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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6岁的我正是“狗都嫌”的时候，1969年初秋，正赶上村里小学招生，母亲对父亲说：“给他大哥说说，让二子上学去吧。”母亲说的“他大哥”就是我们村西头的刘春茂，是学校的民办老师。
我知道母亲的意思，我只要上了学，二姐就不用照看我了，家里就多出一个拔猪草的人，这是母亲的小心眼儿。父亲开始是不愿去的，村里规定7岁才能上学，他怕人家拒绝，面子上过不去。在母亲眼里这也就算了个屁大的事：一個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学校不差一个座位。
上学了得有个书包。母亲眉毛一扬，说：“裤子都没有呢，哪来的布做书包？不就两本书吗，你长着一双手是干吗的？要什么书包？等你再长几年，念大学了，再给你做个书包也不迟啊。”我以为大学就是大人上的学，应该是我哥上的那样的学，要去公社上的，背着一个大书包，一周回家一趟的那种吧。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个书包好，背起来也有排场，像个学生的样子。就在我缠着母亲要书包的时候，河对岸的哨子响了，是老师吹的上课哨。母亲说，你去不去？不去，就跟你二姐去拔猪草。拔猪草的滋味我是知道的，毒日头晒得头皮都疼，就这样，我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赤着脚丫子就跑过河。
我们的学校是在河南岸一所老房子里，是杨发家的三间西屋和两间东屋。西屋是一年级和二年级，东屋是三年级。三个班两个老师。
走进学屋，我发现一个现象：屋里有土坯垒的四排台子，台腿是土坯做的，台面是薄板石头做成的，靠西墙的那两排人一律面向南，用粉笔在石板上写字。我们这两排一律面向北，都是新生。坐在西边的那两排人，不时地拿脸看我们，冲我们做个鬼脸，都是一个村的，谁脑袋上有几个虱子蛋都知道。我们的老师就是刘春茂。他喊一声：“二年级的同学，不要回头，一年级的同学都往黑板上看，看我！”
黑板上写作两行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老师说：“从今天起你们就从一群山羊羔子变成了一群学生了。学生是干什么的？就是学字、算数的，你们的任务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好了习你们才能天天向上走，才能越走越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双喜他爸那样，有了文化你们才能去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像柴胡山的刘贞广那样去上大学，才能像他们那样吃国库粮。一句话，就是当工人了，不用当庄户孙了。”
老师说的刘贞广我不知道，但是双喜他爸我知道，是我们村出去的兵，在铁道部队当副连长，双喜常常对我们吹他爸，说，副的怎么了，一个连就一个正连长一个副连长。不管正副，那是我们村有史以来最大的官，穿四个口袋的军装呢。双喜他爸牛气，当兵的三年才回一趟家，他每年春节就回家看一次老婆，要命的是只要他一回家，就到公社食品站他的战友那里弄挂猪头下水，我们村只有他家过年时能煮上猪头，弄得满村都是猪头肉味，馋得我们都嫉妒双喜。
双喜也在我们班里，老师一说，我们就都瞅他，弄得他很不好意思。不管父亲叫爹而喊爸爸，那是城市人或工人家庭的专利，我们这些人的父亲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是没有资格被喊作爸爸的。爸爸和妈妈是城里人的专用词，我们都叫它洋词，双喜他娘也是村民，双喜喊爸爸妈妈，就有点要饭的烤席笼子——烧包了。其实双喜他爸爸压根就不识字，双喜他爸爸从来不往家里写信。有一次晚上，双喜半夜听见他爸爸和妈妈对话。妈妈说，你个死鬼，都当连长了，怎么着也得往家里写封信吧，弄得俺老是梦见你被砸在山洞里，扯着嗓子喊救命，吓得俺一夜睡不着觉。双喜他爸爸说，一个连队会写信的就文书一个人，那么多战士都要写信，我一个领导怎么好意思麻烦他？再说了，托人家写一封信怎么也得买盒烟吧，一盒烟就够你们娘仨一个月的盐钱呢。可见刘春茂老师的话有点虚掉了蛋。
