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可谓世界一绝。全国书可同文，然语不同音。
　　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梁启超讲粤方言，将“考”说成“好”，把“高”说成“苟”，光绪皇帝听不明白，彼此不能达意。据说光绪皇帝原本准备重用这位25岁的维新新锐，擢为侍从之臣。然因难懂广东方言，仅赏六品顶戴，叫他去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当然，也算“专业对口”“才尽其用”了。
　　20世纪初，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为他设宴饯行，请汉学家夏德教授做翻译。夏德先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不便推辞。然而当这位总领事起身致辞，夏德教授却大为恐慌，因为总领事说的是福州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夏德教授又不能向商会方面解释：中国方言太多，于是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默不作声，大记笔记。当总领事说完，夏德教授起立用英语译曰：我这次离纽返国，心里充满一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祖国，能见久违的亲人;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旧识从此握别。如此这般。情文并茂。当他“译”完，全场热情洋溢，掌声如雷。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夏德教授将这事讲给他听，胡适绝倒，直至晚年记忆仍新。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认为这一类的笑话太多，中西方都有，好事者如收集之，可编出一部真实的《笑林广记》，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趣事，甚值一做。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学生听课并不踊跃，语言是一大障碍。起初，选鲁迅课的学生相当多，旁听的也不少。可鲁迅满口绍兴话，粤籍学生实在听不懂，听众便渐渐少了下来。“原来挤得座无虚席的现象，也渐渐变成寥寥可数的冷落现象了”。当时国语尚未普及，江浙川湘鄂粤各省教授各讲各的方言，很妨碍交流。“同学要跟教授说话，先以国语;国语不达意，则改用上海话，如上海话又不适用，那么只好各说各的了”。好在学生适应能力强，无论教授讲什么方言，一个月下来，大致都能听懂。只是最初的一个月，苦了学生，要艰难适应。
　　1937年9月，美国记者斯诺的夫人从延安去黄陵。中央保卫局给她派的特务员是来自江西的老红军，他讲一口难懂的赣语，把“h”念成“f”，把软音读作硬音。陕西农民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南方话，反而得由外国女士来当翻译。
　　1949年后，一次政协会上，竺可桢先生发言时因绍兴口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慨曰：“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
　　沈从文长期居京，然乡音难改，湘西味特重。沈从文赴美讲学期间，其连襟、汉学家傅汉思教授当翻译，常有听不懂之处，只好按自己的理解“自行”转译。一次，沈从文另一连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周有光先生，对小姨妹张兆和说：“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不料，与沈从文一起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张兆和答道：“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不过，方言也有相当多的好处，有时甚至可以救命。粤人龚楚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潮汕途中，于江西瑞金附近的周家排被国民革命军抓获。此时，双方主力已经交火，鏖战正酣，国民革命军营长下令将抓获的3个俘虏“拖到后面通通枪毙”。此时，龚楚不觉叹道：“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乡呢处！”这句话是用粤语讲的。那营长一听，忙叫道：“把那个高佬拖回来！”原来营长也是广东人。接下来，那个营长与龚楚用家乡话一番问答，居然认了老乡，先松绑，再给3块银洋，要他随副官伙夫先行后撤。
　　西安事变后，潼关至西安不通客车，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处于敌对状态。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博士，虽然长着张洋脸，却操一口陕西话。她提一只睡着新生婴儿的篮子，对潼关车站的司机与军警说，丈夫生病，急需她回去。居然得到额外放行，只是警告她要当心前面的东北军。一口陕语，助她过了封锁线。
　　改革开放不久，广东省得地理之便，占先行之利。时俗语有“想发财，上广东”。于是，那些年粤语很吃香。“洒洒水啦”“毛毛雨啦”（均为“小意思”）、“炖母鸡啦”（对不起），到处可闻。火车上、机场里，广东人的声音特响，自我感觉也特好。粤港民间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民国初年审定“国音”，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落败于京音。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种“一票之差的惋惜”当然隐含了方言的优越感。
　　各地方言土语，有时好笑，有时增趣，有时则会让你陷入意想不到的尴尬中，有时则能排忧解难、逢凶化吉。当然，入乡随俗，无论到哪里，最好学上一两句当地代表性方言，以备不时之需。
　　更主要的，方言、方音，反映出风土人情，养育出独特性格，绽放着艺术奇葩，积淀着地域文化，凝聚着民族情感，是家國之恋的永久记忆。安土重迁，乡音难改，是国人的传统。
　　（摘自天地出版社《汉语人生》    编著：马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