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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8月12日，李灏被任命为深圳市长。9月下旬，李灏接待了到访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交谈中，李光耀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对李灏说：“中国不能没有特区，因为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深圳的试验如果成功了，说明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是走得通的。”事后，李灏评论说：“李光耀对特区的认识超过我们许多人。”
李灏主政深圳8年，在这个舞台上，李灏大胆推进了一系列曾备受争议的改革。李灏离休后，记者采访时都会问一个问题：“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魄力、这么大的胆量推动改革，您难道不怕失败、不怕被责难吗？”李灏回答说：“你有权力去搞改革，而不去做，就是渎职，这种责任感我还是有的。”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利合于国。”这是李灏最喜欢的《孙子兵法》上的话，也是他内心真实写照。做事既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识大局，守本分，知进退，有担当，这就是李灏：一个改革者，一个明白人。
“我是上前线了”
1985年，李灏年近花甲，人生出现重大转折。这年8月，李灏受中央委派，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空降”深圳，担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次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改革大潮把他从幕后推到了前台。
当时，对经济特区这个新事物，境外有些媒体将其与国内以往历次“运动”联系起来，看成又一次“大跃进”，认为热闹一阵子就会草草收场。内地一些思想守旧的人也把深圳当做“异类”，大加挞伐。有些人好心地劝李灏不要去深圳，还有人很直白地说“去那里是送死”。在这样的语境下，南疆边陲的深圳成了一个敏感的地方，想到要置身于这样云谲波诡的环境，自然会涌起“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感。李灏难掩复杂的心情跟家人道别，他说，“这次我是上前线了，你们都不要去”。
不少人对李灏南下深圳感到突然，港澳媒体报道用“京官南下”、“空降深圳”等字眼。不过李灏认为这是一次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安排。李灏对特区并不陌生，他全程参与了特区的筹划及一些重要政策的拟定工作。
1978年5月，中国政府派出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考察了法国、丹麦、西德、瑞士和比利时，李灏参加了这次考察。回国后，谷牧指定王全国、王维澄和李灏一同起草“西欧考察报告”。这份“考察报告”成为当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议的主要文件之一。
1979年，李灏参加由谷牧主持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并参与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不久，中央批准了两省的报告，这就是影响深远的中央1979年50号文件。50号文件赋予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内容是实行财政大包干、扩大对外活动的权限和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第二次两省会议在广州召开，出台了中央1980年41号文件。江泽民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到特区进行调研后，协助谷牧主持两省会议；李灏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次会议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实质上扩大了特区的功能和任务。
1981年，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各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出席，周建南、江泽民协助谷牧主持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央1981年27号文件，对经济特区的重大政策做了较全面的规定。李灏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3年春节前后，李灏随同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到广东、海南、湖南、湖北等地调查研究。胡耀邦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特区，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方针：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不久，李灏从国家经委秘书长岗位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分管、协调经济方面的工作。
1984年，李灏参加由国务院与中央书记处联合召开的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这次会议讨论了沿海地区开放政策，并决定开放天津、大连、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城市。
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李灏不仅参与了经济特区的筹划，而且对中央的政策和意图把握准确，对地方的实际操作也颇为熟悉。他的这种特有经历早已被中央领导人注意到，他几次成为深圳特区主要领导的人选。因此，1985年中央决定他去深圳工作，他并不感到很意外，只是感到责任重大。
尽管李灏觉得自己并不是最合适人选，但对中央的决定还是服从。李灏回忆说，到深圳上任前，薄一波、万里、胡乔木、姚依林、尉健行、田纪云、谷牧等中央领导人都找他谈过话，有的领导还不止一次谈话。一个副部级干部的调动，惊动这么多中央领导，非常少见。他认为并不是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经济特区太重要了，中央给予了高度关注。
李灏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最关心的是“试验权”问题，没有这个权，有名无实的特区，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个人事小，误国事大。赴任前，李灏向总理请示：“深圳是否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如果深圳是改革开放试验地，深圳是否有一定权力，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当得到明确答复时，李灏放心了，心里有数了。多年后，他曾经对媒体坦言：“如果没有改革试验权，当深圳市长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们的调整是积极的”
李灏上任前后，深圳已面临一场悄悄袭来的危机。到1985年，深圳的建设仍是一片兴旺。但是，在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危机，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欠佳，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脱节。市政府向银行的贷款，累计相当于一年半的财政收支，背上沉重的债务。
这些问题引起香港媒体注意。香港学者陈文鸿发表《深圳的问题在哪里》，引发香港媒体对深圳的非议，《信报》更是连续发表“十二评”，认为深圳建立在“假大空”的基础上，已到了“内寒外热，百病缠身”的境地。（几年后李灏在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遇到陈文鸿。陈问李灏：“你怎么到深圳工作了？”李灏开玩笑说：“不是你调我来的吗？”香港媒体的报道，把深圳推到风口浪尖。没有这个背景，也许李灏不会被调来深圳主政。）
中央和省里对深圳特区极为关心，认为深圳出现经济过热迹象，要求调整降温。调整是中国最常见的调控经济手段，在计划经济年代，往往形成“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深圳这次调整，能否跳出这个怪圈？李灏奉命调整，深感重任在肩，丝毫不敢懈怠。
调整期间，极易迷失方向而导致仅关注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或者打着调整的旗号重回老路。李灏方寸不乱，眼光放远。他敏锐地认识到，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不是消极而是积极的。他在1986年7月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事情往往是这样，当某些危机已经悄悄袭来时，人们还在兴高采烈之中，而当潜在的健康因素在生长时，人们又未加注意。”
