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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形势已经变得十分严峻｡就在蒋介石决定最后剿灭红军的危急时刻,一份神秘而十万火急的绝密情报送到了瑞金,促使党的临时中央迅速作出了战略大转移的决策,使中央红军及时摆脱险境,走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这份关乎大局的绝密情报究竟写了什么,而又是谁在危急时刻将情报送到苏区,挽救了红军?
极为险恶的形势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了100多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亲自坐镇指挥,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多万人｡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向根据地进攻,想一点一点地蚕食掉我根据地的有生力量｡到1934年7月,国民党军队先后突破了红军的外围防御,直向苏区腹地扑来｡
此时的中央苏区到处枪声连绵,炮声震天｡敌军31个师数十万人马分6路开始向苏区纵深推进,将整个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四面包围｡敌军每攻占一地,就在各要点修筑碉堡,再以密集炮火向红军的防御工事猛烈轰击,掩护步兵发起连续冲击,逐一摧毁红军的防御｡
而此时中央红军总计不到10万人,粮食供给紧张,弹药极度匮乏,加之半年连续作战严重减员,每个作战师已不足4000人｡面对险恶的敌我态势,党内“左”倾领导人却提出“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指导口号,粗暴地否决了毛泽东的“跳出敌人堡垒圈,以灵活机动的外线作战大量歼敌,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红军实际最高军事指挥者､共产国际德籍军事顾问李德更是不顾红军反围剿的实际,用军事教条主义跟他的德国对手打起了“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仅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就伤亡5500多人｡而分兵迎敌又使各路红军由节节抵抗变成节节败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最后剿灭红军的“铁桶计划”
1934年9月下旬,正当红军与国民党军激烈鏖战之时,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在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部署兵力,并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最后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铁桶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最后彻底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其实施方案确定以“赤都”瑞金为最终目标,各部队按指定时间､地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在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计划还要求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不断与红军保持纠缠,用假象造成红军判断失误,以达成“铁桶作战”的突然性｡
这份“铁桶计划”策划得极为严密,仅阐述文件摞起来就有几斤重,内容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蒋介石对“铁桶计划”抱有极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发表讲话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为防止计划泄密,蒋介石命令在每份文件上都打上“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都必须按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然而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人手里,并很快送到了中央苏区｡党的临时中央在看了“铁桶计划”后,迅速采取措施实行战略突围转移,使中央红军在敌人“铁桶合围”之前及时跳出包围圈脱离了险境｡
危急时刻冒险提供情报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份严格保密到滴水不漏的“铁桶计划”会很快被共产党人全部掌握,更想不到送出这一“天”字号机密情报的人竟是他刚刚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暑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1891-1980),广东英德县人｡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在国民党内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虚衔剥夺军权｡1930年,莫雄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在赴上海时巧遇部下中共党员刘亚佛,经刘介绍,莫雄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并与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但经党组织的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
1934年1月,莫雄通过昔日熟友､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关系,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到任前,莫雄赶回上海找到中共党组织秘密磋商,将项与年等十余名地下党员作为“袍泽部下”带到江西安排在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任职,有几人还被他通过杨永泰安插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正是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
“铁桶计划”于1934年7月出炉,同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具体实施方案,莫雄也奉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在专署保安司令部里,莫雄经过反复思考,毅然决定甘冒杀身之险将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了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莫雄焦急地对项与年说:“你赶快想办法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激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
千难万险智送军情
项与年拿到情报后深感事关重大,于是立即与地下党员刘亚佛､卢志英商量｡商量结果是:由于情报太重要了,不能有一点的闪失,决定由项与年本人亲自将情报送出去,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央苏区一带的老百姓大都是客家人,而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路上便于掩护｡
三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就这样,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了｡
项与年(1894-1978),原名项廷椿,后化名梁明德,福建连城县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党派往国外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后进入中央特科“红队”工作｡1928年8月,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彭湃等人后,一直躲在国民党情报处长范争波家中｡项与年奉命带领4名队员昼夜守伏,终将露头的白､范二人击毙,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后,项与年留在上海担任与苏区的秘密情报联络工作｡当党派人随莫雄打入敌营时,他又化名“梁明德”,担任莫雄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
项与年进入泰和县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就立即逮捕｡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经多天艰难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得骨瘦如柴､满脸胡须,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模样｡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壮年刚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得再回到山里寻找时机｡眼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心急如焚的项与年决定不能再等了,哪怕是早一天送到情报,党中央也能早一点做出应对的准备｡情急之下,项与年想出一个办法,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敲下了自己的4颗门牙｡
第二天,双腮已经严重肿胀的项与年,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上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了山｡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在这样的伪装下,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在沙洲坝找到了党的临时中央,将4本密写字典亲自交到了周恩来和李克农的手上｡
