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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本名戚慧贞。主写小说，偶写散文、诗歌。2004年始在《人民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作家文摘》《作品与争鸣》及多家年度选本选载。
出版长篇小说《好日子就要来了》《隐形的父亲》、中短篇小说集《天涯近》《被复习的爱情》《白猫》《在楼群中歌唱》《红领巾》《穿堂风》等。作品曾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国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曾获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鄂尔多斯杯中国作家奖、山东文学奖（2006年—2010年）、山东省泰山文艺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奖等。
东紫小说中的疼痛感是十分强烈和普遍的，它们锐利地分布在各个文本的各个角落，在不同人生命运中以不同的方式不断上演。更重要的是，这些疼痛既属于独特的精神个体，也属于时代的总体。两种不同层面的疼痛大都分布在城市生活的各种形态与过程，尤其是新近入城者的身上。这些城市新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执着于个体价值的实现，在现实面前的碰壁就成为个体疼痛的来源;他们与城市（人）的纠葛与较量过程则同时成为城市现实病痛的揭示过程。这是东紫小说核心的诗学结构与叙事主调。
东紫善于在城市化的社会进程中寻找自己的叙事议题，并将其拓展为观照社会现实的主要视角。然而，要想在这种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就较为普遍的主题构架下找到自己的特色并不容易。东紫的诀窍在于深沉的疼痛书写结合深厚的悲悯意识，既能够探析到社会现实的核心深处，也能够以宽厚的人性温暖给人以力量。正如张仲玮在《道德理想与“疾病”叙事的融合——论东紫的日常生活写作》中所说：“她用一种日常化的写作姿态挖掘日常生活下的万丈深渊，表面上的常态，其实都隐藏着内心的疾病和社会的道德问题。”人性内在与社会外在的有机结合使得东紫的小说叙事具有宽广和深刻两个发展方向。而作为女作家的敏感和细腻保证了东紫可以同时驾驭上述两个方向。东紫曾在访谈中说：“总体来说，我觉得女性更适合写作。女性的直觉、敏感、想象和天性中的悲悯会强于男性，尤其是女性所扮演的母亲的角色也是男性体会不到的。 我们能写男作家写的，但男性可能写不了女性写的。男作家更善于宏大叙事，但作品最终进入的是人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况且人的情感是共通的，与性别无关。”对于现实书写，东紫小说叙事的能力、特色与优势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其一，进城者的底层生活与城市的现代性悖论。伴随着城市化这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最大主题，乡下人进城，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最常见的叙事结构之一，也产生了大量的叙事景观和人物形象。在这一结构中，从传统乡土文化视角审视现代城市生活的虚伪与残酷，从市民眼光打量新城市人的格格不入，两者结合起来构成对现代城市的现代性的悖论叙述。在东紫这里，进入城市、留在城市、融入城市，是小说中的进城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展示社会底层生活状态的最好场域。有所不同的是，对市民生活，东紫在分析其精神困境的同时也赋予其许多善良与温情。其结果就是，进城者与周围的市民们最终达到共存与融合，甚至精神上的相互倚靠。
最典型的就是长篇小说《好日子就要来了》。小说中的好日子，既是属于一心想要留在城市的王小丫的，也是属于代表城市的知识分子王安南的。王小丫用自己作为进城者所能想到的最快捷的方式寻求着留下来并成为市民的渠道，她的所有思维都是实用和功利的，但对王安南的爱情却是朴素、真实、动人的。基于家庭环境、对爱情的理解与需求，王安南对王小丫给予的爱情也是乐于接受的。予取予求之间，两人的爱情就连接起了城乡生活的各个人群、各种症象、各方态度。乡村与城市在王小丫与王安南之间以爱情作为表现形式相遇，然后相互碰撞、磨合。两人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背后的文化形态，却也时常展示出对各自所来之处的反思与批判。例如，二人婚礼一节就是乡村与城市的直接交锋，王二丫以此来打压王安南母亲乔红的气焰，却也造成了二人严重的隔阂，或者说将二人思维方式的沟壑与各自身后的文化传统的区隔形象地揭示出来。东紫用了大段的内心独白来描写王小丫渴望翻身的反抗心理，使得她与王安南的婚姻看上去像是一次农民的翻身行动：“王小丫很不屑地瞟了一眼她的婆婆，心里嘀咕着，乔红啊乔红，你就是再讨厌农民，今天你也奈何不了他们！”“你鄙视他们就是鄙视我！你从来就没有瞧得起我！但是，你儿子爱我！我拥有了你的儿子！我掌控着你的儿子！你再有本事，你也不能阻止我们的婚礼！