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富于增殖性的理论流派最初发端于西方，从弗雷泽的文化人类学、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学、卡西尔的象征哲学到弗莱的文学研究的原型批评，最早源于神话原型批评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成为文学批评家重要的思想方法与分析模式。20世纪初西方的文学人类学理念，尤其是神话—仪式理论乘西学东渐之风开始传入中国，渐渐渗入中国学术的肌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的引介西方理论方法热及其以后，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呈现复兴的局面，人们从开始的理论译介到中国化问题研究，采用文学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法和多重证据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皆具有重要的推进，由神话—原型批评拓展到经典重释、仪式研究、原始主义批评等领域，特别是在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对古代的经典进行现代阐释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长期以来，学界颇为匮缺运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学的“地方性知识”深入研究的成果。而蔡熙教授的新著《〈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
　　作为“有史以来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讲述了中国西部苗族的先祖亚鲁王的创世、征战和迁徙的波澜壮阔的史诗故事。其创作年代与《诗经》处于同一个时代，其主角苗人首领亚鲁王是被苗族世代颂扬的民族英雄。亚鲁王与“杨鲁”“牙鲁”是同一个人，“亚”“杨”“牙”都不是姓氏，而是祖先的意思。数千年来，亚鲁王的传奇一直在民间流传，一般在苗族送灵仪式上唱诵，仅靠口头流传，没有文字记录。[1]这部史诗从口耳相传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到正式出版的纸质图书，引发了多方关注。
　　蔡熙的新著《〈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主体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文学人类学视域的史诗田野考察”，运用文学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方法考察《亚鲁王》史诗的仪式叙事、唱诵史诗的东郎、仪式的治疗功能、仪式与遗产等。下篇“文学人类学视域的史诗文化阐释”，把《亚鲁王》作为一个“文化文本”进行文化仪式分析和文学人类学解读，主要从《亚鲁王》史诗的神话叙事、迁徙叙事、诗性特质三个维度展开，最后从跨文化的视野将《亚鲁王》与欧洲的荷马史诗进行平行比较研究。上下两篇不仅构成一个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而且运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探讨《亚鲁王》的文化蕴含和文学表述，揭示了《亚鲁王》成为全人类文化资源共享的可能性。
　　该著注重并且较好地处理了文学文本与田野考察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文学与人类学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但无法回避的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与方法张力，这种张力主要表现在文本与田野的关系上。叶舒宪指出：“文学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与文艺学交叉的产物，它毕竟不能像文化人類学那样以田野作业为中心。文学现象虽然可以从田野的活态性去考察，但更普遍的存在方式还是书写的文本。如何处理好田野作业与文本作业之间的关系，是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方法论课题。”[2]传统的文学研究侧重于文字书写的文本，其所运用的方法是所谓的文字训诂考据。这种传统的文学研究路数，致力于把文本建构为符号与意义系统，是一种从文本到文本，从书本到书本的书斋式研究，往往只注重文本自身的内容，如文本的文献训诂、意义阐释、版本流变、叙事技巧、语言特征、艺术风格等，至于文本背后的广阔田野却被忽略了。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种问题，他将人类学理论研究与田野考察结合了起来，启迪了重视文化语境的民族志写作和文学研究的学术旨趣。
　　在当代学术语境中，《〈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一书凸显了田野与文本的互动的特色。作者先后五次去贵州的麻山苗族地区进行田野作业，每次半个月左右，为期达80天之久，通过问卷调查、追踪式访谈、深度访谈等方法，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且采录到了完整的葬礼仪式，其中2014年10月在紫云县宗地乡歪寨村绞帮寨的一次丧葬仪式的田野记录，是作者实地参与活动的成果，殊为不易。关于东郎的描述也有具体人物具体事例，颇具资料价值。作者对《亚鲁王》史诗传承的“生境”、仪式展演、活态载体东郎的身份与习艺过程等作了具体细致的描述，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对于史诗的传承保护也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总之，上篇形成了一份比较珍贵的关于21世纪初《亚鲁王》的生境、展演仪式、活态载体东郎的翔实材料。
