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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财富的分化，穷与富都在世界的两极积累，形成了一个马太效应。这个效应最终引发了去全球化的浪潮。传统的国际价值、规则等公共产品的创新，需要中国贡献中国智慧，通过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尤其是欧洲文化的对话，来消弭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
一、全球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在既有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催生了全球化进程的两个方面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是技术因素，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分工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是“技术因素论”者。一是指航海技术，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也就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二是指大工业技术。有了新航路之后，“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虽然结果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推行所谓的文明。简言之，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在马克思之前，亚当·斯密则认为分工是催生全球化的主要动因。他在《国富论》中指出：“分
工的出现大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使劳动中的技巧、娴熟度和决策更为重要。”而分工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也会导致分工进一步扩大，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各地。因此，只要分工存在着，社会化生产就必然存在着，因而分工的全球化也就成为不可逆转。另外，斯密还指出：“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之间，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不成正比”，这会刺激商人热衷于追逐两地之间的货币价格差。这样就会带来商品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同时由于资源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布的差异性，商品的流动最终同样会发展成为国际之间的流动。
不管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全球化，全球化都促进人类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愚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资本塑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促进人类文明化。尽管资本本身充满了鲜血和肮脏的东西，但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文明化趋势的情形。资本文明化趋势表现为：第一，资本促使社会生产关系朝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调整；第二，资本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第三，伴随资本全球扩张的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国际之间的流动和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再分配，从而刺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
当今的全球化更是在超大规模的资本推动之下，为世界各国的财富带来了至少是乘数级的增长。因为，当今的全球化，无论是资本还是利润都不再是单向度流动的，而是多向度流动的。因此，财富的积累不再是像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那样仅仅在西欧发达国家，而是全世界各国都在以超大规模的速度积累。
二、当今的全球化遭遇反全球化的力量
由于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在瞬间就在全球范围内完成资本、利润的流动和交易，同时也瞬间实现财富的骤然增长。当今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既有财富的再分配制度的调整速度。世界财富的再分配制度乃至国际权力的分配制度，都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整套制度，但这套制度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是大国主导下的不公正制度。其结果是，国际权力与国际财富都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国手中，以至于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马太效应。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最穷的12亿人占世界总体消费的不到2%。胡润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最富裕的阶层只占全球人口的1%，而其所占的财富却接近全球一半的财富量，世界上99%的人口分配剩余的另一半资产。这种不平等最终导致人们产生反全球化的行动。
反全球化的力量最初主要是以反对西方价值体系为对象的草根文化民族主义者、文化地方主义者和宗教民族主义者。他们旨在维护和弘扬本文明、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传统，反对和抵制主导全球化浪潮的西方价值体系。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90年代法国让-马里厄·勒庞领导的右翼组织“国民阵线”，以及查韦斯时期的委内瑞拉。它们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全球主义”、反美主义、反文化帝国主义，它们认为“全球化与私有化就是罪恶”。
反全球化的另一种力量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担心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会使他们失去工作而掉落到贫困阶层之中。1999年，世界都见证了西雅图的抗议活动，而他们反对的主要对象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抗议世界贸易组织最高级会议，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自由化规则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全球野心，从而牺牲了跨国公司母国工人的工作机会。此外，这种力量后来又囊括了发达国家的环保主义者，反对的对象仍然是跨国公司，他们认为，正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以及由此而催生的物质主义大众消费欲望，导致了全球环境的巨大压力，以至于难以承载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的反全球化力量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民间力量上升为政府力量，并以政府政策的形式直接反对全球化。这个浪潮表现为：欧洲向右转；美国民粹主义兴起，保守主义势头强劲。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一是难民危机冲击欧盟。自冷战结束以来，欧亚地区、中东地区因战乱、恐怖袭击、政治局动荡等产生了大量难民，尤其是近年来“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在整个欧亚地区制造的恐怖事件，引发了这一地区的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大量的难民直接冲击欧盟，对欧盟《里斯本条约》的移民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欧盟现实政治形成了直接的挑战。