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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国际作用的提升,国内外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占据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对中国的未来展望过于直线和乐观,而有意无意忽略了中国的大半个身子还处于发展中、处于落后的严峻事实,更没有看到由于世界渗透性的增强,即使是一些非国家角色、一些非极力量也都已经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战略上冒进的情况时有发生,到今天仍有一些战略研究习惯性地把愿望当成现实,而不习惯对问题进行结构性、系统性的科学分析。而在实际上,中国要成功实现和平崛起,在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里,应该力避成为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矛盾聚集的焦点,以此为条件才有可能成功破解大国崛起的安全困境,逐步担当起大国责任。
今天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不仅体现在国际力量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性质也已经显示出许多新特征。国际体系的变迁可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新的条件,同时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变化已经带来权力政治的进一步松动,减少了体系的惯性制约,带来机遇和开启空间;但另一方面,在国际体系的变化过程中,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容易引起反弹,处理不当将成为体系变迁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要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而且也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
具体在大国关系层面上,中国的战略任务十分繁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强化和巩固中国全球战略格局地位的同时,如何防范和慑止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与我发生直接冲突。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次进一步前移,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美国内一些势力对中国的戒心也日益加重,对我防范与牵制逐步上升。尽管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中努力追求合作和共赢,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力政治逻辑仍未有实质改变,对中国的战略顾虑将随着我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而不断加深,将我确定为最大“挑战者”和“现实对手”的可能性长期存在。此外,随着美国实力相对下滑,美国对中国实力的上升会比较敏感,疑惧也将进一步增加。而且,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具有主导性影响,其对华政策和立场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整个同盟体系,这将进一步加重体系内一些国家对中国防范、牵制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看,中美之间“崛起”和“霸权”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甚至国际关系全局发展变化的长期性因素。
然而,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因素众多,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要受到日益增多的因素的制约,并非必然走向冲突。中国致力于民族复兴,并不是向美国提出挑战。中美之间“谁更需要谁”这一问题的提出有其积极意义。在今天,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世界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
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中美彼此也是重要的合作者,而中国的开放首先则是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开放。今天的战略筹划更是需要具有更宽广高远的哲学境界。英国人利德尔·哈特曾这样写道:“大战略的某些原则又经常与军事战略所推行的原则相抵触。”“生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这些矛盾处在相互容忍并存的时候,可以激起真正的进步。它们所以能够容忍并存,是因为彼此看到,如果不相互迁就、和平共处,而企图一个压倒另一个,那么其结果很快就会变坏。和平进步的最好保障就是维持一种在力量平衡条件下构成的相互制约关系。”这段话更适用于今天的国际关系。
在新的条件下,中国要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并为世界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根本上就是要审视度势,充分认识和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在历史发展的大势之下谋求国家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及时认清世界政治的特征演变和发展大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向,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当前,国际联系在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不断深化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要独领世界风骚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没有更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就不可能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果一味认准霸权兴替的传统原则,无论是想继续维持霸权优势还是谋求新的霸主地位,试图凌驾其他国家之上,一定会被历史所愚弄;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依据不仅依赖自身的努力,也在于国际关系的发展为之提供了新的条件和机遇。
今天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不仅体现在国际力量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性质也已经显示出许多新特征。国际体系的变迁可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新的条件,同时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变化已经带来权力政治的进一步松动,减少了体系的惯性制约,带来机遇和开启空间;但另一方面,在国际体系的变化过程中,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容易引起反弹,处理不当将成为体系变迁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要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而且也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
具体在大国关系层面上,中国的战略任务十分繁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强化和巩固中国全球战略格局地位的同时,如何防范和慑止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与我发生直接冲突。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次进一步前移,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美国内一些势力对中国的戒心也日益加重,对我防范与牵制逐步上升。尽管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中努力追求合作和共赢,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力政治逻辑仍未有实质改变,对中国的战略顾虑将随着我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而不断加深,将我确定为最大“挑战者”和“现实对手”的可能性长期存在。此外,随着美国实力相对下滑,美国对中国实力的上升会比较敏感,疑惧也将进一步增加。而且,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具有主导性影响,其对华政策和立场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整个同盟体系,这将进一步加重体系内一些国家对中国防范、牵制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看,中美之间“崛起”和“霸权”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甚至国际关系全局发展变化的长期性因素。
然而,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因素众多,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要受到日益增多的因素的制约,并非必然走向冲突。中国致力于民族复兴,并不是向美国提出挑战。中美之间“谁更需要谁”这一问题的提出有其积极意义。在今天,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世界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
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中美彼此也是重要的合作者,而中国的开放首先则是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开放。今天的战略筹划更是需要具有更宽广高远的哲学境界。英国人利德尔·哈特曾这样写道:“大战略的某些原则又经常与军事战略所推行的原则相抵触。”“生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这些矛盾处在相互容忍并存的时候,可以激起真正的进步。它们所以能够容忍并存,是因为彼此看到,如果不相互迁就、和平共处,而企图一个压倒另一个,那么其结果很快就会变坏。和平进步的最好保障就是维持一种在力量平衡条件下构成的相互制约关系。”这段话更适用于今天的国际关系。
在新的条件下,中国要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并为世界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根本上就是要审视度势,充分认识和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在历史发展的大势之下谋求国家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及时认清世界政治的特征演变和发展大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向,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当前,国际联系在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不断深化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要独领世界风骚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没有更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就不可能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果一味认准霸权兴替的传统原则,无论是想继续维持霸权优势还是谋求新的霸主地位,试图凌驾其他国家之上,一定会被历史所愚弄;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依据不仅依赖自身的努力,也在于国际关系的发展为之提供了新的条件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