没有情节的起伏跌宕,也没有情感的大悲大喜。“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1]生活犹如山村潺潺的溪流,蜿蜒却是缓缓地流过,这就是《坚强》叙事原色、自然之美所在。
最后不能不说影片的片名,太直白,太生硬,既缺想象,更无诗意。虽然是主旋律影片,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是直白的传声筒,因为故事片终究不是纪录片。
注释:
[1] 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冲淡》,《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第311页。
摘要:电影《坚强》以灾后重建并且以心灵重建为切入点,没有表现那个地动山摇的瞬间和惊心动魄的救灾场面,完全以一种平淡得近乎生活原色的叙事,表现灾难过后人们家庭的破碎和感情的无可寄托,以及为修复往昔美好生活而作出的努力。本文从人物关系入手,分析了影片的叙事结构与叙事风格。
关键词:叙事结构;《坚强》;心灵重建;复调
“5·12”是一场大灾难。地震过后,各种表现灾难的文艺作品纷纷问世,其中包括大量的戏剧、影视剧,但大都重点表现抗震救灾,以灾后重建并且以心灵重建为切入点的影视作品却少见,电影《坚强》的确是灾后心灵重建的首部故事片。这部由成都艺术剧院和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联合出品、著名导演刘烈雄执导的影片,没有表现那个地动山摇的瞬间和惊心动魄的救灾场面,完全以一种平淡得近乎生活原色的叙事,表现灾难过后人们家庭的破碎和感情的无可寄托,以及为修复往昔美好生活而作出的努力。
曾经以拍商业片自称却因艺术片享誉影坛的刘烈雄,先前执导的7部影片均是文艺片。超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一直是他显著的审美追求,其思想锋芒直指人的精神深处。从最早的《河流》(2000)、《生存岛历险记》(2003)到《蓝血族之恋》(2006),特别是2007年拍的《柏拉图之梦》都是超现实的,并且故事都围绕着人的内心展开。《坚强》使刘烈雄从超现实主义转到现实主义,而且还是一部现实主义色彩极浓的主旋律电影,从表象上看这似乎是一反常态,与他一贯的艺术趣味南辕北辙。然而对《坚强》稍加解读就不难看出,这部主旋律影片依旧遵循了过去探索人类心灵的实质:在当今灾害越来越严重的现实世界,人类作为地球上最富性灵的生物,当巨大的灾难突袭过后,如何去面对被毁坏的现实世界,又如何去修复破损的内心世界,进而重建以往美好的生活是一个日益深广的难题。《坚强》的可贵之处是在人类精神层面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而非拘泥于一般灾难片的表象。
《坚强》是一部小制作影片,正因为有了从编剧到导演独特的叙述视角,从而使小制作演绎出了一段大情感。且看它的叙事是如何展开的。
《坚强》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严庆元在大地震中失去了妻子,留下他和残疾的儿子;张芸则失去了丈夫,留下了她和孤独的女儿。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家庭,因为地震而发生了联系,严家儿子大民因为救张芸的女儿朵朵而失去双腿。于是朵朵和妈妈对严家充满了感激。由于这层关系,使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经济状况迥异,却又都是破碎的家庭,在工会“红娘”刘真的撮合下,最终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用女主角张芸的话说,这个家虽然不完美,却是完整的。
两个家庭的重组过程构成了影片一条鲜明的主线。这条关于心灵重建的主线之中,实际上包含着失去伴侣的严庆元、张芸两个人的感情重建和失去了母亲的严大民、失去父亲的朵朵的精神修复,两代人两组心灵重建的故事,一明一隐,相互交织,构成了整体叙事中的复调式行进。
然而,人是充满感情记忆的,精神的修复哪里有房屋重建那么容易?面对严庆元的追求和刘真的撮合,张芸坚决地拒绝了,她感觉朵朵爸爸并没走,只是出远门去了。这不是她有意的自我安慰,恰恰表明她还沉浸在那场灾难投下的沉重阴影中而没走出。事实上她晚上睡觉连灯都不敢关,哪怕短暂的黑暗也会使她感到无限的恐惧,即使在睡梦中也会被吓醒。当张芸在病房中紧紧抓住严庆元的手,求他不要离开的那一瞬间,她紧闭的情感之门终于自动开启了一道缝。严庆元不失时机地打燃打火机,并且用一段朴实而生动的话打动了张芸,也感动了观众:“死容易,活着多难,要是能够把困难打碎了踩在脚下,你就觉得自己多坚强,多有能耐的;你把这个能耐传给朵朵,朵朵又传给她的娃娃,多好呀!”这不啻是一个男人追求女人的甜言蜜语,还是一个简单而又深奥的生活哲理,是人类面对灾难、走向坚强的真言。严庆元打火机的光虽然微弱,却照亮了张芸幽闭的心灵。打火机这个小道具实在用得好,它构成了叙事中希望的象征。现实生活中,哪怕一道微弱的光也会让无数情感受伤的心灵感到无限的温暖。