老师说，你们是学生了，就要有学生的样子，跟老师说话前要举手。
比我大四岁的杨文明举起手，喊，大哥！
刘春茂的脸一下子就黑了，大哥？还大爷呢，喊老师！
杨文明胆子大，说，大哥老师。
刘春茂扑哧一声笑了，他说，大哥是平辈，老师是长辈，大哥和老师不能一块喊，你个猪脑子，记住了吗？
杨文明说，记住了。老师，上大学就能吃上猪头肉了吗？
老师说，杨文明，你是裁缝掉了剪子——就剩下吃（尺）了。
我们都哈哈地笑了。
杨文明他爹是老革命，是解放战争参军的，打了四年仗，从山东一直打到广东，又从广州打到朝鲜，才当了个副排长。双喜他爹一天仗都没打就当副连长，为此，杨文明常常耿耿于怀，他从来不说双喜他爸爸，都说双喜他爹。老革命的后代，自然不怕老师，村里的两位老师都是他爹让当的。
杨文明说：“老师，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们都用佩服的眼光看着杨文明，就像我们都用羡慕嫉妒恨，对待吃猪头肉的双喜一样。
老师说：“当然了，上大学不但能吃上猪头肉，顿顿都是白面大馒头，隔三差五还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干饭。这是柴胡山的刘贞广亲口给我说的。所以，同学们你们得好好读书，将来吃大馒头就猪头肉。”
说得我们直流口水。
杨文明之所以这样执着，是因为我们这些学生里，他是将来最有可能上大学的，那时候上大学兴推荐，他是老革命的后代，他爹又是村支书，连公社书记见了他爹都一口一个老排长地喊着，原来公社书记是他爹的兵。如此看来，我们即使把书念得再好也不可能上大学了，猪头肉怕是吃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像双喜他爸爸那样当兵啊，双喜跟他妈妈去过部队，回来就对村里的老娘们说，部队是天天大馒头就着猪肉粉条子炖白菜。
就在这样的诱惑中，我开始了学习生涯。
我们的第一节课就在笑声里结束了。我记得第一堂课时间不长，那时候学校没有钟表，至于一节课上多长时间全凭老师的兴趣。因为老师要教两个年级，一般情况是上一节给二年级上课，我们就把脸背过去写字，等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二年级的学生再把脸背过去写字，我们再面对黑板，听老师讲课。 那时候我们上学的任务就是学认字，就两本薄薄的课本：语文、算术。算术好办，无非就是先学阿拉伯数字，然后就是1 1=2这样的等式。那时候我们都是死记硬背的，老师从来不给我们讲原理，用他的话说，什么原理，例题都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你背下来了例题，不就比着葫芦画瓢了吗？于是我们就背。学算术的事就这样解决了。到了语文就难办了。我们课本上的字都是带拼音的，按说应该是先学会拼音，再按照拼音学字就容易得多了。可是我们的老师就是扫盲校毕业的，他哪里认识汉语拼音啊。记得那次学中国两个字。中字笔画很简单，可是上面一串拼音符号挺麻烦。老师就说：“同学们，这上面的曲里拐弯的玩意，一大串黏在一块儿，我也不认识，咱就不学了，这玩意读起来拗口，写起来相当麻烦，我教你们一个简单的办法，咱就学认字，这课本上的字，没有我不认识的。”于是我们就只学认字不学拼音了。我们对所有的汉字都念一声，我们哪里知道字还有四个声调呢？
到了三年级，该上作文课了。老师就说：“作文这个玩意，实际上就是语文课文，书本上都现成的，咱再上作文课就是脱了裤子放屁——找麻烦。”
