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山中学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1922年在太原建校，建校初期，在学生中即有了中共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1941年，在晋西复校时，由地下党员赵宗复同志任校务长。1945年3月，我受地下党组织的派遣到校协助宗复同志作学运工作。我的公开身份是同志会分会专职副主任特派员，赵宗复兼主任。从日本投降到太原解放这一期间，正是白区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斗争最复杂最尖锐的时期，在这短短的三年多时间，进山师生被阎特务机关杀害的有梁维书(进山东分校主任)、韩健民、刘鑫、卫吉祥和学生乔正、李建唐、王麟庆、赵一英(女)等。乔亚同志是被阎特务机关活埋的，梁维书、韩健民、刘鑫、卫吉祥、李建唐等七同志遭敌人重刑毒打后，于1949年3月10日太原解放前夕被敌人公开杀害，人称“七君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进山中学由晋西迁回太原后，分设一院、二院，我的办公室设在一院几个教室中间的院内，以便于和学生取得联系。最初和我联系最多的是后师二班学生乔亚。他原是进步剧团——剧宣二队一名小演员，1942年转入进山学习。他演戏唱歌都很好，又对人诚恳热情，善于团结人，在学生中颇有威望。由于他的带动，和我联系的学生逐渐多起来。我们在一起谈的最多的问题是时局、当前中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如何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如何在学生中发挥作用等。一天乔亚对我说，他想到解放区去。他说：“到解放区能在党直接领导下更好地学习和工作，个人的进步提高也会快一些。其次，我是晋南闻喜人，家庭是贫农，生活很困难。我兄弟三人，我是老二，我大哥从小寄养在外祖母家，弟弟过继给舅父。最近听说阎锡山要把从晋西回来的中学生一律改为自费，如果真的这样作，我坚持学习就有困难。”我说这是件大事，得认真地研究研究，要走怎么个走法，留下怎么生活?怎么工作?这是我们与太行军区太原情报总站(对外称909)未取得联系前的心态。
　　太行军区二分区政治部敌工科干部王天庆同志的舅父张漪，任阎军晋北师管区司令，我方为了加强太原军事情报工作，1945年9月特派王天庆同志潜入太原进行地下活动。他一进入太原，就找到他舅父。他舅父看见他以后，大吃一惊，首先问他：“你不是在八路军那方面工作?今天来我这里干什么?”天庆同志说：“抗战一开始我因不愿当亡国奴，就上了太行山，搞了一个时期抗战工作。因那里生活很艰苦，离家又远，我就回家不干了。今天我来你这里，想找点事情干。”当时国共两党正准备谈判，时局如何发展，他舅父还吃不透，因此，再没追问下去就将他留下，安排在他原在的长官部兵役处当了一名上尉副官。王天庆穿上了军装，不久就获得了阎锡山要派重兵增援上党的重要军事情报。1946年初的一天，他舅父突然通知他，要他立即离开太原，并说：“如果你不走，我可保不了你的安全。”天庆同志于1946年1月返回太行军区第二分区左权马厩驻地，向领导汇报了太原发生的新情况。分区领导正考虑太原军事情报工作下一步如何进行。可巧进山中学学生中著名的“投枪壁报社”成员、进步学生曹予立(曾任太工大系总支部书记，现已离休)、乔新象(在四川工作，已离休)、刘勉庥、段冬生、田成英、丰荣森、仇培英、杨志远、崔文祥(女)、郭俊梅(女)等十人，于2月经阳泉到达太行军区二分区驻地，向分区情报处汇报了太原和进山学校最近情况。由于王天庆同志的弟弟麟庆也在进山学习，加上又了解了进山中学的最近情况，于是王天庆就勇敢地接受了再次进入太原的艰险任务。他带上曹予立等同志给“投枪壁报社”领导成员杨盛钦的信，二次进入太原。杨盛钦看到介绍信后，热情地接待了他，先安排他和原进山图书管理员刘文瑞住在一起。大家考虑王天庆进行活动总得有个合法身份才行。恰巧天庆同志的弟弟麟庆曾在阎军青军团待过，后来了解到阎军驻大营盘机甲兵团下级军官多在青军团学习过，麟庆同志就利用这一关系，将他哥介绍到那里当了个文书上士，改名王富贵。因为阎锡山不少高中级干部子弟都在进山学习，天庆同志经组织同意，就把进山作为他的活动基地。
