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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佩芝译
译者简介:姚佩芝(1958—),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我们满足于我们现在留守的地方,因为我们不相信一切都永远如昨。《独立宣言》带来了这个改变的时刻,我们内心感受到这一时刻,它溢于言表……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园,这就是我们的祖国。
——《致纽约民众演讲》1831年黑人团体
他的名字叫约翰·所罗门·威利斯,五岁时听到民谣传唱着“《独立宣言》来了”,他便蜷缩在床底下。这是他最早听到白人的承诺,也是他一生对承诺的回应:恐惧和与生俱来对安全感的诉求。他是我的祖父,一个宁可握着小提琴而失掉土地的乐师。那些披着法律外衣的合法掠夺者在他的领地上建屋置业,于是他失去了印第安血统的母亲留给他的八十八英亩土地。他是无可救药的黑人悲观主义者,尽管黑奴解放了,但他八十五年的风雨使他坚信,黑人在这个国家里无论如何都看不到任何希望,他的敌意合理合法。他,约翰·所罗门,只是一位艺术家,一流的木工和农夫,弹奏小提琴只是因为他找不到工作,要用它赚钱养家糊口。那时候,大部分黑人靠做木匠为生,当白人失业者和外来移民工增多时,他们便丢掉了饭碗。
然而,他的妻子和他的想法不一样,她认为只要相信耶稣,只要信念在,一切困境将会慢慢改善。也正是她,阿德利娅·威利斯,不愿被小佃农主主宰,于1912年偷偷带着七个孩子北上(北上是指黑人从南方迁徙至北方,史称黑人大迁徙)。那个年代,土生土长的黑人占99.2%,而白人只占60%。阿德利娅·威利斯告诉丈夫,他们不能呆在肯塔基州的小镇里,那儿的老师不懂长除法。
如今,我的祖父、祖母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可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有关黑人在这个国家的生存状况他们谁更接近真实。他们的孙女任普利斯顿大学终身教授。另一个却深陷秘鲁诗人所言 “一种将人逼成幼稚孩童的愤怒”之中,被迫接受感化院和精神病院诊断,实施额叶切除手术。约翰·所罗门和阿德利娅都没有活到为其中一个而绝望或为另一个而骄傲。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们一定会寻找并收集足够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可现在却很难证实谁是谁非了。
约翰·所罗门所遭遇的恐怖的事件就是放在我现在生活的美国都令人感到恐惧。1865年美国总统在剧院门口被刺身亡(指林肯遇刺),另一桩刺杀总统事件发生在1963年(指肯尼迪遭暗杀),电视实况转播。1861年的美国内战是1860年民权运动的回响。1880年西点军校黑人学员遭受的折磨和身体残害的回报却是1970年对杰克逊州立大学,在巴顿鲁治的南得克萨斯州大学的学生的谋杀。
“毫无希望,”他曾说,“毫无希望。”因为他肯定,无论白人拥有怎样的政治地位,信仰何种宗教,身处何方,经济背景如何,只要他们感到黑人进步便会觉得受到威胁,进而紧密团结起来。一百年间他苦寻白人许过的诺言,结果一颗子弹穿过了马丁·路德·金的头颅。不久之后,又再次出现了完美的例证:白人为了彰显他们的勇气和勇敢,用炸药炸死了很多黑人小女孩。
如果祖父现在还活着,他会摇摇头,闭上眼睛,拿出他的小提琴,仅仅说:“我说过会这样。”他的妻子会更关注乐声,而不是丈夫眼底的悲伤,因为她总能看到她所期望看到的一切——不是偶然的历史的重复,而是,像某些种类的树从平地慢慢地走进高山那样,她宁愿看到不可逆转的和持久的变化的符号。她之所以将女儿从坎伯兰山区的简陋学校带出来,是因为,那些杀害黑人小姑娘的阿拉巴马来绅士聚集在那儿。如果她听到最近三年黑人大学毕业生比例跃升至12%,而这二十年间达到47%,她一点也不会惊讶。现在有140位黑人市长;有14位黑人巡回法官和区法官,其中四个在上诉法院,一个在最高法院;议会有17名黑人,其中一名在参议院;276名在州立法机构,其中253人在州议会议场,53人在州参议院;有112名任命的警察首长和县司法长官;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一位罗马奖的获奖者;十个左右的古根海姆奖获奖者;还有四个是以白人为主学校的教学长……啊,她的名单还有很长很长。但约翰·所罗门的悲伤的音乐也一样很长很长。