二是法国、德国等频遭恐怖袭击，民众神经紧绷。这一情况与前一个情况有直接的联系，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伊斯兰国”极端势力渗透在难民潮之中进入欧盟，这是法、德遭受恐怖袭击的直接原因。因此，欧盟核心国家开始检视难民政策和移民政策。三是国际权力转移使美国社会产生了不安。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这些成为权力转移的最重要的表现。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担心自己霸权地位的丧失。为此，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恢复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来重塑美国的霸权实力，从而在对外经济政策上采取保守主义的政策。此外，全球治理赤字严重，集中表现为现有的国际制度难以协调权力转移带来的国际关系变化，难以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进行有效遏制，也难以对跨国、跨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进行有效防范。这一切的问题最终都被归咎于全球化身上。因此，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抗议全球化的“罪恶”。
三、中国智慧为消弭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是全球化的后来者，但中国深知既有国际规则的弊病。然而，在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相当长时期内，因自身实力不足，中国最初仅仅是一个参与者的角色。随着近年来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尤其是面对一些重要国家以政府的名义来推行反全球化的政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中国开始主动地用中国智慧来消弭二者之间的矛盾，以推进新型全球化进程。
所谓“中国方案”包括全球治理的方案、助推世界经济发展的方案、助力国际减贫的方案、改革国际体系的方案等等。中国方案必须是基于中国智慧。在这方面，中国将会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智慧呢？
第一，文化对话与文明交融的智慧。全球化曾经被认为是“西方化”的一个代名词，西方也曾经的确借助于资本和炮舰进行文化扩张，所以，全球化也一度在消弭文化的多样性。但是，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中国一直就以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来构筑“和谐万邦”的中华文化体系。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第二，共贏发展的智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我国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并迅速崛起以后，则希望为世界经济贡献更大的力量，尤其是强调让中国的发展惠及周边乃至世界各国。中国的外交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但又不只是为中国自己的发展服务。因为，发展是相互联系的，中国从来就不是把发展视为一种零和的博弈，而是强调多赢博弈。
第三，互联互通的智慧。“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智慧。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就是“通”的哲学。《易经》也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意思就是说，通才能有利于事物的发展。因此，中国提出了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倡议，倡导通过政策相通、设施互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来实现和平、合作、共赢、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
（责任编辑 矫海霞）
一、全球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在既有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催生了全球化进程的两个方面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是技术因素，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分工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是“技术因素论”者。一是指航海技术，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也就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二是指大工业技术。有了新航路之后，“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虽然结果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推行所谓的文明。简言之，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在马克思之前，亚当·斯密则认为分工是催生全球化的主要动因。他在《国富论》中指出：“分
工的出现大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使劳动中的技巧、娴熟度和决策更为重要。”而分工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也会导致分工进一步扩大，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各地。因此，只要分工存在着，社会化生产就必然存在着，因而分工的全球化也就成为不可逆转。另外，斯密还指出：“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之间，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不成正比”，这会刺激商人热衷于追逐两地之间的货币价格差。这样就会带来商品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同时由于资源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布的差异性，商品的流动最终同样会发展成为国际之间的流动。
不管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全球化，全球化都促进人类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愚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资本塑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促进人类文明化。尽管资本本身充满了鲜血和肮脏的东西，但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文明化趋势的情形。资本文明化趋势表现为：第一，资本促使社会生产关系朝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调整；第二，资本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第三，伴随资本全球扩张的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国际之间的流动和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再分配，从而刺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
当今的全球化更是在超大规模的资本推动之下，为世界各国的财富带来了至少是乘数级的增长。因为，当今的全球化，无论是资本还是利润都不再是单向度流动的，而是多向度流动的。因此，财富的积累不再是像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那样仅仅在西欧发达国家，而是全世界各国都在以超大规模的速度积累。