王小丫故意地提高声音说，安南，你今天可是一定要把娘家人招待好了，按照风俗，今天娘家的客人可是要比婆家的客人尊贵，招待资格还要高的。”这种惟妙惟肖的语言风格和行为方式恰恰揭示了王小丫的深层心理，城乡文化碰撞产生的心理裂变在这种画面中可见一斑。将具体的命运遭际与深远的社会背景相结合，是东紫塑造王小丫这类人物的共同手法。王小丫不是进城者苦难命运的载体和控诉者，反而是积极能动地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城乡文化冲突的形象化性格。正如刘传霞在《打工妹的社会身份与自我主体建构——评东紫的长篇小说〈好日子就要来了〉》中所说：“东紫没写打工妹屈辱与痛楚，没有悲悯同情打工妹的凄苦无知，更没有批判打工妹的堕落蜕变。东紫没有将打工妹作为建立她（知识分子/城市人）自我身份的他者。作为一个经历由农民到城里人身份转换的知识女性，从某种意义来说，《好日子就要来了》潜隐着东紫的人生体验，有着自我言说的痛楚。”王小丫这类人物形象可以深刻体现城市化在社会底层中造成的文化冲撞，同时也以其丰富的性格内涵和独特命运成为鲜活的个体形象，历史性与诗性兼具，这是东紫在塑造许多进城者形象时都能成功把握的。
东紫的中短篇小说也不乏此类题材和倾向。《在楼群中歌唱》里的李守志、朱桂芹来到城市里当垃圾工，从垃圾里意外捡到的一万元钱成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了小说审视城乡不同人性状态的透视镜。它既折射出二人作为进城者尚未泯灭的善良人性，也折射出城里人围绕金钱、工作、利益等而产生的自私与可怜。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李守志打算將钱据为己有却遭到了乡下老母亲的批评，最终在母亲所代表的传统道德压力下决定归还失主;周围的城里人知道消息后除了议论纷纷更有贪婪之人夜里上门蒙面勒索。两相对照，城乡文化各自的深层质素都在无形中得到了真实写照。与这篇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秘密》。秦三叔因病住院，与张局长同处一间病房。秦三叔偶然间从卫生间捡到的一块高级手表成了对比城乡两种生活、两种人性的有效手段。在小说中，手表是现代文明和物质文化的象征，秦三叔对它的简单占有欲表明乡村文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在张局长眼里，这块手表则是城市里利益纠纷、人际斗争、人情冷暖的缩影。以一块手表展开的人性批判与城乡书写是双向的，更加深入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悖论。“有意味的是，不仅张局长被物奴役着，就是他认为不能共语的秦三叔也未能免于这种被物奴役的命运。”“人之凡物因为迷失本心，而坠落成一个俗物，但是人又偏偏不甘心本心的迷失和堕落，而不断挣扎、犹豫，不断地互相关心、互相喂‘毒药’，这就是东紫笔下那个烦恼的人间、欲望的人间、有情的人间。这就是东紫《秘密》的秘密。”（张丽军：《作家是生命秘密的呈现者和悲悯者——读东紫〈秘密〉》，《芙蓉》2018.4）不仅如此，城乡二元模式下的现实生活场景、精神悖论与人性结构，在这种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中得到了深刻揭示。东紫借此复活了社会生活，也描摹出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 在当下的城乡对照书写中，东紫的独特性在于以复杂眼光打量城市化进程，赋予进城者以多样的叙事功能，同时展开乡村对城市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以及城市对乡村的审视与自我审视。这种复杂性保证了其小说作为历史见证者的可靠性和作为人性刻画者的丰富性。
其二，女性生活的立体剖示与精神解析。女性视角是东紫小说的常态，即使那些表现男性的叙事过程也被涂染上浓厚的女性意识，比如作者本人也承认：“《白猫》中展现的 50 岁离异男人的细腻情感会让读者意识到这是一个女作家写的， 但他不能说一个男人不可能这样细腻。”以女性作家的细腻视角刻画男女两性人物，当然可以尽展其叙事能力。然而，东紫小说叙事的女性视角同样显著。这些女性往往已届中年，经历过了生活的折磨与摧残，但内心依然残存着一丝重新获得爱情的渴望与侥幸。她们对爱情的追求与放弃、对男性的倚靠与批判都显得那么强烈，仿佛来自一生的精神力量都集中在了一个瞬间。东紫往往仍然不会赋予她们过于乐观的结局，只是有时候偶尔带点欢快。东紫的女性叙事通常不会苦大仇深，因为女性们在獻出自己的全部情感之前就已经知道可能的无果而终。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通常包含两类，一类是作为进城者的乡村女性，另一类是土生土长的城市中年知识分子女性。前一类更多承担现实反思的任务，已在上文有所分析。后一类则更注重通过女性视角展示女性自身的精神危机、女性对男性的倚靠与批判、女性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感受与反应等。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形象有梅云（《春茶》）、梁紫月（《被复习的爱情》）、麦粒（《同床共枕》）、黄芬芳（《乐乐》）等。