同学们正好都不愿意写作文，也就双手赞成了，只有我一个人对不上作文课耿耿于怀。要知道我是喜欢作文的，那时候我大姐常给她一个上师范的同学写信，大姐的信每次写完都读给我听，什么：你在快乐的校园里张开青春的翅膀，自由地翱翔……我觉得十分好玩。
到了四年级，老师教不了我们了，我们就转到公社驻地上学，那里的老师大都是公办老师，就是吃国库粮的那种。那天学生字，老师让我起来念拼音，我说：“老师，这些曲里拐弯的东西，我没学过，一个都不认识，何况他们都黏在一起，我哪里认识？”
我们的语文老师立时就傻眼了，他以为我撒谎或捣蛋，可是一连提问了我的五个同学，都是这样回答的。杨文明说：“俺村的老师说的，这些曲里拐弯的东西他也不认识，我们才没学的。”
语文老师就一脸怒气地说：“这不是误人子弟吗。不行，我得找中心完小的校长去。”
他找校长的结果是：杨家庄那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一个初中生，只有这个刘春茂是全村第一个脱盲的，你不让他当老师，全村的娃子不都放羊了？
我们和那些会汉语拼音的学生一个班，我们这帮子学生就成了班里的差生，好歹我比较刻苦，在班里考试还能考到前五名。可惜，都是数学和其他科得的分，语文从来就没及格过。尤其是读拼音填汉字，给汉字注拼音这样的试题，回回都是零分。
就这样，我瘸着科，一路读完初中，高中开始走推荐和考试双重程序了，那年我考了全班第二，顺利上了高中。高中住校，我就和杨文明搭铺，就是我家出一床被子，他家出一床褥子，我们俩一个铺，通腿，我们那里叫搭铺。
恢复高考的那一年，由于父亲病故后，母亲为我们家耗尽了气力，病倒住院了，正在读高二的我，实在无法继续读书了，就回村放牛挣工分养家了。我的高中老师都觉得我可惜，认为我是最有把握考上大学的，学校就派凌老师找我母亲做工作，让我回校，并许诺，连书费都不收我的。可是凌老师看看半身不遂的母亲和我的四妹妹，他叹了一口气走了。可那些老师真好，他们没有放弃我，每周六他们把试卷捎给我，让我做题，然后下周再捎给老师改。我就是这样完成了高中的学业。
就在我边放牛边学习的时候。我们村的瘸腿老村长实在干不动了，就推荐村里的另一位民办教师老师杨春增当村支书，并提出让他儿子杨文明当民办老师。老村长没有想到的是新村支书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一个老师对一群学生的影响。于是他坚决从我们这批高中毕业生中招考两名民办老师。他的决定得到中心完小校长的同意。就这样，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当上了民办教师，接替了我的启蒙老师刘春茂。
1980年， 我考上了师范，成绩单上只有语文考了50分，不及格，其他学科都在70分以上。我知道又是该死的汉语拼音给我扯了后腿。
那年，我们公社将近200人参加高考，大学中专一共考上五个，作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其实是中专）全村人几乎都来祝贺，一家五毛、两毛地给我凑了一笔学费。其实那时候上大学全部免费，压根不需要自己掏钱的。我的老师刘春茂也来了，他对我母亲说：“大婶子，从杨文学二弟上学的那天起，我就看出来了，咱村就他是吃国库粮的材料。”我母亲说：“那都是你这个老师教得好。”刘春茂说：“也是，也是。我就教了文学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学生啊。”
后来我走到省城，当了专业作家。一次刘春茂从《齐鲁晚报》上看到介绍我的一整版文章，他拿着报纸跑到我家，对我母亲说：“大婶子，你看，你看，我的学生都当作家了。”母亲说：“都是你这个老师教得好啊，你二兄弟常夸你会教书。咱村里有句话：师傅不明徒弟拙，你二兄弟能當作家，靠写文章挣饭吃，还不是你教出来的？”
刘春茂说：“大婶子，不是吹牛皮，别看我不认识拼音，全公社210名老师，就我这个脱盲老师教出了一个大作家。”