调整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有保有压。一方面压缩不必要或未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市政府对全市在建和准备建设的1532个基建项目作了重新审查，果断地停建、缓建804个项目。另一方面，集中资金重点发展外向型工业项目，着力开发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产品。1986年仍有152个新工业项目投产，当年工业总产值比1985年增加36%，奠定了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础。
调整期间，政府的调控功能凸显出来，但政府不是全能的，企业也只能承担有限责任。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道理，当时却少有人明白。李灏认为，厘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尤为重要。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服务，而不是办企业牟利；国有企业不仅要有明确的责任体系，还要设立“隔水仓”，让国有企业都变成有限责任公司,避免因个别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将政府拖入无底洞。李灏主持市长办公会议对政府职能“约法三章”：不能乱贷款，不能乱担保，不搞公共财政赤字，希望今后不论谁当市长，都要守住这个底线。
这次调整是深圳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调整，深圳不仅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经济下滑问题，反而走出了经济发展的困局，步入良性发展的新轨道。
“按国际规则打篮球”
调整只是改革的前奏，改革才是更大的硬仗。只有突破体制障碍，推动制度创新，才能跳出“放—乱—收”的怪圈。
计划为主还是市场调节为主？曾经争论不休。深圳的改革试验，就是在检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否“兼容”。李灏在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提出，深圳的改革要朝着“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方向推进。“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有意避开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既参照国际惯例，又从实际出发，走出自己的新路，这是深圳改革的重要特色。
李灏导演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他说，深圳的改革，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套完整的计划，而是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不得不去解决，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一些问题解决了，可为以后的改革铺路。先易后难，步步为营，由单兵突进演变到综合配套。深圳迎来了改革出台最为密集的黄金期。
见效最快的改革是建立外汇调剂市场。李灏上任不久，遇到著名的“特发外汇案”。深圳特发公司参与“倒卖”外汇，被中纪委派出的专案组调查，专案组准备拘捕特发公司总经理和一名副总经理。李灏了解案件经过后，认为深圳已在准备外汇调剂改革，特发公司做的合理不合法，外汇也只在自己企业内部调整，个人没有从中牟利，不应该抓人。“特发外汇案”给李灏的震动很大：同一件事情，置于不同的政策法律环境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深圳特区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若不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各项工作就如同捆住手脚，无法施展。不改革外汇制度，诸如“倒汇”的问题还会发生；不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一句空话。李灏上任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市长办公会，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外汇调剂中心等四个机构。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这项被称为阻力最大的改革，在深圳破冰。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一场从未有过的土地拍卖会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李灏陪同李铁映、周建南、刘鸿儒等悄悄坐在后排，前来观摩的还有参加全国市长培训班的市长们。这一天，敲响了新中国历史上土地拍卖“第一槌”。土地在中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明确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改革突入到禁区，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宪”这项罪名可是不轻。李灏不是鲁莽之人，在实际操作中慎之又慎。派人考察香港土地制度，几度邀请专家学者来深圳专题研讨。不仅如此，他还到北京全国人大面见彭真委员长、王汉斌秘书长，直陈土地制度的弊端。正是由于深圳的改革实践，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住房制度改革是最费精力的一项改革。1987年，深圳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房改方案。深圳提出“提租出售”的思路，房改办工作人员走访了5000多人，统计出14万个数据，经过反复测算，广泛征求意见，1988年6月，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实行“双轨三模式”：一种由政府提供福利房，解决公务人员和教职工的住房问题；第二种是由市场提供商品房，房地产公司开发销售；第三种是微利房，面向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困难职工。当时，深圳基本解决了公教人员和企业职工的住房问题，同时满足少部分富裕起来人士的需求。但遗憾的是，这项改革制度并没有被巩固下来。随着住房货币化、市场化潮流兴起，深圳也开始“随波逐流”，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福利房制度被取消，两条腿走路仅剩下市场化一条。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房改方案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比如，福利房、微利房作为周转房，应优先由政府收购，要卖只能卖给政府，这一条没有实行。另外，对租房的认识不够，在当时条件下，可能还做不到“居者有其屋”，但可以朝着“居者有房住”的方向努力。
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无人敢碰。李灏回忆说，他还在国务院工作时，曾看过一份世界银行关于中国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国国企改变现状的思路：在不触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实行股份制改革，把笼统的“国有”变成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持有，分割成若干个利益主体，并逐步推进员工持股。这一思路给李灏很大启发，国企改革只能从股份制突破。1986年深圳推出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这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国企股份制改革的政府文件，由此，深圳打响了国企改革的攻坚战。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国内第一家股份制银行，都在深圳诞生。深圳的改革试验，触到了产权问题。当时，私营企业身份不明，没有合法地位。李灏一直在思索：为什么连外资都可以办企业，中国人反而不能办？可否绕过所有制这一敏感区域开启一扇试验的窗口？在他的推动下，深圳市政府1987年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不仅资金可以入股，而且商标、专利、技术等可以无形资产入股办企业，不受雇工人数的限制。深圳华为就是那时诞生的，不少中央、省里领导慕名来华为公司参观考察，心中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没有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华为是怎么搞起来的？”华为老总任正非如实回答道：“我们是靠一份红头文件起家的。”任正非所说的“红头文件”，就是指深圳市政府出台的《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规定》。这一政策的出台，点燃了无数怀揣梦想的科技人员的创业激情。
