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外公外婆是一高一矮、一动一静、相映成趣的一对。
　　外公可说是位美男子，他身材高大，鼻梁高挺，相貌清癯，留一部花白飘逸的山羊胡须，很像画报上的维吾尔族老人，夏秋季穿一件介于米白和米黄之间颜色的土胚布对襟衫，一条扎脚裤，到冬天就换成同样款式的黑灰色土胚布对襟棉袄，虽是乡下老人，却收拾得干净利落，走起路来也不疾不徐。外公是寡言的人，总记得他沉默地坐在灶膛前，捧一具油亮的铜制水烟袋子，吧嗒吧嗒抽水烟，灶膛的火和烟袋里的烟忽明忽灭，像一幅幽深的油画。那时外公已经是儿孙满堂的古稀老人，大舅和舅妈也孝顺，外公晚年不必为耕田挑水等粗重事奔忙，有时会在耳房里铺开描红纸，用毛笔练字。外公并没上过学，认得的字都是少年时向人请教而来。外公最爱做的却是编竹器，我家乡盛产湘妃竹，家乡男子多有懂得编制竹器的手艺。外公编竹器颇有讲究，从来不肯用大舅表哥们砍回来的竹子，一定要自己上山挑选，砍回来的竹子一般儿粗细，不疤不癞，碧绿清幽，整整齐齐立在屋前的晒谷坪上略晒干，再用篾刀破成柔韧的竹条，外公就坐在廊下编起来。外公编竹器时竹条似乎被使了魔法，上下翻飞，快得眼花缭乱。听外婆说早年外公的竹器还拿到集市上去卖，价钱也还满意。我小时曾立意待长大一些就向外公学艺，却不久就离开了家乡，再也没有机会。
　　外婆性格却跟外公反过来，整天闲不住，精神头旺得很，隔三岔五带我串门走亲戚。那些亲戚的称谓千奇百怪，好多都是转折亲，亏娭姆都记得住，都亲厚！山村走亲戚不是件容易事，要打点礼物，要翻山越岭，外婆的脚力甚健，半大的解放脚走起来毫不吃力。到亲戚家常唠嗑到天黑，就带着我住在亲戚家里，一点不见外。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亲戚好多都是外婆认的干亲，干姐妹、干妯娌、干儿子女儿之类，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亲。外婆的交际能力在我长大后忍不住纳罕，更令我佩服的是外婆待人处事的耐性和襟怀。听好多亲戚说，外婆之所以认了这许多的干亲，都是她好管闲事又为人公允扶危济困的结果。那方圆几十里，各村乡人为着婆媳、妯娌、家产、邻里种种起了纠纷，大半会想到托一位稳妥的人，转请我外婆去帮助裁判。外婆一张嘴极能说道，语气又慈和，立场又不偏不倚，办法也多，说得两边关碍的人无不点头。纠纷解决，请托的人对外婆满心感激，一来二去，就认了这么些干亲。
　　外婆矮，瘦，走起路来气场却比外公要足。母亲常说，外婆要是生做男子，那定是豪侠仗义的奇男子。有一年红军从我家乡经过，外婆听人说起，夜里就偷偷去追那支队伍，追了一夜没追上才回家。那时外婆还不到40，大舅二舅都才十几岁，三舅和母亲还没出生。母亲说，外婆这份英气不知从哪里来的，我们这些做孙辈的听了更是不住称奇，我们姐弟仨则多了一层庆幸，幸好外婆究竟没有当成红军，否则哪有母亲这个人，更遑论我们姐弟。
　　外婆79岁的时候第一次走出大山，为的是送7岁的我到广州与父母团聚。从那个僻远的山村到广州，要从村里到公社，再到县城，转隆回、东安，从东安坐火车到衡阳，再转京广线到广州，头尾要花四五天时间，外婆不识字，却一点不慌张胆怯，住店买票坐车事事安排妥当。因为电报延误，到广州火车站没见到父亲来接，车站的人一口广州白话，外婆满口家乡话，完全鸡对鸭讲，我在一旁焦虑万分，深怕我们祖孙俩就此流落街头，外婆仍是不着急，不慌不忙掏出父亲寄来的一个信封，指着寄信人地址姓名对车站的人说“这个就是我女婿的单位”，请他们代为打电话通知我父亲，电话打通不久，我父亲就来接我们了。
　　外婆跟着我父母在广州住了两年，那时广州物价比内地高很多，父母要养三个孩子，还要还爷爷生前治病借的一大笔钱，经济上左支右绌，有一次母亲忍不住在外婆面前落泪。外婆却不以为意，跟母亲说人都是要受一点苦的，过着过着就好了，千万莫在小辈面前显露。我跟外婆在一起的几年，从未见她露过愁容。很多年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外婆那无以伦比的刚强。
　　外婆和外公都是84岁无疾寿终。外婆去世后，外公比从前更沉默了，常呆坐着，连水烟都忘了抽。我总觉得，没有了外婆，外公是寂寞而终的。
　　本栏责任编辑 黄日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