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常驻的外交官们习惯把国内和外交部称作“后方”或“家里”，那么驻外使领馆自然就是“前方”了。
　　所谓的“前方”和“后方”，并非仅仅是指地理概念，它们更多地具有外交这个职业的特殊含义。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伊始，就将外交官定位为“文装解放军”。就我个人理解，一是指驻外使领馆是国家的派出机构，在外代表着国家和政府，在国家主席或总理的授权下处理双边或领区内事务。二是在“前方”工作，的确需要面对许多复杂多变的情况，犹如在战场一般。
　　将驻外使领馆比喻为“前方”，是现实环境决定的。中国和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不同，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即使我们想与西方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一些西方国家也未必同我们的想法一样，他们更多的是在双边交往时采取“一手硬、一手软”的不对称政策。也就是在与我发展经贸关系时，采取务实、合作的政策;在涉及价值观问题，比如人权、政治制度等问题时，则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对我进行各种攻讦。有时候西方在与我发展经贸关系时，其彼此之间还会有所竞争，但在价值观问题面前西方则是步调一致。所以，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必须保持清醒。
　　前两年，随着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中相继沦陷，而我国的综合实力在逆势中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或者“中国责任论”等在西方甚嚣尘上。从实质上而言，一个是棒杀，一个是捧杀，虽然方式不同，目的却是一样的。以德国的《明镜周刊》为例，其对中国的报道不仅量大，而且极其负面。该刊还恶意制造并炒作有关中国的负面话题，所谓“中国间谍论”就是其炮制的，他们将在德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国人均视为受中国政府雇佣的间谍。此外，凡是世界上的焦点或者热点问题，不管与中国有无关系，都要把中国牵扯上，并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诱导下，西方的普通百姓怎能对中国有客观真实的认识？！我们在开展公共外交时常喜欢引用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劝对方到中国实地走走，亲眼看看。但说实在的，这并不切实际。大多数西方民众也没有那个财力，说上哪儿就上哪儿旅行。对于西方媒体主导舆论、掌控民意的状况，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还是发展自己。只有拥有强大的实力才能掌控话语权。
　　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媒体的立场实际上也是西方政客的立场，每个西方主流媒体的背后，通常都有一个西方政党的支持。
　　同样，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一些反华势力的背后，大多也有西方政治势力的支持。
　　在中国驻德国使馆附近的施普雷河的桥上，距使馆正门仅数十米之遥，常年有若干法轮功分子静坐，他们背后悬挂着诋毁中国政府的标语。2008年3月，中国驻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印度使馆，驻纽约、芝加哥、多伦多、卡尔加里、法兰克福、慕尼黑、苏黎世、悉尼总领馆，驻欧盟使团和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共17个外交和领事机构接连遭到境外“藏独”分子的暴力冲击。当时我在中国驻德国慕尼黑总领馆工作的一个同事，为保护树立在总领馆院内的国旗不被“藏独”分子污损，被对方打伤。而我当年在瑞士苏黎世总领馆工作期间，也曾数次遭逢“藏独”分子到总领馆滋事。我总领馆牌匾被砸毁，围墙和车辆被用红色染料涂抹。
　　除了“藏独”分子、法轮功分子等反华势力外，我们还要直接面对“疆独”分子、“民运”分子等。不过，这些人成份非常复杂，也不能一概而论。除了真正的敌对和铁杆分子外，有些人是被裹挟的，有些人是被金钱引诱的。据说常年在我驻德使馆门前静坐的法轮功分子，每天都能领到几十欧元的补贴。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以及国力和地位的日益增强与上升，境外反华势力的“小动作”会愈加频繁，方式也会与时俱进。我们这些工作在“前方”的外交官面对的各种考验和挑战也愈加复杂。不过，经受这些考验和挑战也是我们外交经历中最弥足珍贵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