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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DV》：有人给你们的拍摄纪录片投资吗？这些年你们靠什么生活？
杨干才：我以前开了个广告公司，赚了些钱，至少现在还可以让我继续拍一个片子没问题。我们一辈子一直听领导的话，上班打卡，下班回家得管孩子，得管父母，从来没有一件事是为自己活着的，就想在五十岁之前做一件为自己活的事。于是她（王毅）让我把公司给卖了，然后我们开车跑了48000多公里到处去玩。
王毅：他原来想拍摄甘肃那边的藏族。
杨干才：跑了一圈之后总不能就这样停下来吧，得找个事做，于是就想起来拍照片。中越战争时一个部队的朋友请我帮他们拍了4个月照片，当时每个还人发了一台16毫米摄像机，从那时起我就对移动影像产生感兴趣了。
我们在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地方沿着云南的边境跑了将近1年半，最后定了三个寨子，而最后鬼使神差地选了这个寨子。另外两个寨子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变化。
王毅：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一种纯粹的爱好，所以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偶然性。
杨干才：对，就是好玩。我开始就是拍照片，写日记。
王毅：我们第一次拍照片的时候觉得很激动，很震撼，但照片冲出来却发现所有震撼的东西照片根本没有呈现出来。
杨干才：当我们第一次把在寨子里拍的那些照片拿给朋友看时，一个朋友说：你应该带上一部DV机。
《大众DV》：你们跟那个寨子里的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你们吃、住怎么解决？
杨干才：刚开始时他们还有些敌意。我们第一次拿出摄像机的时候，女人跑了，小孩子哭闹，男人们拿着射野猪的弩对着我们。我们只好住在距离寨子十四公里远的村委会里，每天早去晚回的在寨子里晃荡，这样持续了将近七、八个月。后来我们把一个守林人废弃的小屋重修了一下当作自己的“家”，自己养鸡，从城里买来菜种子挖地种菜，后来他们慢慢接受我们了，有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蘑菇、竹笋之类的蔬菜，我们也帮他们治病、送一些衣服。影片里他们穿的汉人的衣服全是我们拿进去的，后来我特后悔，正因为如此没有完全呈现他们的民族服饰。
我在那里还认了两个干女儿。按照当地规矩，女人生孩子是不能有外人进去的，一旦进去就得负责，如果孩子或是大人出了事还要偿命！而且小孩出生时看到的第一个人就要认干爹、干妈。于是你们看到那个新生儿就是我的一个女儿。这个时候，我就有了一份责任了啊。后来我也成了他们的寨佬之一，成为他们寨子里的一姓了——虽然我们这一姓就只有两个人。我们虽不能说与他们完全融合了，因为毕竟还有个文化传统的不同，但是在感情上肯定有了很大的变化。
《大众DV》：你们拍摄之前没预谋过几年之后把它做成出一部纪录片，或者说觉得把这些寨子里的东西公布于世是一个 “料”。
杨干才：我们根本没想过能做成片子，更没想过能获奖，因为当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假如守在那个寨子五年或十年什么都没变怎么办？这不可能提前去考虑的，而且在那边生活有太多鸡毛蒜皮的小事，碰到好玩的我就算当时想不出将来做什么，也要先记录下来。
王毅：那边的事情都特别生动，比如拍他们用木头做的那面迎风招展的国旗，实际是杨干才要去林子里上厕所，正好路过那里就拍了下来。杨干才对于农具比较有经验，但我却不知道犁耙有什么重要作用。我问他拍这个有用吗？他说这个是人类发展生产史上的进程，他就喜欢这种状态。
杨干才：整个人类农业发展史有一个过程。但是到了这个地区，我们发现怎么农业又回到殷商时期以前去？比如他们搓谷子的方式是用脚搓，跟殷商时代的方式一样！
杨干才：影片中的棺材盖子上有两个花纹，他们说这上面是一男一女，树根这边的是男人，另一边是女人，中间是肚子、肚脐，最后连在一起的是生殖器。我突然想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把生和死的概念融在一起？他们认为灵魂回归到天和地的时候，人将成为祖先，其实是新生的一个祖先。
司徒兆敦：你们的影片中有一个地方我也在怀疑，就是那个女人从监狱回到村口时，人家给她带的帽子的情况是真实的吗？我特别喜欢你拍她回村那场，但你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呢？
王毅：当时很凑巧，因为那时听不懂他们讲什么，所以开始她回来的状况我们没拍到，但后来头人喊人去接，我们才跟过去拍的。他们有一个规矩，外面回来的人，不管男女都不能直接进寨子，必须要换上本民族的服装，做完祭祀后才能进去。我们开始拍摄时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所以只用了一台机器，根本没拿三脚架。