　　


　　乔亚同志通过杨盛钦介绍认识了天庆同志。一天，乔亚同志和我谈话时谈到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我问他：“你这些消息从何而来?”他告我：解放区有人在这里。我获此信息兴奋异常，告诉他联系一下，定了时间、地点，我们见面谈谈。不几天，乔亚告我，联系好了，就这个星期日在汾河桥见面。我如约前往，和王天庆同志谈了很多很多。我首先谈我回解放区的事，我说我在进山公开身份是阎锡山同志会的负责人，进山最近已经有两批学生去了解放区，在曹予立他们走后，阎锡山得知了这件事，便在一次“基干”月会上大骂：“我们洪炉里装的不是焦炭，而是冰块子。”说不定哪一天阎要追问我的责任，再待下去，危险性太大。王天庆说：“你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人又熟，工作方便得多，危险性是有，但能坚持下去，还是要坚持。”我们还分析了全国和山西的形势，研究了工作的重点方式、策略等。
　　日本投降后的这段日子，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便不惜出卖国家领土主权，以换取美援，把中国领土主权从天空到地下，从领海到陆地，从政治到经济文化，无所不包的统统地出卖了，激起了广大青年的愤慨，反对美帝驻军暴行的声浪席卷全国各地。蒋介石为了转移国人的视线，便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企图通过它的三青团在全国各省市和各大中城市青年学生中开展什么“爱国护权运动”。蒋、阎之间本来矛盾很大，国民党和三青团在阎统治区原是不允许活动的。在日本投降前阎的统治区虽设有三青团省团部，但阎不允许其活动，省以下各专县连机构也不准建立。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回到太原，看到解放区发展很快，而自己的统治区却日渐缩小，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越来越紧张，只有靠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接济过日子，因而他对三青团活动的干预也就少了，三青团在太原市和山西大学的机构也随之建立。另一方面太原市的青年学生的思想，也有变化。一些进步学生盼解放，有的还积极活动找关系到解放区去。凡想到蒋管区升学或工作的，都要和三青团靠近一些。在这种新形势下，三青团在各校都发展了一些团员。我们地下人员常以同志会合法身份打击三青团的活动。山西大学学生会是受三青团控制的，该校三青团领导骨干原哲甫也是山大学生会领导成员。1947年3月13日，山大三青团以该校学生会的名义，召集太原市各中学学生会代表开会，讨论在太原市召开青年学生“爱国护权”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川至医专、太师、女师、国师、进山、云山、新民、职工、市中、三晋等十多个学校30余名代表，代表进山学生会参加会议的是地下党员乔亚。三青团山大头头以该校学生会代表身份主持会议，首先狂叫“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霸占我旅顺、大连，抢走我东北工厂机器，我们必须把赤色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乔亚同志对这种狂言非常气愤，就列举了美蒋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美在华驻军奸污北大女生、打死上海工人等种种罪行，还说道：“英法等国也和我国订有不平等条约，我们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这才是爱国护权。”乔亚同志发言后有的学校代表表示赞同，但也有表示反对的，可是他们也说不出多大理由。吵来吵去，仍难取得一致意见，但山大的头头们最后强行通过3月17日在海子边公园召开“爱国护权”大会的决定。
