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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当今世界再也没有比上海噪音更大的城市了。
我住的房子是80年前一个富裕的西班牙人所建。我是这里唯一的老外,但我很快就跟中国邻居们打成了一片。可惜这里的中国家庭,无论是楼上楼下,还是左邻右舍,都过着一种跟我全然不同的生活。
太阳还在上升,各家的电视机都打开了。楼上那位年轻的室内装修女设计师,24小时不间断地打着电话。她即使在家也穿着高跟鞋,而且她家的地板又是实木的,声音特别大,我感觉就好像是她直接在我头顶上散步似的。
一年半前,我跟5个外国记者合租了一间办公室,在大楼的第十层。在把办公设备全部安装到位后,我们却听到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后来发现,在我们办公室所在的这座大楼里,有一间录音室,物业公司将它租给了业余乐队。有时那里有三支乐队同时排练,在发出令人心颤的低音时,我们写字台上的咖啡杯,全部进入剧烈的颤抖状态。我们向物业公司提出交涉,物业公司则告知我们,我们是迄今为止首批提出抱怨的业主。
跟物业交涉无效,于是我们就去派出所,还去找律师,甚至去了街道居委会。但是一路交涉下来全都无用。一位中国朋友向我们建议:“最简单的办法是,你们去买一些能隔音的建材。”
经过这段时间的煎熬,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中国人对噪音有着一种跟西方完全不同的认知。中国人特别喜欢响动,例如在乘出租车时,如果车里没有声响,“的哥们”就会播放音乐,或者狂按喇叭,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寂静。
现在我找到了确保自己集中精力专心工作、摒除周围噪音的对策。每当我必须写作时,我就播放音乐,而且将音量开得非常大,直到我只听得到自己想听到的东西为止。到目前为止,邻居们还没有向我提出过任何抗议。
(德国之声)
我住的房子是80年前一个富裕的西班牙人所建。我是这里唯一的老外,但我很快就跟中国邻居们打成了一片。可惜这里的中国家庭,无论是楼上楼下,还是左邻右舍,都过着一种跟我全然不同的生活。
太阳还在上升,各家的电视机都打开了。楼上那位年轻的室内装修女设计师,24小时不间断地打着电话。她即使在家也穿着高跟鞋,而且她家的地板又是实木的,声音特别大,我感觉就好像是她直接在我头顶上散步似的。
一年半前,我跟5个外国记者合租了一间办公室,在大楼的第十层。在把办公设备全部安装到位后,我们却听到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后来发现,在我们办公室所在的这座大楼里,有一间录音室,物业公司将它租给了业余乐队。有时那里有三支乐队同时排练,在发出令人心颤的低音时,我们写字台上的咖啡杯,全部进入剧烈的颤抖状态。我们向物业公司提出交涉,物业公司则告知我们,我们是迄今为止首批提出抱怨的业主。
跟物业交涉无效,于是我们就去派出所,还去找律师,甚至去了街道居委会。但是一路交涉下来全都无用。一位中国朋友向我们建议:“最简单的办法是,你们去买一些能隔音的建材。”
经过这段时间的煎熬,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中国人对噪音有着一种跟西方完全不同的认知。中国人特别喜欢响动,例如在乘出租车时,如果车里没有声响,“的哥们”就会播放音乐,或者狂按喇叭,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寂静。
现在我找到了确保自己集中精力专心工作、摒除周围噪音的对策。每当我必须写作时,我就播放音乐,而且将音量开得非常大,直到我只听得到自己想听到的东西为止。到目前为止,邻居们还没有向我提出过任何抗议。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