司徒兆敦：但我觉得已经很棒了，你要相信观众的眼睛特别贼，如果是布置的一看就知道。
杨干才：我们在那拍片子的四年当中所有过程全是抓拍，几乎没有任何镜头是摆过的，这一点可以保证。
司徒兆敦：所以说，做纪录片态度特别重要，就像你们这样的态度，我很服气。我建议你们不要立刻回去，要过一段时间，我相信有很多东西你还没有发现它的价值。一定要再过一段时间后带着这个片子回去找到里面的那些人，再看看变化。
《大众DV》：你们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人引导你们呢？
杨干才：我们只买过一本《DV宝典》，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实用。在拍片子的时候我有一个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完全凭人的直观的感觉去记录。
司徒兆敦：这样就对了，做纪录片越想拍画面越没戏，生活中有什么东西让你感动，就一定要拍出这种流动感。比如在这部影片中葬礼部分记录母亲的那段就是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事件，我们能感到所有东西都是在流动，同时我也注意到里面有几个人在挡镜头，但是不用怕，那就是把这种生活的真实反映出来了。
杨干才：对方坐着我就坐拍，对方要躺下来我也就躺下来，我永远是跟他处在一种平等的位置。
司徒兆敦：其实你讲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就是纪录片特别强调记录者跟被拍摄者的平等关系，而不是俯视。
杨干才：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拍摄一个老太太，我在拍她的时候把机器上的红灯贴起来正对着她拍，她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一次拍她搓线，她搓完了线没地方挂，就干脆挂到我手指上了。我继续拍着，她也继续搓她的线。照相机和摄像机对人的侵略性都很强，所以很多时候要把它们隐藏起来。
《大众DV》：据说当时在剪辑的时候曾经制作了很多版本？
杨干才：请教了不少专家，前前后后大概剪了40多个版本出来。有配了音乐的，有解说词的，都有不同方式，我全部保留在计算机里了，最后反正我们写作水平都低，干脆不要什么解说词了，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当时总共有200多小时的素材，我们专门到北京找一个高手帮我们剪辑，我们找一些专家剪，他们剪得非常好，只是和我们的观点有些不同。
王毅：就是说不能表达我们自己想表现的东西。是观点不同。因为我们是拍摄者，所以特想要那些能震撼过我们的东西，这可能很自我，但我们很想表达我在这里面的感动。于是在观点上就有了分歧。
杨干才：对，那些镜头剪的非常顺，但是内容没了。后来我自己买了一套设备，边看说明书边操作。
《大众DV》：你们是不是有意识按照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主题来拍摄的？
杨干才：我们俩是用了最“傻”的剪辑办法。素材刚堆在那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结构它，最后我们俩想，傻就傻吧，于是事情怎么发生我们就顺着剪辑了。所以现在影片的整个结构就是按时间顺序来的。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这里可以读出不同的内容，有些人可能读到这些，有些人可能读到另外的。于是我们觉得干脆什么都不说，也不配音乐，难听也好，没兴趣也好，管它呢，放进去吧，就这样，要唱就让他们自己唱，这是他们自己的音乐。再比如在故事结构的问题上我们讨论了很多次，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不要去结论它。
司徒兆敦：他们总结出一条经验了，作纪录片作者你越想要去解释越麻烦，还不如把生活原貌呈现出来，这看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大众DV》：我开始觉得这肯定是两个文化人到哪淘金去了，就像有受古董去人家寨子买点旧东西当文物，然后拿到大城市去贩卖，开始我很担心这一点，不过看了之后就不觉得是这样了。你带着文化人多年的积累以及对农业发展的研究，去观看记录这个社会发展样本，而这种社会形态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但是影片里面没有一个针对民主，或者针对宗教，或者根据法律甚至是女性生活问题的明显主观态度表达。
展示了一些新奇的东西，但不是猎奇，少有偷窥感，也没有过多地侵犯隐私。
王毅：我只是要想表现他们让我震撼的东西，让我感动的东西。