风险最大的改革是建立证券市场。当时很多人认为资本市场就是搞资本主义，反对的声音特别厉害。深圳市政府1988年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迫于压力，后来把“资本市场”改为“证券市场”。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试营业”。第二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补办了开业仪式。在开业典礼上，李灏很高兴地说：“今天，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是我市在经济、金融活动中逐步走向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所迈出的关键一步。”深交所开张前，股票黑市交易近乎疯狂。在交易所开张的同时，深圳市政府发布了取缔黑市交易的通告，同时调整涨停板的幅度，但没想到带来的后果却是长达9个月的股市暴跌，面临全面崩盘。深交所负责人禹国刚找到李灏，请求政府出面救市。李灏说，股市下跌，政府出手救市，最重要的是恢复股民的信心，不能再等了。李灏和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等一起商量，市政府动用两亿调节基金秘密救市。从9月7日悄然救市开始，到10月3日不足一月，股市冲出谷底，市场人气重聚。建立证券市场，毕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缺乏经验，管理不善，也会酿成大的风险。深圳股市“8•10”风波就是这样发生的。李灏说，股票风波是他平生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作为市委书记，出了那么大的事，对深圳特区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他心里很不安。好在中央支持了深圳证券市场的改革，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关掉深交所。2007年由中国证券市场周刊发起“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杰出贡献人物”评选活动，李灏名列十名杰出人物榜。颁给李灏奖牌上的评语是：“视野开阔，证券市场摸着石头过河；胆识过人，开设证券交易所不惜赌乌纱。”
最费时的改革是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这项改革从1987年酝酿，经过考察、反复论证，到1992年出台方案，前后历时五年。过去实行供给制，保到老死，搞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不与个人贡献挂钩，这显然不符合改革的方向；照搬西方，特别是高福利国家那一套办法，寅吃卯粮，过度消费，我们也搞不起。通过考察，反复比较，深圳社保方案参考了新加坡、智利的一些经验，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这项改革方案覆盖了养老、医疗、工伤三大领域，一项改革解决了三大难题。199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李灏和郑良玉去北京拜访劳动部负责同志，征求他的意见。这位负责人爽快地说，“你们是特区，也有一定条件，你们搞这个试验我不反对。但目前我们国家财力有限，你们这个方案恐怕还很难在全国推开”。不久，市政府就颁布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同时颁发了《职工养老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职工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深圳的改革需要立法权，在大力推动各项改革的同时，深圳也在积极争取立法权。当时只有国家和省一级有立法权，授予一个经济特区立法权，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先例，其难度和阻力可想而知。李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立法权就没有改革权。”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不断吸引外商投资，可是却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外商对特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地，同样也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驾护航。几经周折，全国人大终于授予深圳立法权。有了立法权，意味着特区法规只要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就可以了，深圳具备了进行改革的重要条件。李灏说，“获得立法权，这是中央对深圳最大的支持”。
两手都要硬
李灏南下履新前夕，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尉健行找他谈话，询问有什么困难？李灏坦率地说，很多困难通过努力都可以克服，惟独对两件事没有把握，一是发行特区货币，一是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如何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脑海里盘旋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李灏在民主法制、行政体制、思想文化教育、新闻舆论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探索。
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监察局。借鉴香港、新加坡的做法，1987年成立的监察局，与检察院、反贪局不同，监察局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同级”，重点是监察市政府领导班子，从市长开始。首倡“立法、教育、办案”的六字监察方针，把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其次是教育，最后才是办案。李灏说，与香港、新加坡不同，我们提倡预防为主，教育为主，既体现出法律的尊严，也体现出爱护干部，善待同志，保证我们的事业不受大的损失。
注重新闻舆论监督，鼓励批评报道。在1986年深圳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李灏指出，特区的新闻工作者要以主人翁精神，着重抓好三个方面工作：首先是抓好新事物的宣传报道，热心地为新事物鸣锣开道，促使其茁壮成长；其次，注意抓倾向性问题的报道，善于抓住一个时期带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地进行批评揭露，尽可能使一些不良倾向解决在萌芽状态；第三，要抓好典型报道，包括人和事，也包括对一些专题的调查剖析。李灏认为新闻报道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也要适当登些批评稿件，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报纸不开展批评是没有生气的。即使是他本人或市政府的某项具体工作，如果确实做得不好，批评一下对于改进工作有好处，应该欢迎。
深圳率先在全国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早公开招考局级干部，对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作了大胆尝试，推动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对行政体制改革，深圳也做了一些探索，曾尝试设立政务咨询委员会、立法委员会，将决策、执行、监督有效整合。
一座城市要有高扬的精神旗帜。1986年，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深圳提出“开拓、创新、献身”的特区精神。对“特区精神”，李灏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深圳特区是多元化的社会，可以表达多种意见，自由空间大，但不能没有主旋律，“开拓、创新、献身”就是主旋律。特区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要吸收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成果，形成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9年，李灏在《求是》发表《抓好法制、道德、理想教育》文章，再次阐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李灏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该从法制、道德、理想三个层面提升精神文明水平。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人们的行为靠什么来约束？主要靠法制。商品经济最本质的内在要求是自由和平等，是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竞争，要求人们尊崇诚实守信、质量至上、追求效益等观念。理想教育是更高层次的思想教育，一个社会，需要有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和道德，更需要有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就是人的理想。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理想教育，这几个方面都抓好了，全社会就会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必定是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平教诲终身难忘