我的祖父母对黑人的生存状况能不能得到改善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我的父母也一样持有对立的态度,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他们对白人的道德能否改善观点不一。争论的问题完全不一样。过去同胞们总讨论黑人能否改善自己,如何改善自己,能依靠谁的帮助,谁又是阻碍。我的父母探讨的是白人改善的可能性。他们说黑人是世界居民;但对白人的素质、他们是否有人性却心存疑虑。因此,我的父亲不相信地球上每一个白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某一午后,他认为一个趴在楼梯上的白人男子是想对女儿进行性骚扰,于是他把对方从楼梯上拽下来扔到地上,骑着三轮车紧紧跟在他身后。(我想父亲应该错了,但是鉴于我从那之后所见所闻,也许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我的母亲却信任白人,相信他们有可能改善。当我们发放的救济食品里有虫子时,她便给美国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白人票据收款人来到家门口时,她会热心地接待他们,用很轻柔的声音向他们解释,我们黑人是尊贵的人,我们会按时缴纳税款。罗斯福收到她的信后,我们的餐桌问题便得以解决,尽管她的其他建议并没有完全被采纳。当听到母亲的合理建议遭到票据收款人拒绝的时候,父亲有时会有些暴躁(他一般会自己跑进卧室,担心自己的情绪失控),这时候我的母亲会被父亲的情形吓到,因为她以为票据收款员会知道,和生命比起来,她更看重良好的信誉,她对欠债的恐惧超过对白人票据收款员的恐惧。因为她认为收款员之所以态度粗暴只是因为他是白人。她多年来都亲自去公用事业公司和百货公司付账单,至今,她甚至不相信支票是合法的支付手段。我的父亲喜欢完美,工作勤奋(十七年间他同时打三份工),他听到人说他懒惰懈怠时,认为仅仅是因为种族问题引起的歧视。他是个兢兢业业甚至有点吹毛求疵的人,只害怕一件事:失业。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我失业了”的语气,如同世界末日来临一样,还有从学校出来后,见到我们就问:“你在哪儿工作?”我的父母都相信援助和帮助都只能靠自己或者靠他们的邻里,因为“他们”不管是处于掌控地位的白人,还是处于困境中的白人——从本质上说,他们从一出生就堕落腐化了。
因此,我生长在一个种族主义的家庭中,对白人的鄙视来得远比一般的孩子强。我每认识一个白人朋友会让这种轻视减低一层,但来自其他地方的敌意又唤醒这种鄙视。每一个与我有关的白人,至少于我的存在而言,都是积极意义的“白”。与我同辈的大多数黑人一样,我也被种族主义弄得头晕目眩,需要从祖先那里汲取复原的力量。约翰·所罗门愤世嫉俗,但他将艺术视为武器和安慰;阿德利娅凭借着意志力尽可能地去锻造神话;我母亲对每件出现的新鲜事物思想开明,总是首先尝试寻找其合理性;我父亲的坏脾气,急躁,但他努力克制。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态度,我注意到了我们黑人同胞在这个社会中的生活质量。
我想,不只是我才这么认为,其实大多数黑人都持有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有些我知道在他们的处境会更加清晰,让乐观主义不会破坏他们的气愤,希望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绝望。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被持续性的压抑和敌意以及显而易见的大跨步而被保留有的这些印象磨得失去棱角。这是我们黑人历史最荒诞不经的重复。这也是树奇迹般地缓慢前行的原因。我们的行走是进步抑或只是移动还不得而知。O·J·辛普森靠在赫兹租车比刻在肥皂盒上面金粉兄弟好吧?但是它比起斯特平·费特奇特更好么?是第一笔被照顾的生意么?这个国家的法律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么?
