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戏说，他领导的对日工作班子里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几百小僧”
　　比他年岁大的中央领导人都称他“承志”或“小廖”，同辈人称他“廖公”，我这样的小辈则称他廖主任（他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他生在日本，长在日本。比起带有浓厚广东乡音的普通话来，他的日语发音更标准，表达也更生动。他还能流利地说英文、德文，并略懂俄文。受其母亲何香凝影响，他的山水国画也有很高造诣。他为人谦和，性格开朗，说话声音洪亮，从不摆架子，喜欢与熟悉的人开玩笑。
　　新中国成立后，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具体领导了整个对日工作。尤其是，培养了一大批对日工作人才。当时曾有人戏说，他领导的对日工作班子里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几百小僧”。岁月不饶人，他们中的很多已经先后离开我们，在世的也大都八十往上、安度晚年了。
　　我这个“小僧”曾有幸多次与他直接接触，受益匪浅，终身难忘。这里只记述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与读者共享。

“他随便说，你随便翻”

　　60年代初，我在外文出版局的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社实习。实习期间，我被借调去为一个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当翻译。该团由近十位颇有影响的日本民间人士组成，接待单位特地借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大型报告会。
　　报告会气氛很热烈。最后一名发言者，是年过八旬的日本佛教界人士，来自京都清水寺，演讲的题目是“日本佛教与日中友好”。
　　他没有书面发言稿，我心里没底，事前问他打算讲些什么内容，他回答，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见我皱着眉头，他安慰我说，你尽可放心，凭你的日语能力，翻译肯定没有问题。
　　谁知道，他一上台讲的一大段话就把我完全难住了。他大段引用佛经原文，我集中全部注意力，也只能听懂四分之一左右。短短几分钟，就陷入了学习日文以来最无助、最难堪的困境：翻译吧，四分之三内容听不懂，怎么翻？不翻译吧，怎么面对观众席上一千多双期待的眼睛？其中还包括母校北大日语专业的近百名师生。
　　这时，我突然看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廖主任正在向我点头微笑，便立刻抓住救星，向后几步，低声对他说，自己实在听不懂，不会翻译，怎么办？他当即毫不含糊地发出八个字的“英明指示”：他随便说，你随便翻！
　　我立即镇静下来，把能够听懂的一些词汇和个别句子凑在一起，加工、改编成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大声进行“翻译”。
　　如听到发言者说中国、印度、日本、亚洲、国家、一家、和睦、希望、幸福等词，我就编译成：中国、印度、日本都是亚洲重要的国家，一定要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只有这样，三个国家和亚洲才有希望，才能幸福……他提到佛祖、社会、善良、邪恶、公平、正义、灵魂、净化、世界、高山、大海等词，我就编译成：佛祖主张善良，反对邪恶，如果大家都能听从佛祖教诲，国家、社会就会实现公平、正义，人们的灵魂就会得到净化，整个世界就会像高山、大海一样，永生永存……
　　结果，赢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演讲者也很满意。只有我自己心里不是滋味，特别是看见坐在会场第一排的母校三位日本专家边听边摇头，更是内疚异常。我想，三位恩师一定万分失望，觉得他们前几年辛辛苦苦教出来的这个“得意门生”竟是弄虚作假的无耻之徒。
　　报告会一结束，我就奔下台去，如实向他们解释了原委，请求他们谅解。所幸三位恩师都表示理解我的苦衷，并十分坦诚地告诉我，他们也只能听懂一半左右。
　　事后，廖主任表示了满意，还夸我能够随机应变，“编造功夫”相当到家，解决了报告会险些无法结束的“危机”。我问他能听懂多少，他也回答大概一半左右吧。我想到，三位日本专家和廖主任都能听懂一半，而自己才四分之一，可见我的日语水平还差得远呢。

“说明你太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