说完，一脸灿烂地看着我母亲。
母亲问：“他大哥，拼音是什么东西？”
刘春茂不屑一顾地说：“拼音啊，就是些曲里拐弯的玩意。”
我知道母亲的意思，我只要上了学，二姐就不用照看我了，家里就多出一个拔猪草的人，这是母亲的小心眼儿。父亲开始是不愿去的，村里规定7岁才能上学，他怕人家拒绝，面子上过不去。在母亲眼里这也就算了个屁大的事：一個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学校不差一个座位。
上学了得有个书包。母亲眉毛一扬，说：“裤子都没有呢，哪来的布做书包？不就两本书吗，你长着一双手是干吗的？要什么书包？等你再长几年，念大学了，再给你做个书包也不迟啊。”我以为大学就是大人上的学，应该是我哥上的那样的学，要去公社上的，背着一个大书包，一周回家一趟的那种吧。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个书包好，背起来也有排场，像个学生的样子。就在我缠着母亲要书包的时候，河对岸的哨子响了，是老师吹的上课哨。母亲说，你去不去？不去，就跟你二姐去拔猪草。拔猪草的滋味我是知道的，毒日头晒得头皮都疼，就这样，我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赤着脚丫子就跑过河。
我们的学校是在河南岸一所老房子里，是杨发家的三间西屋和两间东屋。西屋是一年级和二年级，东屋是三年级。三个班两个老师。
走进学屋，我发现一个现象：屋里有土坯垒的四排台子，台腿是土坯做的，台面是薄板石头做成的，靠西墙的那两排人一律面向南，用粉笔在石板上写字。我们这两排一律面向北，都是新生。坐在西边的那两排人，不时地拿脸看我们，冲我们做个鬼脸，都是一个村的，谁脑袋上有几个虱子蛋都知道。我们的老师就是刘春茂。他喊一声：“二年级的同学，不要回头，一年级的同学都往黑板上看，看我！”
黑板上写作两行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老师说：“从今天起你们就从一群山羊羔子变成了一群学生了。学生是干什么的？就是学字、算数的，你们的任务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好了习你们才能天天向上走，才能越走越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双喜他爸那样，有了文化你们才能去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像柴胡山的刘贞广那样去上大学，才能像他们那样吃国库粮。一句话，就是当工人了，不用当庄户孙了。”
老师说的刘贞广我不知道，但是双喜他爸我知道，是我们村出去的兵，在铁道部队当副连长，双喜常常对我们吹他爸，说，副的怎么了，一个连就一个正连长一个副连长。不管正副，那是我们村有史以来最大的官，穿四个口袋的军装呢。双喜他爸牛气，当兵的三年才回一趟家，他每年春节就回家看一次老婆，要命的是只要他一回家，就到公社食品站他的战友那里弄挂猪头下水，我们村只有他家过年时能煮上猪头，弄得满村都是猪头肉味，馋得我们都嫉妒双喜。
双喜也在我们班里，老师一说，我们就都瞅他，弄得他很不好意思。不管父亲叫爹而喊爸爸，那是城市人或工人家庭的专利，我们这些人的父亲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是没有资格被喊作爸爸的。爸爸和妈妈是城里人的专用词，我们都叫它洋词，双喜他娘也是村民，双喜喊爸爸妈妈，就有点要饭的烤席笼子——烧包了。其实双喜他爸爸压根就不识字，双喜他爸爸从来不往家里写信。有一次晚上，双喜半夜听见他爸爸和妈妈对话。妈妈说，你个死鬼，都当连长了，怎么着也得往家里写封信吧，弄得俺老是梦见你被砸在山洞里，扯着嗓子喊救命，吓得俺一夜睡不着觉。双喜他爸爸说，一个连队会写信的就文书一个人，那么多战士都要写信，我一个领导怎么好意思麻烦他？再说了，托人家写一封信怎么也得买盒烟吧，一盒烟就够你们娘仨一个月的盐钱呢。可见刘春茂老师的话有点虚掉了蛋。
