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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汉时期，在今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有一个骆越人建立的句町国，与滇国、夜郎国并立于我国西南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曾被汉初中央王朝册封为异姓王。滇王和夜郎王常反抗汉王朝统治，很快被汉王朝平定。句町国始终与汉王朝保持正常关系，曾协助汉王朝平定滇国和夜郎国，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南地区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句町国;西南地区;社会稳定;秦汉时期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5.016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5-0083-07
秦汉时期，在今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地区，有一个势力很强大的方国——句町国，是骆越族建立的地方政治实体。句町国处于右江上游，是古骆越族活动腹地，时至今日，这里仍是骆越族裔壮族聚居地，这里有诸多的骆越文化元素，如使用铜鼓、羊角钮钟、居住干栏、信仰布洛陀、崇拜蛙神和雷神等。据《汉书》及相关古文献记载，句町国在西汉时期与滇、夜郎等国齐名，是我国汉初西南地区的大方国之一，曾协助汉王朝平定滇国和夜郎国，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南地区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句町国的疆域及族属
关于句町国的地理位置，史学界众说纷云，一说是在今云南通海等地，另一说是在广南及广西西林。最早提出通海为古句町国故地说者是明代李元阳，在他编纂的万历《云南通志·沿革总论》中说：“云南禹贡梁州之域，地曰百濮。三代时，万国来朝，西南有百国，目为百濮，滇为鄯阐国，大理昆弥国，临安句町国，乌蒙牂牁国……。”明朝万历人诸葛元声从浙江到云南作幕客，计三十五年之久，著成《滇史》一书，书中说：“句町即今临安也（今云南通海县地）。汉武初制属牂牁郡，后以近益州，改属益州郡。县又为宁州，晋属兴古郡，唐为盘州，近朱提。”[1]自从以上两书提出句町国在云南通海之说后，许多志书都陈陈相因，相互转摘。如清代顾炎武的《肇域志》、道光《云南通志》、雍正《续修建水州志》等皆持此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藏苏励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句町条载：“句町县，汉置。故城在今云南通海县东北五里。”凌云书房《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1980年版也说：“句町，旧句町国，汉置县，属牂牁郡。东汉属益州牂牁郡。晋属宁州兴古郡。南宋、南齐因之。唐改置通海县。今云南通海县东北五里。” 通检相关文献记载，说通海是句町国故地，都是在明朝以后的事，最早就是李元阳的《云南通志》，在此之前并无相关的记载。壮族史学家尤中教授在给通海县志办的一封信中指出：“蜀汉时期设置的兴古郡，包括了今文山、红河二州的大部分和玉溪地区的一部分地方在内，而原句町县也在其范围之中。明、清两代的临安府也在蜀汉时期设置的兴古郡的范围内。因此，明、清两代的志书，便把临安府之地（包括通海县在内）说成古句町辖境。这是一种附会，不能视为确据。当依《汉书·地理志》所载为是。今通海县在汉代为益州郡所属胜休县和毋掇县辖境。益州郡是在原‘滇国’的地域范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汉以前，今通海县是在‘滇国’的范围内。至于句町之地，在设置郡县之前，是夜郎中的一部分，设郡县之后，属于牂牁郡。”[2]至此，我们已经明白，句町国在云南通海之说是没有依据的，是明清以后一些地方志书的误传。句町国的位置应当是在与夜郎国相邻的地方。
《汉书·地理志》云，句町境内有“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水经·温水注》亦云：“温水又东径增食县，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导源牂牁句町县。应劭曰：故句町国也。王莽以为从化。文象水、蒙水与卢惟水、来细水、伐水，并自县东，历广郁至增食县注于郁水也。”文象水是句町国的主要河流，文象水东流至增食县入郁水，这就说明句町国是在增食县以西的地方，它的东界与增食县相邻。一般认为，汉代的增食县包括今日的田东、田阳、平果、武鸣一带地方。当时这些地方属于汉代的郁林郡，因而有“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之说。文象水应是百色以上之主流河道。对照地图水系，百色以上较大的河流，自上而下有驮娘江、西洋江，二水于广西田林县八渡东面会合，继续东南流，至云南富宁县剥隘之东，有自南向北流的谷拉河汇入，然后东流，称为剥隘河，剥隘河东流经广西阳圩而至百色，途中又有自北向南流的乐里河、澄碧河等支流汇入，至百色以后，即为右江，东南流，为郁水上游。有学者认为，以上诸水中，西洋江为文象水，但张世铨先生则认为驮娘江是文象水，他的依据是：“考《汉书》体例，一般把流向一致的上下河道看成一脉相承的主干水道，而把流向不一致的看作支流。右江上游的驮娘江从西北向东南流，与整个右江的流向是一致的，应是右江上游的干道，即欢水（郁水上游）首受的文象水;而西洋江，先东南流而后转向东北流，与右江流向不一，应是支流。” [3]张世铨先生所说颇有道理。驮娘江既是句町国的主流，那么其他的支流按上下关系来排列，蒙水应即今西洋江，卢唯水应为今天的谷拉河，来细水约为今乐里河，伐水约为当今澄碧河。根据上述关系推测，句町国的疆域应包括今云南省的广南、富宁县和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百色县以及那坡、德保县的部分地区[4] 。