司徒兆敦：关于《蜕变》这种纪录片的价值在于它的“一去不复返性”，这种影片特别重要的就是“环境”的揭示，也就是“环境”里面人的生存方式，人的关系，但是这种影片的历史价值到现在还很少人能够意识到。人类生产有两个最基本的东西，一个是物质生产，一个是生存生产，两者是分不开的，这种结构完全在生活进程当中。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把这两者自然地呈现给观众。比如这部影片中关于生、老、病、死的直观展示。
我特别喜欢不加任何解说词，完全按照纪录片的形态制作的影片。观众没这么傻，作者要是不相信观众就会很麻烦。
我觉得整部影片让人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就是最后感谢各位领导的部分。如果我剪辑肯定会有意识忽略掉，尽管生活确实就是这样。总之，这是我近来看到的关于人类学的影片中最好的一部。纪录片人就是自己的良心，其实那里的生活在悄悄的变，至于这种变是好是不好，作为这部纪录片的作者也没法说。于是我们把影像资料留下来让大家去说。我相信那些变化之前的影像是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再也不能回到杨干才夫妇刚进入寨子的那种状态了。
现在太多的纪录片所谓的个人化，导演为所欲为地猜测生活，根本不忠实不尊重他们所记录的人的生活。而对于《蜕变》中当地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导演是一种尊重的态度，这一点也是我十分欣赏的。
导演阐述：
在中国云南边境的亚热带雨林，一支自称为阿卡人的民族以游耕、狩猎方式时代生活在这里。1956年被当地政府定为爱尼族，后划为哈尼族。
1994年5月寨子里出生了一对双胞胎，他们认为是恶鬼降临，同时，疟疾、伤寒大面积爆发。遵从祖训：杀死双胞胎，全寨搬迁。1996年在政府帮助下重建寨，取名：曼蚌小镇。
寨子由八个血缘姓氏组成，有74户316人。他们遵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宗教头领及下属八个姓氏的寨佬与曼蚌小镇村民小组共同管理村子。原始的砍山、烧山、种植、收割的刀耕火种依然是他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据村委会统计，人均年收入为400元。这里不通公路、不通电。2001年9月，一条边防巡逻小路的开通，使山里通向了山外。
同年，我们走进了这个寨子，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了数千年前。在今后的四年中，我们和他们一起走过了：从刀耕火种种植旱稻到水田的出现；从祖先居住的茅草房到住上了石棉瓦房；从祖先用点“明子”照明到通电用上电灯等“蜕变”过程。
杨干才：我以前开了个广告公司，赚了些钱，至少现在还可以让我继续拍一个片子没问题。我们一辈子一直听领导的话，上班打卡，下班回家得管孩子，得管父母，从来没有一件事是为自己活着的，就想在五十岁之前做一件为自己活的事。于是她（王毅）让我把公司给卖了，然后我们开车跑了48000多公里到处去玩。
王毅：他原来想拍摄甘肃那边的藏族。
杨干才：跑了一圈之后总不能就这样停下来吧，得找个事做，于是就想起来拍照片。中越战争时一个部队的朋友请我帮他们拍了4个月照片，当时每个还人发了一台16毫米摄像机，从那时起我就对移动影像产生感兴趣了。
我们在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地方沿着云南的边境跑了将近1年半，最后定了三个寨子，而最后鬼使神差地选了这个寨子。另外两个寨子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变化。
王毅：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一种纯粹的爱好，所以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偶然性。
杨干才：对，就是好玩。我开始就是拍照片，写日记。
王毅：我们第一次拍照片的时候觉得很激动，很震撼，但照片冲出来却发现所有震撼的东西照片根本没有呈现出来。
杨干才：当我们第一次把在寨子里拍的那些照片拿给朋友看时，一个朋友说：你应该带上一部DV机。
《大众DV》：你们跟那个寨子里的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你们吃、住怎么解决？
杨干才：刚开始时他们还有些敌意。我们第一次拿出摄像机的时候，女人跑了，小孩子哭闹，男人们拿着射野猪的弩对着我们。我们只好住在距离寨子十四公里远的村委会里，每天早去晚回的在寨子里晃荡，这样持续了将近七、八个月。后来我们把一个守林人废弃的小屋重修了一下当作自己的“家”，自己养鸡，从城里买来菜种子挖地种菜，后来他们慢慢接受我们了，有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蘑菇、竹笋之类的蔬菜，我们也帮他们治病、送一些衣服。影片里他们穿的汉人的衣服全是我们拿进去的，后来我特后悔，正因为如此没有完全呈现他们的民族服饰。