　　会前乔亚同志曾多次和我商讨应注意事项，也征求宗复同志的意见。宗复同志说：“他们这一行动目的很清楚。我们要打破他们这一计划。大会一定有各校代表讲话，代表进山讲话的人要选好，你个人不要多出头露面，惹人注意。代表进山讲话的内容要含蓄而策略，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要让敌人抓住口实，还要争取外援，不能孤军作战。”乔亚根据宗复同志这一指示，首先到国民师范进行了联系，然后几个同志研究了讲话的人选问题。经过商讨，大家认为女同学朱斐较合适。第一，她思想比较进步，口才好，她没有和地下党组织发生过直接联系，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第二，其父是山大教授朱君哲，较有名气，敌人不敢轻易逼害她。
　　


　　1947年3月17日上午9时，大会在海子边公园举行，太原市内大中学校学生都参加了，进山中学一进入会场就和国民师范靠近，以便统一行动。大会主席台上除了各校代表外，还有阎锡山亲信同志会、工委会何范五，三青团太原市的头头李隆。大会开始，首先由山大代表原哲甫声嘶力竭地发表了反苏演说，接着进山代表朱斐讲话。她说：“我们不许任何一国侵占中国领土，谁要侵略我们领土，干涉我国内政，谁就是帝国主义，我们就要打倒它。”其他学校的代表也讲了类似的话。三青团头头李隆着了慌，下令停止大会发言，提前游行。当大会司仪就要宣布游行开始时，台下有几个人向大会主持人提出了几个问题，要求解答。会场秩序乱了。进山、国师学生乘机带头散了会，其他中学学生也跟着散了。各校学生纷纷走出会场，台下就留下山大一些学生。他们大骂台上山大的代表，质问他们是怎么搞的，把大会开成这个样子。敌人游行的计划就这样被打破了。
　　日本投降前，阎锡山统治区只有进山、太师、一、二、三联中、克难中学、华灵中学、石楼简师等八、九所中等学校，在校学生合计只5000人左右，各校在校生吃的是供应粮，菜各校自己种，多数学生来自晋南和吕梁地区。回到太原后，南同蒲铁路很快被我军截断，大部分学生与家庭失去经济联系，阎锡山统治区日渐缩小，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其教育厅决定从晋西回来的学生一律改为自费。进山一些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的支持下，联合各中学从晋西回来的学生，组织代表团向教育厅请愿，多次将厅长刘逢炎围在他的宿舍内，要他表态。最后迫使其不得不改变计划，宣布从晋西回来的学生，粮食供应维持到毕业。请愿取得了胜利，还在进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进山中学在社会上威望进一步得到提高。
　　1948年8月中旬的一天，刘文瑞忽然被捕，供出王天庆、王麟庆、乔亚、卫兴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盛钦等五人。特务头子梁化之将刘的口供告了赵宗复。宗复将我叫去，我们研究确定：“(1)首先要保住王天庆的安全，让麟庆和天庆二人立即离开太原回解放区。(2)乔亚、卫兴华、杨盛钦三人暂时留下，看看发展情况再定。”我们商定后，由赵宗复同志回校立即把我们商定的意见告了王麟庆。8月30日学校准备开学，校务副主任梁祥厚(梁化之之弟)查看学生到校情况，才发现麟庆逃走，梁把麟庆逃走消息告了他哥梁化之。当晚12时左右，特警宪指挥处将乔亚、卫兴华、杨盛钦三人一起扣捕。次日一早，我即得知这一消息，就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我的地下领导人杜任之同志作了汇报。