关于句町国的“国都”所在，考古学已经有了重要的线索。1972年7月，西林县八达乡普合村普驮粮站发现一座用铜鼓作葬具的西漢早期墓葬[5]。墓的形制非常特殊，墓坑略作圆形，上面用一块大石板盖住墓口，石板下面并排放着12块大小不等的石条，石条下面就是铜鼓。铜鼓共有4面，分内外两组套合，类似内棺外椁。内层的铜鼓里堆放着骨骸。经广西医学院解剖教研室鉴定，死者是男性，25岁左右。从骨骸的堆放情况看，应是壮族的“二次葬”葬俗，现代壮族仍盛行的“金罈”葬，即是将人的骨头捡进陶罈内，然后再行二次葬。与西林铜鼓葬的形式是相近的。这座墓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共有400余件，其中铜器270余件，其余还有玉石器、王玛瑙、绿松石、水晶石、铁器等。学术界几乎都认同，这是句町国一个王者之墓。在铜鼓墓发现之前的1969年冬季，在普驮屯曾出土一件制作非常精致的鎏金铜棺。两墓相距约30米远。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铜棺出土时，随葬品被哄抢，铜棺被砸烂并送工厂熔炼。后来文物部门才从群众手中找回一些陪葬品残件和232斤重的铜棺碎片。根据这些铜棺碎片上的纹饰以及目睹当时铜棺出土现场的人员回忆①，铜棺长2米，宽66厘米，高68厘米，板壁厚0.5-1.5厘米，净重几百公斤。铜棺及铜棺上的铜面具都有鎏金装饰。另外还有各种动物纹饰。铜棺的年代，由于出土现场已遭破坏，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云南祥云大波那出土的铜棺与西林铜棺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的年代也应有一定的关系，估计西林铜棺墓的年代要比铜鼓墓早，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甚至早至春秋时期，即是与祥云大波那铜棺年代相接近。学术界一般认为，铜棺与铜鼓墓应是句町国的贵族墓，墓主很可能也是王者的身份。据此推测，西林普驮曾是句町国国都所在地。考虑到句町国存在数百年之久，其国都治地曾有迁动，1987年云南文山州文物工作队在广南县城东北约六公里的小尖山南侧，发现一处古墓葬，出土器物有铜柄铁刃剑、铜针、箭镞、铜弩机等[6]。2007年至2011年在广南牡宜村发掘出规模更为庞大的汉墓群。 汉墓群中出土了世界上最大的石寨山铜鼓、羊角钮编钟、铜鼎、孔雀壶、鸠杖头、虎搏羊型器、五铢钱、玛瑙珠、鎏金铜壶和有龙虎搭配图案的金腰扣等上百件珍贵文物。金腰扣是汉王朝赐给西南诸王信物，滇王墓中已出土一件，此为第二件，表明广南县也曾是句町国都所在地。西林县是句町国早期国都，广南是句町国封王之后的国都，相对要晩些。至于说句町国的政治中心曾移动过多少次及其治地所在，待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才能确定，目前很难说得清楚。关于句町人的族系，《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句町王“其置自濮”。但该志又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既说是濮，又说是夷越，甚是矛盾。南中地区即是秦汉时期西南夷的大部分地区，直至今日，这里仍居住着众多的民族，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古人对居住在这里的民族欲作出很科学的识别，是相当困难的，不确之处在所难免。在现代学术界中，濮与越的关系也一直争论不休，有认为濮即是越，也有认为濮、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系。据此，我们只能根据句町国所处位置与其文化现象来考证他们的族系问题。 覃圣敏先生在《句町古史钩沉》一文中，提出三点理由认为句町属于越系民族是值得考虑的。其一，从人名地名的命名特征看，句町一名有着越人命名的特色。以人名而言，越人之名常冠以“句”字或“无”（又写作毋、亡）字。《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吴世家中又有名“句卑”者。越王名为勾践，按勾字与句字，古时相通，故“句吴”音“勾吴”，“勾践”又作“句践”。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月舜葬于九嶷山，应该是南方民族，相传舜的曾祖名为“句望”。关于“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无疆立”，索引注：“盖无颛之弟也。”《史记·东越列传》云：“闽越王无诸……越王勾践之后也。”按古时“无”“亡”互通，故“无诸”又作“亡诸”;“无”又与“毋”通，故“无宁”又作“毋宁”。句町王既姓“毋”，又有叫“亡波”者，此约与“无诸”，“亡诸”同例。以地名而言，越地之名亦常带“句”字。《国语·越语上》云：“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江苏有句容县，句容县有句容山句曲山;浙江有句江县;广西北流县有句漏山。由此可知，在人名地名前冠以“句”字，是越人的一种习惯。“句町”既以“句”字为冠，其王又“姓毋”，这种命名习惯正与越人同，故应视为越名。其二，云贵高原虽然主要是百濮集团的聚居地，但也不乏越人。对此，汪宁生《古代云贵高源上的越人》一文中已详加论述：“越人在云贵高原上分布有一定的范围，据汉晋时期可靠记载，他们大体分布于下列三片地区：1. 今云南西部和西南部;2. 今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沿岸;3. 今贵州乌江以南，云南文山、红河、曲靖地区的一部分及广西的左右江地区。而句町的活动范围正好在上述越人在云贵高原上的分布区内。”其三，在句町古族的范围内生活的现今民族，大体上是壮侗语族，如黔南的册亨、镇宁、紫云、关岭、玉屏等县为布依族、侗族等;云南的文山、富宁、广南、西畴等县为壮族;广西西林、田林、百色等县亦为壮族。这些壮侗语族的人民，在学术界都公认为古代越人的后裔。他们不可能都是后来才迁去的，主要应是从句町时期延续下来的句町古族的后裔。
以上三点足以说明句町是属于百越族支系，是壮族的先民。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西林铜鼓墓行二次葬葬制。现代壮族普遍流行二次葬，而且是将尸骨捡进陶罈内再葬的，显然与西林铜鼓二次葬俗有传承关系，其族属也应当是传承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句町作为濮人的一支，何时进入云贵高原，已不可考。从它在汉代的活动情况来看，至迟应在战国时代，或在庄蹻王滇之前。作为一个生活在‘江汉之南’适于农耕水利地区的部族，来到高原山区，必然有一个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剪除荆榛的过程，从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7]。看来不符合客观事实，句町国的民族应是当地原住民族，秦汉时期，岭南地区涌现西瓯、骆越兩大族群，句町国国民应是骆越族所建。
二、句町国的兴衰历程
我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自古以来统称西南夷，战国时期，楚国势力曾抵达西南地区，秦灭楚，在西南地区开有新道，将西南纳入秦帝国版图，但因国祚短，也仅仅是遥领而已。真正对西南实行实际统治是从汉武帝开始。汉武帝之前，西南地区有数十个地方诸侯国，句町是其中之一。