谋杀黑人的白人至少会像逃学的黑人孩子一样送去柯萨奇(美国的柯萨奇村于1948年暴发过脊髓灰质炎,又称柯萨奇病毒)么?我们现在能够放松地聊着杰弗逊,而不是地球毁灭么?或者谈论着这两者的差别正如贪婪毫无意义的白人生活方式与肮脏无所事事的黑人之死之间区别一样?既然,普瓦提埃先生和贝拉方特先生被《布克与传教士》里种族主义者射杀,他们就真的消失了么?我们真的移居到更好的邻里之中,不再被人放火了么?有人愿意下五块钱赌注来打赌么?过去的十年对你下的赌注如今看来是不错的选择。
十年前在皇后区,像我一样的黑人从三区桥搬到距此二十分钟路程的街区。“此屋出售”的标志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挂在了很多白人的房屋前。很多黑人苦笑着:“好啊,很好。”我的邻居说:“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赶到大海里去呢。”
现在我住在另一个街区,距乔治·华盛顿大桥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再一次出现了“此屋出售”的标志。海地的女士和我相视而笑。比以前少了,也许,也许,是因为不同的理由。“我的妈呀,”她说,“他们准备住到山上去了?看,他们就是从那儿来的。”我说:“树林里。”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耸耸肩。海地人有了自己宗教集会的教堂,已经有了自己的报刊、店铺和公共场所。这些不是移动,而是进步。
这十年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启示。十年间,一些大公司、广播电视网和报纸、国家级杂志主要招收并雇佣年轻的、聪明的、充满活力的黑人。许多人经受住了这些蜜月邀约,有些保持了灵魂的完整性。新闻播音员,职业律师,营销专家,新闻记者,制片人,工头,大学教长。但现在许多人把时间花在打电话,或者打印简历上面(大部分投给朋友,无须添加注释),他们常常发出只言片语:“你听说了些什么?”或者他们认为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什么故事写成一部好书,还是对他们的一场大的恶作剧。当然,他们是对的,是一场玩笑,他们挣得的工作最后还是被夺走了。工作减掉了力量,工作减掉了决策力,工作减掉了统治权。肯定性行动计划(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启动了肯定性行动计划,在就业、教育等领域对少数民族、妇女等社会不利群体给予某些优待和照顾,有力地提高了少数民族和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得很多黑人信以为真,因为他们相信坐在那些体面办公室的白人比那些在超市或做体力活的管道工值得信赖——因为他们善良、公平还有其他的优良品质。但最终证明,这些人也只是经济的奴隶,他们是所谓的尼克松式(Nixonian,共和党人常用此词来攻击自称为温和派的人)的人物,在危机困难面前保持镇静,临危不乱。这些年轻、聪明的黑人(建筑师、记者、控制公共关系的副总统)与占人口比例38%的现在没有,或从没有过工作的十几岁的黑人女性劳动力一起穿街走巷。黑人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工薪水准大体相当于一个高中毕业的白人男性。于是黑人将一切投进由政府基金资助的社区行动计划,结果却发现自己失去行动能力,失去援助,除了社区什么都没有了。
这十年流行着失望,对每一个我们想看到永久改变的地方失望。侯斯托斯社区学院,纽约市立大学,整个美国的大学校园的黑人研究部门都像一座座爆发的小火山一样;容易整合的公共学校系统;工厂和商业加速提高。但现在当我们要来描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不得不用上大动荡、大破坏之类的动词:公开承诺的结束;少数族裔大学生数目锐减或停招;黑人和白人之间薪酬鸿沟的拉大;黑人研究中心的合并。只有黑人牢狱数目和失业人数在增加。甚至,汽车载人,曾经是个平常意义的词,现在却多了强奸和抢劫双重含义——现在被成为“强迫”汽车载人。
如前所述,我不敢肯定这么长时间的停滞意味着什么。也许阿德利娅有着最好的想法。人们看到她眼里的希望,看到她预言的结果,不管这些令人丧气的数字。树仍在行走,尽管缓慢,悄无声息,没有穿行国土的号角。看来,最终黑人终于丢掉了他们愚蠢的想法,依靠政府救济的工作,我们想这是所有的市民都很乐意做的。我们与联邦政府的恋情结束了。我们错误判断了他们关注的热诚。我们以为大多数选民希望孩子能在一个快乐、进步、勤劳、有满足感的黑人孩子之中成长,而不是在愤怒、幻想破灭和危险的孩子中成长。工业利益的驱动使我们有工作,因此我们一直在消费,我们种族的贫穷不利于经济发展。我们认为,地主希望我们分享邻里之间的关爱和照顾。城市的政府想要掌控我们的学校,并将其据为己有。
