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碧塔是谁？”萨碧塔·德维抛出上述问题时，我正注视着她。当时，她正在描述自己在加尔克汉德邦为人妻为人母的生活。加尔克汉德邦是印度最贫穷的邦之一，在这里，萨碧塔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她告诉我：“村里人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她与外界的联系完全得通过她丈夫：她同谁说话、买什么东西、什么时候（以及能否）去看医生，都是她丈夫说了算。除了自己的孩子，萨碧塔接触不到任何人，可谓与世隔绝。
　　古往今来，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对世界各地的女性而言都并不陌生。美国上个世纪的女权主义作家对此都深有同感。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极为复杂，需要逐渐改变数千种文化中盛行的常规，并没有哪款应用能做到这一点。
　　不过，应用程序能在此方面提供助力而且大有可为。假如全世界女性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这可能有助于打破其孤立，并前所未有地释放其潜能。以医疗保健为例。当女性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她们就能及时获得正确的、形式合适的信息。举例来说，一位目不识丁的尼日利亚妇女，在其怀孕的头三个月，可能收到一条用豪萨语描述贫血并解释如何补铁的语音信息。同一个系统还可以提醒她及时进行产前检查或带孩子进行免疫接种。最终，她将能在出现非常规问题时，用手机向医生进行视频咨询。在医生的指导下，她还将能用手机测自身体温、血压等生命体征，以协助医生进行诊断。
　　当家庭预算由女性来决定时，儿童存活率提升20%
　　还有农业问题。贫穷农民无法脱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信息，无法使自家田地的产出最大化。比如，他们对自家地里土壤的营养成分几乎一无所知，这意味着他们无法选择合适的肥料，或种植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对于市场价格如何，他们也缺乏可靠的信息，因此不得不接受来村里收粮或收菜的商人给出的价格。由于非洲的农民大多是女性（南亚也有很多农民是女性），所以这是一个女性的问题。此外，平均而言，女性农民的生产效率低于男性，其原因既有农业培训中的性别偏见，也有在收获季节女性很难雇用和管理男性劳力。
　　但有了智能手机，女性农民将可以观看本地农民根据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提供培训的视频。还将有应用告诉她们农作物在各个市场的卖价，这样她们在卖农作物时就心中有数。通过手机相互联系，女性农民还可以有效地组织成立合作社，作为一个强有力团体的成员来表达自身诉求，而不再各自为战。
　　另一个例子是银行业。即便最贫穷的妇女也拥有资产。赋予女性权利的一个关键点，在于确保女性能掌控自身资产。我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称，当家庭预算由女性决定，儿童存活率提高20%，这是因为女性更倾向于将钱花在食品和医疗保健等方面。
　　服务于进行小额交易的客户，对传统银行而言尚属非盈利业务。因此，贫困妇女只好退而采取非正规的方式，将现金藏起来，购买珠宝或牲畜等流动性较差的资产权当储蓄，或是以极高的利息向高利贷者借钱。
　　然而，数字技术大幅削减交易成本，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手机，安全地进行小额存款、借款或购买小额保险。该技术在孟加拉国和肯尼亚等国已经深入人心，但很多新兴数字经济体是男性占主导地位，因为男性的手机拥有率远高于女性。在孟加拉国，只有46%的妇女拥有手机，而男性的手机拥有率为76%。因此，仅有13%的孟加拉国妇女使用过移动支付，相比之下，32%的该国男性使用过移动支付。如果两性间的这种差距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弥合，将有十几亿人的经济实力得到释放。
　　这一愿景的妙处在于，它并非镜花水月。我不是在写科幻小说。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有手机，而且智能手机正日益普及。去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突破10亿。
　　这些统计数据令人鼓舞，但智能手机全覆盖还远未实现。流量费必须降下来。很多智能手机用户根本不用手机上网，因为流量费太高了。世界最偏远的地区也必须实现联网，这些地区才最需要互联互通。
　　此外，还需要确保女性的手机拥有率同男性一样，并且有专为满足女性需求设计的应用。一个更大的障碍是，女孩正成为文盲问题的重灾区，那些目不识丁的妇女，永远无法充分利用其手机。
　　没有哪项技术本身能带来性别平等。但是，通过帮助女性建立前所未有的连接，智能手机可以使她们的生活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