《春茶》对中年女性命运的展示别有意味，四平八稳生活中的梅云在别人看来极尽完美，只有她自己知道内心需要的是什么，于是一次看似偶然的邂逅转变了她的外在生活和内在命运。由于几盒春茶，她与几个男人的关系都发生了质变，但一切变化都朝向她意料之外、对她不利的方向，她一步步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和爱情的反面。在男性的欲望丛林里，这个渴望寻觅到真爱的中年女性用她最后的挣扎让自己在厄运中陷得越来越深，终于无可挽回。就像寄托着梅云对爱情所有美好想象的一叶一芽春茶一样，她已经错过了自己最好的华年。“她看着那个无法伸展成叶片的芽苞，那树林一样拥挤着拼命消散自身的色彩博取别人一声喝彩的短暂，想到那其实就是一个生活里的女人，在人生的舞台上没有两只水袖的女人。或许水袖是有两只的，但舞动的只能是一只，另一只必须是紧握着的，是永远不能顺应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抛撒舞动的。”“最好的一叶一芽，如同舞动一只水袖的女人，舞动两只的就会破坏了规则和审美。紧握一只水袖的疼痛是高尚的，但断袖的疼痛却是令人耻笑的。”女性的生命体验通过一叶一芽的春茶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这种想象方式和疼痛书写只能属于东紫，其中的辛酸和曲折也只有如此细腻的女性书写才能传达出来。在女人的痛苦之外，男人们都是各取所需的。无关道德、伦理、法律等外在规范，梅云的困境是精神性的，她被偶然的机会点燃，像扑向别人欲望火焰的飞蛾，明知道不会有结果却又无法阻止自己被燃烧的命运。“女人再怎么扬眉吐气也逃不了在你们男人嘴里被嚼来嚼去的命运”——梅云参透了春茶的玄机，却仍然无法逃避自己的命运。这个试图从自己的精神困境中寻求突围的当代繁漪所有承受的结局不仅有外在生活的崩塌，必然还包括内心信念的瓦解，代价之大令人唏嘘。
《被复习的爱情》是另一个典型文本。被作者并列描写的四个女性梁紫月、箫音、辛如和张燕代表了四种不同的中年城市女性，她们有文化修养，有自己对爱情的理解方式和追求手段，却无一例外地成为男性和时间的牺牲品。小说以梁紫月与陈海洋的爱情为主线，淡淡地描述了时间之手怎样轻而易举就抹去了曾经美好的爱情。四人的命运都是围绕婚姻展开的，婚姻无情地埋葬爱情，也不断埋葬着这些中年女性们对爱情残存的渴望。从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婚姻里抽身而出，梁紫月决心要“复习”自己曾经信仰的爱情。这个为了爱情而决定孤注一掷的中年女性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复习自己的爱情，重拾自己对爱情仅存的信心。“我现在才知道有爱的性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就是银针，扎在你的神经上，灸疗你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梁紫月一语道出了自己的终极追求，那就是爱与性的统一。当然，这样的时候，男人注定会是缺席的，陈海洋无法给予，牛扶也没能成为把她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那根稻草。小说结尾处，梁紫月与陈海洋回到熟悉的日常生活中，这只不过是下一个困境的开始而已。
面对爱情、婚姻，东紫小说里的中年知识女性们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她们的结局都是相似的。从对一个男性的厌恶中走出来，然后依靠另一个男性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这种中年道路本来就是充满悖论和风险的。东紫借由这些女性们的命运展示的是现实生活无可移易的强大力量，在它面前，所有挣扎都是徒劳的。东紫笔下的中年是一个“不算老，不算年轻，刚刚是一个可以去死的年龄”。在这个中年世界里，几乎所有男性们都是欲望丛林里的猎手，而不甘于命运、渴望再次找到真正爱情的女性们则毫无例外成了心甘情愿的猎物。经由这些中年女性的遭际，东紫立体地展示了她们的精神结构和存在困境，也表达了对时代生活的深刻反思。中年知识女性的精神困境既是东紫深入刻画的叙事景观，也是她通往更为深远的生活场景和时代反思的主要方式。在这样的意义上，东紫的小说既有典型的女性叙事视角、文化立场与精神姿态，又具有普遍意义上对社会生活的反思向度与批判力度。穿越自己精心建构的女性生活现场，东紫得以到达广泛的日常生活，形成自己擅长的、有效的叙事形态。
其三，艰难现实中的疼痛与悲悯。除了进城者和中年知识女性两类形象，东紫小说中还有一类在现实生活的底层或者边缘挣扎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相较于前两类，这类人物形象更多的是直指现实生活的荒诞与无序，直接刻画那些被命运损害但又不愿屈服的人们。即使最终失败，这些人物在东紫笔下却也往往存有一丝温情，与周遭世界的冰冷形成截然对比。这类小说的现实意义更强，也更能直接体现东紫的现实焦虑。她曾经直言《动物园》里的主人公四月“和《迎风帐》里的老于大爷、《北京来人了》的李正确、《月村的斯芬克斯》里的朝霞一样，让我心痛，悲痛，情绪熬煎。不写作会疯掉，越来越成为可能”。除了这几篇，典型的还有晚近作品《乐乐》《白猫》以及早期作品《梦里桃花源》《我被大鸟绑架》《白杨树上的老四》《珍珠树上》《大圆》《天涯近》《左左右右》等。