李灏主政深圳8年，最令他难忘的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李灏回忆道，这次小平很兴奋，一路看一路讲，充分肯定了深圳的发展成就。那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在深圳基本搭起来了，小平感到有抓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得通的。他高兴地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要敢闯，往哪里闯？小平同志点破了中国改革的敏感禁区——市场经济。他说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李灏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在陪同去华侨城参观的路上，他向小平汇报说：特区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要反哺内地，1989年深圳成立了经济合作发展基金，每年从市财政收入拿出一定比例，以低息贷款方式帮助扶持贫困地区，发展造血项目。小平听了很高兴地说，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可带动后发达地区，将来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
“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小平所说的八年，正好与李灏主政深圳时期相吻合，这是对特区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李灏人生的最大褒奖。
变革时代经受艰苦磨炼
半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时代变迁，在李灏身上打下鲜明的印记。可以说，时代的滚滚洪流推动他不断进步与成长。
李灏少年时代酷爱读书，渴求知识，立志学到知识和本领，报效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在他脑海里萌芽。李灏的家庭是一个特别的家庭。1939年、1941年，李灏的父母先后病逝，他的二姐李嘉、二姐夫梁之模和表哥郑奎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李灏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从1941年开始，中共茂电信地委和电白县党组织就以李灏家为秘密据点开展工作， 1941年至1949年间，地区和县领导人在此活动和隐蔽长达八年之久。
李灏1943年高中毕业后，本来打算去昆明投考西南联大，因家庭困难筹措不来旅费，他只好在当地找事做，先后在两个乡村小学担任校长。李灏先后安排中共电白县委负责人严子刚及刘俊才、黎成儒担任教导主任，学校骨干也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1946年，李灏的三位亲人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国难家仇，对李灏触动很大。李灏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党组织的影响和安排下，他积极配合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
1946年初，李灏从家乡步行到广州，参加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西大学等院校举行的招生考试。放榜后他惊喜地发现，所报考的学校均录取他，并且名列前茅。李灏就近选择了中山大学，成为农业系的一名学生，师从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教授。大学期间，李灏在投身学校各种进步活动的同时，还与刘积昌、李卓儒等成立“电白留穗同学同乡会”、“秋白社”，秘密出版《电风》、《电声》刊物，同时多方筹款、筹物运送到茂电信游击区。1947年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地下学联，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由于李灏的身份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从学校撤出，调到粤桂边区茂电信地区工作，从而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州期间李灏开展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最出色的成果就是策动陈赓桃起义。陈赓桃是李灏的一个疏堂舅父，原是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团长，山东战役后回广州，任广东保三师少将副师长兼保九团团长。李灏利用关系主动做陈赓桃的工作，吸收陈的两个儿子参加地下学联，共同做策反工作；乘陈招兵买马之机，介绍一些可靠人士进入保九团。1949年10月，陈赓桃率领保九团及保十团一营共1000多人起义，茂电信一带局面发生很大改观。起义部队整编后，粤桂边纵任命李灏担任边纵暂二团一营教导员。
1950年，粤桂边区全境解放，李灏从部队调回电白县工作，参加支援前线、民主建政、恢复经济和土地改革等工作，先后任电白县政府党组成员、秘书、科长及土改工作队长、代理区委书记等职务。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大批技术干部归队，李灏奉调北京，这一去就是32年。这个期间，李灏经历了农业、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对外经济贸易等不同岗位的历练。
最初李灏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参加了国家“一五”计划农村部分的调研和起草工作。1956年国家计委一分为二，李灏被分配到国家经委工作，任国家经委农业局综合组组长。两年后，国家经委的职能调整为主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李灏的工作从农业转到工业上。1960年李灏担任经委领导的秘书，直至1965年。1965年3月，他调到新组建的国家建委工作，任党组办公室副主任。
“文革”开始后，李灏一度受到冲击。1969年恢复党组织生活，重新开始工作。其间，曾调到小“计委”工作一段时间，参与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第一稿的起草工作。以后，李灏又回到国家建委工作，直到“文革”结束。
1979年8月，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成立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一个机构两个名称），李灏任“两委”的副秘书长和专职委员，从事对外经济工作。1982年，国务院各部位机构调整，他调任新组建的国家经委委员、秘书长。1983年5月至1985年7月，李灏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组织参与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李灏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只是“幕僚”，但对农业、工业、交通、建设、外经贸等都有较多了解，他熟悉了国家经济运行的机制，锻炼了个人的工作能力，又培养了宏观经济观察能力。多年积累的知识财富和工作经验，为他日后在深圳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特区招牌不能丢
1993年4月，李灏从深圳市委书记岗位上退下，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正部级）。他分工主要抓立法工作。八届人大期间，财经委员会负责证券法、银行法、国有资产法、破产法、期货交易法等10部法律起草工作和几十部法律草案的审议工作。
2004年9月，李灏经中央批准离职休养。李灏说我干了几十年，年事已高，要开始做一个清闲人。其实，他离休后依然忙碌，非常关注深圳的发展。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特区内外一体化、深港合作、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大学城建设等，都是他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李灏离休后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对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的回顾和科学的总结，既对历史负责，也启示后人。在李灏的倡导下，经深圳市委批准，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于2005年12月正式成立，李灏担任研究会第一任会长。他对深圳特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风趣地对特区研究会的同志说，“你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守住特区，别把特区搞丢了”。