《史记》记载的西南数什个诸侯国中，未见提到句町国之名。有人认为，《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是择其最大者而言之，句町国当在“什数”之中[4]。所言颇有道理。或许是司马迁写《史记》之时，句町国势力仍很小，只是夜郎国的从属国，没有引起史家的注意。东汉史学家班固作《汉书》时，掌握了大量的西南夷材料，句町国才纳入他的笔端。他在《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牂牁郡，共有十七个县，其中有句町县，这是句町之名最早见之史籍的记载。然而应劭注说句町县是从“故句町国”而来。《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至今。”这就说明，在汉武帝元鼎六年设句町县以前，曾有个句町国。《华阳国志·南中志》又云：“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唐侯国以十数……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上文所列都是在先秦以前西南地区的侯国，实际上属于方国性质。句町国列在第二位，排在滇濮之后，夜郎之前。说明句町国在先秦时期是雄居西南诸方国前列的。先秦以前，句町国的社会历史因无资料可证，一时也难以说得清楚，但它既与滇国和夜郎国排名在前，其社会历史大概也是相近的。我们可以借鉴滇国和夜郎国的社会历史情况，帮助我们了解句町国的社会历史。《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蹻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据此，后世学者多认为滇王国是战国末年庄蹻所开创。但据云南考古发现证明，在庄蹻未来之前，这里就已有了发达的青铜文化。1975—1976年楚雄万家坝发掘的79座春秋时期墓葬，1961年在祥云大波那发现了一座春秋时期铜棺墓。这些墓的葬具为厚大木料做成的棺椁。大波那的木椁中置放有铜棺，应与死者的特殊身份有关，不是普遍习俗。随葬品绝大部分是青铜器，属于生产工具的有斧、锄、凿等，属于武器的有剑、戈、矛、钺、镞等，属于乐器的有葫芦笙、铜鼓、编钟，属于生活用具的有釜、勺、匕、豆、尊等。大波那铜棺墓中还随葬有铜制房屋模型和六畜模型，六畜模型有猪、狗、牛、羊、马和鸡，马上还骑有一人，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骑术，同墓还出土一种铜螺形饰物，上有鎏金痕迹[8]。从上述考古材料可知，云南在庄蹻来之前已经有了很高的青铜文化，滇国、句町、夜郎是相邻的方国，估计三个方国的社会文明也是相近的，建国的年代也差不多。在先秦以前就已经建立方国。广西那坡感驮岩遗址商代文化层中出土有铸铜石范和骨质牙璋，这里是古句町国的活动区域，由此推测，句町国的历史有可能早至商周时期。
先秦以前，句町国与中原文化接触不多，战国末年楚国曾经派庄蹻率兵进入滇池地区，估计尚无实力顾及句町国，因此说，先秦以前，句町国是一个独立的方国。“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即是说秦的势力已进入云南地区，句町国处于岭南越族方国和西南夷方国之间，是个两不管的地方。此时期的句町国名义上是南中一侯国，受秦的直接管辖，实际上仍是独立方国的性质。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汉武帝时期，其内部社会才有质的改变。汉武帝南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叛，汉武帝决定用兵岭南，曾计划“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但是，包括句町国在内的西南夷诸方国“恐远行”“乃与其众反”。这些西南夷方国联合对抗汉武帝的命令，看来这些方国也仅仅是名义上归属汉王朝。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又乘胜“平西南夷为牂牁郡”，在西南夷方国间推行郡县制，并派汉官到这些郡县任职，加强中央集权领导。这样就产生了地方方国势力与中央王朝的矛盾。句町国维护中央集权利益，帮助汉王朝军队平定叛乱，为汉王朝平定西南、完成国家统一作出特殊贡献。 据《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孝昭始元元年（前186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牁、淡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人击牂牁，大破之。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上曰：句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句町王。”西南夷部分方国共有两次大的反叛，句町侯不知参加了哪次平叛战争，或者是两次都参加，总之是对汉王朝平定西南地区有功，于是将其从侯升为王，表明汉王朝对句町王信任度很高。
句町国受汉王朝封王之后，与汉王朝的关系大体上是纳贡关系，其社会内部结构，依然是旧有的独立王国制度，但是他们已不能随意扩张势力，如果发现他们有扩张势力的行动，汉王朝就要派兵镇压。《汉书·西南夷传》云：“成帝和平中，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相举兵相攻。牂牁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之道旁，射之……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蛮夷畏之，及至牂牁，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示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句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立还归郡，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務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院为垒。立使骑兵绝其饣襄 道，纵反间以诱其众……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这次西南三方国战争，很可能是夜郎国挑起，个中原因是夜郎王想吞并句町、漏卧（今云南罗平县境）两个方国。原来西南地区有数十个小的方国，其中以夜郎国最大，包括句町、漏卧在内的大部分的方国都从属夜郎国，汉武帝平定西南地区后，推行郡国并治政策，即是在西南地区设郡县制，委任汉族官员为最高行政长官，在有关的郡县内仍允许旧有的方国实体存在，让其以“故俗治”自治，但必须接受当地的行政长官节制。夜郎国有野心，不服汉王朝官员节制，一直想扩充地盘，特别是对句町王很是看不顺眼。因句町国原来是侯级别，后升为王，竟然与夜郎王平起平坐，实在无法容忍，发起吞并战争。第一个就是针对句町王，句町王很聪明，联合漏卧反抗夜郎。在西南地区挑起战争，尽管这场战争不是针对汉王朝，但破坏了西南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给人民带来流离失所的痛苦，这是西汉王朝所不允许的。汉王朝派使节深入句町、漏卧、夜郎三地调解，希望化干戈为玉帛，和谐相处。句町、漏卧本来就不是战争发动者，均听从汉使节的话，愿意和解。夜郎王非但不听调解，更恶劣的是将汉使节刻成木像，立于道旁，命人用箭射汉使木像。言下之意是不但在西南发动战争，而且要与汉王朝决裂，其性质已经转化为反叛行为，后来汉王朝派军队消灭了夜郎国。在此次战争中，句町王始终与汉王朝保持一致性，给汉军“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直接或间接参与配合汉军对夜郎的战争，为国家统一、稳定，其功不小。
