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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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是伴随新媒体发展而产生并成长起来的新群体,具有知识层次高、流动性强、思维活跃、影响面广等特点。近年来,广西的新媒体发展迅速,新媒体代表性人士这一群体正在逐渐成长。进一步深化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认识,探索引导新媒代表性人士政治参与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媒体代表性人士;广西南宁市;政治参与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2.008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2-0038-06
  何为政治参与?《布莱克维尔政治百科全书》将政治参与被定义为“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这一宽泛的定义适用于从事这类行为的任何人,无论他是当选的政治家、政府官员或是普通公民,只要他是在政治制度内以任何方式参与政策的形成过程”[1]。该定义因被学术界普遍引用而颇具影响力。近年来,我国学界通过借鉴国外政治参与相关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际,对我国重点领域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参与的本质特征是公民力图影响国家的官僚政治[2];二是政治参与的分类形式多样,无论哪一种,都体现了政治参与行为主体特定的利益倾向,因此关于利益分配及其背后的价值倾向是政治参与的核心问题[3];三是政治参与受到参与成本和技能(语言表达能力、信息搜集处理能力)、社会压力等相关背景因素的影响;四是在一个社会中,政治参与的范围与总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公民的行为选择[4]。
  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参与属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范畴,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可以将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参与定义为:新媒体从业人员或网络意见人士,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决策或参与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从阶层属性来看,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参与属于我国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范围,但同时又区别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群体。近年来,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群体得到成长壮大,如何引导新媒体人士进行有序政治参与成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
  (一)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参与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和发展根本点,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认识,坚持制度自信,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习近平提出,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得到体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架构,党和国家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都要深刻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强调,“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5]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6]。
  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是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兴群体,他们处在舆情民意的风口浪尖,掌握着最新的媒体应用技术与手段,具有敏感的信息感知能力与较强的信息捕获能力,是信息传递与重组的重要媒介。他们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思维活跃、影响面广、流动性强,在维护网络安全、影响社会舆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既是新媒体技术发展的直接产物,又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支重要参与力量。
  (二)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衡量政治民主化與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和尺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它视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实现民主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7]列宁认为,人民参与政治管理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8]。
  现代政治是一种典型的参与性政治,当今世界各国都把实现和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手段。正处于急剧现代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等多个领域的转型,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诉求,强力而急切地推动着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公民的广泛政治参与[9]。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有序性都体现了一个国家民主化的程度。
  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是我国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序的政治参与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都得到了提升,而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政治参与的诉求更趋强烈,引导、规范、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理所应当也要引导、规范、扩大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参与。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意味着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的框架内,合法合理地行使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围绕他们的切身利益以及关心的重点问题,以提出建议、意见等方式有目标、有渠道、按程序开展政治行为。因此,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充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发展和推进,也丰富和拓展了民主形式,同时也推动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三)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政治参与既是为了满足社会多元化背景下利益格局分化的需要,也有助于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还存在参与渠道不够通畅,公民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与参与度普遍比较低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这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进一步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满足公民政治参与需求,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全。
