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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在全国两会上接受专访时表示，要抓住机遇，把好事办好，办得更实在，让贫困群众真正地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得到实惠，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认同感。
范小建长期工作于扶贫战线，目前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采访中，他对脱贫攻坚的各项数据非常熟悉，信手拈来。范小建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当前，扶贫工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挂钩，把它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中央部署打好这场脱贫攻坚战，力度确实可以说是空前的”。
脱贫攻坚“五级书记一起抓”
记者：“十三五”规划提出要采用“超常规措施”，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如何理解“超常规措施”，包括哪些措施？
范小建：“十三五”规划按照中央的要求，提出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这是最大、最突出的一点。为了实现“十三五”脱贫攻坚的任务，地方主要领导向中央签下了“军令状”，层层都签订了责任书。形成了“五级书记一起抓”的局面，这是非常显著的、非常有效的超常规措施。扶贫工作提上了各级书记的重要议事日程，有助于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动员起来。
然后是明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方略。习近平总书记说“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对精准扶贫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给出了一个清晰的工作思路。
记者：落实在投入力度和扶贫保障上，“超常规”的感受明显吗？
范小建：扶贫资金投入有了突破性的增长。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财政增收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的扶贫投入，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要有明显的增加。“十三五”期间宁可少上一些大项目，也要保证扶贫资金的明显增加。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中央扶贫资金的投入增加了201亿，比上年增加了43.4%。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增长，是以往所没有过的。过去达到20%多就很高了，况且现在基数更大。
除此之外，还派了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十二万个贫困村实现了“全覆盖”。过去，扶贫工作队伍一直比较弱，一般只设到县一级，再往下就没有了。一些重点乡还有扶贫专干，但也往往是兼顾其他工作。现在的驻村工作队，长期在村子里，和群众一起开展扶贫攻坚。这些措施和方略，都确确实实体现出了“超常规”的措施和手段。
记者：您提到，在有的省份“十二五”期间贫困总量减少了60%，但深度贫困只减少了25%。深度贫困的减贫脱贫工作，有什么特殊困难？有何经验？
范小建：经过“十二五”的努力，全国贫困人口从16567万，减少到了去年的5575万；减少了约66 .3%。实际上现在剩下的，大都集中在那些贫困程度比较深的地方。什么叫深度贫困呢？首先是说，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与全国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更大。比如去年全国人均纯收入是11422元，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是7000多，而这部分深度贫困的人口，平均纯收入水平可能只有3000多。
深度贫困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家庭情况，但也有的是深度贫困的群体，或者是一个区域都具有深度贫困的特点。还有代际传递的，不是一年两年，而是持续很多年，这也是一种深度贫困。又比如生态型的，天然资源就特别匮乏，缺土、缺水、缺温，造成深度贫困。我们并没有专门制定深度贫困的标准。
这些深度贫困人口完成脱贫的比例，相对来说就小一些。要解决这些地方的问题，很显然，必须进一步加大投入。
脱贫攻坚考核应看群众参与度
记者：政府已经层层签订责任状，排出计划。您指出不能急于求成，要把群众参与作为脱贫攻坚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考核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范小建：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已经出台了一个考核贫困县党政领导的办法。我的意思是，在已有的考核办法的前提下，考核过程中应该特别关注群众参与的问题。目前，贫困人口减少了多少、精准扶贫识别准不准、群众满意不满意，这些都是考核的内容，但主要是以结果为依据的。而群众参与、群众动员是一个过程性的东西，在做扶贫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真正地发动群众，让群众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政策的落实，我认为这些也很重要。
记者：群众的参与，在扶贫工作中有何特殊的重要意义？
范小建：发动群众广泛参与，这个在扶贫系统是有经验的。怕就怕一着急，把这个忽略了。现在签了责任状、排了时间表，中央说5年完成，到省里可能说3年，到了下面就说1年要见效。领导把事儿都给定了，这样就容易造成群众参与度不高。
