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的一天，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写信给密西西比州参议员威廉姆斯，强调“如果不是我的秘书因流感请假，我本会早于10月14日答复您的”。当时，西班牙流感正席卷美国，白宫的工作人员也开始“中招”。
　　这场流感在全球范围内感染了约5亿人，占当时全球人口的1/3，并造成约2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约67.5万美国人。1918年，美国的人均寿命因此降低了10年以上。但西班牙流感这个名称实在是种误导：历史学家莎拉·弗林说，并没有证据表明它暴发于西班牙。只是由于西班牙人的大量感染，包括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病倒了，它就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巴里的研究则发现，西班牙流感很可能起于美国。由于美国官员包括威尔逊总统的失误，放任了这种流感肆虐世界。从这一点上说，称之为美国流感，似乎更为恰当。

有人“吹哨”无人听

　　堪萨斯州的哈斯科尔县位于该州的西南角，靠近俄克拉荷马州和科罗拉多州，地处美国中西部大草原上。1918年，那里偏僻贫困，草房子很常见。当地农民养了不少猪，同时这个县也位于候鸟迁徙的主要通道上，栖息着17种鸟类，其中包括沙丘鹤和野鸭。如今科学家们知道，禽流感病毒可以传染到猪身上，发生变异后成为对人致命的病毒。这可能就是西班牙流感病毒的起源。
　　1918年1月，哈斯科尔县暴发了严重的流感。当地报纸如此记载：“阿尔斯汀得了肺炎，林德曼仍病得很重，黑瑟的三个孩子患了肺炎，考克斯非常虚弱……好像大多数人都得了肺炎。”当年流感暴发还不是必须报告的情况，但有个叫米纳的医生觉得情况严重，主动报告了美国公共卫生局。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份记录流感异常情况的报告，但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如果疫情仅限制在哈斯科尔县，问题可能并不严重。不幸的是，威尔逊在一年前宣布美国参加一战，此刻正招兵买马。军人的集结和派遣，成为疫情蔓延的温床。
　　1918年3月，几名感染了病毒的哈斯科尔男子来到堪萨斯州的弗斯顿新兵训练营受训，其中有个叫阿尔伯特的农夫被派往后厨，为士兵们分派食物。在弗斯顿受训的新兵多达5.6万人。3月4日，第一名患病士兵出现了。两个星期内，1100名士兵被送进医院，还有成千上万的军人患病，38人死亡。弗斯顿军营不得不单独腾出一座营房用作病房。被感染的士兵又将流感病毒从弗斯顿带到了其他军营，当时美国36个大军营有24个暴发了疫情。随着美军士兵被装进绰号“浮动棺材”的运兵船送往欧洲，疫情越过了大西洋。

白宫的羊也病倒了

　　直到此时，疫情仍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主要是因为当时虽然有大量的人被感染，但死亡者不多。英国舰队的医生在1918年5月和6月诊治了10313名水手，只有4人死亡。当年4月，法军也有士兵被感染，但军方视之为“三日热”。包括美国在内的交战国新闻界受到战时管制，为避免影响军心，都对疫情轻描淡写。当疫情蔓延到西班牙时，这个中立国的新闻界才对这种疾病进行了详尽报道，最终换回了“西班牙流感”这个名称。
　　其实，一些医务人员当时已感觉疫情并不那么简单。比如，当时死亡的人虽然很少，但通常是健康的年轻人，这些人以往死于流感的概率很低。在有些地方，疫情已经显示出凶险的一面。比如，一支有1018人的法军部队中，688人住院，49人死亡。此外，第一拨疫情中的一些案例被忽视，是因为它们被誤诊为脑膜炎。芝加哥一位病理学家观察到病人肺部组织中充满液体，有大量出血，曾担心地询问同行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疾病”。
　　当时，有顾问向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警告，但未获采纳。威尔逊和军方考虑的都是如何打赢战争，宁可用一船船的新兵去填补病倒军人留下的“坑”，也不愿启动大规模的防疫。当年7月，法军从美军处收到的医学通报称：“流行病即将结束，且一直是温和的。”一份英国医学杂志更宣称流感“已完全消失。”然而，当年8月疫情就在瑞士大暴发。一名美国海军情报官在一份绝密报告中警告华盛顿：“这种疾病现在在整个瑞士流行，被称为黑死病，实际就是西班牙流感。”
　　疫情很快就糊弄不下去了。9月7日，一名美军士兵被诊断为脑膜炎。第二天，他的12名同伴也被诊断为脑膜炎。随着一大批“脑膜炎”涌现军营，医生将诊断改为流感。美国陆军终于报告：“流感正在爆炸式发生。”
　　疫情很快越出军营。到10月，白宫也“沦陷”了。当时的第一夫人伊迪丝一天中给华盛顿的女病人送出了1000枝玫瑰花，祝愿她们早日康复。但不久后，连她放养在白宫草坪上、用于为战争筹款的两只绵羊也得了西班牙流感，被送进了兽医院。

