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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刘安以儒家诗教评论《离骚》的具体内容,并从儒家诗教的形成、《诗》学传播及汉武帝好儒爱《骚》三个方面探讨了刘安以儒评《骚》的原因。
关键词:刘安 《离骚》 儒家诗教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在文学史上最早以儒家诗教对《离骚》进行研究评价的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对此有论述:“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此处所说的《离骚经章句》实际上指的就是《离骚传》。这部《离骚传》今已失传,但在《史记·屈原列传》以及班固的《离骚叙》中还保留着部分内容,可窥概貌: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刘安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是以儒家诗教评论《离骚》;二是以道家思想评论屈原。学术界对此已形成共识,但是对于刘安以儒评《骚》的方式和结果却是褒贬不一。因此本文暂不论刘安以道评屈,只就刘安以儒评《骚》的问题进行探讨。刘安评论《离骚》的话节录如下: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这段话对《离骚》作了高度的评价,其主要内容有三点:
其一,从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来看,倡导“中和”之美。刘安运用儒家评《诗》的传统方式论述《离骚》“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赞扬《离骚》具有“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是儒家诗教的一个重要原则,起源于春秋战国之时。先秦之时,诗与乐融为一体,并以乐为中心,因此,先秦之时诸多以“中和”标准论乐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春秋战国时的诗论。如果说季札、孔子以“中和”之美论《诗》尚属个人对《诗》的体会,那么刘安以《国风》、《小雅》比附《离骚》“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这就说明,在汉武之初儒家诗教的“中和”之美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文学评论标准。
其二,从文学的社会功用来看,突出“刺世”功能。刘安论《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准确地揭示出《离骚》美政刺世的特点。
强调诗歌“讽谏刺世”作用正是儒家诗教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在春秋战国之时人们是把诗歌当作改进社会政治的工具。到了西汉,《诗经》的作用就明确表现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因此刘安论《离骚》的“刺世”功能是与儒家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三,高度评价《离骚》的艺术成就,指出其“寄情于物,深远隽永”的特点。“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说明诗人笔下描绘的香草美人、虬龙鸾凤、圣贤神女、高冠奇服等等,都已不再是作为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的某种象征。这不仅看到了《离骚》继承与发展了《诗经》赋、比、兴艺术表现手法的艺术成果,而且还触摸到了《离骚》融现实与想象于一体的浪漫主义特征。
如果说以儒家诗教“中和”之美的标准和“讽谏刺世”的功能评论《离骚》掩盖了其文学面目,那么,刘安对《离骚》艺术成就的评价其实表明在儒家诗教的文化背景下他已经初步觉察到《离骚》的作为文学作品的某些特征。虽然这种认识还显得简单、零碎,不足以揭示文学作品的本质,然而已是可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刘安以《诗》、《骚》并举,用儒家诗教的标准评论《离骚》,将《离骚》抬高到了儒家经典的地位。众所周知,在汉初黄老邢名之学占居主导地位,而刘安又热衷于道家学说,那么,他为什么会用儒家诗教评价《离骚》呢?
首先,儒家诗教的形成为刘安以儒评《骚》提供了可能性。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文学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战国以前,文史哲融于一体,合而未分。《诗经》是当时的人们进行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时必须熟练掌握的一种工具。大约在战国中期,百家争鸣热烈,私家著述繁多。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化领域中的各个不同部门的特点及其差异。《荀子·儒效》篇云: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由此可见,《诗》以“言志”的特征区别于其它经典,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虽然“志”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变化,但是总的来说,“诗言志”概括地说明了诗歌表现作家思想感情的特点,这就涉及到了诗的认识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诗》学吸收了季札、孔子、荀子等人论诗乐的内容,在秦汉之际逐渐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即“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儒家诗教的形成就为刘安以儒评《骚》提供了文学批评理论。
其次,儒家《诗》学的传播为刘安以儒评《骚》提供了现实性。在西汉之初,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虽然黄老邢名之学在官方占据统治地位,但儒家学说也在不断的传承发展,并逐渐从民间走向庙堂,影响巨大。兹以《诗》学为例,据《汉书·儒林传》简述如下:
“韩婴,燕人,在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作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
辕固生,齐人,以治《诗》闻名,在孝景帝时始为博士,‘后上以固廉直,拜为清河太傅’。
申培公,鲁人,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后来他归鲁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其弟子兰陵王臧通《诗》以后,在景帝时为太子少傅。
“毛公,赵人,治《潍》,为河间献王博士。”
从上述可知,汉初学《诗》者甚众,韩、辕、申、毛四人以善《诗》闻名,并都与官方建立了联系,扩大了影响。
