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落下残疾人群体
记者：你今年的提案是关于精神残疾人康复工作的，提案的初衷是什么？
王新宪：从现实情况看，可以说残疾类别里，精神残疾人的困难程度是最大的，精神残疾人的亲属是非常痛苦的。精神康复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活干，社会上其他患者一出事，就连累他们也丢了工作。精神病患者的亲属告诉我，患者往往是在康复之后因歧视才感到真正的痛苦。在有些农村贫困地方，“关锁”精神病人的现象还存在，精神病人的处境可想而知。因此，必须为他们发声。
社会对他们的理解和关爱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去年，有新闻报道中直接用“武疯子”这一词做标题。我告诉当地有关部门，用“武疯子”来形容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就有歧视侮辱的意味。这是一种误导。人精神状态正常的时候去侵害别人，是要担法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是完全或部分失去责任能力之后的行为。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精神残疾人社会认识还存在缺憾？
王新宪：是这个原因。现在，社会上人们往往把感冒发烧当常见病，没把精神疾病当成病，这就是社会认识的缺失。《精神卫生法》已经出台了，但怎么向社会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常见街道社区的宣传栏上对常见病、老年病宣传不少，比如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等。与此相对，怎么防止精神类疾病，如何注意家庭成员的精神异常，如何早发现早介入早治疗，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介绍。种种原因，不少人根深蒂固地把精神残疾人当成社会的另类来看待，客观上加大了精神残疾人康复回归社会的难度。
记者：除了社会认知不足外，精神残疾人康复工作难度大还体现在什么方面？
王新宪：这两年做了些调研，一个明显的感受是，许多地方在这方面经费保障不足、医疗康复设施缺乏、专业队伍人员不足。
总体来说，国家这些年越来越重视，保障得越来越到位，但由于人多面广，现在保障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比如精神残疾人的服药。大家知道，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康复在公共卫生的负担是排在前面的。如果患者选择服用二代药的话，每个月至少要300-500元，这对不少贫困患者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同时，用于精神残疾人康复的基础设施还比较少。
另外，还必须看到，为这部分特殊群体服务的队伍也不足，我们国家的精神残疾人有800多万，全国才两万多个专业医生，与儿科医生问题一样堪忧。
记者：这部分人大多数还是贫困群体，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该怎么做？
王新宪：贫困地区老乡有句话，说“有吃的没花的，最怕摊上个残疾的”。对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来讲，往往吃饱穿暖没问题，但最怕家里有个残疾人，这是困难家庭长期被困扰的原因，这不光影响当代人，还影响子女的教育成长，导致家庭的穷根移到了第二代身上。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能落下残疾人群体。我认为，对残疾人的帮扶，要和我们国家提出的“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战略举措结合起来，把他们纳入到医疗保障兜底的那一批人群中。
仍有40%有就业愿望的残疾人未能就业
记者：说到残疾人就业，目前国内残疾人就业整体状况如何？
王新宪：这些年来，各级政府为帮助残疾人就业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据统计，仍然有40%以上有就业愿望的残疾人还没能就业，已经就业的也并不稳定。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裁员，很多情况下残疾人首当其冲。我也一直呼吁，在企业困难时，要优先保障残疾职工的基本生活，要尽量把他们留下来。
记者：一直以来精神残疾人就业都存在困难？
王新宪：残疾人就业困难是客观事实，特别是中重度残疾人，包括精神残疾人和重度智障残疾人等。这部分人比较稳定、流动性小，在适当的条件下，安排他们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哪怕做简易的家庭保洁都可以，就业渠道还有拓展的空间。
记者：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政策实施了很多年，情况怎么样？
王新宪：这是残疾人就业的主渠道，还是要多呼吁多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应该比其他地方做得更好。比如公务员招收，每年要留出一部分岗位给残疾人，只要考试合格的，就要安排。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是人合格了，用人单位还是不愿意安排。还有的企事业单位，宁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不愿意雇用残疾人就业，这就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
记者：残疾人就业培训是不是也很重要？
王新宪：是的，加强残疾人就业培训很重要。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企业的本质是生产者不是慈善家。根据我们的统计数字，近些年国家在就业培训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但残疾人接受培训的人数没有相应提高，和国家加大投入的部分不成比例。我觉得这里还是有各种障碍，国家职业培训的“利好”有待更多地惠及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
