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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波森：这将是一场灾难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增长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们在生活中不断创新，同时观察别人在做些什么，并采取更先进的做法或工具。他们进行投资，从而积累金融、人力以及实物资本。
如果经济没有增长，则表明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上述自然而然的过程受到了阻碍。正因为如此，自中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增长停滞一直是政治压迫或不稳定的信号。若一切正常，经济就会增长。
因此，富裕国家一直以来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否过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富裕国家有没有真正帮助人们扫清障碍，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条件。有时需要靠规章条例、公共投资甚至重新分配来消除障碍，而不是一味地自由放任。
人口、教育、资金以及技术等基本面因素决定了增长潜力。一国政府若以超出自身增长潜力的“最大”增长为目标，将很快遭受挫折——通胀加剧、瓶颈出现，金融市场也将遭遇“调整”。而如果一国一直以低于自身增长潜力的增长为目标，将出现更为严重的后果。年轻人前景暗淡，欧元危机导致经济萎缩期间的南欧就是此种情况。储蓄价值缩水，以至于许多老年人无力维持自身医疗保健和基本收入。
在各种资源型威胁中，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是真正值得担忧的问题。但导致资源告急的原因并非经济增长，而是对其真实成本定价错误以及资源配置不当。事实上，富裕国家经济增长加速是解决日益严重的各种灾难的希望所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正是那些平均而言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增长率的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本世纪头十年的德国，以及现在的中国）率先降低了自身的单位GDP碳排放量。即便出于政治原因幼稚地否认全球变暖的美国，也在此方面有所改进，因为为了促进效率就会自然倾向于健康的增长。
其次，要减少对环境的危害，就需要关停污染行业或低效工序，而更高的增长率能降低这种转型的难度。下岗失业人员更容易找到新的就业机会，阻挠进步的特殊利益集团更容易改弦更张。这是因为富裕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政治性问题，其源头在于政客们没有勇气对碳排放和水资源正确定价，所以增长是改变这种政治局势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至于另外一大全球性道德挑战——贫穷国家的减贫问题，我持同样论点，且有更清楚的论据。
过去30年来全球脱贫的人数，超过此前人类历史上脱贫人数的总和，这恰恰是因为其间大部分时间里，富裕国家以自身潜在增长率稳步增长。富裕国家的增长使创新扩散到较贫穷国家，也使得贫穷国家的出口市场扩大。如果其间富裕国家以最低增长为目标，减贫工作不会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
蒂姆·杰克逊：这将是件好事
英国萨里大学可持续发展教授、可持续繁荣研究中心负责人
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曾说：“那些相信在有限的世界能一直维持指数型增长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谈“稳态国家”的概念，称稳态国家“总体而言，将远优于我们目前的状况”。
然而，过去70年来在世界各地，追求经济增长一直是最盛行的政策目标。
目前的全球产出是1950年的8倍多。如果全球产出维持这一平均增速，那么到2100年，世界经济规模将是现在的17倍——在仅仅几代人的时间里，经济规模就增长了146倍，可谓增速惊人。
经济活动前所未有地增加，越来越挑战我们这个有限星球的生态限制。到本世纪之交，随着经济活动增加，世界生态系统估计有60%都已经出现了恶化。
今年早些时候，位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指出，在气候变化、土地使用变化、生物圈完整性缺失以及生物-地球化学圈过载这四个关键领域，人类活动已经超出地球的“安全操作空间”。
对于这种困境的预设默认响应是假设我们可以使增长与其物质影响“脱钩”，并能在经济无限期增长的过程中继续这样做。
但脱钩的算法极具挑战性。举例来说，不断扩大的科学共识现在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2100年实现碳排放量净值为零，而且在本世纪下半叶，经济体应当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大气中的碳含量。
实现脱钩的技术选项显然是存在的。但正如另一位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曾指出的那样，从财务角度而言最具吸引力的技术选项（积极追求能源效率）可能因为导致需求进一步增长，从而令完成这项任务更加困难。
绿色投资机会肯定存在。但财政上的优先事项和制度激励往往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大多数情况下，阻碍进步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的做法。我们固执地认为，增长必须继续下去——不光在那些迫切需要提升生活质量的最贫穷国家;还有在富裕的西方国家，即便在那里满足人类需要早已变成疯狂且可能具有破坏性的消费主义。
如今，质疑增长被认为是只有疯子、理想主义者以及革命分子才会做的事。