在儒家学说逐渐兴盛的大背景下,淮南王刘安也必然会受到儒家诗教的浸润。刘安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淮南子》一书里。《汉书·艺文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为杂家,并指出其特点为“兼儒墨,合名法”。此书屡引儒家经典,多称颂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并且对《诗》也有所论述:
“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
“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
不但称赞《诗》为“学之美者”,而且还提到了“温惠柔良”的诗风,这与儒家诗教“温柔敦厚”之说何其相似。由此可知,热衷于道家的刘安用儒家诗教评论《离骚》,正是包括《诗》学在内的儒家思想从民间走向朝庭、逐渐扩大影响的一个有力的明证。
最后,汉武帝好儒爱《骚》导致了刘安以儒评《骚》、高度赞《骚》的必然性。刘安以儒家诗教高度赞扬《离骚》与汉武帝有极大的关系。刘安与武帝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叔侄二人皆好艺文,有共同语言,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西汉朝廷同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斗争。他一方面暗中准备谋反,另一方面又讨好武帝。他受诏作《离骚传》,迎合武帝好儒术、爱《骚》的心理,投其所好。因此,他不但运用儒家诗教的标准评价《离骚》,并且还高度称赞《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二者之长。刘安用这种方式解读《离骚》达到了预期效果,得到了武帝的认同。武帝以刘安“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刘安以儒评《骚》的具体内容,并从儒家诗教的形成、《诗》学传播及汉武帝好儒爱《骚》三个方面探讨了他以儒评《骚》的原因。
虽然刘安对《离骚》的解读并不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情况,但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思想及政治状况来看,他的解读方式、解读结果与他自己的实际需求是一致的。因此,如果脱离了刘安所处的具体环境(包括社会、学术、政治等等),对他评《骚》进行简单的褒扬或贬斥都是不妥当的。
参考文献:
[1] 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
[2] 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
[3] 李大明:《汉楚辞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4] 孙克强:《刘安语的认识》,《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5] 《毛诗序》,《四部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 《淮南子》,《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
[7]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作者简介:沈邦兵,男,1971—,四川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刘安 《离骚》 儒家诗教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在文学史上最早以儒家诗教对《离骚》进行研究评价的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对此有论述:“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此处所说的《离骚经章句》实际上指的就是《离骚传》。这部《离骚传》今已失传,但在《史记·屈原列传》以及班固的《离骚叙》中还保留着部分内容,可窥概貌: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刘安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是以儒家诗教评论《离骚》;二是以道家思想评论屈原。学术界对此已形成共识,但是对于刘安以儒评《骚》的方式和结果却是褒贬不一。因此本文暂不论刘安以道评屈,只就刘安以儒评《骚》的问题进行探讨。刘安评论《离骚》的话节录如下: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这段话对《离骚》作了高度的评价,其主要内容有三点:
其一,从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来看,倡导“中和”之美。刘安运用儒家评《诗》的传统方式论述《离骚》“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赞扬《离骚》具有“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是儒家诗教的一个重要原则,起源于春秋战国之时。先秦之时,诗与乐融为一体,并以乐为中心,因此,先秦之时诸多以“中和”标准论乐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春秋战国时的诗论。如果说季札、孔子以“中和”之美论《诗》尚属个人对《诗》的体会,那么刘安以《国风》、《小雅》比附《离骚》“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这就说明,在汉武之初儒家诗教的“中和”之美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文学评论标准。
其二,从文学的社会功用来看,突出“刺世”功能。刘安论《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准确地揭示出《离骚》美政刺世的特点。
强调诗歌“讽谏刺世”作用正是儒家诗教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在春秋战国之时人们是把诗歌当作改进社会政治的工具。到了西汉,《诗经》的作用就明确表现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因此刘安论《离骚》的“刺世”功能是与儒家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三,高度评价《离骚》的艺术成就,指出其“寄情于物,深远隽永”的特点。“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说明诗人笔下描绘的香草美人、虬龙鸾凤、圣贤神女、高冠奇服等等,都已不再是作为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的某种象征。这不仅看到了《离骚》继承与发展了《诗经》赋、比、兴艺术表现手法的艺术成果,而且还触摸到了《离骚》融现实与想象于一体的浪漫主义特征。
如果说以儒家诗教“中和”之美的标准和“讽谏刺世”的功能评论《离骚》掩盖了其文学面目,那么,刘安对《离骚》艺术成就的评价其实表明在儒家诗教的文化背景下他已经初步觉察到《离骚》的作为文学作品的某些特征。虽然这种认识还显得简单、零碎,不足以揭示文学作品的本质,然而已是可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刘安以《诗》、《骚》并举,用儒家诗教的标准评论《离骚》,将《离骚》抬高到了儒家经典的地位。众所周知,在汉初黄老邢名之学占居主导地位,而刘安又热衷于道家学说,那么,他为什么会用儒家诗教评价《离骚》呢?
