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驻法大使彼得·德鲁拉克11月28日带着恢复昆德拉公民身份的文件，前往作家在巴黎的寓所，向他和妻子薇拉通报了这一喜讯。
　　“我很荣幸地把公民身份的证明文件交给昆德拉先生，我也非常感动。”德鲁拉克说，“实际上，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那都是一个非常激动的时刻，因为米兰·昆德拉在四十年后又一次成了捷克公民。”
　　捷通社去年11月报道，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在巴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百年纪念活动期间，专程拜会了昆德拉夫妇。他当面邀请大作家常回家看看，还建议恢复他的捷克国籍。昆德拉的回应“模棱两可”。
　　一年之后，捷克当局终于完成了全部手续。但昆德拉不会回国定居，捷克文化界对他也并不友善，因此恢复国籍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姿态，象征着最伟大的捷克作家回到了捷克共和国”。德鲁拉克大使告诉《费加罗报》，“米兰·昆德拉厌恶仪式，总是躲避，那是个非常简单的时刻，却有着巨大的善意和人性的温暖，我代表捷克共和国为多年来发动的攻击做了道歉。他情绪很好。他只是接过文件，说了谢谢。他是个非常友好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你已不再存在”

　　1929年4月1日，昆德拉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南摩拉维亚首府布尔诺，在这里读完高中，便前往布拉格的查理大学求学。
　　1948年，19岁的昆德拉加入了捷克共产党，两年后即因“反党行为”被開除。1956年他二度入党，但1970年再遭开除。对当代东欧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不难看出这些年代所对应的一系列重大事件：1948年的二月事件和哥特瓦尔德的上台，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东国家的解冻，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苏联的入侵和占领，第二年杜布切克的下台和胡萨克“正常化”时代的开始。
　　1968年之后，昆德拉谋求在体制内渐进改革的梦想终告破碎，他甘愿退出斗争，自认只是小说家，全力投入文学创作。但再度失去党籍让他的境况变得格外艰难，电影学院剥夺了他的教职，他的书得不到出版，文章不予发表，图书馆清除了他所有的作品，妻子薇拉不得不偷偷做英语家教来补贴家用。
　　1975年，昆德拉夫妇终于获准前往法国，从此滞留不归。
　　很难直接了解昆德拉去法国前的心境，但在他的小说《告别圆舞曲》中，主人公雅库布的离开并没有那么轻松：“他快步朝汽车走去，打开车门，坐到驾驶座上，重新驶向边境。就在昨天，他还想，那会是很轻松的一刻。他会满怀喜悦地从这里出发。他会离开一个他曾错误地出生的地方，一个他并不觉得是在自己家的地方。但是，眼下这一时刻，他知道，他离开的是他唯一的祖国，他没有别的祖国。”
　　《告别圆舞曲》完成于1971年或1972年，1976年在法国出版，应该能够代表他那个时候对捷克斯洛伐克真实的态度。“他猛然想到，是他的骄傲妨碍了他爱这个国家，因高贵、高尚、高雅而造成的骄傲;一种没理由的骄傲，使得他不爱自己的同类，使得他仇视他们，把他们都看成是杀人凶手。”昆德拉在书中这样描写雅库布，“他想到，他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特权拥有崇高的心灵，而最崇高的心灵要爱这些人，尽管他们也是杀人的凶手。”
　　1979年，小说《笑忘录》出版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剥夺了昆德拉的公民身份。他与祖国的联系从此一刀两断。八年后他对作家乔丹·埃尔格拉布利回忆说：“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短信，通知我说我的公民身份已被剥夺。这封信本身就写得实在没有水平，错字连篇！就其粗野性来说，堪称一份妙文。”
　　政府在信里通知他，剥夺国籍的决定是基于法国《新观察家》 杂志发表《笑忘录》的节选而作出的，但昆德拉认为，这只是借口和表面上的理由。“别以为我失去捷克公民身份纯粹是由于小说的这个片断。应回顾一下他们的整个策略，而这只能凭猜测。但我相信1968 年以后他们采取的战术主要是排除知识分子和捷克文化对民族的影响。”他说，“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并不行使政治权力，但他们的确有很大的反射影响。这说明为什么苏联入侵以后，作家、剧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一古脑儿被扫出了舞台。他们被剥夺了从事自己职业的权利。他们很难找到谋生手段，因此被迫流亡国外。一旦他们离开这个国家，他们身后所有的桥梁就都被烧毁了。这就是统治者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公民身份的原因，他们正等着头一个借口的到来。一旦你的公民身份证被取消，按照法律捷克人就再不得同你有任何联系。突然之间，同捷克民族的一切接触都成为非法的。对于他们来说，你已不再存在。”
　　1981年7月1日，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宣布，昆德拉将和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一道获授法国国籍。朗部长说，这两位作家是法国的朋友和密特朗总统本人的朋友，递交申请也有些时日，文化部将按照总统的要求，加快办理归化手续。在当天的记者会上，科塔萨尔念了稿子，而昆德拉只是简短地表示：“法国是我精神上的祖国，如今是我的第一祖国。谢谢。”
　　从这一年开始，昆德拉又成了有国籍的人。他是法国公民了。