这些作品里的人物们往往被外力或者自身的缺陷、残疾陷入某种无法抵抗的境遇之中，他们的命运让作者煎熬，成为东紫关注现实生存的重要途径。 《白猫》以一个50岁的离异男性与小区里的流浪白猫互为镜像，横亘在“我”与白猫之间的则是离婚后跟了前妻的儿子，凄凉的生活场景和情感困境刻画出人到中年后无所依凭的生活现实。这个主人公的命运遭际既有个体性，又具有普遍性，代表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精神困境，通过“不遗余力地揭示心灵与现实的危机以及造成危机的冷漠与残酷，体现着作家对生存生命人性的关怀”，其最终主题则是“揭示一个残酷的现实——人类总体在功利主义与自我意识中人性缺失，表面热情、温暖实际虚伪、冷漠，而且已经对这种虚伪冷漠毫无羞耻感觉，甚至始终在自己虚构的虚幻光明中洋洋自得的荒诞状态。”（王成一：《荒诞现实与孤独内心的感觉化书写——东紫小说的独特话语体系简论》，《山东文学》2019.2）小说结尾处，“我”产生了走向温暖生活的動力，虽然结果未知，但这一步总算迈出来了。
《乐乐》与《动物园》《大圆》《左左右右》等几个作品的题材、结构皆有相似之处，都是描写因为出身、残疾、被拐卖等原因陷入困境的孩子或者女性。她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和被损害者。《乐乐》里的小女孩乐乐的遭遇令人触目惊心，其遭遇所折射出来的人性恶充分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残酷与虚伪，尤其是亲生父母的罪孽。东紫并没有将小说叙事仅仅停留在对恶的展示上，而是以其为线索穿插了牟琴、武立国、武蕾、武强一家的善良心境，与秦城和黄芬芳、秦池和张梅等几对夫妻的冷漠形成强烈对比。人性的善恶在不同人物身上同时极致化地上演着，罪恶与悲悯也在反复较量着。东紫的这类小说以极端化的现实处境正面触碰社会生活中的黑暗之处，显示了作者为了生命而写作的决心与能力，也构成了东紫小说精神姿态的又一个面向。
当然，这种过于直露的文化立场和书写模式也容易产生一些可以预见的后果。有学者指出，“东紫的所有小说都可以用她的一个小说的名字‘显微镜’来命名——所谓‘显微镜’就是把人放在一个极端的情境中，把人性无限地放大，借此来考察人性的多元和复杂，就像用显微镜来观察一样， 而这个显微镜的透镜就是她所构筑的极端化的和寓言化的情景。”同时，借来反思现实的人物们大多被东紫放置在了某种困境中，“她很擅长把现实浓缩成一个非常典型的情景，好能让人粉墨登场，以呈现她对现实的认知。”（马兵语，见于张丽军等《日常化、极端化融合的“疾病”叙事和理想化生活的审美探寻——关于“70后”作家东紫的讨论》，《绥化学院学报》2010.4）深刻揭示社会现实问题的《北京来人了》《动物园》《秘密》等都具有这种倾向。过于简单的对立和过于对立的善恶，虽然强化了小说的批判能力，却也同时弱化了审美功能，忽视了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简单化和模式化的艺术特征。由此，东紫小说的叙事结构与现实反思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引起了一些思考。有人指出其部分小说“在用文本触及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作家靠着强烈的主观性，用强大的创作理念推进文本，构筑了一个‘情绪性的问题小说’。”付艳霞：《小说关注社会问题的限度——由东紫的〈天涯近〉想到的话题》，《作品与争鸣》2006.10）小说叙事关注社会问题是应有的姿态，但其前提是丰富的情节结构、复杂的人性刻画与阔大的审美空间。
总体而言，不管是进城者的文化困境、中年知识女性的精神危机，还是社会底层与边缘的生活挣扎，东紫在进行尖锐的现实追问的同时也往往填充进不少的理想主义色彩。她自己曾说：“我的写作从整体上看分三类：一是完全虚构的，二是与我个人生活有关的，三是有相对完整的原型。前两者，大都是我心里有了某种要表达的东西，在虚构的人物或拼凑的‘熟人’身上去呈现。第三种则相反，往往是某个现实里存在的人物形象，深深地触动我，让我因为他们而生发出想表达的东西。这种触动，不是一般的，不是过几天就能撂下的。它们在我的心里吞噬我的平静，也吞噬我对生活的自我满足感。即使努力地去回避，也无法灭掉它们，它们几乎就是长在你心上的一个瘤，让人疼痛甚至悲痛。不管是疼痛还是悲痛，都最终让我心情沉重不堪，有时甚至难以控制情绪。”总体上可以认为，东紫的写作是从社会现实中生长出来的生命之花、人性之花，经过其个性化的叙事方式与精神立场，这些花朵呈现出了勃勃的生机，也具有了烛照现实的镜鉴作用。在这个方面，东紫的小说写作是带有丝丝温情的现实反思，也是带有个人特色的人性剖析，在充分个人化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当下的时代议题。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立场，也是东紫小说写作的稳定姿态。
毫无疑问，东紫已经在自己的写作中达到了“真诚”和“努力”，其作品屡获大奖可以从侧面说明其创作成绩。敏感的社会意识和细腻的情感书写能够保证东紫的写作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准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随着她的作品越来越多问世，随着她所搭建的叙事风景越来越结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写作不仅可以“给生命兜底”，还可以创造出更加动人的生命诗意和更加阔大高远的文学风景。