基层的同志应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领导一急，就压力大了。找群众开个会不容易啊，特别是村里很多人出去打工了，要商量个什么事，把老百姓找齐了一起商量，找人还不好找。上面催得急的时候，可能有些程序他就坚持不了了。
低保兜底的目标是要逐步实现“两线合一”
记者：您前两天说，以低保兜底的办法来解决减贫脱贫问题的人数，恐怕不会低于2000万。农村低保要提高到“贫困人口年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要达到或者超过2300块钱的水平”的目标，难度大吗？投入的力度要有多大？
范小建：2014年，扶贫标准根据物价指数已经调整到2800元了。实际上，如果是按全国各省份低保标准的平均数来看，当时就已经基本跟扶贫标准持平了，大概是低了24块钱。关键在于省际之间差别很大，有几个省份的低保标准已经超过扶贫标准了，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有的都已经在4000块钱以上。但是还有20来个省份，在2014年底是2200块钱左右，差距大概是600多块钱。最低的省份才1800多元。
低保兜底的目标，是要逐步实现“两线合一”。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办法。现在民政部牵头，正在和其他部门一起研究低保兜底、两项制度衔接的方案。
记者：这个低保兜底的责任，主要是在省级政府吗？
范小建：低保兜底中央和地方都有投入。但责任肯定是在地方。低保标准，最开始是以县为单位制定的，后来逐步上升为以省为单位。现在民政部每年都要公布各省份的低保标准，也公布各省份平均的标准。
贫困县“摘帽”后国家支持力度不减
记者：“十三五”规划中，还提到要制定严格规范透明的贫困县退出标准、程序、核查办法。这项工作有何重要意义？如何调动各县“摘帽”的积极性？
范小建：应该有一个办法，但到目前为止这个办法还没有拿出来，还在制定当中。关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现在各地已经签了责任状。中央也明确了，摘帽的县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减。很多地方讲，不但不减，还要加大支持力度。所以从激励机制方面应该说力度已经比较大了。现在关键是约束机制，就是贫困减少到什么程度以后，才能够摘掉这个帽子，这倒是很值得关注的事情。
记者：当初认定贫困县的标准，不就应该是摘帽的标准吗？
范小建：这还涉及到贫困县认定的历史过程。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调整，这个标准不断在变化。我想，这次大概要制定一个全国的标准，规定贫困减少到什么程度以后，就可以退出。
记者：将来的目标，是实现所有的贫困县都“摘帽”退出吗？
范小建：总体上，现在提出的目标是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如果说基本上都脱贫了，那么帽子应该都可以摘掉了。这里有一个先脱贫、后摘帽的关系问题。不能说是反过来，先摘帽、后脱贫。不管怎么样，先把帽摘了，那显然就不合适了。还得实事求是。因为现在摘了帽好像就挺光荣的，我们怕的是搞数字脱贫、假脱贫。为了追求政绩，这种现象还是有的。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贫困是相对的，扶贫开发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将要实现的，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范小建长期工作于扶贫战线，目前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采访中，他对脱贫攻坚的各项数据非常熟悉，信手拈来。范小建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当前，扶贫工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挂钩，把它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中央部署打好这场脱贫攻坚战，力度确实可以说是空前的”。
脱贫攻坚“五级书记一起抓”
记者：“十三五”规划提出要采用“超常规措施”，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如何理解“超常规措施”，包括哪些措施？
范小建：“十三五”规划按照中央的要求，提出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这是最大、最突出的一点。为了实现“十三五”脱贫攻坚的任务，地方主要领导向中央签下了“军令状”，层层都签订了责任书。形成了“五级书记一起抓”的局面，这是非常显著的、非常有效的超常规措施。扶贫工作提上了各级书记的重要议事日程，有助于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动员起来。
然后是明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方略。习近平总书记说“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对精准扶贫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给出了一个清晰的工作思路。
记者：落实在投入力度和扶贫保障上，“超常规”的感受明显吗？
范小建：扶贫资金投入有了突破性的增长。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财政增收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的扶贫投入，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要有明显的增加。“十三五”期间宁可少上一些大项目，也要保证扶贫资金的明显增加。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中央扶贫资金的投入增加了201亿，比上年增加了43.4%。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增长，是以往所没有过的。过去达到20%多就很高了，况且现在基数更大。
除此之外，还派了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十二万个贫困村实现了“全覆盖”。过去，扶贫工作队伍一直比较弱，一般只设到县一级，再往下就没有了。一些重点乡还有扶贫专干，但也往往是兼顾其他工作。现在的驻村工作队，长期在村子里，和群众一起开展扶贫攻坚。这些措施和方略，都确确实实体现出了“超常规”的措施和手段。