二、当今的全球化遭遇反全球化的力量
由于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在瞬间就在全球范围内完成资本、利润的流动和交易，同时也瞬间实现财富的骤然增长。当今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既有财富的再分配制度的调整速度。世界财富的再分配制度乃至国际权力的分配制度，都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整套制度，但这套制度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是大国主导下的不公正制度。其结果是，国际权力与国际财富都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国手中，以至于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马太效应。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最穷的12亿人占世界总体消费的不到2%。胡润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最富裕的阶层只占全球人口的1%，而其所占的财富却接近全球一半的财富量，世界上99%的人口分配剩余的另一半资产。这种不平等最终导致人们产生反全球化的行动。
反全球化的力量最初主要是以反对西方价值体系为对象的草根文化民族主义者、文化地方主义者和宗教民族主义者。他们旨在维护和弘扬本文明、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传统，反对和抵制主导全球化浪潮的西方价值体系。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90年代法国让-马里厄·勒庞领导的右翼组织“国民阵线”，以及查韦斯时期的委内瑞拉。它们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全球主义”、反美主义、反文化帝国主义，它们认为“全球化与私有化就是罪恶”。
反全球化的另一种力量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担心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会使他们失去工作而掉落到贫困阶层之中。1999年，世界都见证了西雅图的抗议活动，而他们反对的主要对象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抗议世界贸易组织最高级会议，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自由化规则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全球野心，从而牺牲了跨国公司母国工人的工作机会。此外，这种力量后来又囊括了发达国家的环保主义者，反对的对象仍然是跨国公司，他们认为，正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以及由此而催生的物质主义大众消费欲望，导致了全球环境的巨大压力，以至于难以承载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的反全球化力量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民间力量上升为政府力量，并以政府政策的形式直接反对全球化。这个浪潮表现为：欧洲向右转；美国民粹主义兴起，保守主义势头强劲。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一是难民危机冲击欧盟。自冷战结束以来，欧亚地区、中东地区因战乱、恐怖袭击、政治局动荡等产生了大量难民，尤其是近年来“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在整个欧亚地区制造的恐怖事件，引发了这一地区的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大量的难民直接冲击欧盟，对欧盟《里斯本条约》的移民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欧盟现实政治形成了直接的挑战。二是法国、德国等频遭恐怖袭击，民众神经紧绷。这一情况与前一个情况有直接的联系，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伊斯兰国”极端势力渗透在难民潮之中进入欧盟，这是法、德遭受恐怖袭击的直接原因。因此，欧盟核心国家开始检视难民政策和移民政策。三是国际权力转移使美国社会产生了不安。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这些成为权力转移的最重要的表现。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担心自己霸权地位的丧失。为此，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恢复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来重塑美国的霸权实力，从而在对外经济政策上采取保守主义的政策。此外，全球治理赤字严重，集中表现为现有的国际制度难以协调权力转移带来的国际关系变化，难以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进行有效遏制，也难以对跨国、跨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进行有效防范。这一切的问题最终都被归咎于全球化身上。因此，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抗议全球化的“罪恶”。
三、中国智慧为消弭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是全球化的后来者，但中国深知既有国际规则的弊病。然而，在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相当长时期内，因自身实力不足，中国最初仅仅是一个参与者的角色。随着近年来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尤其是面对一些重要国家以政府的名义来推行反全球化的政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中国开始主动地用中国智慧来消弭二者之间的矛盾，以推进新型全球化进程。
所谓“中国方案”包括全球治理的方案、助推世界经济发展的方案、助力国际减贫的方案、改革国际体系的方案等等。中国方案必须是基于中国智慧。在这方面，中国将会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智慧呢？
第一，文化对话与文明交融的智慧。全球化曾经被认为是“西方化”的一个代名词，西方也曾经的确借助于资本和炮舰进行文化扩张，所以，全球化也一度在消弭文化的多样性。但是，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中国一直就以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来构筑“和谐万邦”的中华文化体系。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第二，共贏发展的智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我国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并迅速崛起以后，则希望为世界经济贡献更大的力量，尤其是强调让中国的发展惠及周边乃至世界各国。中国的外交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但又不只是为中国自己的发展服务。因为，发展是相互联系的，中国从来就不是把发展视为一种零和的博弈，而是强调多赢博弈。
第三，互联互通的智慧。“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智慧。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就是“通”的哲学。《易经》也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意思就是说，通才能有利于事物的发展。因此，中国提出了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倡议，倡导通过政策相通、设施互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来实现和平、合作、共赢、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
（责任编辑 矫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