我在那里还认了两个干女儿。按照当地规矩，女人生孩子是不能有外人进去的，一旦进去就得负责，如果孩子或是大人出了事还要偿命！而且小孩出生时看到的第一个人就要认干爹、干妈。于是你们看到那个新生儿就是我的一个女儿。这个时候，我就有了一份责任了啊。后来我也成了他们的寨佬之一，成为他们寨子里的一姓了——虽然我们这一姓就只有两个人。我们虽不能说与他们完全融合了，因为毕竟还有个文化传统的不同，但是在感情上肯定有了很大的变化。
《大众DV》：你们拍摄之前没预谋过几年之后把它做成出一部纪录片，或者说觉得把这些寨子里的东西公布于世是一个 “料”。
杨干才：我们根本没想过能做成片子，更没想过能获奖，因为当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假如守在那个寨子五年或十年什么都没变怎么办？这不可能提前去考虑的，而且在那边生活有太多鸡毛蒜皮的小事，碰到好玩的我就算当时想不出将来做什么，也要先记录下来。
王毅：那边的事情都特别生动，比如拍他们用木头做的那面迎风招展的国旗，实际是杨干才要去林子里上厕所，正好路过那里就拍了下来。杨干才对于农具比较有经验，但我却不知道犁耙有什么重要作用。我问他拍这个有用吗？他说这个是人类发展生产史上的进程，他就喜欢这种状态。
杨干才：整个人类农业发展史有一个过程。但是到了这个地区，我们发现怎么农业又回到殷商时期以前去？比如他们搓谷子的方式是用脚搓，跟殷商时代的方式一样！
杨干才：影片中的棺材盖子上有两个花纹，他们说这上面是一男一女，树根这边的是男人，另一边是女人，中间是肚子、肚脐，最后连在一起的是生殖器。我突然想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把生和死的概念融在一起？他们认为灵魂回归到天和地的时候，人将成为祖先，其实是新生的一个祖先。
司徒兆敦：你们的影片中有一个地方我也在怀疑，就是那个女人从监狱回到村口时，人家给她带的帽子的情况是真实的吗？我特别喜欢你拍她回村那场，但你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呢？
王毅：当时很凑巧，因为那时听不懂他们讲什么，所以开始她回来的状况我们没拍到，但后来头人喊人去接，我们才跟过去拍的。他们有一个规矩，外面回来的人，不管男女都不能直接进寨子，必须要换上本民族的服装，做完祭祀后才能进去。我们开始拍摄时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所以只用了一台机器，根本没拿三脚架。
司徒兆敦：但我觉得已经很棒了，你要相信观众的眼睛特别贼，如果是布置的一看就知道。
杨干才：我们在那拍片子的四年当中所有过程全是抓拍，几乎没有任何镜头是摆过的，这一点可以保证。
司徒兆敦：所以说，做纪录片态度特别重要，就像你们这样的态度，我很服气。我建议你们不要立刻回去，要过一段时间，我相信有很多东西你还没有发现它的价值。一定要再过一段时间后带着这个片子回去找到里面的那些人，再看看变化。
《大众DV》：你们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人引导你们呢？
杨干才：我们只买过一本《DV宝典》，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实用。在拍片子的时候我有一个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完全凭人的直观的感觉去记录。
司徒兆敦：这样就对了，做纪录片越想拍画面越没戏，生活中有什么东西让你感动，就一定要拍出这种流动感。比如在这部影片中葬礼部分记录母亲的那段就是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事件，我们能感到所有东西都是在流动，同时我也注意到里面有几个人在挡镜头，但是不用怕，那就是把这种生活的真实反映出来了。
杨干才：对方坐着我就坐拍，对方要躺下来我也就躺下来，我永远是跟他处在一种平等的位置。
司徒兆敦：其实你讲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就是纪录片特别强调记录者跟被拍摄者的平等关系，而不是俯视。
杨干才：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拍摄一个老太太，我在拍她的时候把机器上的红灯贴起来正对着她拍，她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一次拍她搓线，她搓完了线没地方挂，就干脆挂到我手指上了。我继续拍着，她也继续搓她的线。照相机和摄像机对人的侵略性都很强，所以很多时候要把它们隐藏起来。
《大众DV》：据说当时在剪辑的时候曾经制作了很多版本？
杨干才：请教了不少专家，前前后后大概剪了40多个版本出来。有配了音乐的，有解说词的，都有不同方式，我全部保留在计算机里了，最后反正我们写作水平都低，干脆不要什么解说词了，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当时总共有200多小时的素材，我们专门到北京找一个高手帮我们剪辑，我们找一些专家剪，他们剪得非常好，只是和我们的观点有些不同。