汉时西南夷的三大方国中，滇王国约在西汉初灭亡，夜郎国又在汉成帝时被消灭，句町国便成了西南最大的方国，是惟一存在并封“王”的方国，其势力越来越大。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下令贬周边的“王”为“侯”。据《汉书·食货志》载：“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句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句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从文中可知，西汉后期，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凡原来封为“王”者，全部贬为侯。其他王国都敢怒不敢言，唯句町国和匈奴王起兵反抗。句町国与王莽军队的战争是相当激烈的，持续的时间也很长。《汉书·西南夷传》载：“王莽篡位，改汉制，贬句町王为侯。（句町）王邯怨恨，牂牁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攻杀歆，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悉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而粤巂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从文献记载看，王莽篡位初年（公元9—13年），句町国已攻进益州郡（云南滇池地区），并得到那里的地方侯国的拥护。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平蛮将军冯茂率十万大军进攻句町国，相持三年时间，结果败归，冯茂被“下狱死”。三年后的天凤六年（公元19年）王莽又派遣大司马护军郭兴等进攻句町国未获胜，又于地皇二年（公元21年）遣“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结果都被句町国击败。王莽篡位十多年的时间，句町国一直与王莽政权发生战争，结果都是句町国胜多败少，直至王莽政权垮台，这场战争才告结束。
王莽篡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土地改革、币制改革、产商业改革、官名县名改革等，实际上是没有一点社会基础，操之过急，非但没有缓解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进一步行激化了社会矛盾，最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的农民大起义，新莽政权遂告灭亡。与岭南地区一样，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也实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政策，特别是汉成帝灭掉夜郎国以后，西南地区社会逐渐稳定，各民族都认同了汉王朝的统一国策，广大人民心中只知有汉，而不知新莽。王莽篡位后，下令将边疆民族地区的王降为侯，严重破坏了汉武帝制定并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遭到句町王的强烈反抗当是意料中的事。就此而言，句町王也是在维护西汉王朝国家统一的举措。
综合上述史载，句町国在西汉时期是其势力最鼎盛时期，特别是滇王国和夜郎国灭亡之后，句町国则是西南地区最大最强的方国。但自东汉以后，大约因句町国势力每况愈下，因而史籍中不见再提及句町国事，仅在地理志或州郡志中存有句町的名录。《续汉书·郡国志》牂牁郡十六属县中有句町。三国蜀时，句町改属新设置的兴古郡。《晋书·地理志》所列兴古郡十一个属县仍有句町，东晋人常琚《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句町王“汉时受封至今”，可知直到东晋时，仍然保留句町王的封号。《宋书·州郡志》和《南齐书·州郡志》所列宁州兴古郡六个属县中也都有句町，大约仍保留其封号。《梁书》和《陈书》无地理志或州郡志，不知句町存在与否。至《隋书·地理志》，已无句町之名，故不知句町县罢废的具体时间。一般史家认为，句町置县大约罢于南朝梁时，但不知省入何县[4]。 三、句町国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
从史书记载可知，句町国从西汉早期到西汉末期200余年的历史中，几乎都是伴着战争度过的。秦汉帝国的大统一实际上是在西南各方国的小统一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没有各方国的长期经营，西南地区的物质就没有那么丰富，秦汉王朝就找不到统一的对象。就此意义而言，句町等方国政权的存在，实际上是中国国家文明形成的构成部分。
句町国与滇、夜郎等方国，都是同时问世的方国政权，其产生年代基本上是在商周前后，是在各自的古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他方国在汉武帝前后都先后谢世，而唯独句町国政权能持续到魏晋之际。主要是句町国统治者善于审时度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治国方针，如孝昭帝始元元年時，句町国协助汉王朝军队平叛“益州廉头、姑缯民反”，获得封王;汉成帝时，与夜郎国的战争中，最后服从汉朝官吏的调解，免遭灭顶之灾。实际上，在汉武帝平定岭南以后，就有剪除西南各方国的计划，因而总是找出种种理由出兵攻打西南各方国，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逐一将各方国消灭。史书只记载了句町国协助汉军平叛“益州廉头、姑缯民反”一事，相信在其他战争中，句町国也曾有协助汉军平定西南方国的事例，否则其政权就很难维持到魏晋之际。因此说，在汉武帝以后，句町国尽管是西南地区的独立方国，而其所起的作用是为维护汉帝国大统一作出了贡献。
在文献记载中，未见句町国与东部方国发生战争的记载。个中原因是因为东方的方国已归属南越国的统辖，作为南越国的总体政权之一，势力很大，句町国很难向东发展势力。而南越国则将主要国力用于北部的防御，对西部的方国采取和睦共处政策，因而很少有战争。就社会形态而言，南越国时期，作为壮族主流的瓯、骆民族已进入封建文明时代，特别是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以后，瓯、骆独立政权已不复存在，完全融入汉帝国大统一封建制社会，而句町国在整个西汉时期仍是鼎盛的独立方国，以至王莽政权屡次派大军来攻打均败北而归。魏晋时期，句町国是如何消灭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说，句町国是壮族社会最后进入封建文明的一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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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 好