老师说，你们是学生了，就要有学生的样子，跟老师说话前要举手。
比我大四岁的杨文明举起手，喊，大哥！
刘春茂的脸一下子就黑了，大哥？还大爷呢，喊老师！
杨文明胆子大，说，大哥老师。
刘春茂扑哧一声笑了，他说，大哥是平辈，老师是长辈，大哥和老师不能一块喊，你个猪脑子，记住了吗？
杨文明说，记住了。老师，上大学就能吃上猪头肉了吗？
老师说，杨文明，你是裁缝掉了剪子——就剩下吃（尺）了。
我们都哈哈地笑了。
杨文明他爹是老革命，是解放战争参军的，打了四年仗，从山东一直打到广东，又从广州打到朝鲜，才当了个副排长。双喜他爹一天仗都没打就当副连长，为此，杨文明常常耿耿于怀，他从来不说双喜他爸爸，都说双喜他爹。老革命的后代，自然不怕老师，村里的两位老师都是他爹让当的。
杨文明说：“老师，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们都用佩服的眼光看着杨文明，就像我们都用羡慕嫉妒恨，对待吃猪头肉的双喜一样。
老师说：“当然了，上大学不但能吃上猪头肉，顿顿都是白面大馒头，隔三差五还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干饭。这是柴胡山的刘贞广亲口给我说的。所以，同学们你们得好好读书，将来吃大馒头就猪头肉。”
说得我们直流口水。
杨文明之所以这样执着，是因为我们这些学生里，他是将来最有可能上大学的，那时候上大学兴推荐，他是老革命的后代，他爹又是村支书，连公社书记见了他爹都一口一个老排长地喊着，原来公社书记是他爹的兵。如此看来，我们即使把书念得再好也不可能上大学了，猪头肉怕是吃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像双喜他爸爸那样当兵啊，双喜跟他妈妈去过部队，回来就对村里的老娘们说，部队是天天大馒头就着猪肉粉条子炖白菜。
就在这样的诱惑中，我开始了学习生涯。
我们的第一节课就在笑声里结束了。我记得第一堂课时间不长，那时候学校没有钟表，至于一节课上多长时间全凭老师的兴趣。因为老师要教两个年级，一般情况是上一节给二年级上课，我们就把脸背过去写字，等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二年级的学生再把脸背过去写字，我们再面对黑板，听老师讲课。 那时候我们上学的任务就是学认字，就两本薄薄的课本：语文、算术。算术好办，无非就是先学阿拉伯数字，然后就是1 1=2这样的等式。那时候我们都是死记硬背的，老师从来不给我们讲原理，用他的话说，什么原理，例题都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你背下来了例题，不就比着葫芦画瓢了吗？于是我们就背。学算术的事就这样解决了。到了语文就难办了。我们课本上的字都是带拼音的，按说应该是先学会拼音，再按照拼音学字就容易得多了。可是我们的老师就是扫盲校毕业的，他哪里认识汉语拼音啊。记得那次学中国两个字。中字笔画很简单，可是上面一串拼音符号挺麻烦。老师就说：“同学们，这上面的曲里拐弯的玩意，一大串黏在一块儿，我也不认识，咱就不学了，这玩意读起来拗口，写起来相当麻烦，我教你们一个简单的办法，咱就学认字，这课本上的字，没有我不认识的。”于是我们就只学认字不学拼音了。我们对所有的汉字都念一声，我们哪里知道字还有四个声调呢？
到了三年级，该上作文课了。老师就说：“作文这个玩意，实际上就是语文课文，书本上都现成的，咱再上作文课就是脱了裤子放屁——找麻烦。”
同学们正好都不愿意写作文，也就双手赞成了，只有我一个人对不上作文课耿耿于怀。要知道我是喜欢作文的，那时候我大姐常给她一个上师范的同学写信，大姐的信每次写完都读给我听，什么：你在快乐的校园里张开青春的翅膀，自由地翱翔……我觉得十分好玩。