在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深圳无疑是中国最传奇的城市之一，李灏也无疑是传奇的人物之一。2008年11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及评选活动”，李灏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和30名社会人物。这是对李灏当年改革实践的公正评价。李灏获悉这一消息后谦虚地说：“虽然是我个人当选，但实际是对深圳这座改革城市的肯定。”
李灏主政深圳8年，在这个舞台上，李灏大胆推进了一系列曾备受争议的改革。李灏离休后，记者采访时都会问一个问题：“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魄力、这么大的胆量推动改革，您难道不怕失败、不怕被责难吗？”李灏回答说：“你有权力去搞改革，而不去做，就是渎职，这种责任感我还是有的。”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利合于国。”这是李灏最喜欢的《孙子兵法》上的话，也是他内心真实写照。做事既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识大局，守本分，知进退，有担当，这就是李灏：一个改革者，一个明白人。
“我是上前线了”
1985年，李灏年近花甲，人生出现重大转折。这年8月，李灏受中央委派，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空降”深圳，担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次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改革大潮把他从幕后推到了前台。
当时，对经济特区这个新事物，境外有些媒体将其与国内以往历次“运动”联系起来，看成又一次“大跃进”，认为热闹一阵子就会草草收场。内地一些思想守旧的人也把深圳当做“异类”，大加挞伐。有些人好心地劝李灏不要去深圳，还有人很直白地说“去那里是送死”。在这样的语境下，南疆边陲的深圳成了一个敏感的地方，想到要置身于这样云谲波诡的环境，自然会涌起“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感。李灏难掩复杂的心情跟家人道别，他说，“这次我是上前线了，你们都不要去”。
不少人对李灏南下深圳感到突然，港澳媒体报道用“京官南下”、“空降深圳”等字眼。不过李灏认为这是一次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安排。李灏对特区并不陌生，他全程参与了特区的筹划及一些重要政策的拟定工作。
1978年5月，中国政府派出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考察了法国、丹麦、西德、瑞士和比利时，李灏参加了这次考察。回国后，谷牧指定王全国、王维澄和李灏一同起草“西欧考察报告”。这份“考察报告”成为当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议的主要文件之一。
1979年，李灏参加由谷牧主持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并参与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不久，中央批准了两省的报告，这就是影响深远的中央1979年50号文件。50号文件赋予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内容是实行财政大包干、扩大对外活动的权限和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第二次两省会议在广州召开，出台了中央1980年41号文件。江泽民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到特区进行调研后，协助谷牧主持两省会议；李灏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次会议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实质上扩大了特区的功能和任务。
1981年，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各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出席，周建南、江泽民协助谷牧主持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央1981年27号文件，对经济特区的重大政策做了较全面的规定。李灏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3年春节前后，李灏随同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到广东、海南、湖南、湖北等地调查研究。胡耀邦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特区，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方针：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不久，李灏从国家经委秘书长岗位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分管、协调经济方面的工作。
1984年，李灏参加由国务院与中央书记处联合召开的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这次会议讨论了沿海地区开放政策，并决定开放天津、大连、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城市。
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李灏不仅参与了经济特区的筹划，而且对中央的政策和意图把握准确，对地方的实际操作也颇为熟悉。他的这种特有经历早已被中央领导人注意到，他几次成为深圳特区主要领导的人选。因此，1985年中央决定他去深圳工作，他并不感到很意外，只是感到责任重大。
尽管李灏觉得自己并不是最合适人选，但对中央的决定还是服从。李灏回忆说，到深圳上任前，薄一波、万里、胡乔木、姚依林、尉健行、田纪云、谷牧等中央领导人都找他谈过话，有的领导还不止一次谈话。一个副部级干部的调动，惊动这么多中央领导，非常少见。他认为并不是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经济特区太重要了，中央给予了高度关注。
李灏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最关心的是“试验权”问题，没有这个权，有名无实的特区，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个人事小，误国事大。赴任前，李灏向总理请示：“深圳是否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如果深圳是改革开放试验地，深圳是否有一定权力，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当得到明确答复时，李灏放心了，心里有数了。多年后，他曾经对媒体坦言：“如果没有改革试验权，当深圳市长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们的调整是积极的”
李灏上任前后，深圳已面临一场悄悄袭来的危机。到1985年，深圳的建设仍是一片兴旺。但是，在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危机，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欠佳，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脱节。市政府向银行的贷款，累计相当于一年半的财政收支，背上沉重的债务。
这些问题引起香港媒体注意。香港学者陈文鸿发表《深圳的问题在哪里》，引发香港媒体对深圳的非议，《信报》更是连续发表“十二评”，认为深圳建立在“假大空”的基础上，已到了“内寒外热，百病缠身”的境地。（几年后李灏在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遇到陈文鸿。陈问李灏：“你怎么到深圳工作了？”李灏开玩笑说：“不是你调我来的吗？”香港媒体的报道，把深圳推到风口浪尖。没有这个背景，也许李灏不会被调来深圳主政。）
中央和省里对深圳特区极为关心，认为深圳出现经济过热迹象，要求调整降温。调整是中国最常见的调控经济手段，在计划经济年代，往往形成“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深圳这次调整，能否跳出这个怪圈？李灏奉命调整，深感重任在肩，丝毫不敢懈怠。
调整期间，极易迷失方向而导致仅关注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或者打着调整的旗号重回老路。李灏方寸不乱，眼光放远。他敏锐地认识到，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不是消极而是积极的。他在1986年7月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事情往往是这样，当某些危机已经悄悄袭来时，人们还在兴高采烈之中，而当潜在的健康因素在生长时，人们又未加注意。”
调整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有保有压。一方面压缩不必要或未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市政府对全市在建和准备建设的1532个基建项目作了重新审查，果断地停建、缓建804个项目。另一方面，集中资金重点发展外向型工业项目，着力开发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产品。1986年仍有152个新工业项目投产，当年工业总产值比1985年增加36%，奠定了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础。
