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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音乐经典论著翻译出版研讨会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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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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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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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港台风的“流行歌曲”及其仿制品已经对我国社会主义音乐生活有所污染,并且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及音乐工作者的正当不满,这本来应是无可争议的问题。但是,有一部份人还为这种“商品”说好话,这就不能不对之作出必要的剖析。当然,“商品化”的东西确有一部分人拥护和喜爱,这也有其社会的原因。回顾一下这种类似的货色在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泛滥,对我们是不无教益的。在那“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无耻”的当时,大革命失败了,一些人对革命失去信心,情绪消极颓废,希望找到一个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安乐窝
<正> 目前,我国音乐学界,对于“民族音乐学”的概念,以及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学术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我国的民族传统音乐有着它特有的特点与规律性。凡有中国音乐史一般常识的人都可以知道,民族音乐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而光辉的历史传统,它早于欧洲何止千百年!只不过没有使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词而已。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中国的现实
<正> 音乐美学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对音乐的本质、社会功能……各方面提出正确答案的、也就是可以解决我国音乐生活中提出的一些美学问题的、可以指导我国音乐生活健康发展的一门科学。大家讨论中接触了一个问题,即音乐美学和音乐生活的问题,也就是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带有根本的性质,应该讨论清楚,我也仅就此发表一点意见。音乐美学必须联系实际,这是要肯定的,但我明确地说,我不赞成《人民音乐》刊登的求真同志对理论工作的轻视、嘲讽的态度
<正> 1980年,《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问世之后,其中的“中国音乐”一条释文引起了我国很多同志的注意。这条释文是由八位海外学者(其中包括四位华裔同胞、一位日本学人和三位西方人士)分头执笔写成的。释文篇幅不算很长,但内容写得比较全面、充实和有一定的深度,很值得一读。同时,考虑到在目前条件下,这部二十卷的大辞典自不必说,即使其中的这一条释文,也不是全国每位音乐同行都能容易看到的。为此,在中国老年文物研究学会音乐研究所赵沨和金文达二位同志的发起之下,首先请司徒幼文同志将其全
【正】 由作曲家西村朗、吉松隆组成的“世纪末音乐研究所”,于1984年12月22日,在“音乐之友”大厅宣布成立。会议首先宣读了成立宣言;然后是二位作曲家以对话的形式谈了他们
<正> 几千年来,在人类音乐历史长河中,音乐的流行(作品、风格、体裁、流派、物质技术基础、社会表现方式),保证了音乐艺术的客观存在,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大量艺术事实证
<正> 怎样写音乐史?怎样提高我们的音乐史学的水平?我想提出十个字:不拘一格,广些、深些、精些。不拘一格。没有一部音乐史能够包罗万象;没有一部音乐史能够做到绝对正确,无比精深,水平再高的人也会有不足之处。同时,读者还要看多家之言。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音乐史著作,不能拘于一格。史实是客观存在,是不能争鸣的,但对于同一史实(如作品),怎样看待?怎样评价?属于史学范围,应当允许和提倡百家争鸣。学术,应注重特色。人们评论一部有价值的史学著作或一篇有价值的史学论文时常说:有独到的见解。这个独到的见解,就是
<正> 四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歌研究是有成绩的。发表的研究、论述民歌的文章中,在探讨我国民歌的规律及特点方面,有些论述亦很有见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读后颇受启发。但也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一些文章在民歌研究的观点及方法上,还存在着
<正> 一二十几年前,我们乐坛上对于新歌剧的民族化有过热烈的讨论。有相持不下的两种意见和主张。一种认为,新歌剧内容既然是全新的,其形式就应当是全新的,那末它就应当在广泛的音乐体裁的基础上发展;另一种则认为,惟有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国的戏曲音乐,中国的新歌剧创作才能打下基础,打开新局面。很可惜,这个争论后来没有展开,新歌剧创作中关键问题之所在,迄未充分揭示。我国新歌剧创作中的关键问题是在于选择什么音乐体裁建立基础的问题么?现在看来,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