  新媒体的出现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条体制以外的、更为便捷的渠道,新媒体跨越时空的交互性不仅给公民个体提供了自我展现和表达的巨大空间,而且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无限可能,越来越多的虚拟围观转化为现实行动。公民的权利表达,因新媒体的发达而趋于活跃。但是,这种自发的“互联网+”式的政治参与更多地表现为非理性、无序性甚至破坏性。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政治参与所体现与主张的理性、平等、对话为进一步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价值基础,使各方能够通过协商等形式达成共识、化解矛盾。新媒体代表性人士身上“专业、权威、可靠”的标签,使其声音能够占领公众的意见市场甚至引导受众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形成舆论导向。因此,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够在网络舆情发生的时候起到辨明事实真相、遏止社会流言的作用。在实践中,在真相难明、众说纷纭情况下,一些代表正确舆论方向的新媒体代表性人士能够顾全大局,坚守道德底线,不造谣、不传谣,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发出理性的声音,从而成为及时化解网民激愤情绪、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四)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10]。列宁也曾经说过:“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11]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政党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有自己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阶级基础。任何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总要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是它之所以能够取代以前的统治阶级掌握政权的一个重要前提[12]。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其革命和执政的基础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工人阶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分布也日趋多样化,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数量上也得到了不断的增长。经济结构的变革导致社会阶级阶层分化不断加剧,出现了由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所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这种客观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对党的执政基础产生重大影响。恩格斯曾在《神圣的家族》一书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3]因此,如何在新时期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所依赖的信息技术能更好地发挥反映舆论、引发舆论、引导舆论的作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不仅是许多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也是人们日常信息传播和互动的重要渠道,是社会生态的晴雨表、民意表达的放大器、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的观察站。随着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的推进,无形之中打破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固有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带来新的機遇与挑战,也给党群关系、政府与民意互动以及社会管理等带来了巨大挑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路线。当前,“80后”“90后”甚至“00后”的新青年已逐渐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网络技术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从生力军变成主力军。面对这样一批朝气蓬勃、独立意识强、创新精神足的新青年,更要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习近平在2016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14],也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畅通了党和政府与民意沟通的渠道,成为网络舆论的减压器。通过引导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地表达政治诉求,兼顾制度安排和整合新社会阶层的利益,增强他们对现有政治体制与国情的认同,自觉地拥护支持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新媒体领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二、当前广西南宁市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政治参与的基本情况
  为了解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政治参与情况,课题组对广西(以南宁为主)新媒体从业人员、新媒体平台及在本土具有一定影响的网络知名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发出问卷250份,有效回收182份,有效问卷比例为72.8%。
  (一)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基本结构情况
  新媒体代表性人士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媒体平台的经营者,一般可称其为新媒体从业人员;另一类是新媒体内容的制造者,也可笼统地称其为网络意见人士[15]。
  新媒体代表性人士具有年轻化、知识化、技术化等特点。在调查的对象中,本科以上学历达93%,其中,“80后”“90后”人员占85%,平均年龄为31.18岁,35岁以下的占62%。从政治身份上看,大多数是党外人士,占84%(见下表)。
  受访人员结构表
  (二)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与渠道情况
  在互联网时代,由于其具有的双向互动的传媒特征,一方面导致信息传播速度、主体和用户都有着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政治参与的二分。从调查结果上看,目前广西南宁市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参与形式与渠道主要有:传统政治参与(也称为网下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也称为网上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渠道主要有: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新媒体从业人员联谊会等群团组织、与政府部门或官员个别接触、加入党派组织、参与社区和社会服务。网络政治参与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的具体信息进行加工和传播,引起用户的信息共振,强化公众对社会现象的认知;二是通过媒介传播与用户互动相结合,实现引导公众对社会现象的解读。在这一过程中,新媒体代表性人士对信息和现象的过滤、筛选、加工往往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新媒体在广西迅速发展,其中以南宁最为集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广西新媒体平台达3 000多家,以信息化运营为业务核心的平台企业500家左右,新媒体从业人员接近3万人,参与新媒体内容分享传播人数达到1 000多万人,其中文化传媒、体育和娱乐行业占55%,网络信息技术行业占27%。与发达地区相比,广西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发展的“融媒体”大格局仍未形成,新媒体企业以小微企业为主、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不高,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数量少、影响力不够大,政治参与的能力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显不够成熟。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参与效能与意愿存在明显个体差异。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性别、岗位类别、学历和年龄对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参与意愿和效能有着明显影响。从性别来看,男性代表人士的参与意愿与效能明显高于女性;从年龄上看,随着年龄的增长,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参与意愿与效能呈上升趋势;从岗位来看,在新媒体从业人员中,技术研发岗位的新媒体从业者政治参与意愿最低,而经营管理岗位的新媒体从业者参与意愿最高;从政治身份来看,党员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参与效能大于非党员,但参与的意愿却比非党员低;从收入上看,收入高的代表性人士政治参与意愿较高。
  三、新时代引导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思考