我们错了。现在,我们已经从国家优先照顾的群体中被除名了,从电视节目,从陈词滥调的编辑杂志中消失了,黑人同胞成为被挑选,被迫相信白人的承诺,但还好,不用躲在床下面了。我们越来越回到了阿德利娅的方式:意志力的运用;认识到障碍仅仅只是阻碍,不是恒定不变的星辰。黑人法官合理地应用而不只是简简单单让违法者交保释金了事,而让其他那些遵纪守法的人害怕、尖叫。年轻的黑人妇女离开了舒适的北方提供的工作机会,留在客厅里教育黑人孩子,与工厂的女工一起劳作,花数月的时间去寻找经济援助,去帮助年轻的黑人青年完成学业。成群的黑人到南方购买大片的土地,完全脱离于外部社区的食品杂货连锁经营。第一次,大规模的黑人返回或迁移至南方,专注土地,共享资源,重建他们的地区。
在承诺蹒跚履行,配额下调,薪酬差距加大,黑人研究机构合并大背景之下,建设者和医治者默默与我们并肩合作。他们不是类似旧时的英雄人物,也不是要我们盲从,大包大揽让我们依靠,也不是社会认同的成功人士。这些人实实在在的工作,面对的正是我们的种族。一些人年事已高,工作了大半生。但是他们无愧是我们民族的自然而然的统治阶层。他们拒绝模仿,拒绝妥协,对待公众的溢美之词荣辱不惊。他们的工作无法用金钱衡量。他们承担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和个人生活风险,即便在黑人群体生活中仍鲜有人知,但是他们的工作值得我们尊重。他们是治疗者。有些活跃在公众的视野中:本·查域斯,牧师和政治活动家,目前仍在北卡罗莱纳州监狱;罗伯特·摩西,先锋社会活动家;斯特林·布朗,诗人和教师;法德·额·麦克奈特,土地改革家……
要想一一列出是做不到也是毫无必要的。他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也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澄清了我们的过去,使我们的生活得以维系,并且使我们的未来得以确认。未来是我们的民族永恒的寄居之所,通观这个时代的黑人生存环境时,没有人会忽视一些深层的思考——只有孩子生活在未来。
那些黑人孩子既令人愉快又令人恐惧,对我而言是一个惊叹。尽管有数据显示,黑人青少年的犯罪和在法庭上的“判罚”常常上媒体,人们总带着愤怒和恐惧接受这些讯息。我所见到的、认识的1960年代后出生的黑人孩子,并不是这样的翻版。他们生长在不需向白人证明什么的时代,他们对自己的感知是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我很关注他们,他们既拥有新时代观念,又与众不同,他们要么是优秀的混血,要么是被我们祖先称作优良一代的那个时代的返祖。他们是室内静坐抗议一代的小妹妹;他们是那些了不起的人的孩子;是那些革命囚徒的侄子或外甥;是许许多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出现在家族中已有三代或四代。我想我们没有给他们爱的事物和想要认知的东西。我想他们望着老师时,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欣喜,结果他们在未来却只找到了可能性丧失的悲伤与愤怒。看着他们望着父母的脸,眼神里充满了对待过去的兴趣,但却只看到了背叛。我想这个国家拿走了他们的土地;那些地主和银行家剥夺了他们的哪怕一小块草皮。怎么变成这样,没有什么值得去爱,没有什么期待知晓,没有土地,没有绿草,没有未来和过去,这些黑人孩子用死气沉沉的眼神望着我们?他们看起来不知如何致歉。他们即便是错了也不求宽恕。就好像他们等着我们向他们道歉,请求他们原谅,征得他们的同意。黑人民族就是这样:不做选择,也不知如何卑躬屈节,不知怎样留住工作,怎样维生,在未展翅之前就被扼杀,但是他们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拒绝用和我们一样的眼光看待世界?是因为他们拒绝寻求土地和草坪而去寻找世界?也许从我们对他们进行当面斥责,他们能找到想要的信息。他们生活在这儿,属于此星球的这片土地,这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他们用木匠、诗人、音乐家和学者或其他人的眼光注视着我们,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他们创造了自己,知道自己要去何方,因为他们高瞻远瞩。我想,所有的这些会让阿德利娅—约翰·所罗门开心。最后,他一定会抚着他的小提琴奏上一曲。
