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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市场体制国家，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可以相辅相成，也可能因运用不当而产生两者的失灵，所以它们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在中国，热议的焦点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者，还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环境诸多问题的症结。
经济学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可以借用太阳的可见光谱来描述，其左端是凯恩斯理论，它主张在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刺激有效需求; 其右端是奥地利学派，它不赞同政府的所谓逆周波干预和在有外部性的领域中替代市场，并质疑政府中性的假设;中间是新古典，主张有限、有效的政府。这些学派理论在现实中表现为不同取向的政府经济政策。
为什么借用光谱描述呢？白色太阳光由不同波长的七色光构成，学派和政策选择的光谱反映了认识和实践上的差异，也体现出多元基础上的共性，即对一些基础性问题的共享，它们间的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丰富了经济学体系，也为不同经济状态下经济政策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而光谱之外的学说和政策主张，则是对市场学说和体制的否定和替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简单表述为中国经济体制从光谱外进入光谱内的进程。进入光谱，在理念和制度上融入现代市场体制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的特色，相反，它会使光谱更加绚丽多彩。
那么，不同学派和政策共享的基本认识是什么呢？以一个宽的尺度，可以简要概括为：
a. 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使供求在波动中不断向均衡点收敛。
b. 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其功能在于创造性破坏市场的均衡（熊彼特），从而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发展。
c. 政府的经济职能，一是维护，即制度供给，包括依法保护契约、产权和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从而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激励创新和生产性努力;二是服务，即提供公共产品和实施二次分配，包括社保、医保、教育、卫生、环境、治安、贫困救济、灾害防护等;三是调节，即运用货币、财政工具实施逆周波政策，熨平经济周波;四是替代，即在存在外部性市场失灵的领域由公共部门运作。需要说明的是，奥地利学派对其中的调节、替代两个功能不完全赞同。
d. 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是应对经济衰退的短期模型，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供给端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即索罗剩余（Solow residual）决定的。
e.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论是逆周波政策还是对市场失灵的替代都不可或缺，但应慎用这只看得见的手，过度干预和替代会破坏市场机制的功能，产生人为周波和政府失灵。
f. 政府税收和财政预算要在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福利中把握均衡，并通过民主法治制度予以约束。
对于处于向市场体制转型进程中的中国，这个问题具有与现代市场体制国家不同的场景，包括初始条件、约束条件及路径依赖。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启动的市场体制导向的改革开放是人类现代史上伟大的社会变革，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全球的政治、经济版图。30多年后的今天，体制改革在取得成效和进展的同时，也产生了问题，遇到了体制性障碍。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这个重点的核心。
中国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末约20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放松管制、引入市场机制，释放出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效应，即人口红利和城镇化。进入本世纪后，已失去合理性的政府主导模式不仅未能脱嵌，反而得以自我强化（self reinforcement），这种模式以价格管制（要素、能源和资本）、行业垄断（能源、金融、电信等）、行政审批（公司注册、交易和金融产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投资财政为特征，其后果表现为：扭曲资源配置、削弱自由竞争、抑制交易和创新、造成寻租和贪污、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制度）短缺、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环境恶化等。
以上表明，进入本世纪后，中国改革的进程从外表看是快或慢、推进或滞后的问题，而实质上是在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的约束下，在告别了计划体制步入市场体制的进程中偏离了目标，形成了非计划非市场的政府主导经济体制，诺斯（Douglass C. North）将这种现象称为锁定状态（lock in），在这种状态下经济持续增长受到制约，财富分配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而不能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走出锁定状态，重启改革议程才是当下中国改革的主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重拾市场导向的改革之路，对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做了明确定位，针对经济、社会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改革目标和方案。如果说30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开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里程碑，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则标志着中国的第二次转型，即从政府主导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体制。
与第一次转型相比较，第二次转型更为艰巨。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转型的发生基于社会共识，这个共识分两个阶段，一是什么是错误的，应该抛弃;二是什么是正确的，应该努力争取。第一次转型尽管有传统意识形态姓资姓社的束缚，但全社会形成了抛弃计划体制的共识，同时以边际改革（marginal reform）的方式寻求第二阶段的共识;而当下社会对计划体制和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的成就、问题及原因存在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第一阶段形成的共识已经破裂，从而也失去了构建第二阶段共识的基础。
第二，第二次转型要克服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权贵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
第三，与过去的30多年相比，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包括外部需求、人口红利、城镇化已耗尽或减弱，同时环境透支、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公共产品欠账等为这次转型设置了集经济、社会和环境一体的、更具挑战性的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中国未来的蓝图，改革是亿万人的实践。我们相信，坚持解放思想、重新凝聚社会共识，就可以激发改革的活力，创造改革的红利，将蓝图变为现实。