  (一)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不渝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法治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发展与国情相适应的民主政治,需要在维护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包括新媒体代表性人士在内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习近平强调,“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式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16]这也就意味着,我国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参与应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内进行,即新媒体代表人士政治参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二)维护政治大局稳定
  政治参与的扩大具有双面性,它既可以为政治体系的有效运作提供动力支持,也可能使政治体系陷入崩溃,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难以控制的危害。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在政治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条件下,一个社会的稳定与该社会的政治参与程度成正比;反之,在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低的条件下,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与该社会的政治参与程度成反比[17]。这也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对社会利益变动和冲突的疏导与协调能力的强弱,关键要看利益表达是否能够合法、有序的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只有在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社会中才可能实现。因为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公民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走在冷静且理性的轨道上。反之,有序的政治参与也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实现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不仅需要发挥调解机制的作用,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的推进。从实践来看,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参与对一个社会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参与更需要在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和扩大,其政治参与的目的是要当社会的“稳定器”,而非破坏稳定的“导火索”。
  (三)加强教育引导
  从调研的结果看,新媒体代表性人士大都具有较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一定的政治认知度,绝大部分新媒体代表性人士对未来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占到调查总数的76%),但仍存在着不少人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不够了解的情况。如在问卷中“对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了解程度”一项,回答“非常了解”的只有2.3%,“有一些了解”的占62%,“不太了解”的占21.3%,“没有听说过的”占11.5%。甚至有一些人对官方存有较强的戒备心和抵触情绪。基于此,需要加强对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教育引导,增进其政治共识,使其政治参与的效能进一步提升。如通过联系交友及时了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和诉求;加强与代表性人士的经常性联系,引导其坚定“四个自信”;加强教育培训,引导更多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树立大局意识、担当意识、回馈意识;利用微信、微博、公众号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引导新媒体代表性人士关注国家大事、关注民生,并采取有序的行为参与国家社会事务。
  (四)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2017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出席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时指出,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要坚持分类施策,结合不同群体的情况和特点精准施策,抓住重点人群,突破一点、带动一片。在新时代下,要不断提升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效能,关键要从人抓起。各级党政部门、社会团体与组织要深刻认识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加强协调配合,深入新媒体企业与平台,广泛联系新媒体人士,通过推荐、摸底调查和数据收集工作,摸清家底,建好台账。党委统战部门要抓好具有较大影响的新媒体企业这个重要源头,把出资人和管理者作为重点,从强化组織管理、提高综合素质、加强教育培训、做好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工作等方面抓紧培养代表性人士,逐步建立起一支高素质、具有时代特征并为本行业所公认的新媒体行业代表人士队伍。同时,要在新媒体代表性人士当中挑选出一批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修养的领军人物,通过他们来发挥对新媒体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使广大新媒体人士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共同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08—609.
  [2]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6.
  [3]王明生,杨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6).
  [4][美]萨缪尔· 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王晓寿,吴志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4.
  [5]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EB/OL].(2016-05-04)[2018-04-0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04/c_128955339.htm.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2018-05-04].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3.
  [8]列宁.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8.
  [9]韩影.当代中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2.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6.
  [11]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7.
  [12]张峰.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N].人民日报,2003-05-08(02).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4.
  [14]习近平.网信事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EB/OL].(2016-04-20)[2018-10-18].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4-20/7840776.shtml.
  [15]看懂新媒體从业人员统战工作.[EB/OL].(2017-02-22)[2018-10-5].http://news.cctv.com/2017/02/22/ARTImn3QH77AlxV9vSSJYqNV170222.shtml.
  [16]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4-09-05)[2018-10-18].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4-09/06/content_1877767.htm.
  [17][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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