*托尼·莫里森(1931—),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女作家,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文选自她2008年出版的文集《什么在边缘移动》。
(译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译者简介:姚佩芝(1958—),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我们满足于我们现在留守的地方,因为我们不相信一切都永远如昨。《独立宣言》带来了这个改变的时刻,我们内心感受到这一时刻,它溢于言表……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园,这就是我们的祖国。
——《致纽约民众演讲》1831年黑人团体
他的名字叫约翰·所罗门·威利斯,五岁时听到民谣传唱着“《独立宣言》来了”,他便蜷缩在床底下。这是他最早听到白人的承诺,也是他一生对承诺的回应:恐惧和与生俱来对安全感的诉求。他是我的祖父,一个宁可握着小提琴而失掉土地的乐师。那些披着法律外衣的合法掠夺者在他的领地上建屋置业,于是他失去了印第安血统的母亲留给他的八十八英亩土地。他是无可救药的黑人悲观主义者,尽管黑奴解放了,但他八十五年的风雨使他坚信,黑人在这个国家里无论如何都看不到任何希望,他的敌意合理合法。他,约翰·所罗门,只是一位艺术家,一流的木工和农夫,弹奏小提琴只是因为他找不到工作,要用它赚钱养家糊口。那时候,大部分黑人靠做木匠为生,当白人失业者和外来移民工增多时,他们便丢掉了饭碗。
然而,他的妻子和他的想法不一样,她认为只要相信耶稣,只要信念在,一切困境将会慢慢改善。也正是她,阿德利娅·威利斯,不愿被小佃农主主宰,于1912年偷偷带着七个孩子北上(北上是指黑人从南方迁徙至北方,史称黑人大迁徙)。那个年代,土生土长的黑人占99.2%,而白人只占60%。阿德利娅·威利斯告诉丈夫,他们不能呆在肯塔基州的小镇里,那儿的老师不懂长除法。
如今,我的祖父、祖母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可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有关黑人在这个国家的生存状况他们谁更接近真实。他们的孙女任普利斯顿大学终身教授。另一个却深陷秘鲁诗人所言 “一种将人逼成幼稚孩童的愤怒”之中,被迫接受感化院和精神病院诊断,实施额叶切除手术。约翰·所罗门和阿德利娅都没有活到为其中一个而绝望或为另一个而骄傲。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们一定会寻找并收集足够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可现在却很难证实谁是谁非了。
约翰·所罗门所遭遇的恐怖的事件就是放在我现在生活的美国都令人感到恐惧。1865年美国总统在剧院门口被刺身亡(指林肯遇刺),另一桩刺杀总统事件发生在1963年(指肯尼迪遭暗杀),电视实况转播。1861年的美国内战是1860年民权运动的回响。1880年西点军校黑人学员遭受的折磨和身体残害的回报却是1970年对杰克逊州立大学,在巴顿鲁治的南得克萨斯州大学的学生的谋杀。
“毫无希望,”他曾说,“毫无希望。”因为他肯定,无论白人拥有怎样的政治地位,信仰何种宗教,身处何方,经济背景如何,只要他们感到黑人进步便会觉得受到威胁,进而紧密团结起来。一百年间他苦寻白人许过的诺言,结果一颗子弹穿过了马丁·路德·金的头颅。不久之后,又再次出现了完美的例证:白人为了彰显他们的勇气和勇敢,用炸药炸死了很多黑人小女孩。
如果祖父现在还活着,他会摇摇头,闭上眼睛,拿出他的小提琴,仅仅说:“我说过会这样。”他的妻子会更关注乐声,而不是丈夫眼底的悲伤,因为她总能看到她所期望看到的一切——不是偶然的历史的重复,而是,像某些种类的树从平地慢慢地走进高山那样,她宁愿看到不可逆转的和持久的变化的符号。她之所以将女儿从坎伯兰山区的简陋学校带出来,是因为,那些杀害黑人小姑娘的阿拉巴马来绅士聚集在那儿。如果她听到最近三年黑人大学毕业生比例跃升至12%,而这二十年间达到47%,她一点也不会惊讶。现在有140位黑人市长;有14位黑人巡回法官和区法官,其中四个在上诉法院,一个在最高法院;议会有17名黑人,其中一名在参议院;276名在州立法机构,其中253人在州议会议场,53人在州参议院;有112名任命的警察首长和县司法长官;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一位罗马奖的获奖者;十个左右的古根海姆奖获奖者;还有四个是以白人为主学校的教学长……啊,她的名单还有很长很长。但约翰·所罗门的悲伤的音乐也一样很长很长。