到了四年级，老师教不了我们了，我们就转到公社驻地上学，那里的老师大都是公办老师，就是吃国库粮的那种。那天学生字，老师让我起来念拼音，我说：“老师，这些曲里拐弯的东西，我没学过，一个都不认识，何况他们都黏在一起，我哪里认识？”
我们的语文老师立时就傻眼了，他以为我撒谎或捣蛋，可是一连提问了我的五个同学，都是这样回答的。杨文明说：“俺村的老师说的，这些曲里拐弯的东西他也不认识，我们才没学的。”
语文老师就一脸怒气地说：“这不是误人子弟吗。不行，我得找中心完小的校长去。”
他找校长的结果是：杨家庄那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一个初中生，只有这个刘春茂是全村第一个脱盲的，你不让他当老师，全村的娃子不都放羊了？
我们和那些会汉语拼音的学生一个班，我们这帮子学生就成了班里的差生，好歹我比较刻苦，在班里考试还能考到前五名。可惜，都是数学和其他科得的分，语文从来就没及格过。尤其是读拼音填汉字，给汉字注拼音这样的试题，回回都是零分。
就这样，我瘸着科，一路读完初中，高中开始走推荐和考试双重程序了，那年我考了全班第二，顺利上了高中。高中住校，我就和杨文明搭铺，就是我家出一床被子，他家出一床褥子，我们俩一个铺，通腿，我们那里叫搭铺。
恢复高考的那一年，由于父亲病故后，母亲为我们家耗尽了气力，病倒住院了，正在读高二的我，实在无法继续读书了，就回村放牛挣工分养家了。我的高中老师都觉得我可惜，认为我是最有把握考上大学的，学校就派凌老师找我母亲做工作，让我回校，并许诺，连书费都不收我的。可是凌老师看看半身不遂的母亲和我的四妹妹，他叹了一口气走了。可那些老师真好，他们没有放弃我，每周六他们把试卷捎给我，让我做题，然后下周再捎给老师改。我就是这样完成了高中的学业。
就在我边放牛边学习的时候。我们村的瘸腿老村长实在干不动了，就推荐村里的另一位民办教师老师杨春增当村支书，并提出让他儿子杨文明当民办老师。老村长没有想到的是新村支书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一个老师对一群学生的影响。于是他坚决从我们这批高中毕业生中招考两名民办老师。他的决定得到中心完小校长的同意。就这样，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当上了民办教师，接替了我的启蒙老师刘春茂。
1980年， 我考上了师范，成绩单上只有语文考了50分，不及格，其他学科都在70分以上。我知道又是该死的汉语拼音给我扯了后腿。
那年，我们公社将近200人参加高考，大学中专一共考上五个，作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其实是中专）全村人几乎都来祝贺，一家五毛、两毛地给我凑了一笔学费。其实那时候上大学全部免费，压根不需要自己掏钱的。我的老师刘春茂也来了，他对我母亲说：“大婶子，从杨文学二弟上学的那天起，我就看出来了，咱村就他是吃国库粮的材料。”我母亲说：“那都是你这个老师教得好。”刘春茂说：“也是，也是。我就教了文学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学生啊。”
后来我走到省城，当了专业作家。一次刘春茂从《齐鲁晚报》上看到介绍我的一整版文章，他拿着报纸跑到我家，对我母亲说：“大婶子，你看，你看，我的学生都当作家了。”母亲说：“都是你这个老师教得好啊，你二兄弟常夸你会教书。咱村里有句话：师傅不明徒弟拙，你二兄弟能當作家，靠写文章挣饭吃，还不是你教出来的？”
刘春茂说：“大婶子，不是吹牛皮，别看我不认识拼音，全公社210名老师，就我这个脱盲老师教出了一个大作家。”
说完，一脸灿烂地看着我母亲。
母亲问：“他大哥，拼音是什么东西？”
刘春茂不屑一顾地说：“拼音啊，就是些曲里拐弯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