其实,严庆元在照亮张芸内心世界的同时,也燃起了自己生活的希望之光。儿子残疾了,自己又有巨额债务缠身,重建家庭的担子如此沉重。尽管这些不能压垮这个坚强的男子汉,却也有点让他喘不过气来。回到家里,父子俩面对冷锅冷灶,只能以方便面充饥。诚如老支书所说“没有女人哪像个家!”这对父子太需要一个女人的照料了!但破碎家庭的重组,绝不是一男一女简单的凑合,依然有着精神方面的追求。严庆元征婚的标准是:要有文化的,做家务麻利的,最好是漂亮的。这些儿子却不理解,他不能接受父亲在母亲离开不到一年就娶另一个女人。父子俩在被毁坏的老屋前的冲突,表明残疾少年严大民或许还在丧失母亲的悲痛中未能自拔,或许还被传统的道德观左右着。无论哪种情形,都说明这个少年的感情亦需要修复重建。与严大民相反,朵朵则盼望有个完整的家,希望有个爸爸,希望妈妈能关灯睡觉。当她泪流满面捧着爸爸的遗像说出这番话时,顿时让人感受到这个少女的坚强。两个少年情感表达的方式虽不同,但他们的需求却是一样的。他们都需要信心开始新生活,都需要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至此,在这两对父子、母女之间,心灵的重建分成了主动与被动两组,严庆元和朵朵成了主动一组,而张芸与严大民则成了被动一组。两代人两组心灵重建的故事构成了自然交叉,既形成了影片本身的复调叙述,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灾后社会叙事,即所有在灾害中遭受精神重创的人们都需要心灵重建。
除了心灵重建之外,《坚强》并没有忽略物质重建的艰难。柳小青与浦江构成了与严庆元、张芸平行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戏份虽然不是太多,但是非常清晰地表现了外地援建者对灾区的巨大支援。浦江这个名字似乎就是一个隐喻,表明了上海对都江堰的对口援建。事实上影片中的这对恋人就来自上海,他们离开亲人,告别繁华的都市,为灾区带来的不仅有巨大的物质财富,也贡献了他们辛勤的劳动与智慧。柳小青做了茶林村的村官,她的“新经济模式”不仅为茶林村的重建,更是为村民的富裕提供了发展方向;追随恋人而来的浦江,为山村重建做规划、跑贷款,尽心尽力。影片没有表现他们卿卿我我的甜蜜,相反却是离别的忧伤:柳小青要留下来带领村民致富,浦江则要出国深造,他们都要实现各自的理想。从这对恋人身上,我们看到,灾后重建的美好今天,实际上也是牺牲了许多援建者的幸福才换来的。影片的这种情感叙事,要比直接拍摄建设场景生动感人得多。
由于是小制作,《坚强》的叙事紧凑而简略,角色搭配简洁而明了。每个人物都是推动情节发展或矛盾冲突的纽结点,哪怕是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其中规划局的徐科长和工会的刘真是两个重要的角色。前者保守而教条,是两条叙事线索中矛盾冲突的代表人物。对于精神重建而言,他是个偏颇者,认为除了永久性住房,心灵建设并不重要,能够给人温暖的不是爱情而是物质基础。但是对于物质重建来说,他又是一个保守教条主义者,严庆元的引资建房又被他认为是违反土地政策而被强行停工。后者虽说戏份也不多,却是个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她不仅积极促成了严、张家庭的重组,而且是心灵重建的坚定支持者。她对徐科长的一番陈词,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叙事主题:“房子是修给人住的,人在哪里住呢?是家庭。家庭才是社会的细胞。如果修好的大量三居室四居室,住进去的是难以自拔、情绪低落的灾民,即使所有的硬件都到位了,能说灾后重建的任务完成了吗?”
与叙事节奏的紧凑简略相对应,《坚强》的叙事风格是冲淡而平和的,没有故事悬念,没有情节的起伏跌宕,也没有情感的大悲大喜。“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1]生活犹如山村潺潺的溪流,蜿蜒却是缓缓地流过,这就是《坚强》叙事原色、自然之美所在。
最后不能不说影片的片名,太直白,太生硬,既缺想象,更无诗意。虽然是主旋律影片,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是直白的传声筒,因为故事片终究不是纪录片。
注释:
[1] 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冲淡》,《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