我的祖父母对黑人的生存状况能不能得到改善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我的父母也一样持有对立的态度,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他们对白人的道德能否改善观点不一。争论的问题完全不一样。过去同胞们总讨论黑人能否改善自己,如何改善自己,能依靠谁的帮助,谁又是阻碍。我的父母探讨的是白人改善的可能性。他们说黑人是世界居民;但对白人的素质、他们是否有人性却心存疑虑。因此,我的父亲不相信地球上每一个白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某一午后,他认为一个趴在楼梯上的白人男子是想对女儿进行性骚扰,于是他把对方从楼梯上拽下来扔到地上,骑着三轮车紧紧跟在他身后。(我想父亲应该错了,但是鉴于我从那之后所见所闻,也许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我的母亲却信任白人,相信他们有可能改善。当我们发放的救济食品里有虫子时,她便给美国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白人票据收款人来到家门口时,她会热心地接待他们,用很轻柔的声音向他们解释,我们黑人是尊贵的人,我们会按时缴纳税款。罗斯福收到她的信后,我们的餐桌问题便得以解决,尽管她的其他建议并没有完全被采纳。当听到母亲的合理建议遭到票据收款人拒绝的时候,父亲有时会有些暴躁(他一般会自己跑进卧室,担心自己的情绪失控),这时候我的母亲会被父亲的情形吓到,因为她以为票据收款员会知道,和生命比起来,她更看重良好的信誉,她对欠债的恐惧超过对白人票据收款员的恐惧。因为她认为收款员之所以态度粗暴只是因为他是白人。她多年来都亲自去公用事业公司和百货公司付账单,至今,她甚至不相信支票是合法的支付手段。我的父亲喜欢完美,工作勤奋(十七年间他同时打三份工),他听到人说他懒惰懈怠时,认为仅仅是因为种族问题引起的歧视。他是个兢兢业业甚至有点吹毛求疵的人,只害怕一件事:失业。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我失业了”的语气,如同世界末日来临一样,还有从学校出来后,见到我们就问:“你在哪儿工作?”我的父母都相信援助和帮助都只能靠自己或者靠他们的邻里,因为“他们”不管是处于掌控地位的白人,还是处于困境中的白人——从本质上说,他们从一出生就堕落腐化了。
因此,我生长在一个种族主义的家庭中,对白人的鄙视来得远比一般的孩子强。我每认识一个白人朋友会让这种轻视减低一层,但来自其他地方的敌意又唤醒这种鄙视。每一个与我有关的白人,至少于我的存在而言,都是积极意义的“白”。与我同辈的大多数黑人一样,我也被种族主义弄得头晕目眩,需要从祖先那里汲取复原的力量。约翰·所罗门愤世嫉俗,但他将艺术视为武器和安慰;阿德利娅凭借着意志力尽可能地去锻造神话;我母亲对每件出现的新鲜事物思想开明,总是首先尝试寻找其合理性;我父亲的坏脾气,急躁,但他努力克制。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态度,我注意到了我们黑人同胞在这个社会中的生活质量。
我想,不只是我才这么认为,其实大多数黑人都持有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有些我知道在他们的处境会更加清晰,让乐观主义不会破坏他们的气愤,希望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绝望。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被持续性的压抑和敌意以及显而易见的大跨步而被保留有的这些印象磨得失去棱角。这是我们黑人历史最荒诞不经的重复。这也是树奇迹般地缓慢前行的原因。我们的行走是进步抑或只是移动还不得而知。O·J·辛普森靠在赫兹租车比刻在肥皂盒上面金粉兄弟好吧?但是它比起斯特平·费特奇特更好么?是第一笔被照顾的生意么?这个国家的法律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么?