关键词：句町国;西南地区;社会稳定;秦汉时期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5.016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5-0083-07
秦汉时期，在今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地区，有一个势力很强大的方国——句町国，是骆越族建立的地方政治实体。句町国处于右江上游，是古骆越族活动腹地，时至今日，这里仍是骆越族裔壮族聚居地，这里有诸多的骆越文化元素，如使用铜鼓、羊角钮钟、居住干栏、信仰布洛陀、崇拜蛙神和雷神等。据《汉书》及相关古文献记载，句町国在西汉时期与滇、夜郎等国齐名，是我国汉初西南地区的大方国之一，曾协助汉王朝平定滇国和夜郎国，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南地区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句町国的疆域及族属
关于句町国的地理位置，史学界众说纷云，一说是在今云南通海等地，另一说是在广南及广西西林。最早提出通海为古句町国故地说者是明代李元阳，在他编纂的万历《云南通志·沿革总论》中说：“云南禹贡梁州之域，地曰百濮。三代时，万国来朝，西南有百国，目为百濮，滇为鄯阐国，大理昆弥国，临安句町国，乌蒙牂牁国……。”明朝万历人诸葛元声从浙江到云南作幕客，计三十五年之久，著成《滇史》一书，书中说：“句町即今临安也（今云南通海县地）。汉武初制属牂牁郡，后以近益州，改属益州郡。县又为宁州，晋属兴古郡，唐为盘州，近朱提。”[1]自从以上两书提出句町国在云南通海之说后，许多志书都陈陈相因，相互转摘。如清代顾炎武的《肇域志》、道光《云南通志》、雍正《续修建水州志》等皆持此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藏苏励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句町条载：“句町县，汉置。故城在今云南通海县东北五里。”凌云书房《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1980年版也说：“句町，旧句町国，汉置县，属牂牁郡。东汉属益州牂牁郡。晋属宁州兴古郡。南宋、南齐因之。唐改置通海县。今云南通海县东北五里。” 通检相关文献记载，说通海是句町国故地，都是在明朝以后的事，最早就是李元阳的《云南通志》，在此之前并无相关的记载。壮族史学家尤中教授在给通海县志办的一封信中指出：“蜀汉时期设置的兴古郡，包括了今文山、红河二州的大部分和玉溪地区的一部分地方在内，而原句町县也在其范围之中。明、清两代的临安府也在蜀汉时期设置的兴古郡的范围内。因此，明、清两代的志书，便把临安府之地（包括通海县在内）说成古句町辖境。这是一种附会，不能视为确据。当依《汉书·地理志》所载为是。今通海县在汉代为益州郡所属胜休县和毋掇县辖境。益州郡是在原‘滇国’的地域范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汉以前，今通海县是在‘滇国’的范围内。至于句町之地，在设置郡县之前，是夜郎中的一部分，设郡县之后，属于牂牁郡。”[2]至此，我们已经明白，句町国在云南通海之说是没有依据的，是明清以后一些地方志书的误传。句町国的位置应当是在与夜郎国相邻的地方。
《汉书·地理志》云，句町境内有“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水经·温水注》亦云：“温水又东径增食县，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导源牂牁句町县。应劭曰：故句町国也。王莽以为从化。文象水、蒙水与卢惟水、来细水、伐水，并自县东，历广郁至增食县注于郁水也。”文象水是句町国的主要河流，文象水东流至增食县入郁水，这就说明句町国是在增食县以西的地方，它的东界与增食县相邻。一般认为，汉代的增食县包括今日的田东、田阳、平果、武鸣一带地方。当时这些地方属于汉代的郁林郡，因而有“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之说。文象水应是百色以上之主流河道。对照地图水系，百色以上较大的河流，自上而下有驮娘江、西洋江，二水于广西田林县八渡东面会合，继续东南流，至云南富宁县剥隘之东，有自南向北流的谷拉河汇入，然后东流，称为剥隘河，剥隘河东流经广西阳圩而至百色，途中又有自北向南流的乐里河、澄碧河等支流汇入，至百色以后，即为右江，东南流，为郁水上游。有学者认为，以上诸水中，西洋江为文象水，但张世铨先生则认为驮娘江是文象水，他的依据是：“考《汉书》体例，一般把流向一致的上下河道看成一脉相承的主干水道，而把流向不一致的看作支流。右江上游的驮娘江从西北向东南流，与整个右江的流向是一致的，应是右江上游的干道，即欢水（郁水上游）首受的文象水;而西洋江，先东南流而后转向东北流，与右江流向不一，应是支流。” [3]张世铨先生所说颇有道理。驮娘江既是句町国的主流，那么其他的支流按上下关系来排列，蒙水应即今西洋江，卢唯水应为今天的谷拉河，来细水约为今乐里河，伐水约为当今澄碧河。根据上述关系推测，句町国的疆域应包括今云南省的广南、富宁县和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百色县以及那坡、德保县的部分地区[4] 。
关于句町国的“国都”所在，考古学已经有了重要的线索。1972年7月，西林县八达乡普合村普驮粮站发现一座用铜鼓作葬具的西漢早期墓葬[5]。墓的形制非常特殊，墓坑略作圆形，上面用一块大石板盖住墓口，石板下面并排放着12块大小不等的石条，石条下面就是铜鼓。铜鼓共有4面，分内外两组套合，类似内棺外椁。内层的铜鼓里堆放着骨骸。经广西医学院解剖教研室鉴定，死者是男性，25岁左右。从骨骸的堆放情况看，应是壮族的“二次葬”葬俗，现代壮族仍盛行的“金罈”葬，即是将人的骨头捡进陶罈内，然后再行二次葬。与西林铜鼓葬的形式是相近的。这座墓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共有400余件，其中铜器270余件，其余还有玉石器、王玛瑙、绿松石、水晶石、铁器等。学术界几乎都认同，这是句町国一个王者之墓。在铜鼓墓发现之前的1969年冬季，在普驮屯曾出土一件制作非常精致的鎏金铜棺。两墓相距约30米远。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铜棺出土时，随葬品被哄抢，铜棺被砸烂并送工厂熔炼。后来文物部门才从群众手中找回一些陪葬品残件和232斤重的铜棺碎片。根据这些铜棺碎片上的纹饰以及目睹当时铜棺出土现场的人员回忆①，铜棺长2米，宽66厘米，高68厘米，板壁厚0.5-1.5厘米，净重几百公斤。