然而，我们必须质疑增长。增长准则已经让我们失望，让20亿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失望。该准则正在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脆弱的生态环境。它助长了我们对螺旋式增长的债务的依赖。基于金融不稳定、生态破坏以及持续社会不公的少数人富裕，并非文明社会的基础。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增长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们在生活中不断创新，同时观察别人在做些什么，并采取更先进的做法或工具。他们进行投资，从而积累金融、人力以及实物资本。
如果经济没有增长，则表明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上述自然而然的过程受到了阻碍。正因为如此，自中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增长停滞一直是政治压迫或不稳定的信号。若一切正常，经济就会增长。
因此，富裕国家一直以来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否过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富裕国家有没有真正帮助人们扫清障碍，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条件。有时需要靠规章条例、公共投资甚至重新分配来消除障碍，而不是一味地自由放任。
人口、教育、资金以及技术等基本面因素决定了增长潜力。一国政府若以超出自身增长潜力的“最大”增长为目标，将很快遭受挫折——通胀加剧、瓶颈出现，金融市场也将遭遇“调整”。而如果一国一直以低于自身增长潜力的增长为目标，将出现更为严重的后果。年轻人前景暗淡，欧元危机导致经济萎缩期间的南欧就是此种情况。储蓄价值缩水，以至于许多老年人无力维持自身医疗保健和基本收入。
在各种资源型威胁中，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是真正值得担忧的问题。但导致资源告急的原因并非经济增长，而是对其真实成本定价错误以及资源配置不当。事实上，富裕国家经济增长加速是解决日益严重的各种灾难的希望所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正是那些平均而言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增长率的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本世纪头十年的德国，以及现在的中国）率先降低了自身的单位GDP碳排放量。即便出于政治原因幼稚地否认全球变暖的美国，也在此方面有所改进，因为为了促进效率就会自然倾向于健康的增长。
其次，要减少对环境的危害，就需要关停污染行业或低效工序，而更高的增长率能降低这种转型的难度。下岗失业人员更容易找到新的就业机会，阻挠进步的特殊利益集团更容易改弦更张。这是因为富裕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政治性问题，其源头在于政客们没有勇气对碳排放和水资源正确定价，所以增长是改变这种政治局势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至于另外一大全球性道德挑战——贫穷国家的减贫问题，我持同样论点，且有更清楚的论据。
过去30年来全球脱贫的人数，超过此前人类历史上脱贫人数的总和，这恰恰是因为其间大部分时间里，富裕国家以自身潜在增长率稳步增长。富裕国家的增长使创新扩散到较贫穷国家，也使得贫穷国家的出口市场扩大。如果其间富裕国家以最低增长为目标，减贫工作不会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
蒂姆·杰克逊：这将是件好事
英国萨里大学可持续发展教授、可持续繁荣研究中心负责人
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曾说：“那些相信在有限的世界能一直维持指数型增长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谈“稳态国家”的概念，称稳态国家“总体而言，将远优于我们目前的状况”。
然而，过去70年来在世界各地，追求经济增长一直是最盛行的政策目标。
目前的全球产出是1950年的8倍多。如果全球产出维持这一平均增速，那么到2100年，世界经济规模将是现在的17倍——在仅仅几代人的时间里，经济规模就增长了146倍，可谓增速惊人。
经济活动前所未有地增加，越来越挑战我们这个有限星球的生态限制。到本世纪之交，随着经济活动增加，世界生态系统估计有60%都已经出现了恶化。
今年早些时候，位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指出，在气候变化、土地使用变化、生物圈完整性缺失以及生物-地球化学圈过载这四个关键领域，人类活动已经超出地球的“安全操作空间”。
对于这种困境的预设默认响应是假设我们可以使增长与其物质影响“脱钩”，并能在经济无限期增长的过程中继续这样做。
但脱钩的算法极具挑战性。举例来说，不断扩大的科学共识现在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2100年实现碳排放量净值为零，而且在本世纪下半叶，经济体应当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大气中的碳含量。
实现脱钩的技术选项显然是存在的。但正如另一位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曾指出的那样，从财务角度而言最具吸引力的技术选项（积极追求能源效率）可能因为导致需求进一步增长，从而令完成这项任务更加困难。
绿色投资机会肯定存在。但财政上的优先事项和制度激励往往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大多数情况下，阻碍进步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的做法。我们固执地认为，增长必须继续下去——不光在那些迫切需要提升生活质量的最贫穷国家;还有在富裕的西方国家，即便在那里满足人类需要早已变成疯狂且可能具有破坏性的消费主义。
如今，质疑增长被认为是只有疯子、理想主义者以及革命分子才会做的事。
然而，我们必须质疑增长。增长准则已经让我们失望，让20亿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失望。该准则正在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脆弱的生态环境。它助长了我们对螺旋式增长的债务的依赖。基于金融不稳定、生态破坏以及持续社会不公的少数人富裕，并非文明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