　　但作者没有满足于将田野调查得来的材料变成一部资料汇编，而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文学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法和多重证据法———文字文本材料、田野作业的口传材料、实物和图像，从多维视野对新发现的《亚鲁王》史诗进行跨学科研究，深入论述了这部苗族史诗所囊括的神话、宗教、哲学、历史、语言、习惯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研究成果还体现了审美人类学特征。作者从《亚鲁王》的程式化特征、独特的表述方式和人物形象诸方面探讨了史诗的审美特质。一是《亚鲁王》史诗中的语言程式和非语言程式都是东郎展演史诗不可或缺的内容。正是凭借它们，东郎们才能自由地展演，将古老传统艺术的魅力展示在观众面前；二是深入分析了杰出的氏族首领亚鲁王形象和美轮美奂的女性形象等；三是从迁徙叙事的角度探讨了史诗沉郁悲壮的独特风格。作者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彰显了《亚鲁王》史诗的诗性特质。
　　此外，作者还在研究过程中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观点。第一，作者第一次提出两个“范本”的概念，即《亚鲁王》是活态史诗的范本和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范本。“在历史上《亚鲁王》从未形成写定的书面文本，完全通过东郎口耳相传而世代相承，以仪式展演为主要生存形态，至今仍然活在麻山苗族丧葬仪式中，依然在麻山苗族人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是一种活态的口头叙事文学，一种活态的传统文化。传统的丧葬仪式是史诗《亚鲁王》传承千年不衰的深厚社会基础，一旦离开仪式展演，《亚鲁王》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土壤，因而是活态史诗的范本。”[3]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亚鲁王》起到了以诗表情、以诗记史、以诗育人的作用，但它作为边缘族群的史诗长期被忽略在田野。可见，《亚鲁王》是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学人类学范本。 　　第二，作者系统论证了展演史诗的东郎是苗族传统的携带者、传承者、亡灵的指路者、苗族巫文化的解码人。东郎既是巫师又是民间医生，他们不仅能用《亚鲁王》安抚亡灵，传承古史，还可以诵唱《亚鲁王》治病；吟诵史诗的东郎还是民间艺术家；东郎承担了文化启蒙者的重要角色，是族群成员的精神导师。
　　第三，作者第一次运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对《亚鲁王》史诗及其仪式展演的治疗效力进行再发掘。歌师唱诵的《亚鲁王》史诗是文学想象与叙事治疗的统一体，在一代又一代的口头传承中发挥了文化整合与精神治疗功能。从唱诵《亚鲁王》及其仪式展演的效力可知，口头叙事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能量和认同作用。《亚鲁王》史诗的仪式叙事与精神治疗功能，一方面为我们审视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多元功能、多元价值提供了一扇特殊的视窗，另一方面亦为当代叙事治疗学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了鲜活的本土经验与地方性知识。
　　第四，作者第一次运用比较神话学的跨学科视野，结合田野调查的活态资料与考古新发现，对《亚鲁王》史诗的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日月神话等原始神话进行综合研究，从跨学科整合的视野展开文明探源研究，将神话还原为文化编码的基因，从神话入手探寻人类思维和文化编码的真正源头。
　　第五，作者提出并论证《亚鲁王》是一部活在苗族丧葬仪式中的“绿色史诗”。在麻山苗族丧葬仪式上唱诵的活态史诗《亚鲁王》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麻山苗族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子”与“母”的关系，对动植物的崇拜成了他们亘古不变的宗教信仰。在万物有灵信仰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动植物崇拜和图腾崇拜形塑了亲近自然的生态文明观，表征了苗族人敬畏、顺从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在丧葬仪式中世代相传，化为族群成员出于信仰而约定俗成的一系列生态民俗和生态禁忌，从而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境。《亚鲁王》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表征了远古山地苗族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朴素认识。
　　诚然，文学文本、田野考察和文学人类学交叠的审美研究，是一个重要而亟待开拓的学术空间。蔡熙新著为此做了有益的努力和探索，或许他的某些论述仍然有点稚拙，但是这仍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期待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面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美学的当代化与国际化会通研究”（18XWW003）；廣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培育基金项目”《跨语境理论与文学阐释》（ZD201608）。]
　　注释
　　[1]亚鲁王[OL].http：//gz.wenming.cn/zt/20161127_ylw/，2018-11-3查阅.
　　[2]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田野与文本之间[J].文艺研究，1997（1）：84—86.
　　[3]蔡熙.《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32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