杜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归党中央直接领导，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山西大学教授、院长。他听了我的汇报后，同意我离开太原。他问我怎么走法?我说进山中学地下人员和解放区有联系，是先到太谷小常村，由那里地下党支部派交通员送往解放区，我准备从这条路线走。我这样说了以后，他说：“我目前处境也十分险恶，前几天我还利用假期到晋祠住了几天，看看能不能从那里到晋西再到延安，在那里察看了几天，人地两生，困难很多。目前情况紧急，你可先走。等几天我也从你这条路线走。”
　　我从杜任之那里走出后，即骑上自行车，带上工作证离开太原，直奔太谷小常村。路经榆次城西大路口岗哨时节，发现哨位上除了当地驻军外，还配备了宪兵一名。我的工作证注明我是同志会工委会青运组三级委员，哨兵察验后，没提任何问题，便顺利通过，于下午4时左右来到小常村。小常村在太谷城北20里，在东阳火车站西八里。从表面上看小常是阎锡山统治区，白天阎军和编村干部在村里还出出进进，但村政权是在我地下党控制之下。阎政府后来也有察觉，说小常村是“小延安”。我一进村就看见村里有驻军，以后还看到编村干部。我先到村公所，村里招待我吃了饭，饭后我告村干部说，我在这里休息一下，你们去干别的事情去吧。我乘村干部走后，想自己一个人先出去，试找我要联系的那一家。村干部大约根据我到村后的言行表现，初步分析我可能是从太原出来的地下人员。在我离开村公所不远，他们便派了一个人跟着我来了，并且和我紧跟着不离开，天渐渐黑了，我有点着急，我想起临走前乔亚告诉我说：“必要时和村干部说说也可以。”我对随来的村干部说，我来时有一朋友说你这村里有一人他很熟，但我忘记名字。我把乔亚告我说的要接头的那家的一些特点，如大门朝南，院里北房前有四棵石榴树，院内有猪圈等等如实相告。我这样一说，他已清楚我说的是谁家，但他却说我说不清姓名不好办。他领着我在村里转，当转到一家门口时，他让我看是不是这家?我一推开大门，就看见院里四棵石榴树，一进院又看见猪圈，从北房出来一位中年妇女。我嘴里就暗暗念叨，总算找到了，心里一时轻松了许多。我对随来的村干部说，你回去吧!我在这里休息休息。
　　


　　村干部走后，我即和那位中年妇女谈问题。我首先说了我的来意和要求，为了使她相信我的话，我说进山最近来过这里几个人，他们的年龄及特征。因这里已知道进山最近发生事，警惕性提得很高，因而这位妇女不轻信我的话，谈了半天，谈不出结果。我问她，这事情可不可以和村干部谈，她说可以。我让她去叫村干部。来的第一个人，他只听我说，他自己很少说，对我提出派交通员一事，不明确表态，仍无结果。事后我了解，他是村长，但不是党员，对地下工作的事他不便作肯定答复。他走后又来了一个村干部，对我提出派交通员的事也迟迟不作肯定的答复，却几次说我可以在这里住几天。白天我看见村里情况那样复杂，住几天这怎么行，便着急了。我说，我刚才谈的最近那些人来过你们这里，是不是事实，你们清楚。我要是阎锡山的干部，我知道你们这么多事情，早让特务机关把你们扣起了，我还会一个人单枪匹马来这里和你们这样谈吗?我这样一说，村干部思想马上通了。要和他一起先到村公所。我怔了一下，说白天看见顽固军和编村干部还在村里，去那里安全吗?他说没问题，他们不敢在村里住，一到晚上都溜走了。我事后了解，最后来的这位村干部，叫许春货，是村里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任太谷县林业局长，我在农大工作时，我们不定期多次见面。
　　我们到了村公所后，护送我的两个交通员很快都来了。一老一少，小的不足20岁，年长的约40多岁。按他们计划，过了铁路年老的就回去，而由年轻的一人把我一直送到山上。过了铁路，我嘴里默默地念叨说：今天有四关。第一关是出太原城，要有特务盯哨，一出城就会出问题;第二关是沿途重要关卡;第三关是接关系，如接不上关系，走就有问题;第四关是过铁路，铁路西是阎军统治区，走在路上遇见了敌人，还好应付，过了铁路一直朝山上走，遇见敌人就难对付了。刚过铁路不多远，从坟地里突然爬起十多个持枪人，喊我们站住。我想糟了，可能是遇上敌人了。正考虑如何应付这一突发事变，一个中年持短枪的人站在我面前，伸出手要和我握手。