王毅：就是说不能表达我们自己想表现的东西。是观点不同。因为我们是拍摄者，所以特想要那些能震撼过我们的东西，这可能很自我，但我们很想表达我在这里面的感动。于是在观点上就有了分歧。
杨干才：对，那些镜头剪的非常顺，但是内容没了。后来我自己买了一套设备，边看说明书边操作。
《大众DV》：你们是不是有意识按照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主题来拍摄的？
杨干才：我们俩是用了最“傻”的剪辑办法。素材刚堆在那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结构它，最后我们俩想，傻就傻吧，于是事情怎么发生我们就顺着剪辑了。所以现在影片的整个结构就是按时间顺序来的。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这里可以读出不同的内容，有些人可能读到这些，有些人可能读到另外的。于是我们觉得干脆什么都不说，也不配音乐，难听也好，没兴趣也好，管它呢，放进去吧，就这样，要唱就让他们自己唱，这是他们自己的音乐。再比如在故事结构的问题上我们讨论了很多次，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不要去结论它。
司徒兆敦：他们总结出一条经验了，作纪录片作者你越想要去解释越麻烦，还不如把生活原貌呈现出来，这看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大众DV》：我开始觉得这肯定是两个文化人到哪淘金去了，就像有受古董去人家寨子买点旧东西当文物，然后拿到大城市去贩卖，开始我很担心这一点，不过看了之后就不觉得是这样了。你带着文化人多年的积累以及对农业发展的研究，去观看记录这个社会发展样本，而这种社会形态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但是影片里面没有一个针对民主，或者针对宗教，或者根据法律甚至是女性生活问题的明显主观态度表达。
展示了一些新奇的东西，但不是猎奇，少有偷窥感，也没有过多地侵犯隐私。
王毅：我只是要想表现他们让我震撼的东西，让我感动的东西。
司徒兆敦：关于《蜕变》这种纪录片的价值在于它的“一去不复返性”，这种影片特别重要的就是“环境”的揭示，也就是“环境”里面人的生存方式，人的关系，但是这种影片的历史价值到现在还很少人能够意识到。人类生产有两个最基本的东西，一个是物质生产，一个是生存生产，两者是分不开的，这种结构完全在生活进程当中。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把这两者自然地呈现给观众。比如这部影片中关于生、老、病、死的直观展示。
我特别喜欢不加任何解说词，完全按照纪录片的形态制作的影片。观众没这么傻，作者要是不相信观众就会很麻烦。
我觉得整部影片让人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就是最后感谢各位领导的部分。如果我剪辑肯定会有意识忽略掉，尽管生活确实就是这样。总之，这是我近来看到的关于人类学的影片中最好的一部。纪录片人就是自己的良心，其实那里的生活在悄悄的变，至于这种变是好是不好，作为这部纪录片的作者也没法说。于是我们把影像资料留下来让大家去说。我相信那些变化之前的影像是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再也不能回到杨干才夫妇刚进入寨子的那种状态了。
现在太多的纪录片所谓的个人化，导演为所欲为地猜测生活，根本不忠实不尊重他们所记录的人的生活。而对于《蜕变》中当地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导演是一种尊重的态度，这一点也是我十分欣赏的。
导演阐述：
在中国云南边境的亚热带雨林，一支自称为阿卡人的民族以游耕、狩猎方式时代生活在这里。1956年被当地政府定为爱尼族，后划为哈尼族。
1994年5月寨子里出生了一对双胞胎，他们认为是恶鬼降临，同时，疟疾、伤寒大面积爆发。遵从祖训：杀死双胞胎，全寨搬迁。1996年在政府帮助下重建寨，取名：曼蚌小镇。
寨子由八个血缘姓氏组成，有74户316人。他们遵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宗教头领及下属八个姓氏的寨佬与曼蚌小镇村民小组共同管理村子。原始的砍山、烧山、种植、收割的刀耕火种依然是他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据村委会统计，人均年收入为400元。这里不通公路、不通电。2001年9月，一条边防巡逻小路的开通，使山里通向了山外。
同年，我们走进了这个寨子，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了数千年前。在今后的四年中，我们和他们一起走过了：从刀耕火种种植旱稻到水田的出现；从祖先居住的茅草房到住上了石棉瓦房；从祖先用点“明子”照明到通电用上电灯等“蜕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