调整期间，政府的调控功能凸显出来，但政府不是全能的，企业也只能承担有限责任。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道理，当时却少有人明白。李灏认为，厘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尤为重要。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服务，而不是办企业牟利；国有企业不仅要有明确的责任体系，还要设立“隔水仓”，让国有企业都变成有限责任公司,避免因个别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将政府拖入无底洞。李灏主持市长办公会议对政府职能“约法三章”：不能乱贷款，不能乱担保，不搞公共财政赤字，希望今后不论谁当市长，都要守住这个底线。
这次调整是深圳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调整，深圳不仅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经济下滑问题，反而走出了经济发展的困局，步入良性发展的新轨道。
“按国际规则打篮球”
调整只是改革的前奏，改革才是更大的硬仗。只有突破体制障碍，推动制度创新，才能跳出“放—乱—收”的怪圈。
计划为主还是市场调节为主？曾经争论不休。深圳的改革试验，就是在检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否“兼容”。李灏在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提出，深圳的改革要朝着“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方向推进。“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有意避开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既参照国际惯例，又从实际出发，走出自己的新路，这是深圳改革的重要特色。
李灏导演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他说，深圳的改革，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套完整的计划，而是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不得不去解决，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一些问题解决了，可为以后的改革铺路。先易后难，步步为营，由单兵突进演变到综合配套。深圳迎来了改革出台最为密集的黄金期。
见效最快的改革是建立外汇调剂市场。李灏上任不久，遇到著名的“特发外汇案”。深圳特发公司参与“倒卖”外汇，被中纪委派出的专案组调查，专案组准备拘捕特发公司总经理和一名副总经理。李灏了解案件经过后，认为深圳已在准备外汇调剂改革，特发公司做的合理不合法，外汇也只在自己企业内部调整，个人没有从中牟利，不应该抓人。“特发外汇案”给李灏的震动很大：同一件事情，置于不同的政策法律环境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深圳特区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若不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各项工作就如同捆住手脚，无法施展。不改革外汇制度，诸如“倒汇”的问题还会发生；不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一句空话。李灏上任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市长办公会，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外汇调剂中心等四个机构。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这项被称为阻力最大的改革，在深圳破冰。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一场从未有过的土地拍卖会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李灏陪同李铁映、周建南、刘鸿儒等悄悄坐在后排，前来观摩的还有参加全国市长培训班的市长们。这一天，敲响了新中国历史上土地拍卖“第一槌”。土地在中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明确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改革突入到禁区，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宪”这项罪名可是不轻。李灏不是鲁莽之人，在实际操作中慎之又慎。派人考察香港土地制度，几度邀请专家学者来深圳专题研讨。不仅如此，他还到北京全国人大面见彭真委员长、王汉斌秘书长，直陈土地制度的弊端。正是由于深圳的改革实践，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住房制度改革是最费精力的一项改革。1987年，深圳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房改方案。深圳提出“提租出售”的思路，房改办工作人员走访了5000多人，统计出14万个数据，经过反复测算，广泛征求意见，1988年6月，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实行“双轨三模式”：一种由政府提供福利房，解决公务人员和教职工的住房问题；第二种是由市场提供商品房，房地产公司开发销售；第三种是微利房，面向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困难职工。当时，深圳基本解决了公教人员和企业职工的住房问题，同时满足少部分富裕起来人士的需求。但遗憾的是，这项改革制度并没有被巩固下来。随着住房货币化、市场化潮流兴起，深圳也开始“随波逐流”，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福利房制度被取消，两条腿走路仅剩下市场化一条。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房改方案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比如，福利房、微利房作为周转房，应优先由政府收购，要卖只能卖给政府，这一条没有实行。另外，对租房的认识不够，在当时条件下，可能还做不到“居者有其屋”，但可以朝着“居者有房住”的方向努力。
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无人敢碰。李灏回忆说，他还在国务院工作时，曾看过一份世界银行关于中国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国国企改变现状的思路：在不触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实行股份制改革，把笼统的“国有”变成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持有，分割成若干个利益主体，并逐步推进员工持股。这一思路给李灏很大启发，国企改革只能从股份制突破。1986年深圳推出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这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国企股份制改革的政府文件，由此，深圳打响了国企改革的攻坚战。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国内第一家股份制银行，都在深圳诞生。深圳的改革试验，触到了产权问题。当时，私营企业身份不明，没有合法地位。李灏一直在思索：为什么连外资都可以办企业，中国人反而不能办？可否绕过所有制这一敏感区域开启一扇试验的窗口？在他的推动下，深圳市政府1987年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不仅资金可以入股，而且商标、专利、技术等可以无形资产入股办企业，不受雇工人数的限制。深圳华为就是那时诞生的，不少中央、省里领导慕名来华为公司参观考察，心中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没有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华为是怎么搞起来的？”华为老总任正非如实回答道：“我们是靠一份红头文件起家的。”任正非所说的“红头文件”，就是指深圳市政府出台的《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规定》。这一政策的出台，点燃了无数怀揣梦想的科技人员的创业激情。