出版长篇小说《好日子就要来了》《隐形的父亲》、中短篇小说集《天涯近》《被复习的爱情》《白猫》《在楼群中歌唱》《红领巾》《穿堂风》等。作品曾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国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曾获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鄂尔多斯杯中国作家奖、山东文学奖（2006年—2010年）、山东省泰山文艺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奖等。
东紫小说中的疼痛感是十分强烈和普遍的，它们锐利地分布在各个文本的各个角落，在不同人生命运中以不同的方式不断上演。更重要的是，这些疼痛既属于独特的精神个体，也属于时代的总体。两种不同层面的疼痛大都分布在城市生活的各种形态与过程，尤其是新近入城者的身上。这些城市新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执着于个体价值的实现，在现实面前的碰壁就成为个体疼痛的来源;他们与城市（人）的纠葛与较量过程则同时成为城市现实病痛的揭示过程。这是东紫小说核心的诗学结构与叙事主调。
东紫善于在城市化的社会进程中寻找自己的叙事议题，并将其拓展为观照社会现实的主要视角。然而，要想在这种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就较为普遍的主题构架下找到自己的特色并不容易。东紫的诀窍在于深沉的疼痛书写结合深厚的悲悯意识，既能够探析到社会现实的核心深处，也能够以宽厚的人性温暖给人以力量。正如张仲玮在《道德理想与“疾病”叙事的融合——论东紫的日常生活写作》中所说：“她用一种日常化的写作姿态挖掘日常生活下的万丈深渊，表面上的常态，其实都隐藏着内心的疾病和社会的道德问题。”人性内在与社会外在的有机结合使得东紫的小说叙事具有宽广和深刻两个发展方向。而作为女作家的敏感和细腻保证了东紫可以同时驾驭上述两个方向。东紫曾在访谈中说：“总体来说，我觉得女性更适合写作。女性的直觉、敏感、想象和天性中的悲悯会强于男性，尤其是女性所扮演的母亲的角色也是男性体会不到的。 我们能写男作家写的，但男性可能写不了女性写的。男作家更善于宏大叙事，但作品最终进入的是人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况且人的情感是共通的，与性别无关。”对于现实书写，东紫小说叙事的能力、特色与优势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其一，进城者的底层生活与城市的现代性悖论。伴随着城市化这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最大主题，乡下人进城，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最常见的叙事结构之一，也产生了大量的叙事景观和人物形象。在这一结构中，从传统乡土文化视角审视现代城市生活的虚伪与残酷，从市民眼光打量新城市人的格格不入，两者结合起来构成对现代城市的现代性的悖论叙述。在东紫这里，进入城市、留在城市、融入城市，是小说中的进城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展示社会底层生活状态的最好场域。有所不同的是，对市民生活，东紫在分析其精神困境的同时也赋予其许多善良与温情。其结果就是，进城者与周围的市民们最终达到共存与融合，甚至精神上的相互倚靠。
最典型的就是长篇小说《好日子就要来了》。小说中的好日子，既是属于一心想要留在城市的王小丫的，也是属于代表城市的知识分子王安南的。王小丫用自己作为进城者所能想到的最快捷的方式寻求着留下来并成为市民的渠道，她的所有思维都是实用和功利的，但对王安南的爱情却是朴素、真实、动人的。基于家庭环境、对爱情的理解与需求，王安南对王小丫给予的爱情也是乐于接受的。予取予求之间，两人的爱情就连接起了城乡生活的各个人群、各种症象、各方态度。乡村与城市在王小丫与王安南之间以爱情作为表现形式相遇，然后相互碰撞、磨合。两人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背后的文化形态，却也时常展示出对各自所来之处的反思与批判。例如，二人婚礼一节就是乡村与城市的直接交锋，王二丫以此来打压王安南母亲乔红的气焰，却也造成了二人严重的隔阂，或者说将二人思维方式的沟壑与各自身后的文化传统的区隔形象地揭示出来。东紫用了大段的内心独白来描写王小丫渴望翻身的反抗心理，使得她与王安南的婚姻看上去像是一次农民的翻身行动：“王小丫很不屑地瞟了一眼她的婆婆，心里嘀咕着，乔红啊乔红，你就是再讨厌农民，今天你也奈何不了他们！”“你鄙视他们就是鄙视我！你从来就没有瞧得起我！但是，你儿子爱我！我拥有了你的儿子！我掌控着你的儿子！你再有本事，你也不能阻止我们的婚礼！王小丫故意地提高声音说，安南，你今天可是一定要把娘家人招待好了，按照风俗，今天娘家的客人可是要比婆家的客人尊贵，招待资格还要高的。”这种惟妙惟肖的语言风格和行为方式恰恰揭示了王小丫的深层心理，城乡文化碰撞产生的心理裂变在这种画面中可见一斑。