当周恩来､李克农接过项与年送来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站的老叫花子就是相熟的老部下,感动之情无法言表｡在听完项与年的汇报后,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八万红军开始长征
当“铁桶计划”被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的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断然措施,红军就会很快陷入敌军重围之中｡这时中央军委又收到前方战报:敌军已攻击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我战略要地古龙岗被敌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红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告急｡情况表明,敌“铁桶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
临时中央负责人深感形势严重,必须抢在敌“铁桶”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此前,临时中央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为此,中央军委命令红7军团､红6军团､红25军先行北上西征(也是最早开始长征的红军部队),并发出“猛烈扩大红军3万”的口号,充实主力部队,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临时中央仓促做出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
10月8日,红军地方部队奉命接替各线防御,主力向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集结｡11日,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编组成第1野战纵队,中央机关为第2野战纵队,并成立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率地方部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周恩来还利用关系与西线国民党陈济棠部达成了秘密借路协议｡10月16日至18日,紧急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分别从4个渡口渡过于都河,于10月21日发起突围战役,踏上了“西征”即后来的长征之路｡
就在中央红军突围走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当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得知红军的主力早已转移,国民党150万大军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气得暴跳如雷,连假牙都顾不得戴就要立刻赶回南昌查办此事｡但这位顽固反共的委员长直到大陆解放也没查清究竟是谁向共产党提供了情报｡
莫雄于1935年调任贵州毕节专员兼保安司令,因帮助红军安全通过辖区,被蒋介石以“通共”罪投入监狱｡保释出狱后莫雄改任广东南雄县长,又将被囚禁的近百名共产党人释放出狱｡抗战爆发后出任七战区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韶关专员等职｡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80年2月病逝｡
项与年后随军长征,途中受党派谴前往香港､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抗战期间回到延安,后转战到东北,历任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和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政协委员等职｡1978年10月病逝｡
由于当年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而战略转移又很匆忙,当年就连毛泽东等领导人事先都不清楚,因此在党史文献中很少提及此事｡但是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发生过的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莫､项二人的功勋｡毛泽东后来知道此事,曾称赞二人的功绩是巨大的｡解放后,毛泽东还特意叮嘱南下广东的叶剑英要找到莫雄安排好他的工作｡1956年国庆节,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又委托项与年将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两位功臣,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上世纪90年代,艺术家们还将莫雄和项与年的事迹拍成电影——《英雄无语》,整部影片就是以他俩为蓝本创作出来的,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记住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据《党史纵横》)
极为险恶的形势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了100多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亲自坐镇指挥,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多万人｡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向根据地进攻,想一点一点地蚕食掉我根据地的有生力量｡到1934年7月,国民党军队先后突破了红军的外围防御,直向苏区腹地扑来｡
此时的中央苏区到处枪声连绵,炮声震天｡敌军31个师数十万人马分6路开始向苏区纵深推进,将整个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四面包围｡敌军每攻占一地,就在各要点修筑碉堡,再以密集炮火向红军的防御工事猛烈轰击,掩护步兵发起连续冲击,逐一摧毁红军的防御｡
而此时中央红军总计不到10万人,粮食供给紧张,弹药极度匮乏,加之半年连续作战严重减员,每个作战师已不足4000人｡面对险恶的敌我态势,党内“左”倾领导人却提出“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指导口号,粗暴地否决了毛泽东的“跳出敌人堡垒圈,以灵活机动的外线作战大量歼敌,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红军实际最高军事指挥者､共产国际德籍军事顾问李德更是不顾红军反围剿的实际,用军事教条主义跟他的德国对手打起了“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仅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就伤亡5500多人｡而分兵迎敌又使各路红军由节节抵抗变成节节败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最后剿灭红军的“铁桶计划”
1934年9月下旬,正当红军与国民党军激烈鏖战之时,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在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部署兵力,并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最后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铁桶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最后彻底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其实施方案确定以“赤都”瑞金为最终目标,各部队按指定时间､地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在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计划还要求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不断与红军保持纠缠,用假象造成红军判断失误,以达成“铁桶作战”的突然性｡
这份“铁桶计划”策划得极为严密,仅阐述文件摞起来就有几斤重,内容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蒋介石对“铁桶计划”抱有极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发表讲话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为防止计划泄密,蒋介石命令在每份文件上都打上“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都必须按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然而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人手里,并很快送到了中央苏区｡党的临时中央在看了“铁桶计划”后,迅速采取措施实行战略突围转移,使中央红军在敌人“铁桶合围”之前及时跳出包围圈脱离了险境｡
危急时刻冒险提供情报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份严格保密到滴水不漏的“铁桶计划”会很快被共产党人全部掌握,更想不到送出这一“天”字号机密情报的人竟是他刚刚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暑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1891-1980),广东英德县人｡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在国民党内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虚衔剥夺军权｡1930年,莫雄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在赴上海时巧遇部下中共党员刘亚佛,经刘介绍,莫雄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并与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但经党组织的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
