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牡丹出洛阳。洛阳是牡丹的故乡，牡丹是洛阳的市花，是洛阳人心中难以割舍的情结，是洛阳这座城市诗意的精神坐标和文化图腾，可以说更是凝聚着时代的价值取向和人民的审美喜爱。王昆峰生活、工作在洛阳，他说自己没有理由不喜爱牡丹。作为一个摄影人，牡丹也是他身边的题材，没有理由不去表现、赞美。
　　王昆峰第一次拍摄牡丹是在1978年4月，《解放军画报》的编辑到洛阳组织牡丹专题的稿件，他在当地某部队负责新闻报道工作，便参与其中。当时，他使用的是国产海鸥4A型相机，外加近摄镜拍摄，用的胶卷是《解放军画报》发的柯达反转片。后来，他拍摄的牡丹照片被《解放军画报》用在1979年第10期《祖国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专题报道中。自此，他便与拍摄牡丹结下了缘。
　　40年来，王昆峰一直在拍摄牡丹。2008年，洛阳市人民政府将他的牡丹摄影画册《国色天香》作为礼品赠送国内外来宾。而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他对拍摄牡丹又有了新想法，并用飞思IQ3 100ME相机和施耐德120mm F4镜间快门微距镜头拍摄牡丹组照，并命名为《丝路花语》。凭借飞思相机所具有的1亿像素和施耐德镜头微距表现力，他的这组牡丹照片不只描摹外表，甚至让人看不出是牡丹，光影、线条、色彩的组合让照片有了超现实的意味，而精细的画面又不得不使人感叹生命的真实魅力。
　　可以说，王昆峰在努力通过形式和构图来传递自己所理解和欣赏的艺术意境，而如何做到这一點是一个“老问题”。
　　自施蒂格利茨主导的“摄影分离派”主张直接摄影也是艺术以来，现代摄影的历史中，无论拍摄题材和拍摄对象，客观呈现和主观表达一直被视作“矛盾的两面”，相伴而生，即使不同技术条件、风格和流派摄影家强调重点不一样，但这两方面总是不会相隔太远，将其融合于一体是诸多摄影家的追求。
　　以拍摄花卉来说，德国摄影家卡尔·布洛斯菲尔德（Karl Blossfeldt，1865～1932）的摄影创新影响了之后很多人。他是德国“新客观”艺术运动的代表者，强调艺术要回归现实世界，用客观而非主观诗意的方法记录现实世界。但是，他照片中的“客观”并不是发现拍摄对象、找个拍摄角度、借助自然光线，然后按下快门。他拍摄花朵、花茎、花瓣，并没有在它们自然生长的地方拍摄人们常见的形态，而是用自制的相机和镜头，将花卉放大30倍来呈现它们未被认知的“生命质感”。
　　布洛斯菲尔德的摄影可以被看作是“科学的摄影”，因他在用照片呈现花卉的肌理；与此同时这些照片也可算是艺术的摄影，因为他创造了一种拟人化的拍摄模式，照片可以被看作是花卉的“肖像照片”。1928年，他结集自己作品出版了《自然界的艺术形式》（Urformen der Kunst），来展现他自己所坚持的“从审美和建筑结构的角度去审视植物的价值”。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摄影小史》中曾以布洛斯菲尔德的照片为例来论述他的“灵光”概念，并且评价布洛斯菲尔德的摄影：“微小之物通过摄影改变了尺寸，放大到容易表述、形容的地步。科技与魔术之间的差异只是一种历史性的变数而已。如此，布洛斯菲尔德拍的植物相片令人叹为观止。”
　　限于相机技术，布洛斯菲尔德的照片只能以黑白示人，花卉形象放大倍率也还没有到完全“抽象”的地步。所以，现代人经常会给他的照片打上“雕塑感”的标签。但是这样的“雕塑感”无疑带有一种超现实的画风。
　　从王昆峰的照片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超现实画风。不同的是，摄影师所能操控的相机已经和9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摄影师能够将被摄对象放大到完全“抽象”的地步，并且以极精致的画面呈现出来。王昆峰说到：“高科技的摄影器材能够调动摄影师的实验兴趣，为摄影师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影像创新和实验的可能。”
　　王昆峰在选择使用何种器材拍摄牡丹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最终的照片实验会带来这种惊奇的效果。他只是说：“不希望我的创作灵感被器材、被技术手段束缚。不能说一张清晰的照片就是好的作品，但是摄影艺术是以图像质量为载体的，影像品质决定了这种艺术表达的形式，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更高的像素、更高的解析力及动态范围。”为此，王昆峰的全部照片都在室内拍摄完成。拍摄时，为了更好地体现细节和纹理，他用特制的近摄接环配合120毫米微距镜头组合使用，缩短对焦距离，增加了影像的放大倍率；他还使用艾美能特SA04型强光手电筒作为主要光源，让照片的光影效果和他想象中的一致。
　　从最终效果看，《丝路花语》中的照片其实并不只是像素、解析力和动态范围等技术指标有了超越他以前照片的素质，更是给观者提供了另一种观看牡丹微观细节处的角度。当然，用相似方法拍摄其他植物也会有相似的效果。
　　通过微距、抽象的画面，王昆峰完成了一直埋在心里的创作意愿——拍出对牡丹的礼赞。而这种花卉摄影的实验也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