将具体的命运遭际与深远的社会背景相结合，是东紫塑造王小丫这类人物的共同手法。王小丫不是进城者苦难命运的载体和控诉者，反而是积极能动地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城乡文化冲突的形象化性格。正如刘传霞在《打工妹的社会身份与自我主体建构——评东紫的长篇小说〈好日子就要来了〉》中所说：“东紫没写打工妹屈辱与痛楚，没有悲悯同情打工妹的凄苦无知，更没有批判打工妹的堕落蜕变。东紫没有将打工妹作为建立她（知识分子/城市人）自我身份的他者。作为一个经历由农民到城里人身份转换的知识女性，从某种意义来说，《好日子就要来了》潜隐着东紫的人生体验，有着自我言说的痛楚。”王小丫这类人物形象可以深刻体现城市化在社会底层中造成的文化冲撞，同时也以其丰富的性格内涵和独特命运成为鲜活的个体形象，历史性与诗性兼具，这是东紫在塑造许多进城者形象时都能成功把握的。
东紫的中短篇小说也不乏此类题材和倾向。《在楼群中歌唱》里的李守志、朱桂芹来到城市里当垃圾工，从垃圾里意外捡到的一万元钱成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了小说审视城乡不同人性状态的透视镜。它既折射出二人作为进城者尚未泯灭的善良人性，也折射出城里人围绕金钱、工作、利益等而产生的自私与可怜。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李守志打算將钱据为己有却遭到了乡下老母亲的批评，最终在母亲所代表的传统道德压力下决定归还失主;周围的城里人知道消息后除了议论纷纷更有贪婪之人夜里上门蒙面勒索。两相对照，城乡文化各自的深层质素都在无形中得到了真实写照。与这篇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秘密》。秦三叔因病住院，与张局长同处一间病房。秦三叔偶然间从卫生间捡到的一块高级手表成了对比城乡两种生活、两种人性的有效手段。在小说中，手表是现代文明和物质文化的象征，秦三叔对它的简单占有欲表明乡村文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在张局长眼里，这块手表则是城市里利益纠纷、人际斗争、人情冷暖的缩影。以一块手表展开的人性批判与城乡书写是双向的，更加深入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悖论。“有意味的是，不仅张局长被物奴役着，就是他认为不能共语的秦三叔也未能免于这种被物奴役的命运。”“人之凡物因为迷失本心，而坠落成一个俗物，但是人又偏偏不甘心本心的迷失和堕落，而不断挣扎、犹豫，不断地互相关心、互相喂‘毒药’，这就是东紫笔下那个烦恼的人间、欲望的人间、有情的人间。这就是东紫《秘密》的秘密。”（张丽军：《作家是生命秘密的呈现者和悲悯者——读东紫〈秘密〉》，《芙蓉》2018.4）不仅如此，城乡二元模式下的现实生活场景、精神悖论与人性结构，在这种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中得到了深刻揭示。东紫借此复活了社会生活，也描摹出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 在当下的城乡对照书写中，东紫的独特性在于以复杂眼光打量城市化进程，赋予进城者以多样的叙事功能，同时展开乡村对城市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以及城市对乡村的审视与自我审视。这种复杂性保证了其小说作为历史见证者的可靠性和作为人性刻画者的丰富性。
其二，女性生活的立体剖示与精神解析。女性视角是东紫小说的常态，即使那些表现男性的叙事过程也被涂染上浓厚的女性意识，比如作者本人也承认：“《白猫》中展现的 50 岁离异男人的细腻情感会让读者意识到这是一个女作家写的， 但他不能说一个男人不可能这样细腻。”以女性作家的细腻视角刻画男女两性人物，当然可以尽展其叙事能力。然而，东紫小说叙事的女性视角同样显著。这些女性往往已届中年，经历过了生活的折磨与摧残，但内心依然残存着一丝重新获得爱情的渴望与侥幸。她们对爱情的追求与放弃、对男性的倚靠与批判都显得那么强烈，仿佛来自一生的精神力量都集中在了一个瞬间。东紫往往仍然不会赋予她们过于乐观的结局，只是有时候偶尔带点欢快。东紫的女性叙事通常不会苦大仇深，因为女性们在獻出自己的全部情感之前就已经知道可能的无果而终。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通常包含两类，一类是作为进城者的乡村女性，另一类是土生土长的城市中年知识分子女性。前一类更多承担现实反思的任务，已在上文有所分析。后一类则更注重通过女性视角展示女性自身的精神危机、女性对男性的倚靠与批判、女性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感受与反应等。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形象有梅云（《春茶》）、梁紫月（《被复习的爱情》）、麦粒（《同床共枕》）、黄芬芳（《乐乐》）等。