1934年1月,莫雄通过昔日熟友､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关系,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到任前,莫雄赶回上海找到中共党组织秘密磋商,将项与年等十余名地下党员作为“袍泽部下”带到江西安排在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任职,有几人还被他通过杨永泰安插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正是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
“铁桶计划”于1934年7月出炉,同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具体实施方案,莫雄也奉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在专署保安司令部里,莫雄经过反复思考,毅然决定甘冒杀身之险将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了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莫雄焦急地对项与年说:“你赶快想办法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激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
千难万险智送军情
项与年拿到情报后深感事关重大,于是立即与地下党员刘亚佛､卢志英商量｡商量结果是:由于情报太重要了,不能有一点的闪失,决定由项与年本人亲自将情报送出去,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央苏区一带的老百姓大都是客家人,而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路上便于掩护｡
三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就这样,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了｡
项与年(1894-1978),原名项廷椿,后化名梁明德,福建连城县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党派往国外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后进入中央特科“红队”工作｡1928年8月,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彭湃等人后,一直躲在国民党情报处长范争波家中｡项与年奉命带领4名队员昼夜守伏,终将露头的白､范二人击毙,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后,项与年留在上海担任与苏区的秘密情报联络工作｡当党派人随莫雄打入敌营时,他又化名“梁明德”,担任莫雄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
项与年进入泰和县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就立即逮捕｡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经多天艰难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得骨瘦如柴､满脸胡须,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模样｡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壮年刚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得再回到山里寻找时机｡眼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心急如焚的项与年决定不能再等了,哪怕是早一天送到情报,党中央也能早一点做出应对的准备｡情急之下,项与年想出一个办法,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敲下了自己的4颗门牙｡
第二天,双腮已经严重肿胀的项与年,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上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了山｡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在这样的伪装下,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在沙洲坝找到了党的临时中央,将4本密写字典亲自交到了周恩来和李克农的手上｡
当周恩来､李克农接过项与年送来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站的老叫花子就是相熟的老部下,感动之情无法言表｡在听完项与年的汇报后,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八万红军开始长征
当“铁桶计划”被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的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断然措施,红军就会很快陷入敌军重围之中｡这时中央军委又收到前方战报:敌军已攻击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我战略要地古龙岗被敌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红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告急｡情况表明,敌“铁桶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
临时中央负责人深感形势严重,必须抢在敌“铁桶”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此前,临时中央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为此,中央军委命令红7军团､红6军团､红25军先行北上西征(也是最早开始长征的红军部队),并发出“猛烈扩大红军3万”的口号,充实主力部队,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临时中央仓促做出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
10月8日,红军地方部队奉命接替各线防御,主力向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集结｡11日,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编组成第1野战纵队,中央机关为第2野战纵队,并成立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率地方部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周恩来还利用关系与西线国民党陈济棠部达成了秘密借路协议｡10月16日至18日,紧急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分别从4个渡口渡过于都河,于10月21日发起突围战役,踏上了“西征”即后来的长征之路｡
就在中央红军突围走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当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得知红军的主力早已转移,国民党150万大军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气得暴跳如雷,连假牙都顾不得戴就要立刻赶回南昌查办此事｡但这位顽固反共的委员长直到大陆解放也没查清究竟是谁向共产党提供了情报｡
莫雄于1935年调任贵州毕节专员兼保安司令,因帮助红军安全通过辖区,被蒋介石以“通共”罪投入监狱｡保释出狱后莫雄改任广东南雄县长,又将被囚禁的近百名共产党人释放出狱｡抗战爆发后出任七战区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韶关专员等职｡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80年2月病逝｡
项与年后随军长征,途中受党派谴前往香港､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抗战期间回到延安,后转战到东北,历任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和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政协委员等职｡1978年10月病逝｡
由于当年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而战略转移又很匆忙,当年就连毛泽东等领导人事先都不清楚,因此在党史文献中很少提及此事｡但是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发生过的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莫､项二人的功勋｡毛泽东后来知道此事,曾称赞二人的功绩是巨大的｡解放后,毛泽东还特意叮嘱南下广东的叶剑英要找到莫雄安排好他的工作｡1956年国庆节,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又委托项与年将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两位功臣,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上世纪90年代,艺术家们还将莫雄和项与年的事迹拍成电影——《英雄无语》,整部影片就是以他俩为蓝本创作出来的,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记住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据《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