铜棺及铜棺上的铜面具都有鎏金装饰。另外还有各种动物纹饰。铜棺的年代，由于出土现场已遭破坏，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云南祥云大波那出土的铜棺与西林铜棺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的年代也应有一定的关系，估计西林铜棺墓的年代要比铜鼓墓早，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甚至早至春秋时期，即是与祥云大波那铜棺年代相接近。学术界一般认为，铜棺与铜鼓墓应是句町国的贵族墓，墓主很可能也是王者的身份。据此推测，西林普驮曾是句町国国都所在地。考虑到句町国存在数百年之久，其国都治地曾有迁动，1987年云南文山州文物工作队在广南县城东北约六公里的小尖山南侧，发现一处古墓葬，出土器物有铜柄铁刃剑、铜针、箭镞、铜弩机等[6]。2007年至2011年在广南牡宜村发掘出规模更为庞大的汉墓群。 汉墓群中出土了世界上最大的石寨山铜鼓、羊角钮编钟、铜鼎、孔雀壶、鸠杖头、虎搏羊型器、五铢钱、玛瑙珠、鎏金铜壶和有龙虎搭配图案的金腰扣等上百件珍贵文物。金腰扣是汉王朝赐给西南诸王信物，滇王墓中已出土一件，此为第二件，表明广南县也曾是句町国都所在地。西林县是句町国早期国都，广南是句町国封王之后的国都，相对要晩些。至于说句町国的政治中心曾移动过多少次及其治地所在，待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才能确定，目前很难说得清楚。关于句町人的族系，《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句町王“其置自濮”。但该志又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既说是濮，又说是夷越，甚是矛盾。南中地区即是秦汉时期西南夷的大部分地区，直至今日，这里仍居住着众多的民族，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古人对居住在这里的民族欲作出很科学的识别，是相当困难的，不确之处在所难免。在现代学术界中，濮与越的关系也一直争论不休，有认为濮即是越，也有认为濮、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系。据此，我们只能根据句町国所处位置与其文化现象来考证他们的族系问题。 覃圣敏先生在《句町古史钩沉》一文中，提出三点理由认为句町属于越系民族是值得考虑的。其一，从人名地名的命名特征看，句町一名有着越人命名的特色。以人名而言，越人之名常冠以“句”字或“无”（又写作毋、亡）字。《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吴世家中又有名“句卑”者。越王名为勾践，按勾字与句字，古时相通，故“句吴”音“勾吴”，“勾践”又作“句践”。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月舜葬于九嶷山，应该是南方民族，相传舜的曾祖名为“句望”。关于“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无疆立”，索引注：“盖无颛之弟也。”《史记·东越列传》云：“闽越王无诸……越王勾践之后也。”按古时“无”“亡”互通，故“无诸”又作“亡诸”;“无”又与“毋”通，故“无宁”又作“毋宁”。句町王既姓“毋”，又有叫“亡波”者，此约与“无诸”，“亡诸”同例。以地名而言，越地之名亦常带“句”字。《国语·越语上》云：“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江苏有句容县，句容县有句容山句曲山;浙江有句江县;广西北流县有句漏山。由此可知，在人名地名前冠以“句”字，是越人的一种习惯。“句町”既以“句”字为冠，其王又“姓毋”，这种命名习惯正与越人同，故应视为越名。其二，云贵高原虽然主要是百濮集团的聚居地，但也不乏越人。对此，汪宁生《古代云贵高源上的越人》一文中已详加论述：“越人在云贵高原上分布有一定的范围，据汉晋时期可靠记载，他们大体分布于下列三片地区：1. 今云南西部和西南部;2. 今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沿岸;3. 今贵州乌江以南，云南文山、红河、曲靖地区的一部分及广西的左右江地区。而句町的活动范围正好在上述越人在云贵高原上的分布区内。”其三，在句町古族的范围内生活的现今民族，大体上是壮侗语族，如黔南的册亨、镇宁、紫云、关岭、玉屏等县为布依族、侗族等;云南的文山、富宁、广南、西畴等县为壮族;广西西林、田林、百色等县亦为壮族。这些壮侗语族的人民，在学术界都公认为古代越人的后裔。他们不可能都是后来才迁去的，主要应是从句町时期延续下来的句町古族的后裔。
以上三点足以说明句町是属于百越族支系，是壮族的先民。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西林铜鼓墓行二次葬葬制。现代壮族普遍流行二次葬，而且是将尸骨捡进陶罈内再葬的，显然与西林铜鼓二次葬俗有传承关系，其族属也应当是传承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句町作为濮人的一支，何时进入云贵高原，已不可考。从它在汉代的活动情况来看，至迟应在战国时代，或在庄蹻王滇之前。作为一个生活在‘江汉之南’适于农耕水利地区的部族，来到高原山区，必然有一个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剪除荆榛的过程，从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7]。看来不符合客观事实，句町国的民族应是当地原住民族，秦汉时期，岭南地区涌现西瓯、骆越兩大族群，句町国国民应是骆越族所建。
二、句町国的兴衰历程
我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自古以来统称西南夷，战国时期，楚国势力曾抵达西南地区，秦灭楚，在西南地区开有新道，将西南纳入秦帝国版图，但因国祚短，也仅仅是遥领而已。真正对西南实行实际统治是从汉武帝开始。汉武帝之前，西南地区有数十个地方诸侯国，句町是其中之一。