首先,儒家诗教的形成为刘安以儒评《骚》提供了可能性。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文学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战国以前,文史哲融于一体,合而未分。《诗经》是当时的人们进行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时必须熟练掌握的一种工具。大约在战国中期,百家争鸣热烈,私家著述繁多。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化领域中的各个不同部门的特点及其差异。《荀子·儒效》篇云: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由此可见,《诗》以“言志”的特征区别于其它经典,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虽然“志”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变化,但是总的来说,“诗言志”概括地说明了诗歌表现作家思想感情的特点,这就涉及到了诗的认识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诗》学吸收了季札、孔子、荀子等人论诗乐的内容,在秦汉之际逐渐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即“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儒家诗教的形成就为刘安以儒评《骚》提供了文学批评理论。
其次,儒家《诗》学的传播为刘安以儒评《骚》提供了现实性。在西汉之初,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虽然黄老邢名之学在官方占据统治地位,但儒家学说也在不断的传承发展,并逐渐从民间走向庙堂,影响巨大。兹以《诗》学为例,据《汉书·儒林传》简述如下:
“韩婴,燕人,在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作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
辕固生,齐人,以治《诗》闻名,在孝景帝时始为博士,‘后上以固廉直,拜为清河太傅’。
申培公,鲁人,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后来他归鲁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其弟子兰陵王臧通《诗》以后,在景帝时为太子少傅。
“毛公,赵人,治《潍》,为河间献王博士。”
从上述可知,汉初学《诗》者甚众,韩、辕、申、毛四人以善《诗》闻名,并都与官方建立了联系,扩大了影响。
在儒家学说逐渐兴盛的大背景下,淮南王刘安也必然会受到儒家诗教的浸润。刘安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淮南子》一书里。《汉书·艺文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为杂家,并指出其特点为“兼儒墨,合名法”。此书屡引儒家经典,多称颂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并且对《诗》也有所论述:
“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
“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
不但称赞《诗》为“学之美者”,而且还提到了“温惠柔良”的诗风,这与儒家诗教“温柔敦厚”之说何其相似。由此可知,热衷于道家的刘安用儒家诗教评论《离骚》,正是包括《诗》学在内的儒家思想从民间走向朝庭、逐渐扩大影响的一个有力的明证。
最后,汉武帝好儒爱《骚》导致了刘安以儒评《骚》、高度赞《骚》的必然性。刘安以儒家诗教高度赞扬《离骚》与汉武帝有极大的关系。刘安与武帝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叔侄二人皆好艺文,有共同语言,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西汉朝廷同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斗争。他一方面暗中准备谋反,另一方面又讨好武帝。他受诏作《离骚传》,迎合武帝好儒术、爱《骚》的心理,投其所好。因此,他不但运用儒家诗教的标准评价《离骚》,并且还高度称赞《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二者之长。刘安用这种方式解读《离骚》达到了预期效果,得到了武帝的认同。武帝以刘安“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刘安以儒评《骚》的具体内容,并从儒家诗教的形成、《诗》学传播及汉武帝好儒爱《骚》三个方面探讨了他以儒评《骚》的原因。
虽然刘安对《离骚》的解读并不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情况,但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思想及政治状况来看,他的解读方式、解读结果与他自己的实际需求是一致的。因此,如果脱离了刘安所处的具体环境(包括社会、学术、政治等等),对他评《骚》进行简单的褒扬或贬斥都是不妥当的。
参考文献:
[1] 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
[2] 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
[3] 李大明:《汉楚辞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4] 孙克强:《刘安语的认识》,《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5] 《毛诗序》,《四部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 《淮南子》,《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
[7]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作者简介:沈邦兵,男,1971—,四川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广安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