《春茶》对中年女性命运的展示别有意味，四平八稳生活中的梅云在别人看来极尽完美，只有她自己知道内心需要的是什么，于是一次看似偶然的邂逅转变了她的外在生活和内在命运。由于几盒春茶，她与几个男人的关系都发生了质变，但一切变化都朝向她意料之外、对她不利的方向，她一步步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和爱情的反面。在男性的欲望丛林里，这个渴望寻觅到真爱的中年女性用她最后的挣扎让自己在厄运中陷得越来越深，终于无可挽回。就像寄托着梅云对爱情所有美好想象的一叶一芽春茶一样，她已经错过了自己最好的华年。“她看着那个无法伸展成叶片的芽苞，那树林一样拥挤着拼命消散自身的色彩博取别人一声喝彩的短暂，想到那其实就是一个生活里的女人，在人生的舞台上没有两只水袖的女人。或许水袖是有两只的，但舞动的只能是一只，另一只必须是紧握着的，是永远不能顺应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抛撒舞动的。”“最好的一叶一芽，如同舞动一只水袖的女人，舞动两只的就会破坏了规则和审美。紧握一只水袖的疼痛是高尚的，但断袖的疼痛却是令人耻笑的。”女性的生命体验通过一叶一芽的春茶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这种想象方式和疼痛书写只能属于东紫，其中的辛酸和曲折也只有如此细腻的女性书写才能传达出来。在女人的痛苦之外，男人们都是各取所需的。无关道德、伦理、法律等外在规范，梅云的困境是精神性的，她被偶然的机会点燃，像扑向别人欲望火焰的飞蛾，明知道不会有结果却又无法阻止自己被燃烧的命运。“女人再怎么扬眉吐气也逃不了在你们男人嘴里被嚼来嚼去的命运”——梅云参透了春茶的玄机，却仍然无法逃避自己的命运。这个试图从自己的精神困境中寻求突围的当代繁漪所有承受的结局不仅有外在生活的崩塌，必然还包括内心信念的瓦解，代价之大令人唏嘘。
《被复习的爱情》是另一个典型文本。被作者并列描写的四个女性梁紫月、箫音、辛如和张燕代表了四种不同的中年城市女性，她们有文化修养，有自己对爱情的理解方式和追求手段，却无一例外地成为男性和时间的牺牲品。小说以梁紫月与陈海洋的爱情为主线，淡淡地描述了时间之手怎样轻而易举就抹去了曾经美好的爱情。四人的命运都是围绕婚姻展开的，婚姻无情地埋葬爱情，也不断埋葬着这些中年女性们对爱情残存的渴望。从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婚姻里抽身而出，梁紫月决心要“复习”自己曾经信仰的爱情。这个为了爱情而决定孤注一掷的中年女性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复习自己的爱情，重拾自己对爱情仅存的信心。“我现在才知道有爱的性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就是银针，扎在你的神经上，灸疗你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梁紫月一语道出了自己的终极追求，那就是爱与性的统一。当然，这样的时候，男人注定会是缺席的，陈海洋无法给予，牛扶也没能成为把她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那根稻草。小说结尾处，梁紫月与陈海洋回到熟悉的日常生活中，这只不过是下一个困境的开始而已。
面对爱情、婚姻，东紫小说里的中年知识女性们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她们的结局都是相似的。从对一个男性的厌恶中走出来，然后依靠另一个男性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这种中年道路本来就是充满悖论和风险的。东紫借由这些女性们的命运展示的是现实生活无可移易的强大力量，在它面前，所有挣扎都是徒劳的。东紫笔下的中年是一个“不算老，不算年轻，刚刚是一个可以去死的年龄”。在这个中年世界里，几乎所有男性们都是欲望丛林里的猎手，而不甘于命运、渴望再次找到真正爱情的女性们则毫无例外成了心甘情愿的猎物。经由这些中年女性的遭际，东紫立体地展示了她们的精神结构和存在困境，也表达了对时代生活的深刻反思。中年知识女性的精神困境既是东紫深入刻画的叙事景观，也是她通往更为深远的生活场景和时代反思的主要方式。在这样的意义上，东紫的小说既有典型的女性叙事视角、文化立场与精神姿态，又具有普遍意义上对社会生活的反思向度与批判力度。穿越自己精心建构的女性生活现场，东紫得以到达广泛的日常生活，形成自己擅长的、有效的叙事形态。
其三，艰难现实中的疼痛与悲悯。除了进城者和中年知识女性两类形象，东紫小说中还有一类在现实生活的底层或者边缘挣扎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相较于前两类，这类人物形象更多的是直指现实生活的荒诞与无序，直接刻画那些被命运损害但又不愿屈服的人们。即使最终失败，这些人物在东紫笔下却也往往存有一丝温情，与周遭世界的冰冷形成截然对比。这类小说的现实意义更强，也更能直接体现东紫的现实焦虑。她曾经直言《动物园》里的主人公四月“和《迎风帐》里的老于大爷、《北京来人了》的李正确、《月村的斯芬克斯》里的朝霞一样，让我心痛，悲痛，情绪熬煎。不写作会疯掉，越来越成为可能”。除了这几篇，典型的还有晚近作品《乐乐》《白猫》以及早期作品《梦里桃花源》《我被大鸟绑架》《白杨树上的老四》《珍珠树上》《大圆》《天涯近》《左左右右》等。这些作品里的人物们往往被外力或者自身的缺陷、残疾陷入某种无法抵抗的境遇之中，他们的命运让作者煎熬，成为东紫关注现实生存的重要途径。 《白猫》以一个50岁的离异男性与小区里的流浪白猫互为镜像，横亘在“我”与白猫之间的则是离婚后跟了前妻的儿子，凄凉的生活场景和情感困境刻画出人到中年后无所依凭的生活现实。这个主人公的命运遭际既有个体性，又具有普遍性，代表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精神困境，通过“不遗余力地揭示心灵与现实的危机以及造成危机的冷漠与残酷，体现着作家对生存生命人性的关怀”，其最终主题则是“揭示一个残酷的现实——人类总体在功利主义与自我意识中人性缺失，表面热情、温暖实际虚伪、冷漠，而且已经对这种虚伪冷漠毫无羞耻感觉，甚至始终在自己虚构的虚幻光明中洋洋自得的荒诞状态。”（王成一：《荒诞现实与孤独内心的感觉化书写——东紫小说的独特话语体系简论》，《山东文学》2019.2）小说结尾处，“我”产生了走向温暖生活的動力，虽然结果未知，但这一步总算迈出来了。