“我永远不想回去了”

　　来到法国以后，昆德拉先到西北部的雷恩大学做助教，慢慢安顿下来。著名翻译家、学者高兴在所著《米兰·昆德拉传》中写道：“在流亡之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昆德拉成了地地道道的公众人物。他上电视，接受采访，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利用各种场合向人们讲述苏联入侵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他自己后来在解释这一行为时说那完全是形势所迫，因为当时，他‘也许是唯—面对全世界报纸的捷克人，有可能解释一切，说明被俄国人占领的叫作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究竟怎么了’。1978年，他们定居巴黎，昆德拉开始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校教课。此时，他已渐渐融入法国文化和生活。” 　　昆德拉1975年出走法国时已经46岁，失去原国籍时则已年到半百。他基本掌握法语大约用了十年。这期间经历了一个双语时期——在用捷语写《不朽》的同时，又用法语写文论和随笔，也用法语重写其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而且从1985年开始，他用两三年时间，修订他捷克语原作的法语译本，而后宣布，其作品的法译本与原作同等可靠，“甚至比原作更忠实于原作”。最终，到法国十八年后，他完全改以法语写作。以后出版的《慢》《身份》《无知》《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邂逅》和《无意义欢庆》，就都是法语作品了。从此，他宁愿以生硬的外语筑起与青春和故国之间的高墙，政治隐喻更多地被哲学思考所取代，他不再写活生生的同胞，不再为同胞们写作，也不再把同胞们当作读者。
　　他早年用捷克语写的小说中，只有《玩笑》和短篇集《好笑的爱》能在捷克斯洛伐克公开出版，但出版后又很快被禁。其后的五部小说《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在1989年之前完全不曾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视野之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昆德拉三十余年好友、著名昆学家和三届总督奖得主弗朗索瓦·里卡尔指出，这些书就像鬼魂，只有附体于译本，才能在世界各地流传，因而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矛盾现象：作品的原作是不为人所知的;而作者在写作时已经事先知道，他所使用的语言，并非是作品未来问世时的同一种语言。
　　昆德拉的音乐家父亲卢德维克去世于1971年。1984年，他的母亲米拉达也在布尔诺去世。他在老家再无牵挂。三年后，他告诉埃尔格拉布利：“我的交往百分之九十是法国人。我来到这个国家时已46岁。到了这个年龄你不再有时间可以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都已很有限，你必须作出抉择：要么你在回顾过去中度日，回顾你已不在那里的以前的国家，你的老朋友们，要么你就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从零开始，在你现在置身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就是何以我不感到自己是个流亡者。我在这里，在法国生活，我很快乐，在这里非常快乐。你刚才问我是否想过有一天可能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我回答说没有，情况永远不会允许我回去。但这话只讲对一半，因为即使我能回去，我也永远不想回去了！一生中移居国外一次已经够了。我是从布拉格作为移民来到巴黎的。我永远不会有精力再从巴黎移民布拉格。”
　　但剧变出人意料地到来了。1990年，昆德拉毫不声张地回到了捷克，走访了几位亲友，看了几场演出，又悄无声息返回法国，但这样的旅程也许同样谈不上轻松。小说《无知》里的主人公也是在1990年代从西方回到布拉格。昆德拉写了一大段对“回乡”这个词的考据，先回到希腊语，由此引申出“乡愁”，再从冰岛语到葡萄牙语的各种欧洲语言中，寻找“乡愁”一词中所包含的“痛苦”的含意，特别讲到奥德修斯艰难的回乡之旅，以及“二战”前夕被迫离开奥地利的犹太作曲家勋伯格对“祖国”这个词的茫然，更不用说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和线人给主人公留下的惨痛回忆了。

