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中国财富》核心报道围绕着“NGO、公民如何监察企业不良行为、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展开。形象地将这些试图与企业进行“较量”的NGO、公民比喻为“企业牛虻”。NGO、公民与牛虻的确有很高的相似性，他们对企业违反人权、破坏环境、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特别敏感。
　　笔者在监测企业的责任缺失行为时发现：今年1至4月，被曝光的企业责任缺失事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发生于4月的事件数量约是1月的3倍。但监管部门和企业自身对此类事件最先披露的比例下降了近1/6，而NGO、公民最先披露的比例则波动较小，平均每两件事件中就有一件是由他们最先进行披露。可见，“企业牛虻”的存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监管的空白。
　　然而，与欧美国家相比，国内NGO和公民在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事件时，除了披露之外，更具威力和效果的“武器”并不多。更有甚者，NGO、公民提出的质疑，往往被企业及所在行业协会、“专家”抨击为“不实的调查结果”、“偷换概念”。顺理成章地，许多负面事件在演变为罗生门事件后，往往以不了了之收场。
　　企业的自我辩护并非总是全无事实依据。在绿色和平公布“茶叶含违禁农药残留”的调查结果之后，就有被点名的茶叶企业将所产茶叶的农药残留检测结果与国家甚至欧盟的相关标准一一对比，没有一项超标。
　　然而，是否企业产品只要符合（国家）标准，一切问题就是伪问题？企业履责，究竟应逐顶还是逐底？
　　产品强制性标准只是企业监管体系的一部分。NGO、公民，连同媒体在内，往往会对企业提出一些前瞻性的诉求，希望企业，尤其是一些行业领先企业通过履行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自愿性标准或践行切实的行动计划，从被动达标到主动推动可持续发展。
　　美国管理学家卡罗尔曾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他认为企业最根本的责任是经济责任；其次是法律责任；再次之为伦理与道德责任，即企业有义务正确、公正和公平地对待利益相关者、避免或者最低限度地伤害利益相关者；金字塔顶端的则是慈善责任。
　　这四项社会责任是一个整体，不可偏废。但如今企业最常见的履责方式是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以投身慈善为荣；每当遇到NGO、公民对其商业伦理方面的质疑，往往会强调自身已承担了法律责任，对应承担的伦理与道德责任含糊其词。
　　但随着社会发展，很多现在看上去难以完成的社会责任诉求将会变为企业不得不履行的强制性要求。例如，随着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从今年4月1日起，北京市出台了一条新规：凡与北京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应全部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保体系。也有另外一部分要求，由于涉及伦理与道德，不适宜将其转化为强制性要求，但出于对社会期待的回应，企业早晚也不得不有所承诺。例如，随着食用动物的人道饲养问题在美国越来越受重视，美国第二大快餐厅汉堡王宣布停止在其食品中使用笼养鸡蛋和猪肉。
　　与真正的牛虻不同，NGO、公民和企业在彼此的“较量”之中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NGO、公民从来不是社会问题的旁观者，而是身体力行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动者。无论是通过记录环境污染物排放数据来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还是通过立法倡导来推动企业劳工待遇改善，他们能够通过更多微小而持续的“叮咬”行动和随之产生的蝴蝶效应，最终撬动跷跷板的另一头——企业们。
　　聪明的企业们也一定明白，忽视日益壮大的社会需求等于制造社会潜在冲突，若不及时“出手”，无异于抛弃市场。正视问题才是避免再次被“叮咬”的不二法门。更何况，耐克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被指“血汗工厂”到成长为拥有成熟的供应链责任管理体系的企业等诸多迹象显示，被NGO、公民们“叮咬”过的企业，抵抗潜在风险的能力往往也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