《史记》记载的西南数什个诸侯国中，未见提到句町国之名。有人认为，《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是择其最大者而言之，句町国当在“什数”之中[4]。所言颇有道理。或许是司马迁写《史记》之时，句町国势力仍很小，只是夜郎国的从属国，没有引起史家的注意。东汉史学家班固作《汉书》时，掌握了大量的西南夷材料，句町国才纳入他的笔端。他在《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牂牁郡，共有十七个县，其中有句町县，这是句町之名最早见之史籍的记载。然而应劭注说句町县是从“故句町国”而来。《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至今。”这就说明，在汉武帝元鼎六年设句町县以前，曾有个句町国。《华阳国志·南中志》又云：“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唐侯国以十数……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上文所列都是在先秦以前西南地区的侯国，实际上属于方国性质。句町国列在第二位，排在滇濮之后，夜郎之前。说明句町国在先秦时期是雄居西南诸方国前列的。先秦以前，句町国的社会历史因无资料可证，一时也难以说得清楚，但它既与滇国和夜郎国排名在前，其社会历史大概也是相近的。我们可以借鉴滇国和夜郎国的社会历史情况，帮助我们了解句町国的社会历史。《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蹻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据此，后世学者多认为滇王国是战国末年庄蹻所开创。但据云南考古发现证明，在庄蹻未来之前，这里就已有了发达的青铜文化。1975—1976年楚雄万家坝发掘的79座春秋时期墓葬，1961年在祥云大波那发现了一座春秋时期铜棺墓。这些墓的葬具为厚大木料做成的棺椁。大波那的木椁中置放有铜棺，应与死者的特殊身份有关，不是普遍习俗。随葬品绝大部分是青铜器，属于生产工具的有斧、锄、凿等，属于武器的有剑、戈、矛、钺、镞等，属于乐器的有葫芦笙、铜鼓、编钟，属于生活用具的有釜、勺、匕、豆、尊等。大波那铜棺墓中还随葬有铜制房屋模型和六畜模型，六畜模型有猪、狗、牛、羊、马和鸡，马上还骑有一人，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骑术，同墓还出土一种铜螺形饰物，上有鎏金痕迹[8]。从上述考古材料可知，云南在庄蹻来之前已经有了很高的青铜文化，滇国、句町、夜郎是相邻的方国，估计三个方国的社会文明也是相近的，建国的年代也差不多。在先秦以前就已经建立方国。广西那坡感驮岩遗址商代文化层中出土有铸铜石范和骨质牙璋，这里是古句町国的活动区域，由此推测，句町国的历史有可能早至商周时期。
先秦以前，句町国与中原文化接触不多，战国末年楚国曾经派庄蹻率兵进入滇池地区，估计尚无实力顾及句町国，因此说，先秦以前，句町国是一个独立的方国。“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即是说秦的势力已进入云南地区，句町国处于岭南越族方国和西南夷方国之间，是个两不管的地方。此时期的句町国名义上是南中一侯国，受秦的直接管辖，实际上仍是独立方国的性质。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汉武帝时期，其内部社会才有质的改变。汉武帝南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叛，汉武帝决定用兵岭南，曾计划“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但是，包括句町国在内的西南夷诸方国“恐远行”“乃与其众反”。这些西南夷方国联合对抗汉武帝的命令，看来这些方国也仅仅是名义上归属汉王朝。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又乘胜“平西南夷为牂牁郡”，在西南夷方国间推行郡县制，并派汉官到这些郡县任职，加强中央集权领导。这样就产生了地方方国势力与中央王朝的矛盾。句町国维护中央集权利益，帮助汉王朝军队平定叛乱，为汉王朝平定西南、完成国家统一作出特殊贡献。 据《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孝昭始元元年（前186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牁、淡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人击牂牁，大破之。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上曰：句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句町王。”西南夷部分方国共有两次大的反叛，句町侯不知参加了哪次平叛战争，或者是两次都参加，总之是对汉王朝平定西南地区有功，于是将其从侯升为王，表明汉王朝对句町王信任度很高。
句町国受汉王朝封王之后，与汉王朝的关系大体上是纳贡关系，其社会内部结构，依然是旧有的独立王国制度，但是他们已不能随意扩张势力，如果发现他们有扩张势力的行动，汉王朝就要派兵镇压。《汉书·西南夷传》云：“成帝和平中，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相举兵相攻。牂牁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之道旁，射之……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蛮夷畏之，及至牂牁，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示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句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立还归郡，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務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院为垒。立使骑兵绝其饣襄 道，纵反间以诱其众……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这次西南三方国战争，很可能是夜郎国挑起，个中原因是夜郎王想吞并句町、漏卧（今云南罗平县境）两个方国。原来西南地区有数十个小的方国，其中以夜郎国最大，包括句町、漏卧在内的大部分的方国都从属夜郎国，汉武帝平定西南地区后，推行郡国并治政策，即是在西南地区设郡县制，委任汉族官员为最高行政长官，在有关的郡县内仍允许旧有的方国实体存在，让其以“故俗治”自治，但必须接受当地的行政长官节制。夜郎国有野心，不服汉王朝官员节制，一直想扩充地盘，特别是对句町王很是看不顺眼。因句町国原来是侯级别，后升为王，竟然与夜郎王平起平坐，实在无法容忍，发起吞并战争。第一个就是针对句町王，句町王很聪明，联合漏卧反抗夜郎。在西南地区挑起战争，尽管这场战争不是针对汉王朝，但破坏了西南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给人民带来流离失所的痛苦，这是西汉王朝所不允许的。汉王朝派使节深入句町、漏卧、夜郎三地调解，希望化干戈为玉帛，和谐相处。句町、漏卧本来就不是战争发动者，均听从汉使节的话，愿意和解。夜郎王非但不听调解，更恶劣的是将汉使节刻成木像，立于道旁，命人用箭射汉使木像。言下之意是不但在西南发动战争，而且要与汉王朝决裂，其性质已经转化为反叛行为，后来汉王朝派军队消灭了夜郎国。在此次战争中，句町王始终与汉王朝保持一致性，给汉军“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直接或间接参与配合汉军对夜郎的战争，为国家统一、稳定，其功不小。