谋杀黑人的白人至少会像逃学的黑人孩子一样送去柯萨奇(美国的柯萨奇村于1948年暴发过脊髓灰质炎,又称柯萨奇病毒)么?我们现在能够放松地聊着杰弗逊,而不是地球毁灭么?或者谈论着这两者的差别正如贪婪毫无意义的白人生活方式与肮脏无所事事的黑人之死之间区别一样?既然,普瓦提埃先生和贝拉方特先生被《布克与传教士》里种族主义者射杀,他们就真的消失了么?我们真的移居到更好的邻里之中,不再被人放火了么?有人愿意下五块钱赌注来打赌么?过去的十年对你下的赌注如今看来是不错的选择。
十年前在皇后区,像我一样的黑人从三区桥搬到距此二十分钟路程的街区。“此屋出售”的标志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挂在了很多白人的房屋前。很多黑人苦笑着:“好啊,很好。”我的邻居说:“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赶到大海里去呢。”
现在我住在另一个街区,距乔治·华盛顿大桥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再一次出现了“此屋出售”的标志。海地的女士和我相视而笑。比以前少了,也许,也许,是因为不同的理由。“我的妈呀,”她说,“他们准备住到山上去了?看,他们就是从那儿来的。”我说:“树林里。”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耸耸肩。海地人有了自己宗教集会的教堂,已经有了自己的报刊、店铺和公共场所。这些不是移动,而是进步。
这十年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启示。十年间,一些大公司、广播电视网和报纸、国家级杂志主要招收并雇佣年轻的、聪明的、充满活力的黑人。许多人经受住了这些蜜月邀约,有些保持了灵魂的完整性。新闻播音员,职业律师,营销专家,新闻记者,制片人,工头,大学教长。但现在许多人把时间花在打电话,或者打印简历上面(大部分投给朋友,无须添加注释),他们常常发出只言片语:“你听说了些什么?”或者他们认为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什么故事写成一部好书,还是对他们的一场大的恶作剧。当然,他们是对的,是一场玩笑,他们挣得的工作最后还是被夺走了。工作减掉了力量,工作减掉了决策力,工作减掉了统治权。肯定性行动计划(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启动了肯定性行动计划,在就业、教育等领域对少数民族、妇女等社会不利群体给予某些优待和照顾,有力地提高了少数民族和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得很多黑人信以为真,因为他们相信坐在那些体面办公室的白人比那些在超市或做体力活的管道工值得信赖——因为他们善良、公平还有其他的优良品质。但最终证明,这些人也只是经济的奴隶,他们是所谓的尼克松式(Nixonian,共和党人常用此词来攻击自称为温和派的人)的人物,在危机困难面前保持镇静,临危不乱。这些年轻、聪明的黑人(建筑师、记者、控制公共关系的副总统)与占人口比例38%的现在没有,或从没有过工作的十几岁的黑人女性劳动力一起穿街走巷。黑人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工薪水准大体相当于一个高中毕业的白人男性。于是黑人将一切投进由政府基金资助的社区行动计划,结果却发现自己失去行动能力,失去援助,除了社区什么都没有了。
这十年流行着失望,对每一个我们想看到永久改变的地方失望。侯斯托斯社区学院,纽约市立大学,整个美国的大学校园的黑人研究部门都像一座座爆发的小火山一样;容易整合的公共学校系统;工厂和商业加速提高。但现在当我们要来描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不得不用上大动荡、大破坏之类的动词:公开承诺的结束;少数族裔大学生数目锐减或停招;黑人和白人之间薪酬鸿沟的拉大;黑人研究中心的合并。只有黑人牢狱数目和失业人数在增加。甚至,汽车载人,曾经是个平常意义的词,现在却多了强奸和抢劫双重含义——现在被成为“强迫”汽车载人。
如前所述,我不敢肯定这么长时间的停滞意味着什么。也许阿德利娅有着最好的想法。人们看到她眼里的希望,看到她预言的结果,不管这些令人丧气的数字。树仍在行走,尽管缓慢,悄无声息,没有穿行国土的号角。看来,最终黑人终于丢掉了他们愚蠢的想法,依靠政府救济的工作,我们想这是所有的市民都很乐意做的。我们与联邦政府的恋情结束了。我们错误判断了他们关注的热诚。我们以为大多数选民希望孩子能在一个快乐、进步、勤劳、有满足感的黑人孩子之中成长,而不是在愤怒、幻想破灭和危险的孩子中成长。工业利益的驱动使我们有工作,因此我们一直在消费,我们种族的贫穷不利于经济发展。我们认为,地主希望我们分享邻里之间的关爱和照顾。城市的政府想要掌控我们的学校,并将其据为己有。