《乐乐》与《动物园》《大圆》《左左右右》等几个作品的题材、结构皆有相似之处，都是描写因为出身、残疾、被拐卖等原因陷入困境的孩子或者女性。她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和被损害者。《乐乐》里的小女孩乐乐的遭遇令人触目惊心，其遭遇所折射出来的人性恶充分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残酷与虚伪，尤其是亲生父母的罪孽。东紫并没有将小说叙事仅仅停留在对恶的展示上，而是以其为线索穿插了牟琴、武立国、武蕾、武强一家的善良心境，与秦城和黄芬芳、秦池和张梅等几对夫妻的冷漠形成强烈对比。人性的善恶在不同人物身上同时极致化地上演着，罪恶与悲悯也在反复较量着。东紫的这类小说以极端化的现实处境正面触碰社会生活中的黑暗之处，显示了作者为了生命而写作的决心与能力，也构成了东紫小说精神姿态的又一个面向。
当然，这种过于直露的文化立场和书写模式也容易产生一些可以预见的后果。有学者指出，“东紫的所有小说都可以用她的一个小说的名字‘显微镜’来命名——所谓‘显微镜’就是把人放在一个极端的情境中，把人性无限地放大，借此来考察人性的多元和复杂，就像用显微镜来观察一样， 而这个显微镜的透镜就是她所构筑的极端化的和寓言化的情景。”同时，借来反思现实的人物们大多被东紫放置在了某种困境中，“她很擅长把现实浓缩成一个非常典型的情景，好能让人粉墨登场，以呈现她对现实的认知。”（马兵语，见于张丽军等《日常化、极端化融合的“疾病”叙事和理想化生活的审美探寻——关于“70后”作家东紫的讨论》，《绥化学院学报》2010.4）深刻揭示社会现实问题的《北京来人了》《动物园》《秘密》等都具有这种倾向。过于简单的对立和过于对立的善恶，虽然强化了小说的批判能力，却也同时弱化了审美功能，忽视了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简单化和模式化的艺术特征。由此，东紫小说的叙事结构与现实反思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引起了一些思考。有人指出其部分小说“在用文本触及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作家靠着强烈的主观性，用强大的创作理念推进文本，构筑了一个‘情绪性的问题小说’。”付艳霞：《小说关注社会问题的限度——由东紫的〈天涯近〉想到的话题》，《作品与争鸣》2006.10）小说叙事关注社会问题是应有的姿态，但其前提是丰富的情节结构、复杂的人性刻画与阔大的审美空间。
总体而言，不管是进城者的文化困境、中年知识女性的精神危机，还是社会底层与边缘的生活挣扎，东紫在进行尖锐的现实追问的同时也往往填充进不少的理想主义色彩。她自己曾说：“我的写作从整体上看分三类：一是完全虚构的，二是与我个人生活有关的，三是有相对完整的原型。前两者，大都是我心里有了某种要表达的东西，在虚构的人物或拼凑的‘熟人’身上去呈现。第三种则相反，往往是某个现实里存在的人物形象，深深地触动我，让我因为他们而生发出想表达的东西。这种触动，不是一般的，不是过几天就能撂下的。它们在我的心里吞噬我的平静，也吞噬我对生活的自我满足感。即使努力地去回避，也无法灭掉它们，它们几乎就是长在你心上的一个瘤，让人疼痛甚至悲痛。不管是疼痛还是悲痛，都最终让我心情沉重不堪，有时甚至难以控制情绪。”总体上可以认为，东紫的写作是从社会现实中生长出来的生命之花、人性之花，经过其个性化的叙事方式与精神立场，这些花朵呈现出了勃勃的生机，也具有了烛照现实的镜鉴作用。在这个方面，东紫的小说写作是带有丝丝温情的现实反思，也是带有个人特色的人性剖析，在充分个人化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当下的时代议题。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立场，也是东紫小说写作的稳定姿态。
毫无疑问，东紫已经在自己的写作中达到了“真诚”和“努力”，其作品屡获大奖可以从侧面说明其创作成绩。敏感的社会意识和细腻的情感书写能够保证东紫的写作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准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随着她的作品越来越多问世，随着她所搭建的叙事风景越来越结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写作不仅可以“给生命兜底”，还可以创造出更加动人的生命诗意和更加阔大高远的文学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