作者为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前董事长，本文根据作者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的发言整理
经济学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可以借用太阳的可见光谱来描述，其左端是凯恩斯理论，它主张在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刺激有效需求; 其右端是奥地利学派，它不赞同政府的所谓逆周波干预和在有外部性的领域中替代市场，并质疑政府中性的假设;中间是新古典，主张有限、有效的政府。这些学派理论在现实中表现为不同取向的政府经济政策。
为什么借用光谱描述呢？白色太阳光由不同波长的七色光构成，学派和政策选择的光谱反映了认识和实践上的差异，也体现出多元基础上的共性，即对一些基础性问题的共享，它们间的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丰富了经济学体系，也为不同经济状态下经济政策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而光谱之外的学说和政策主张，则是对市场学说和体制的否定和替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简单表述为中国经济体制从光谱外进入光谱内的进程。进入光谱，在理念和制度上融入现代市场体制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的特色，相反，它会使光谱更加绚丽多彩。
那么，不同学派和政策共享的基本认识是什么呢？以一个宽的尺度，可以简要概括为：
a. 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使供求在波动中不断向均衡点收敛。
b. 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其功能在于创造性破坏市场的均衡（熊彼特），从而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发展。
c. 政府的经济职能，一是维护，即制度供给，包括依法保护契约、产权和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从而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激励创新和生产性努力;二是服务，即提供公共产品和实施二次分配，包括社保、医保、教育、卫生、环境、治安、贫困救济、灾害防护等;三是调节，即运用货币、财政工具实施逆周波政策，熨平经济周波;四是替代，即在存在外部性市场失灵的领域由公共部门运作。需要说明的是，奥地利学派对其中的调节、替代两个功能不完全赞同。
d. 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是应对经济衰退的短期模型，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供给端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即索罗剩余（Solow residual）决定的。
e.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论是逆周波政策还是对市场失灵的替代都不可或缺，但应慎用这只看得见的手，过度干预和替代会破坏市场机制的功能，产生人为周波和政府失灵。
f. 政府税收和财政预算要在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福利中把握均衡，并通过民主法治制度予以约束。
对于处于向市场体制转型进程中的中国，这个问题具有与现代市场体制国家不同的场景，包括初始条件、约束条件及路径依赖。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启动的市场体制导向的改革开放是人类现代史上伟大的社会变革，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全球的政治、经济版图。30多年后的今天，体制改革在取得成效和进展的同时，也产生了问题，遇到了体制性障碍。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这个重点的核心。
中国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末约20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放松管制、引入市场机制，释放出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效应，即人口红利和城镇化。进入本世纪后，已失去合理性的政府主导模式不仅未能脱嵌，反而得以自我强化（self reinforcement），这种模式以价格管制（要素、能源和资本）、行业垄断（能源、金融、电信等）、行政审批（公司注册、交易和金融产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投资财政为特征，其后果表现为：扭曲资源配置、削弱自由竞争、抑制交易和创新、造成寻租和贪污、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制度）短缺、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环境恶化等。
以上表明，进入本世纪后，中国改革的进程从外表看是快或慢、推进或滞后的问题，而实质上是在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的约束下，在告别了计划体制步入市场体制的进程中偏离了目标，形成了非计划非市场的政府主导经济体制，诺斯（Douglass C. North）将这种现象称为锁定状态（lock in），在这种状态下经济持续增长受到制约，财富分配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而不能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走出锁定状态，重启改革议程才是当下中国改革的主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重拾市场导向的改革之路，对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做了明确定位，针对经济、社会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改革目标和方案。如果说30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开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里程碑，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则标志着中国的第二次转型，即从政府主导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体制。
与第一次转型相比较，第二次转型更为艰巨。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转型的发生基于社会共识，这个共识分两个阶段，一是什么是错误的，应该抛弃;二是什么是正确的，应该努力争取。第一次转型尽管有传统意识形态姓资姓社的束缚，但全社会形成了抛弃计划体制的共识，同时以边际改革（marginal reform）的方式寻求第二阶段的共识;而当下社会对计划体制和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的成就、问题及原因存在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第一阶段形成的共识已经破裂，从而也失去了构建第二阶段共识的基础。
第二，第二次转型要克服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权贵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
第三，与过去的30多年相比，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包括外部需求、人口红利、城镇化已耗尽或减弱，同时环境透支、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公共产品欠账等为这次转型设置了集经济、社会和环境一体的、更具挑战性的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中国未来的蓝图，改革是亿万人的实践。我们相信，坚持解放思想、重新凝聚社会共识，就可以激发改革的活力，创造改革的红利，将蓝图变为现实。
作者为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前董事长，本文根据作者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