汉时西南夷的三大方国中，滇王国约在西汉初灭亡，夜郎国又在汉成帝时被消灭，句町国便成了西南最大的方国，是惟一存在并封“王”的方国，其势力越来越大。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下令贬周边的“王”为“侯”。据《汉书·食货志》载：“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句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句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从文中可知，西汉后期，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凡原来封为“王”者，全部贬为侯。其他王国都敢怒不敢言，唯句町国和匈奴王起兵反抗。句町国与王莽军队的战争是相当激烈的，持续的时间也很长。《汉书·西南夷传》载：“王莽篡位，改汉制，贬句町王为侯。（句町）王邯怨恨，牂牁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攻杀歆，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悉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而粤巂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从文献记载看，王莽篡位初年（公元9—13年），句町国已攻进益州郡（云南滇池地区），并得到那里的地方侯国的拥护。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平蛮将军冯茂率十万大军进攻句町国，相持三年时间，结果败归，冯茂被“下狱死”。三年后的天凤六年（公元19年）王莽又派遣大司马护军郭兴等进攻句町国未获胜，又于地皇二年（公元21年）遣“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结果都被句町国击败。王莽篡位十多年的时间，句町国一直与王莽政权发生战争，结果都是句町国胜多败少，直至王莽政权垮台，这场战争才告结束。
王莽篡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土地改革、币制改革、产商业改革、官名县名改革等，实际上是没有一点社会基础，操之过急，非但没有缓解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进一步行激化了社会矛盾，最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的农民大起义，新莽政权遂告灭亡。与岭南地区一样，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也实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政策，特别是汉成帝灭掉夜郎国以后，西南地区社会逐渐稳定，各民族都认同了汉王朝的统一国策，广大人民心中只知有汉，而不知新莽。王莽篡位后，下令将边疆民族地区的王降为侯，严重破坏了汉武帝制定并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遭到句町王的强烈反抗当是意料中的事。就此而言，句町王也是在维护西汉王朝国家统一的举措。
综合上述史载，句町国在西汉时期是其势力最鼎盛时期，特别是滇王国和夜郎国灭亡之后，句町国则是西南地区最大最强的方国。但自东汉以后，大约因句町国势力每况愈下，因而史籍中不见再提及句町国事，仅在地理志或州郡志中存有句町的名录。《续汉书·郡国志》牂牁郡十六属县中有句町。三国蜀时，句町改属新设置的兴古郡。《晋书·地理志》所列兴古郡十一个属县仍有句町，东晋人常琚《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句町王“汉时受封至今”，可知直到东晋时，仍然保留句町王的封号。《宋书·州郡志》和《南齐书·州郡志》所列宁州兴古郡六个属县中也都有句町，大约仍保留其封号。《梁书》和《陈书》无地理志或州郡志，不知句町存在与否。至《隋书·地理志》，已无句町之名，故不知句町县罢废的具体时间。一般史家认为，句町置县大约罢于南朝梁时，但不知省入何县[4]。 三、句町国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
从史书记载可知，句町国从西汉早期到西汉末期200余年的历史中，几乎都是伴着战争度过的。秦汉帝国的大统一实际上是在西南各方国的小统一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没有各方国的长期经营，西南地区的物质就没有那么丰富，秦汉王朝就找不到统一的对象。就此意义而言，句町等方国政权的存在，实际上是中国国家文明形成的构成部分。
句町国与滇、夜郎等方国，都是同时问世的方国政权，其产生年代基本上是在商周前后，是在各自的古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他方国在汉武帝前后都先后谢世，而唯独句町国政权能持续到魏晋之际。主要是句町国统治者善于审时度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治国方针，如孝昭帝始元元年時，句町国协助汉王朝军队平叛“益州廉头、姑缯民反”，获得封王;汉成帝时，与夜郎国的战争中，最后服从汉朝官吏的调解，免遭灭顶之灾。实际上，在汉武帝平定岭南以后，就有剪除西南各方国的计划，因而总是找出种种理由出兵攻打西南各方国，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逐一将各方国消灭。史书只记载了句町国协助汉军平叛“益州廉头、姑缯民反”一事，相信在其他战争中，句町国也曾有协助汉军平定西南方国的事例，否则其政权就很难维持到魏晋之际。因此说，在汉武帝以后，句町国尽管是西南地区的独立方国，而其所起的作用是为维护汉帝国大统一作出了贡献。
在文献记载中，未见句町国与东部方国发生战争的记载。个中原因是因为东方的方国已归属南越国的统辖，作为南越国的总体政权之一，势力很大，句町国很难向东发展势力。而南越国则将主要国力用于北部的防御，对西部的方国采取和睦共处政策，因而很少有战争。就社会形态而言，南越国时期，作为壮族主流的瓯、骆民族已进入封建文明时代，特别是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以后，瓯、骆独立政权已不复存在，完全融入汉帝国大统一封建制社会，而句町国在整个西汉时期仍是鼎盛的独立方国，以至王莽政权屡次派大军来攻打均败北而归。魏晋时期，句町国是如何消灭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说，句町国是壮族社会最后进入封建文明的一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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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