事后才知道和我握手的人，是太行军区太原情报总站副主任张常仅，该站正是我要上山去的地方。他之所以认为我是自己人，是因为他站起来首先看见送我的年轻人，是经常给他的情报站送人的人，他们认识。他一见到这个年轻人就知道是自己人，所以他伸出了手。王麟庆这次也跟着下来，我们互相看了看，虽没说话，但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那次他离开进山中学后，是否顺利地回到了解放区，未得过确切消息，这次亲眼看见了，也就放心了。情报总站已知道进山最近出了事，张副站长亲自带队到小常准备派人到太原进一步了解发展情况，我们见面后，他仍按原计划到小常，留一人送我上山。那时山边沿到处有民兵埋的地雷，要没人护送，简直寸步难行。
　　


　　我对这条地下交通线情况比较熟悉，接关系还这样难，杜任之名气比我大得多，早年留学德国，现在是山西大学院长、教授，公开身份是阎锡山的高级干部。他对这条地下交通线情况不熟悉，出来如接不上关系，走又走不了，回又回不去，那该怎么办。因此我一到情报总站，首先谈杜任之要从这条路线出来的问题。我说如组织上同意他出来，就应派人去接应，如不同意，应设法告他。杜任之党的关系在党中央。这一问题我估计下边不好定。我在情报站住了20多天，将我送一太行军区司令部后，又转送到晋、冀、鲁、豫大军区，安排我住社会部，不几天，机关告我大军区一首长要接见我。我事后，才知道，接见我的是副参谋长王世英。王曾任八路军二战区办事处处长，杜经常和他联系，他对杜任之的情况很了解，他要我重点谈谈杜任之要出来的问题。我谈后，他未明确表态。解放后杜任之告我：“在你走后不久，组织上曾派一位姓赵的告我：‘在此关键时期，能坚持还要坚持。’”杜并告我说此人现在省委党校工作。
　　我在社会部住的期间，组织上还安排我和王麟庆到邯郸城参观。当时邯郸是解放区最大的城市。邯郸附近的永年县城还在顽固军手中。我们在邯郸城住了三天，这是我们二人谈心的好机会。麟庆告我：“那天赵校长告我，情况紧急，要我立即通知我哥，要我们尽快离开太原，回解放区。并说：‘这是命令，不能犹豫。’”当找到我哥那里时，他已被敌人扣走。当时部队都出操去了，营房内很少有人，我为便于行走，便捡了一套士兵衣服穿上，顺利地走出。谈到我们两个人的前途。他说：“你长期在敌人内部搞地下工作，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认识的人多，你这出走，在阎锡山内部定会引起很大的震动。你如再回到太原进行活动，危险性太大。”谈到他时，他说：“我的名字在特务机关已挂上号了，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我是一名学生，在社会上不知名。再我们进山有那么多进步同学可以协助工作，也可以掩护，这是有利的一面。我是留解放区学习、工作，还是再次潜入太原进行活动，由组织上考虑决定，怎么决定我怎么接受。“
　　1948年秋，晋中战役结束，下一步就是解放太原。这一时间，太原的军事情报工作和群众工作，更显得重要。有条件潜入太原并能完成一定的任务，具备这样条件的人是不多的。我们情报机关，选来选去，麟庆也入选了，他也勇敢地接受这一艰险任务，并曾多次潜入太原进行活动。在1948年春节后，他又一次潜入太原在完成任务后，准备返回解放区，走到汾河桥附近，被敌人认出被捕，后被特务机关杀害。牺牲时年仅22岁。他们兄弟二人都牺牲了。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当太原解放纪念日又一次到来的时候，我再一次回忆起当年和我一道钻入敌人心脏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各位战友，更怀念那些机智英勇、敢于献身的各位烈士们。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看如今的太原，盛开的鲜花不正是他们欣喜的笑脸，巍峨的高楼不正是他们伟岸的身影?
　　(责编爱国祖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