风险最大的改革是建立证券市场。当时很多人认为资本市场就是搞资本主义，反对的声音特别厉害。深圳市政府1988年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迫于压力，后来把“资本市场”改为“证券市场”。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试营业”。第二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补办了开业仪式。在开业典礼上，李灏很高兴地说：“今天，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是我市在经济、金融活动中逐步走向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所迈出的关键一步。”深交所开张前，股票黑市交易近乎疯狂。在交易所开张的同时，深圳市政府发布了取缔黑市交易的通告，同时调整涨停板的幅度，但没想到带来的后果却是长达9个月的股市暴跌，面临全面崩盘。深交所负责人禹国刚找到李灏，请求政府出面救市。李灏说，股市下跌，政府出手救市，最重要的是恢复股民的信心，不能再等了。李灏和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等一起商量，市政府动用两亿调节基金秘密救市。从9月7日悄然救市开始，到10月3日不足一月，股市冲出谷底，市场人气重聚。建立证券市场，毕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缺乏经验，管理不善，也会酿成大的风险。深圳股市“8•10”风波就是这样发生的。李灏说，股票风波是他平生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作为市委书记，出了那么大的事，对深圳特区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他心里很不安。好在中央支持了深圳证券市场的改革，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关掉深交所。2007年由中国证券市场周刊发起“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杰出贡献人物”评选活动，李灏名列十名杰出人物榜。颁给李灏奖牌上的评语是：“视野开阔，证券市场摸着石头过河；胆识过人，开设证券交易所不惜赌乌纱。”
最费时的改革是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这项改革从1987年酝酿，经过考察、反复论证，到1992年出台方案，前后历时五年。过去实行供给制，保到老死，搞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不与个人贡献挂钩，这显然不符合改革的方向；照搬西方，特别是高福利国家那一套办法，寅吃卯粮，过度消费，我们也搞不起。通过考察，反复比较，深圳社保方案参考了新加坡、智利的一些经验，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这项改革方案覆盖了养老、医疗、工伤三大领域，一项改革解决了三大难题。199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李灏和郑良玉去北京拜访劳动部负责同志，征求他的意见。这位负责人爽快地说，“你们是特区，也有一定条件，你们搞这个试验我不反对。但目前我们国家财力有限，你们这个方案恐怕还很难在全国推开”。不久，市政府就颁布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同时颁发了《职工养老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职工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深圳的改革需要立法权，在大力推动各项改革的同时，深圳也在积极争取立法权。当时只有国家和省一级有立法权，授予一个经济特区立法权，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先例，其难度和阻力可想而知。李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立法权就没有改革权。”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不断吸引外商投资，可是却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外商对特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地，同样也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驾护航。几经周折，全国人大终于授予深圳立法权。有了立法权，意味着特区法规只要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就可以了，深圳具备了进行改革的重要条件。李灏说，“获得立法权，这是中央对深圳最大的支持”。
两手都要硬
李灏南下履新前夕，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尉健行找他谈话，询问有什么困难？李灏坦率地说，很多困难通过努力都可以克服，惟独对两件事没有把握，一是发行特区货币，一是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如何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脑海里盘旋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李灏在民主法制、行政体制、思想文化教育、新闻舆论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探索。
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监察局。借鉴香港、新加坡的做法，1987年成立的监察局，与检察院、反贪局不同，监察局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同级”，重点是监察市政府领导班子，从市长开始。首倡“立法、教育、办案”的六字监察方针，把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其次是教育，最后才是办案。李灏说，与香港、新加坡不同，我们提倡预防为主，教育为主，既体现出法律的尊严，也体现出爱护干部，善待同志，保证我们的事业不受大的损失。
注重新闻舆论监督，鼓励批评报道。在1986年深圳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李灏指出，特区的新闻工作者要以主人翁精神，着重抓好三个方面工作：首先是抓好新事物的宣传报道，热心地为新事物鸣锣开道，促使其茁壮成长；其次，注意抓倾向性问题的报道，善于抓住一个时期带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地进行批评揭露，尽可能使一些不良倾向解决在萌芽状态；第三，要抓好典型报道，包括人和事，也包括对一些专题的调查剖析。李灏认为新闻报道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也要适当登些批评稿件，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报纸不开展批评是没有生气的。即使是他本人或市政府的某项具体工作，如果确实做得不好，批评一下对于改进工作有好处，应该欢迎。
深圳率先在全国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早公开招考局级干部，对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作了大胆尝试，推动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对行政体制改革，深圳也做了一些探索，曾尝试设立政务咨询委员会、立法委员会，将决策、执行、监督有效整合。
一座城市要有高扬的精神旗帜。1986年，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深圳提出“开拓、创新、献身”的特区精神。对“特区精神”，李灏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深圳特区是多元化的社会，可以表达多种意见，自由空间大，但不能没有主旋律，“开拓、创新、献身”就是主旋律。特区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要吸收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成果，形成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9年，李灏在《求是》发表《抓好法制、道德、理想教育》文章，再次阐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李灏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该从法制、道德、理想三个层面提升精神文明水平。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人们的行为靠什么来约束？主要靠法制。商品经济最本质的内在要求是自由和平等，是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竞争，要求人们尊崇诚实守信、质量至上、追求效益等观念。理想教育是更高层次的思想教育，一个社会，需要有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和道德，更需要有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就是人的理想。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理想教育，这几个方面都抓好了，全社会就会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必定是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平教诲终身难忘