记者：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王新宪：对于残疾人就业培训，要适销对路，安排适合残疾人的科目类型。另外，培训机构要具备无障碍设施，方便残疾人就业和培训。有些公共场所只有台阶，一些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上不去，接受培训或者就业的机会就没了。要积极行动消除这些障碍，所有的社会职业培训机构和公共场所，都应该按照国家无障碍标准来建设或改造，这对健全人也提供了方便。
记者：是不是针对残疾人的就业培训也可以进行一些创新？
王新宪：确实是这样。我了解到，现在有地方就开始通过网络对残疾人进行培训，或者帮助他们在网上进行创业。有些残疾人开电商网店做得很好，但起步的时候还是很艰难，也需要社会支持。比如残疾人在家里上网接受培训，需要电脑但没钱买，可以动员机关团体把淘汰换下的电脑给他们用，利用一些闲置的资源来帮助残疾人，也是举手之劳。
要培训专业养老队伍
记者：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突出，残疾老年人这方面更难吧？
王新宪：这要从两个层面看。一方面，随着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相应地残疾风险就越高。一般人到了70岁以上，老年性痴呆、耳聋、白内障、中风等疾病发生风险变高，一旦得病，康复难度大，也加大了养老的负担。另一方面，发展专业的残疾老人托养服务机构，或者残疾人居家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要培训相应的社区服务队伍、社会工作者队伍和专业技术队伍等不同性质的服务人员。
记者：为什么需要这些不同的队伍？
王新宪：不同队伍服务侧重点不同。社区和社会服务队伍主要提供经常性、照顾性服务，比如在家里帮助残疾老人吃药、做饭、换煤气、洗衣等家政服务。很多残疾老人走得早，就是遇到了二次损伤，如摔倒等。还有，残疾老人除一般老人的常见病之外，还有因残疾给他带来的其他病痛，这些需要专业工作者来护理。因此，解决残疾老年人养老难问题，除了对一般老人的社会福利保障措施之外，还要针对残疾老年人的特殊性，这很重要。
关心残疾人背后的故事
记者：如何消除有些宣传报道、电视节目中出现的对残疾人有歧视和偏见的现象？
王新宪：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不经意中，对精神病人或残疾人的言语、动作进行模仿，这反映了主持人缺少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文明教养。过去的电视新闻节目中，缺少手语翻译，现在很多电视台都增加了这一项，实现了信息无障碍，帮助残疾人与社会其他成员一起，共同享有精神文化的成果。我希望对精神残疾人的新闻报道要严谨，不要把精神残疾人妖魔化，要更多地关心残疾人背后的故事，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同在蓝天下的温暖。
记者：你今年的提案是关于精神残疾人康复工作的，提案的初衷是什么？
王新宪：从现实情况看，可以说残疾类别里，精神残疾人的困难程度是最大的，精神残疾人的亲属是非常痛苦的。精神康复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活干，社会上其他患者一出事，就连累他们也丢了工作。精神病患者的亲属告诉我，患者往往是在康复之后因歧视才感到真正的痛苦。在有些农村贫困地方，“关锁”精神病人的现象还存在，精神病人的处境可想而知。因此，必须为他们发声。
社会对他们的理解和关爱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去年，有新闻报道中直接用“武疯子”这一词做标题。我告诉当地有关部门，用“武疯子”来形容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就有歧视侮辱的意味。这是一种误导。人精神状态正常的时候去侵害别人，是要担法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是完全或部分失去责任能力之后的行为。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精神残疾人社会认识还存在缺憾？
王新宪：是这个原因。现在，社会上人们往往把感冒发烧当常见病，没把精神疾病当成病，这就是社会认识的缺失。《精神卫生法》已经出台了，但怎么向社会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常见街道社区的宣传栏上对常见病、老年病宣传不少，比如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等。与此相对，怎么防止精神类疾病，如何注意家庭成员的精神异常，如何早发现早介入早治疗，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介绍。种种原因，不少人根深蒂固地把精神残疾人当成社会的另类来看待，客观上加大了精神残疾人康复回归社会的难度。
记者：除了社会认知不足外，精神残疾人康复工作难度大还体现在什么方面？
王新宪：这两年做了些调研，一个明显的感受是，许多地方在这方面经费保障不足、医疗康复设施缺乏、专业队伍人员不足。
总体来说，国家这些年越来越重视，保障得越来越到位，但由于人多面广，现在保障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比如精神残疾人的服药。大家知道，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康复在公共卫生的负担是排在前面的。如果患者选择服用二代药的话，每个月至少要300-500元，这对不少贫困患者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同时，用于精神残疾人康复的基础设施还比较少。
另外，还必须看到，为这部分特殊群体服务的队伍也不足，我们国家的精神残疾人有800多万，全国才两万多个专业医生，与儿科医生问题一样堪忧。
记者：这部分人大多数还是贫困群体，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该怎么做？