记者：您提到，在有的省份“十二五”期间贫困总量减少了60%，但深度贫困只减少了25%。深度贫困的减贫脱贫工作，有什么特殊困难？有何经验？
范小建：经过“十二五”的努力，全国贫困人口从16567万，减少到了去年的5575万；减少了约66 .3%。实际上现在剩下的，大都集中在那些贫困程度比较深的地方。什么叫深度贫困呢？首先是说，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与全国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更大。比如去年全国人均纯收入是11422元，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是7000多，而这部分深度贫困的人口，平均纯收入水平可能只有3000多。
深度贫困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家庭情况，但也有的是深度贫困的群体，或者是一个区域都具有深度贫困的特点。还有代际传递的，不是一年两年，而是持续很多年，这也是一种深度贫困。又比如生态型的，天然资源就特别匮乏，缺土、缺水、缺温，造成深度贫困。我们并没有专门制定深度贫困的标准。
这些深度贫困人口完成脱贫的比例，相对来说就小一些。要解决这些地方的问题，很显然，必须进一步加大投入。
脱贫攻坚考核应看群众参与度
记者：政府已经层层签订责任状，排出计划。您指出不能急于求成，要把群众参与作为脱贫攻坚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考核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范小建：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已经出台了一个考核贫困县党政领导的办法。我的意思是，在已有的考核办法的前提下，考核过程中应该特别关注群众参与的问题。目前，贫困人口减少了多少、精准扶贫识别准不准、群众满意不满意，这些都是考核的内容，但主要是以结果为依据的。而群众参与、群众动员是一个过程性的东西，在做扶贫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真正地发动群众，让群众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政策的落实，我认为这些也很重要。
记者：群众的参与，在扶贫工作中有何特殊的重要意义？
范小建：发动群众广泛参与，这个在扶贫系统是有经验的。怕就怕一着急，把这个忽略了。现在签了责任状、排了时间表，中央说5年完成，到省里可能说3年，到了下面就说1年要见效。领导把事儿都给定了，这样就容易造成群众参与度不高。
基层的同志应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领导一急，就压力大了。找群众开个会不容易啊，特别是村里很多人出去打工了，要商量个什么事，把老百姓找齐了一起商量，找人还不好找。上面催得急的时候，可能有些程序他就坚持不了了。
低保兜底的目标是要逐步实现“两线合一”
记者：您前两天说，以低保兜底的办法来解决减贫脱贫问题的人数，恐怕不会低于2000万。农村低保要提高到“贫困人口年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要达到或者超过2300块钱的水平”的目标，难度大吗？投入的力度要有多大？
范小建：2014年，扶贫标准根据物价指数已经调整到2800元了。实际上，如果是按全国各省份低保标准的平均数来看，当时就已经基本跟扶贫标准持平了，大概是低了24块钱。关键在于省际之间差别很大，有几个省份的低保标准已经超过扶贫标准了，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有的都已经在4000块钱以上。但是还有20来个省份，在2014年底是2200块钱左右，差距大概是600多块钱。最低的省份才1800多元。
低保兜底的目标，是要逐步实现“两线合一”。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办法。现在民政部牵头，正在和其他部门一起研究低保兜底、两项制度衔接的方案。
记者：这个低保兜底的责任，主要是在省级政府吗？
范小建：低保兜底中央和地方都有投入。但责任肯定是在地方。低保标准，最开始是以县为单位制定的，后来逐步上升为以省为单位。现在民政部每年都要公布各省份的低保标准，也公布各省份平均的标准。
贫困县“摘帽”后国家支持力度不减
记者：“十三五”规划中，还提到要制定严格规范透明的贫困县退出标准、程序、核查办法。这项工作有何重要意义？如何调动各县“摘帽”的积极性？
范小建：应该有一个办法，但到目前为止这个办法还没有拿出来，还在制定当中。关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现在各地已经签了责任状。中央也明确了，摘帽的县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减。很多地方讲，不但不减，还要加大支持力度。所以从激励机制方面应该说力度已经比较大了。现在关键是约束机制，就是贫困减少到什么程度以后，才能够摘掉这个帽子，这倒是很值得关注的事情。
记者：当初认定贫困县的标准，不就应该是摘帽的标准吗？
范小建：这还涉及到贫困县认定的历史过程。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调整，这个标准不断在变化。我想，这次大概要制定一个全国的标准，规定贫困减少到什么程度以后，就可以退出。
记者：将来的目标，是实现所有的贫困县都“摘帽”退出吗？
范小建：总体上，现在提出的目标是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如果说基本上都脱贫了，那么帽子应该都可以摘掉了。这里有一个先脱贫、后摘帽的关系问题。不能说是反过来，先摘帽、后脱贫。不管怎么样，先把帽摘了，那显然就不合适了。还得实事求是。因为现在摘了帽好像就挺光荣的，我们怕的是搞数字脱贫、假脱贫。为了追求政绩，这种现象还是有的。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贫困是相对的，扶贫开发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将要实现的，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