李灏主政深圳8年，最令他难忘的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李灏回忆道，这次小平很兴奋，一路看一路讲，充分肯定了深圳的发展成就。那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在深圳基本搭起来了，小平感到有抓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得通的。他高兴地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要敢闯，往哪里闯？小平同志点破了中国改革的敏感禁区——市场经济。他说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李灏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在陪同去华侨城参观的路上，他向小平汇报说：特区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要反哺内地，1989年深圳成立了经济合作发展基金，每年从市财政收入拿出一定比例，以低息贷款方式帮助扶持贫困地区，发展造血项目。小平听了很高兴地说，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可带动后发达地区，将来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
“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小平所说的八年，正好与李灏主政深圳时期相吻合，这是对特区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李灏人生的最大褒奖。
变革时代经受艰苦磨炼
半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时代变迁，在李灏身上打下鲜明的印记。可以说，时代的滚滚洪流推动他不断进步与成长。
李灏少年时代酷爱读书，渴求知识，立志学到知识和本领，报效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在他脑海里萌芽。李灏的家庭是一个特别的家庭。1939年、1941年，李灏的父母先后病逝，他的二姐李嘉、二姐夫梁之模和表哥郑奎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李灏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从1941年开始，中共茂电信地委和电白县党组织就以李灏家为秘密据点开展工作， 1941年至1949年间，地区和县领导人在此活动和隐蔽长达八年之久。
李灏1943年高中毕业后，本来打算去昆明投考西南联大，因家庭困难筹措不来旅费，他只好在当地找事做，先后在两个乡村小学担任校长。李灏先后安排中共电白县委负责人严子刚及刘俊才、黎成儒担任教导主任，学校骨干也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1946年，李灏的三位亲人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国难家仇，对李灏触动很大。李灏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党组织的影响和安排下，他积极配合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
1946年初，李灏从家乡步行到广州，参加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西大学等院校举行的招生考试。放榜后他惊喜地发现，所报考的学校均录取他，并且名列前茅。李灏就近选择了中山大学，成为农业系的一名学生，师从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教授。大学期间，李灏在投身学校各种进步活动的同时，还与刘积昌、李卓儒等成立“电白留穗同学同乡会”、“秋白社”，秘密出版《电风》、《电声》刊物，同时多方筹款、筹物运送到茂电信游击区。1947年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地下学联，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由于李灏的身份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从学校撤出，调到粤桂边区茂电信地区工作，从而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州期间李灏开展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最出色的成果就是策动陈赓桃起义。陈赓桃是李灏的一个疏堂舅父，原是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团长，山东战役后回广州，任广东保三师少将副师长兼保九团团长。李灏利用关系主动做陈赓桃的工作，吸收陈的两个儿子参加地下学联，共同做策反工作；乘陈招兵买马之机，介绍一些可靠人士进入保九团。1949年10月，陈赓桃率领保九团及保十团一营共1000多人起义，茂电信一带局面发生很大改观。起义部队整编后，粤桂边纵任命李灏担任边纵暂二团一营教导员。
1950年，粤桂边区全境解放，李灏从部队调回电白县工作，参加支援前线、民主建政、恢复经济和土地改革等工作，先后任电白县政府党组成员、秘书、科长及土改工作队长、代理区委书记等职务。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大批技术干部归队，李灏奉调北京，这一去就是32年。这个期间，李灏经历了农业、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对外经济贸易等不同岗位的历练。
最初李灏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参加了国家“一五”计划农村部分的调研和起草工作。1956年国家计委一分为二，李灏被分配到国家经委工作，任国家经委农业局综合组组长。两年后，国家经委的职能调整为主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李灏的工作从农业转到工业上。1960年李灏担任经委领导的秘书，直至1965年。1965年3月，他调到新组建的国家建委工作，任党组办公室副主任。
“文革”开始后，李灏一度受到冲击。1969年恢复党组织生活，重新开始工作。其间，曾调到小“计委”工作一段时间，参与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第一稿的起草工作。以后，李灏又回到国家建委工作，直到“文革”结束。
1979年8月，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成立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一个机构两个名称），李灏任“两委”的副秘书长和专职委员，从事对外经济工作。1982年，国务院各部位机构调整，他调任新组建的国家经委委员、秘书长。1983年5月至1985年7月，李灏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组织参与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李灏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只是“幕僚”，但对农业、工业、交通、建设、外经贸等都有较多了解，他熟悉了国家经济运行的机制，锻炼了个人的工作能力，又培养了宏观经济观察能力。多年积累的知识财富和工作经验，为他日后在深圳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特区招牌不能丢
1993年4月，李灏从深圳市委书记岗位上退下，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正部级）。他分工主要抓立法工作。八届人大期间，财经委员会负责证券法、银行法、国有资产法、破产法、期货交易法等10部法律起草工作和几十部法律草案的审议工作。
2004年9月，李灏经中央批准离职休养。李灏说我干了几十年，年事已高，要开始做一个清闲人。其实，他离休后依然忙碌，非常关注深圳的发展。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特区内外一体化、深港合作、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大学城建设等，都是他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李灏离休后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对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的回顾和科学的总结，既对历史负责，也启示后人。在李灏的倡导下，经深圳市委批准，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于2005年12月正式成立，李灏担任研究会第一任会长。他对深圳特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风趣地对特区研究会的同志说，“你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守住特区，别把特区搞丢了”。
在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深圳无疑是中国最传奇的城市之一，李灏也无疑是传奇的人物之一。2008年11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及评选活动”，李灏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和30名社会人物。这是对李灏当年改革实践的公正评价。李灏获悉这一消息后谦虚地说：“虽然是我个人当选，但实际是对深圳这座改革城市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