我们错了。现在,我们已经从国家优先照顾的群体中被除名了,从电视节目,从陈词滥调的编辑杂志中消失了,黑人同胞成为被挑选,被迫相信白人的承诺,但还好,不用躲在床下面了。我们越来越回到了阿德利娅的方式:意志力的运用;认识到障碍仅仅只是阻碍,不是恒定不变的星辰。黑人法官合理地应用而不只是简简单单让违法者交保释金了事,而让其他那些遵纪守法的人害怕、尖叫。年轻的黑人妇女离开了舒适的北方提供的工作机会,留在客厅里教育黑人孩子,与工厂的女工一起劳作,花数月的时间去寻找经济援助,去帮助年轻的黑人青年完成学业。成群的黑人到南方购买大片的土地,完全脱离于外部社区的食品杂货连锁经营。第一次,大规模的黑人返回或迁移至南方,专注土地,共享资源,重建他们的地区。
在承诺蹒跚履行,配额下调,薪酬差距加大,黑人研究机构合并大背景之下,建设者和医治者默默与我们并肩合作。他们不是类似旧时的英雄人物,也不是要我们盲从,大包大揽让我们依靠,也不是社会认同的成功人士。这些人实实在在的工作,面对的正是我们的种族。一些人年事已高,工作了大半生。但是他们无愧是我们民族的自然而然的统治阶层。他们拒绝模仿,拒绝妥协,对待公众的溢美之词荣辱不惊。他们的工作无法用金钱衡量。他们承担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和个人生活风险,即便在黑人群体生活中仍鲜有人知,但是他们的工作值得我们尊重。他们是治疗者。有些活跃在公众的视野中:本·查域斯,牧师和政治活动家,目前仍在北卡罗莱纳州监狱;罗伯特·摩西,先锋社会活动家;斯特林·布朗,诗人和教师;法德·额·麦克奈特,土地改革家……
要想一一列出是做不到也是毫无必要的。他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也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澄清了我们的过去,使我们的生活得以维系,并且使我们的未来得以确认。未来是我们的民族永恒的寄居之所,通观这个时代的黑人生存环境时,没有人会忽视一些深层的思考——只有孩子生活在未来。
那些黑人孩子既令人愉快又令人恐惧,对我而言是一个惊叹。尽管有数据显示,黑人青少年的犯罪和在法庭上的“判罚”常常上媒体,人们总带着愤怒和恐惧接受这些讯息。我所见到的、认识的1960年代后出生的黑人孩子,并不是这样的翻版。他们生长在不需向白人证明什么的时代,他们对自己的感知是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我很关注他们,他们既拥有新时代观念,又与众不同,他们要么是优秀的混血,要么是被我们祖先称作优良一代的那个时代的返祖。他们是室内静坐抗议一代的小妹妹;他们是那些了不起的人的孩子;是那些革命囚徒的侄子或外甥;是许许多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出现在家族中已有三代或四代。我想我们没有给他们爱的事物和想要认知的东西。我想他们望着老师时,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欣喜,结果他们在未来却只找到了可能性丧失的悲伤与愤怒。看着他们望着父母的脸,眼神里充满了对待过去的兴趣,但却只看到了背叛。我想这个国家拿走了他们的土地;那些地主和银行家剥夺了他们的哪怕一小块草皮。怎么变成这样,没有什么值得去爱,没有什么期待知晓,没有土地,没有绿草,没有未来和过去,这些黑人孩子用死气沉沉的眼神望着我们?他们看起来不知如何致歉。他们即便是错了也不求宽恕。就好像他们等着我们向他们道歉,请求他们原谅,征得他们的同意。黑人民族就是这样:不做选择,也不知如何卑躬屈节,不知怎样留住工作,怎样维生,在未展翅之前就被扼杀,但是他们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拒绝用和我们一样的眼光看待世界?是因为他们拒绝寻求土地和草坪而去寻找世界?也许从我们对他们进行当面斥责,他们能找到想要的信息。他们生活在这儿,属于此星球的这片土地,这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他们用木匠、诗人、音乐家和学者或其他人的眼光注视着我们,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他们创造了自己,知道自己要去何方,因为他们高瞻远瞩。我想,所有的这些会让阿德利娅—约翰·所罗门开心。最后,他一定会抚着他的小提琴奏上一曲。
*托尼·莫里森(1931—),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女作家,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文选自她2008年出版的文集《什么在边缘移动》。
(译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