“撕帘子的人是有罪的”

　　至少在2009年以前，中国出版的所有昆德拉作品，皆在封面及版权页标明他是捷克作家。中国学界亦始终将他作为捷克文学的代表加以研究。但是昆德拉本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十年前，也就是他八十大寿那一年，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举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米兰·昆德拉或文学何为”。但他通过一位参会学者向大会递信并代为朗读，对这个“恋尸聚会”表示感谢，还说，他已自视为法国作家，并坚持自己的作品应被归入法国文学的范畴，在书店亦应按法国文学分类。
　　但在个人层面上，昆德拉仍与家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曾数次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回到布尔诺，拜访旧友——如剧作家米兰·乌赫德，并观看当地彗星冰球队的比赛。
　　影响昆德拉与捷克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与捷克文化界和媒体的长期不睦。德鲁拉克大使在巴黎说：“如诸位所知，这种关系一直都是复杂的。 捷克社会某些圈子对米兰·昆德拉作过很多攻击。不过，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和身份，以我之见，他是个根深蒂固的捷克人。他其实与我国有密切的联系，对我国的发展也非常关心。但最重要的是他身为捷克人的感受。”
　　最大的一次风波发生在2008年，布拉格極权主义研究院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根据警方档案，在《敬报》周刊上撰文，指控昆德拉1950年曾向当局告发同学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为西方特务，导致后者被判刑22年，并处罚款1万克朗及财产充公。警方报告明确显示，线人名叫“米兰·昆德拉，学生，生于1929年4月1日”。
　　此事引发轩然大波，但昆德拉断然否认上述指责。美国作家迈克尔·魏斯曾就此指出，昆德拉强悍的个性、深居简出的生活，以及他与捷克媒体交恶的历史，皆丝毫无助于他的辩白。
　　斯洛伐克《批评与语境》主编萨穆埃尔·亚伯拉罕曾以《被背叛的遗嘱》为例，强调昆德拉对隐私的重视，以此来为他的不争辩做辩护。
　　昆德拉在书中写道：“羞耻心是现时代——今天正悄悄地离我们远去的个人主义的时代——的关键定义之一;羞耻心：一种为保卫个人私生活的表面反应;要求在窗户上挂帘子;要求写给A的信不被B看到。”他又以马克斯·布罗德擅自发表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为例说：“在抽屉中找到的这封又长又艰涩的信，这封卡夫卡从没决定要寄给他父亲的信，而现在由于布罗德，任何人都可以来读它，除了它的收信人。在我看来，布罗德的冒失是得不到任何原谅的。他背叛了他的朋友。他的行为违反了他的愿望，违反了他的愿望的意义和精神，违反了他所知道的他的羞耻本性。”他又以旧时代遭到官方以录音带恶意中伤的作家扬·普罗哈兹卡和文学史家瓦茨拉夫·切尔尼为例说：“公开生活与私生活是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之所以能自由自在地活着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分割这两个世界的帘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撕帘子的人是有罪的。”
　　“在读过这些句子和这本书其余的部分之后，捷克的伪知识分子媒体几年前仍然在继续羞辱昆德拉。”亚伯拉罕愤怒地说，“他没有隐藏;他讲原则，保护自己的隐私，因为他不想暴露和公开展示。”
　　昆德拉现隐居于巴黎第六区，在阅读、听音乐、严格选择的友情，以及与太太薇拉在家门口的小饭馆吃午餐之外，也乐于冷眼观察这个媚俗的、到处充满了故作感伤和自我愚弄的世界。
　　（注：文中引《告别圆舞曲》和《被背叛的遗嘱》为余中先译文，引埃尔格拉布利采访为杨乐云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