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交锋
　　目前，北京大学本科招办负责人表示，依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北京大学招生办在核实全部事情之后决定，放弃录取改变民族成分骗取加分的重庆考生何川洋，并报学校批准。(源自《新京报》)
　　
　　为捍卫“公平诚信”。不能破例
　　博士林耀国：公平、诚信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道德基石。此次北太拒绝录取曾更改民族成分以骗取高考加分的何川洋，既是对民意和舆论的尊重，也有充分的政策法规依据，更重要的是，通过“杀一儆百”，有助于肃清日益严重的高考舞弊之风，守住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近年来，尽管形形色色的高考舞弊现象层出不穷，但公众对高考公平的认可度仍然很高，分数面前实现了人人平等，并且，确实有许多寒门子弟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与家庭的命运。因此，如果听任对高考公平的损害，那么其危害就不仅限于教育领域，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可能失范；尤其是某些权势者在高考中为子女谋取非法利益，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诚信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政策、程序上的问题，其背后往往牵涉到非常复杂的腐败链条。何川洋的父亲是当地招生办主任，母亲是组织部官员，而这起事件曝光后，重庆方面立即对其父母作出了停职的处理，因为他们担任的职务与这起弊案显然有关直接关联。
　　其实，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网友，对何川洋本人并无恶意。作为一起弊案的知情者或者是被动的参与者，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且由于他考试成绩的优异，我们还很愿意给他更多的同情。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容忍北大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对他“网开一面”。
　　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犯了错误，确实可以原谅，也应该鼓励他汲取教训、改过自新。但是，腐败却决不能姑息，公平诚信这条底线是不能开口子的。
　　
　　为平众怒而严惩，不如宽容
　　学者张鸣：对状元何川洋，到底该不该严格执法?舆论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严办，一派主张宽大。其实，从道理上讲，两边都有道理。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明显违规的事实，网上会出现两派?至少，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现在我们的社会，诚信这个在西方看来是最大问题的东西，基本上已经无所谓了。教育，原本是应该把培养学生诚信作为首要任务的，但现在的学校，无论大、中、小学，造假舞弊已经屡见不鲜。中小学不造假的老师，很可能会被淘汰；中学会考，大部分学校都是抄袭的天下；刚刚结束的大学本科评估，不少学校都是老师带着学生有组织的造假，就连一些大牌教授，甚至校长副校长都带头抄袭。
　　像改民族成分这种事情，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小事了。据笔者了解，不少从民族地区采的学生，只要家里有点本事的，都会想方设法把自家孩子改成少数民族，占那点民族加分的便宜。重庆状元何川洋的家长，属于有权人，而且是当地直接自责招生的大人物，爱子心切，利用职权，为自己孩子改民族，的确也相当可恶。一个能考上状元的孩子，按道理，家长是不应如此弄权的。如果早知自家孩子能成状元，估计当初打死他也不会这样做。反过来，说明这家长，不仅可恶，而且糊涂。这个事，孩子自己也应该知情，为什么成绩如此优秀者却如此没有志气，不加阻止，也应负一点责任。
　　显然，比较起来，那些有组织的造假，那些大牌教授和校长们的抄袭，比起一个考生改民族，哪个是大巫，哪个是小巫，我想，每个人都明白。如果从处理这位状元开始，有关教育管理部门能够严格执法，取消其入学资格，从此以后，对类似问题发现一个处罚一个。同时，对学校里所有不诚信的行为“开刀”，将所有被曝光的抄袭舞弊者。不论是谁，统统处理，不假姑息，杀一儆百，那么，我认为严办这个状元，是对的。但是，如果教育管理部门，放着这些影响更恶劣者不去查办，单单因为这个状元惹出了网络事件，为了暂时平息众怒，渡过难关，就严办这一个，那我看还是算了。
　　大恶在，不是不能究小恶，但前提是大恶也得一并追究才是，不追大恶，只究小恶，不仅难以服人，而且有可能将小恶引向大恶。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
　　小　记
　　
　　夏天来了，一批大学生将告别校园，一批新生又将走进大学。大学及大学的精神，熏陶着一代又一代“幸运儿”。
　　近些年来，大家都在讲大学改革，这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对大学精神的回归，同样不可忽视。曾经有个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但我觉得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
　　大学担负着积淀与传承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任务。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人提出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结果遭到普遍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做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公司，就会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文化的传承方面的功能。
　　同时。大学也是民族性极强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国内有人认为，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做我们的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绝不能简单地把国外的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比如说，如果要论科研成果、诺贝尔奖等“硬指标”的话，也许北大还算不上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如果看一所大学在她的民族文化以及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话，那么全世界可能没有一所大学。能像北大、复旦等国内一流大学这样，曾起到过那么重要的作用。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大学所要做的就是把思想和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把它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文明、精神进行传递。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就曾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却更加重要。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遗传”则是大学对自身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是“保守”的。这个“保守”有“坚守”之意，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也正是大学的“保守性”，要求她在不脱离现实的同时，又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远离尘嚣，保持一份宁静和清醒。这些年大学有不少失范的地方。根本原因就在于丧失了宁静与清醒，丧失了“精神围墙”。
　　大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一味保守而偏至复古固然不行，但忘记传统而完全流俗，也就是放弃了责任。只有把“坚守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方能构成“大学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