总统染病也撒谎

　　疫情如此严重，美国政府难辞其咎。
　　首先，威尔逊拍板参加一战，导致当时45岁以下的医生有近半数应征入伍，多数是最好的医生。这导致了疫情暴发后医疗力量不足。疫情高峰期，1天就有1543名士兵患病，医生、护士也大批病倒，医院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新患者，数以千计的军人病死于军营。有的医院一天死亡上百人，很快棺材不够用了，尸体堆积起来。

　　更致命的是威尔逊政府为政治目的而采取了隐瞒真相的政策。美国参战时，威尔逊提出要把“残酷的野蛮精神融入国民生活的根基”。他成立了公共信息审查委员会，敦促国会通过了《煽动叛乱法》，对发布所谓“不忠”言论者可判处长达20年监禁。政府还鼓励人们向司法部检举“散布悲观故事或贬低我们战争努力的人”。
　　在这种氛围下，当西班牙流感开始席卷美国时，打着“保持士气”的幌子明哲保身的公共卫生官员们开始比赛撒谎。一艘军舰将病毒带到了费城，造成疫情在海军码头暴发，主管该市公共卫生的官员克鲁森拍着胸脯说：“疾病将被限制在目前的范围内。没有出现死亡，不用担心。”第二天，两名水手死了，克魯森又说，他们死于“老式流感”而不是西班牙流感。他的同僚宣布：“从现在开始，病例将减少。”第三天，死了14名水手，还有第一名平民丧生。疫情每日都在加速，但报纸上每天都向读者保证没有危险。克鲁森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将“遏制疫情于萌芽”。1918年9月26日，西班牙流感已在全美蔓延。费城原定于9月28日举行一次大型游行，医生敦促克鲁森取消游行，担心拥挤场面会扩大疫情。他们说服记者撰写了关于疫情严重性的报道，但编辑拒绝发表，也拒绝刊登医生们的公开信。游行如期进行。
　　西班牙流感的潜伏期为两到三天。两天后，克鲁森承认有疫情发生，但仍说不必惊慌。当时的费城媒体还在刊登《科学护理阻止疫情》之类的文章，但疫情已经瞒不住了。在3100个要求派护士的紧急请求中，只有193个得到回应。最糟糕的时候，费城一天内病死759人。6个星期内，将近1.2万费城人死去。
　　这种情况在全美各地上演。时任美国卫生总监布鲁说：“只要采取预防措施，无需发出警报。”洛杉矶公共卫生主管也这样说。纽约的公共卫生主管则宣布，当地大多数流感病人患上的是“其他支气管疾病而不是西班牙流感”。人们惊慌失措，因为得不到帮助，也由此对政府的要求变得冷漠。当费城紧急援助部门官员恳求民众暂时收养父母病死的孩子时，几乎没人回应。
　　1918年11月，一战停火。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始。在跨大西洋航行中，威尔逊的多名工作人员感染了西班牙流感。他的长女玛格丽特也在去布鲁塞尔旅行时病倒，被隔离在美国使馆。当年4月，威尔逊的医生格雷森写信给朋友，透露“过去的两个星期我过得很苦，总统突然因（西班牙）流感而病倒”。但他对新闻界说，威尔逊只是因巴黎寒冷多雨的天气而感冒。他向《纽约时报》记者保证威尔逊将迅速康复，实际上威尔逊躺在病床上，几乎无法讲话或站立。幸好威尔逊最终还是康复了。
　　此前，时任海军部部长助理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在法国之旅中患了西班牙流感。在他乘坐的“利维坦号”轮船上，1/6的人都被感染。轮船抵达纽约后，他被人用担架抬下船，用救护车送回家休养。所幸他也康复了，否则美国就将少一位二战中领导国家的总统。
　　西班牙流感让40%的美国海军军人和36%的陆军军人染病，死于此病的军人比死于一战战场的更多。这场抗疫战争，威尔逊输得挺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