王新宪：贫困地区老乡有句话，说“有吃的没花的，最怕摊上个残疾的”。对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来讲，往往吃饱穿暖没问题，但最怕家里有个残疾人，这是困难家庭长期被困扰的原因，这不光影响当代人，还影响子女的教育成长，导致家庭的穷根移到了第二代身上。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能落下残疾人群体。我认为，对残疾人的帮扶，要和我们国家提出的“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战略举措结合起来，把他们纳入到医疗保障兜底的那一批人群中。
仍有40%有就业愿望的残疾人未能就业
记者：说到残疾人就业，目前国内残疾人就业整体状况如何？
王新宪：这些年来，各级政府为帮助残疾人就业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据统计，仍然有40%以上有就业愿望的残疾人还没能就业，已经就业的也并不稳定。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裁员，很多情况下残疾人首当其冲。我也一直呼吁，在企业困难时，要优先保障残疾职工的基本生活，要尽量把他们留下来。
记者：一直以来精神残疾人就业都存在困难？
王新宪：残疾人就业困难是客观事实，特别是中重度残疾人，包括精神残疾人和重度智障残疾人等。这部分人比较稳定、流动性小，在适当的条件下，安排他们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哪怕做简易的家庭保洁都可以，就业渠道还有拓展的空间。
记者：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政策实施了很多年，情况怎么样？
王新宪：这是残疾人就业的主渠道，还是要多呼吁多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应该比其他地方做得更好。比如公务员招收，每年要留出一部分岗位给残疾人，只要考试合格的，就要安排。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是人合格了，用人单位还是不愿意安排。还有的企事业单位，宁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不愿意雇用残疾人就业，这就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
记者：残疾人就业培训是不是也很重要？
王新宪：是的，加强残疾人就业培训很重要。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企业的本质是生产者不是慈善家。根据我们的统计数字，近些年国家在就业培训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但残疾人接受培训的人数没有相应提高，和国家加大投入的部分不成比例。我觉得这里还是有各种障碍，国家职业培训的“利好”有待更多地惠及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
记者：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王新宪：对于残疾人就业培训，要适销对路，安排适合残疾人的科目类型。另外，培训机构要具备无障碍设施，方便残疾人就业和培训。有些公共场所只有台阶，一些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上不去，接受培训或者就业的机会就没了。要积极行动消除这些障碍，所有的社会职业培训机构和公共场所，都应该按照国家无障碍标准来建设或改造，这对健全人也提供了方便。
记者：是不是针对残疾人的就业培训也可以进行一些创新？
王新宪：确实是这样。我了解到，现在有地方就开始通过网络对残疾人进行培训，或者帮助他们在网上进行创业。有些残疾人开电商网店做得很好，但起步的时候还是很艰难，也需要社会支持。比如残疾人在家里上网接受培训，需要电脑但没钱买，可以动员机关团体把淘汰换下的电脑给他们用，利用一些闲置的资源来帮助残疾人，也是举手之劳。
要培训专业养老队伍
记者：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突出，残疾老年人这方面更难吧？
王新宪：这要从两个层面看。一方面，随着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相应地残疾风险就越高。一般人到了70岁以上，老年性痴呆、耳聋、白内障、中风等疾病发生风险变高，一旦得病，康复难度大，也加大了养老的负担。另一方面，发展专业的残疾老人托养服务机构，或者残疾人居家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要培训相应的社区服务队伍、社会工作者队伍和专业技术队伍等不同性质的服务人员。
记者：为什么需要这些不同的队伍？
王新宪：不同队伍服务侧重点不同。社区和社会服务队伍主要提供经常性、照顾性服务，比如在家里帮助残疾老人吃药、做饭、换煤气、洗衣等家政服务。很多残疾老人走得早，就是遇到了二次损伤，如摔倒等。还有，残疾老人除一般老人的常见病之外，还有因残疾给他带来的其他病痛，这些需要专业工作者来护理。因此，解决残疾老年人养老难问题，除了对一般老人的社会福利保障措施之外，还要针对残疾老年人的特殊性，这很重要。
关心残疾人背后的故事
记者：如何消除有些宣传报道、电视节目中出现的对残疾人有歧视和偏见的现象？
王新宪：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不经意中，对精神病人或残疾人的言语、动作进行模仿，这反映了主持人缺少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文明教养。过去的电视新闻节目中，缺少手语翻译，现在很多电视台都增加了这一项，实现了信息无障碍，帮助残疾人与社会其他成员一起，共同享有精神文化的成果。我希望对精神残疾人的新闻报道要严谨，不要把精神残疾人妖魔化，要更多地关心残疾人背后的故事，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同在蓝天下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