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领域里，大概没有人会忽略亚当?斯密的奠基人地位。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的理论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一句“看不见的手”，把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原理概括得淋漓尽致。此后的经济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围绕“看不见的手”建立合乎逻辑的学说体系，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也由此产生。
　　可以说，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几乎是无人能及的。尽管经济学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早已比斯密的时代更为丰富多彩，然而，到了今天，依然不断有学者提出要“回到斯密”。斯密及其理论仿佛成为经济学界无法逾越的高峰。然而，钱德勒却对这座“高峰”发起了冲击和超越。
　　钱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主要讨论美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管理革命。在这部著作中，钱德勒明确表示，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就是“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依旧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由于获得了原先为市场所执行的功能，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
　　钱德勒不仅明确提出了和“看不见的手”截然相反的“看得见的手”的论点，指明了“看得见的手”已经在企业中取代了“看不见的手”，同时还在该书前言中列举了为什么管理协调“有形的手”取代市场机制“无形的手”的八个论点。
　　（1）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
　　（2）在一个企业内，把许多营业单位活动内部化所带来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层级制以后才能实现。
　　（3）现代工商企业是当经济活动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图时，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的。
　　（4）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
　　（5）指导各级工作的支薪经理这一职业，变得越来越技术性和职业化。
　　（6）当多单位工商企业在规模和经营多样化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其经理变得更加职业化时，企业的经营权就会和它的所有权分开。
　　（7）在做出管理决策时，职业经理人员宁愿选择能促使公司长期稳定和成长的政策，而不贪图眼前的最大利润。
　　（8）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和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支配，它们改变了这些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基本结构。
　　在钱德勒看来，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相比市场协调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言，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厚的利润，能够提高资本的竞争力，由此管理的变革会引发生产和消费的显著提高。这也就是钱德勒所谓的“企业的管理革命”。
　　《看得见的手》为钱德勒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出版当年就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纽康门（Newcomen）学术奖和哥伦比亚大学班克罗夫（Bancroft）美国历史研究奖，后来还获得了美国新闻图书最高奖普利策（Pulitzer）奖。钱德勒也因此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令人遗憾的是，据说由于瑞典皇家学院“很难确切定位钱德勒的地位”，使得他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但是钱德勒所提出的理论，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影响深远。
　　许多人看到《看得见的手》这一书名，就会把钱德勒的理论看做是对斯密的挑战。在理解钱德勒的这种挑战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是斯密对于市场机制的形象比喻，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供求关系。斯密认为，利己之心是人的本性，人类世界的一切经济活动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都是由此而来。然而人人都有的利己动机却能够造成利他的善果，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带来了更大的社会利益。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时，会依据利己原则进行理性选择。这些选择会自然而然形成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着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使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购买决策，使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做销售决策。市场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根据价格的自然变动，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依靠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会使每种商品的供给自然地与其有效需求相适应，形成自发的市场秩序。看不见的手能够使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
　　


　　仅仅从表面看，钱德勒所提出的理论似乎是成心要颠覆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他的书名，不仅从字面上与斯密的观点针锋相对，理论的内容也截然不同。甚至有这样的评论：钱德勒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亚当?斯密的“轻微的嘲笑”。但是，认为钱德勒与斯密截然对立的看法，未免太过肤浅。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对斯密究竟是对立的否定还是有益的补充？这值得仔细推敲。在一定意义上，钱德勒确实同斯密不一样。斯密的理论从本质上而言是否认管理的，他强调的是充分的经济自由和完全的自由竞争，通过市场价值规律对企业经营进行调节，他反对国家的外部干预，主张把调节机制交给市场，由市场来控制社会的发展。总的来说，斯密强调的是企业外部的“自发秩序”。而钱德勒完全相反。他强调的是通过管理活动来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以管理活动部分替代市场机制。他主张的是企业内部的“人为秩序”。两人的理论的确“南辕北辙”。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的差别来源于不同的时代环境。
　　斯密生活的岁月是在18世纪中期，当时启蒙运动正在抬头，英国处于产业革命前夕，理性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斯密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不自由造成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而这种不自由正是政府管制造成的。对政府管制的反抗，催生了斯密自由竞争的思想体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出，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来自国家体制的严重阻碍，他想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推动社会福利的增进。而钱德勒提出“看得见的手”，所考察的对象是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的美国企业，这正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时代，美国经历了生产和分配过程中革命性的改变，是大企业而不是政府在有力地改变着社会。钱德勒通过分析直接影响企业实现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方式变革，看到了管理的巨大能量，所以他强调管理革命。可以说，斯密和钱德勒观点的“截然相反”是来自于不同的时代背景，是为了解决不同的现实问题，而并非理论本身的两军对垒，更不是内在逻辑的针锋相对。
　　尽管他们的理论有着巨大差别，但我们依然无法忽视钱德勒与斯密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斯密而言，他对管理学的早期探索和奠基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见本刊2007年第3期）。斯密强调的是企业外部的“交易”而非企业内部的“控制”，但是，管理学却离不开斯密的理论，他的经济人假设和分工理论构成了管理学的理论前提和技术前提。对于钱德勒而言，他提出“看得见的手”，恰恰不是对斯密的否定。在理论方法和逻辑前提上，钱德勒严格遵循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理性分析方法。钱德勒的“手”发挥作用是有条件限制的。他多次强调，大型企业的内部管理并不能取代市场对经济发展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只有在管理机制比市场机制能够产生出更大的生产力、企业内部协调成本比市场交易成本更为低廉的情况下，“看得见的手”才会发挥作用。这种论证，严格遵循着斯密开创的经济学研究途径，理论体系在本质上与斯密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把钱德勒的贡献看做是对斯密的“冲击和超越”，而不是看做“对立和挑战”。如果说，凯恩斯经济学是从国家干预角度对斯密经济学加以调整和修正，那么，钱德勒企业史则是从经理协调角度对斯密经济学加以补充和发展。所以，钱德勒在更多情况下被人们视为经济学家而非管理学家。他不是要把斯密击倒在地的拳击手，而是用斯密的手法在企业内部领域创立了新的组合拳。钱德勒的“经理资本主义”，同斯密的“市场资本主义”相比，恰好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斯密以市场逼进企业，钱德勒以企业拓展市场。如果把握不住这一点，就可能会对钱德勒的理论产生理解偏差。
　　
　　钱德勒通过自己的研究，以企业史为纽带，把经济学与管理学很好地融合起来，并且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框架。尽管是对企业史的考察，但钱德勒的著作并不仅仅是大量企业史资料的罗列堆砌。他的每本著作都有非常清晰的分析框架和观点，并通过大量企业史料来围绕自己的观点展开阐述，能够发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质性变化，以分析和归纳提出史学家对管理学的一般概括，这是钱德勒进行研究的最大特点。可以说，钱德勒从企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却是管理的历史作用。在他身上，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形成了完美且融洽的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