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导演对话录》按照地理位置来编排，在内容选择上兼收并蓄。在意大利导演中，维斯康蒂借由一次成功的冒险超越了新现实主义，奥尔米则颠覆了新现实主义。在以法语为第一语言的导演中，有从新浪潮转为保守派的导演特吕弗与侯麦；有最伟大的电影小丑和视觉喜剧家塔蒂；还有将社会意识重新带回欧洲电影的领军人物达内兄弟。亚洲导演中，雷伊和黑泽明一一他们可以说是所有类型片的大师。张艺谋，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中国电影引入西方。与此同时，基亚罗斯塔米也把伊朗电影带到了西方。而英国导演肯一洛奇和迈克一李，他们都认为电影应该具有社会意识。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专业采访者，所以我写此序也并非是为了给大家提供关于“如何采访”的建议。我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去采访这些电影导演，只是因为我十分享受采访这项工作本身。我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赚钱，有大量的访谈在几十年中都未曾被发表过。实际上，这些录音都还没有转录成文字。我觉得访谈中的电影工作者非常欣赏我的这种业余状态，而且很可能因此而更加信任我。这在最近对特吕弗的访谈中体现的尤为真切，因为他自己曾经做过记者，所以当他得知我长途跋涉来到巴黎，只是为了对他做一个三到四小时的访谈.而这个访谈也未必会付诸纸端时，他似乎被我的精神所打动。
　　我把自己称作“业余人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专业”。在每次采访之前，我都会做充分全面的准备。比如，我会把要受访导演的所有影片至少涉猎一遍（DVD的出现使得这种准备工作不再像以前那么难做了）。同时，我还会阅读一切我所能找到的，关于他和他的作品以及相关材料与书籍。我还会准备一个“最佳问题”清单。虽然，在采访的时候，我并不会总是在遵循着这个清单。采访的诀窍就是要去“阅读”你的采访对象，并且想办法尽可能多（而且好）的对他进行挖掘。有时，这就意味着要问一些清单上没有的，极具刺激性的，甚至是煽动性的问题。回想起我的第一次采访（本书中未收录），我问了维托里奥·德·西卡下面的问题。我记录了他的言语答复，但我还希望能够向你们展示他的恼怒一一那种滑稽的身体反应。三十五年过去了，这个画面仍然生动地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耳畔依然回响着德·西卡先生的话，我的脑海中仍然会浮现出，他面对着一个初出茅庐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但却问出如此冒犯性问题时的愤怒。尽管如此，我还是乐于忍受这些愤怒，只是为了能有和他见面谈话的机会。这也许就是“采访的艺术”：如何联系你的采访对象，与之建立信任，确定见面时间和地点。相比较而言，剩下的事情就简单许多了。根据我的个人经验，联系对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中间人一一他所认识的导演，同时也愿意为你担保。出人意料的是，有相当数量的欧洲导演都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不像傲慢的美国同行那样，他们的联系方式都在电话号码簿里可以找到。即使号码簿里没有，他们国家的电影学院也会至少给你一个邮寄地址一一是导演的住址，而非他的代理办公室地址。我不会害羞，也不怕被拒绝。因此，如果他们无法或者不愿意帮我问的话，我只需要带着谦逊的态度，自己去询问我的采访对象。
　　最容易沟通的是那些最具“美学灵性”的导演。之所以容易，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能够提供非常多的信息和洞察力。我说的是那些独立或联合撰写自己的影片剧本并且亲自参与所有相关工作，而不是把拍电影当作去上班的作者导演。除此以外，这些导演有时可以被看作是最全面的作者，几乎所有与电影制作相关的事务都由他们自己来做，包括剪辑和音乐。为什么这种作者身份如此重要呢？因为这是让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能够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当你把电影当作一个相对年轻的艺术形式时，这就不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了）：电影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人的想象力、监督能力和执行力的产物。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去进行一次深度访问。谈论从剧本到大银幕一一关于电影制作的整体艺术，而不是那种愚蠢的只谈论金钱、名声和权力的娱乐访谈。
　　想要更好的去理解导演的个人风格，最主要的就是看他精雕细琢的剧本，悉心挑选的词藻以及为每一部优质电影所打造的掷地有声的开场。很多叙事电影并不是这样开始的一一他们限制导演的个人风格和签名式的视觉风格或者风格化的蓬勃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的影片最终缺乏完整性，更不用说独特性了。很多导演的采访，结束并不像开端那么精彩。这也正是他们缺乏完整性的体现，完整性尚未达到，想要精彩就更加不可能了。编辑访谈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因为这不仅需要把他们的录音整理成文字，还要通过修正（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来让采访变得一致、准确和连续。就像好电影一样，一个好的采访也要有流动性。想要做出这样的采访，不仅仅要有尖锐的对话，还要有平缓的过渡，二者并存。
　　如果谈话中不存在这二者的“连接”，那就只有采访者能够提供这种“连接”了。有时，这就意味着需要重新安排部分访谈的内容，或者至少要提供一些过渡的东西或者在你的问题框架中设置一些相反的元素。我发现有些人更看重自然发生的、即时的采访，而不是事后进行修改式的访问。但是，这种问题常常会有些随意性、重复性并且没有相关性。也是因为如此，访谈的艺术正如导演的艺术一样，最终都是剪辑的艺术。尤其是当你的采访对象讲的是外语，你需要翻译对话时更是如此。当与某些夹杂着母语和外语的导演对话时，情况也是一样，你需要在采访之后自己再去翻译。
　　虽然我曾经设法与影院结成连理。但最终，《世界电影导演对话录》成为了我与电影一生爱恋的颠峰。这场情事从一开始就已经赋予了我一种信念，或者不如说是一种认知，那就是：电影不仅仅是最民主的艺术，而且还是最“全面”的艺术一一电影中的每一个面孔都是平等的，电影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到各地去“旅行”，低廉统一的票价可以让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够进行观赏。通过字幕，电影也成为了唯一一种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即时欣赏到的叙事性的艺术形式。全球性和即时性正是电影吸引我的地方，也使得这本书的出版最终成为了可能。
　　我想用这样一段话作为总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不想只是自己一个人写关于电影的东西。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倾听创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谈电影制作的故事，包括但并不局限于电影内涵。我从这种访谈中受益匪浅。这比去撰写一些个人化的、评论家式的评论有意思多了。而且，读者似乎更习惯于这种类型的“公共”分析。然而，采访过程中最棒的部分，也许是我称之为最赋人情味的一面：多年以来，我与一群碰巧成为伟大艺术家的人之间建立起了友谊。我想留给你们这样一段话作为这种人文情怀的例子。这是在我采访完萨蒂亚吉特·雷伊之后，对他的慷慨和亲切表示感谢时，他对我的回应：
　　“电话簿里有我的名字，你可以来敲我家的门。每个想来看我的人都能够见到我。事实上，很多来看我的人都是非常普通的人。他们并不是明星或者什么名人。最后我想说，我觉得在自己身边建立起一堵墙是非常愚蠢的。而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沟通方式则更有趣，更有意义，也更令人兴奋。”
　　我希望你们，我亲爱的读者，在这本书里邂逅这些导演之后，对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向土耳其伊兹密尔经济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致以深深的谢意，他们给予了我经济和学术上的资助，使我能够顺利完成《世界导演对话录》一一这本书是在一个本身身处东西文化交汇处的国度中完成的。最后，我想向所有的导演表达谢意，感谢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