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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1日，姜贻斌长篇小说《火鲤鱼》研讨会在长沙举行。研讨会由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湖南省文联主席谭仲池，湖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秘书长夏义生，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湖南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莫傲，湖南省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王跃文，湖南省作协副主席阎真、以及省内知名文学评论家出席研讨会。研讨会由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主持。
《火鲤鱼》由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后，2013年被《长篇小说选刊》第5期全文转载，获第五届毛泽东文学奖。小说以中年还乡为主线，写时隔数十年兄弟几人重返故乡的见闻。沿着童年生活过的湘中乡村所见所感和往事回忆，描写了渔鼓庙几十年的社会生活变迁。作者试图通过文化寻根揭示乡村世界的种种跌宕;同时通过心灵寻根的潜在叙事动机，揭开乡村人生的种种密码。
《火鲤鱼》用农历二十四节气作为结构，描写了乡村社会几十年的变迁，是对中国农村现实生活形象再现的作品。小说虽然描绘的只是渔鼓庙小山村几家几户的儿女情长、人生聚散与生离死别，透视的却是一个大时代与社会千家万户的升沉浮降、国家兴衰与风云变幻。它美妙、奇诡，悲悯、忧伤，既写出了人性的普遍价值，又有个体的典型意义;既体现了怀旧的诗学，又以回溯过去重建现在的理性之思，阐明了万物有灵的生命哲学立场;既在变幻中寓美丑，又在严酷中见深情，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尝试与探索之作。
研讨会上，谭仲池认为，诗性的语言和浓郁的乡村倾诉是《火鲤鱼》的最大特点。小说的语言就像人的衣裳，彰显人的才华，袒露其情感。语言对小说的成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姜贻斌的小说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文字背后，都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喜怒哀乐，无奈与抗争。他用创新的叙述手法，道出了我们古老的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倾诉着故土的人们对幸福的向往，寻找以及阵痛的乡愁。
夏义生认为《火鲤鱼》是姜贻斌小说创作路上的高峰之作。这部碎片化的写作，无论从其创作艺术，叙事艺术、结构艺术等方面都极具个性化，是姜贻斌力图吸收现代的、古代的、东方的、西方的各种经验，然后把他们融合、贯通，变化，从而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我”在乡村里的观察、回溯、思考，向人们传达出乡村文明的崩溃、溃散，与现代文明的重建问题，传达出他写乡村以及乡村里形形色色人物与这个时代的关系，不仅是个人的回忆和回想、返乡的个人情绪，也是一种对乡村的重望。
唐浩明认为，《火鲤鱼》是当代农村的一声叹息，是千古农民的追求。小说在轻松随意带有诗意的语言中，展现了深层的忧虑和无奈。当代农村正在经历着一场革命式的改变，当代农民正在转化祖祖辈辈的生存方式，渔鼓庙正在离我们一步步远去，从这个角度来看，《火鲤鱼》将会成为告别传统乡村的绝唱，这是姜贻斌《火鲤鱼》的文学价值，也是研讨会的意义所在。
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龚爱林表示，姜贻斌之所以取得现在的成绩与他的坚持和态度分不开的，在许多老作家激情淡化的时刻，他依然旺盛蓬勃。《火鲤鱼》是一部历时十年之久的接地气的小说，让人想起鲁迅的《故乡》。中国几十年来的农耕社会以及孕育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为中华文化熏陶过的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田园梦。可以说乡土集结了大多数人的情感，都市是欲望的象征。然而，回归乡土并不是对都市的拒绝和破坏，而是自我写作的延展。姜贻斌留守的不仅仅是家园，更是一个作家的悲悯和良知。
王跃文认为，该书是一部对岁月、命运草根满怀深情的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开笔，写兄弟三人跟着父母到渔鼓庙，开篇很有画面感，写渔鼓庙的风物，连续三次重复写父亲后面站着母亲，母亲后面是我们兄弟三个，像楼梯那样的排列，这样的语言结构很有表现力。再者是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感非常强、结构别具匠心、文字表现力特别强，字里行间对命运的追问、质问，让人时刻感受到作家对芸芸众生的悲悯与同情。 语言风格上尽量融入方言，也很有表现力。同时他也提出，文人语言和民间语言的运用，如何才能融合得更好的问题。
莫傲着意在这部小说中寻找其诗意品质。他认为：一是叙述有诗的跳跃和简练，作者始终将注意力放在描写人物身上，对讲故事不太在意，常常是点到为止，留下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想;二是语言有诗的弹性和含蓄;三是题旨的多重指向，有诗的朦胧之美。
刘清华认为，站在出版家的角度看，《火鲤鱼》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值得肯定。第一，底层叙事体现了作者创作上的自觉性。姜贻斌创作姿态如踏实的劳动者，取材底层生活，书写了中国乡村最后一代传统农民的形象。第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体现出作家的不断创新精神。小说用的是独特的散文式的叙述方式，情节中大量融入想象，逻辑关系被打破，现实与想象交织，让小说具有充分的艺术张力。第三，表现了平民百姓对梦想的追求。《火鲤鱼》可遇而不可求，追求幸福的道路永远曲折、艰难，作为小说核心意向，传达了作者复杂的生活感受。
胡良桂分析了《火鲤鱼》的时代价值、意义和地位。他认为《火鲤鱼》是有道德、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过去的山是多么美，河多么清，呼唤的是山清水秀的乡村，家乡，和善，所以目前来讲吸引了社会的需要，符合我们现在的理念。作品塑造的人物也完全是一种引领性。《火鲤鱼》还有一种意境美，就像《白鹿原》一样。但这个意向比《白鹿原》更强烈一些，他认为这个小说非常有价值，而且写得非常美，有一种悲剧的美。
卓今认为《火鲤鱼》的价值以及它的好，大家有目共睹。 第一，乡土叙事形式上的探索，文体的回归很有价值，姜先生在文体上做了探索，吸收了古代传统小说的做法，散点透视的做法，每一章前面都有一首民谣，这种对文体上的探索很有意义。第二，叙事姿态和视角，可能跟作家的经历有关，可以看出作者的悲悯情怀。她同时也认为，长篇小说的形式，尤其是乡土叙事不太适宜玩太多的花样，在乡土小说里不太适宜把人物分散。她还认为小说中诗意的语言虽好，但有些浪费篇幅，等等。
聂茂认为这部书是姜贻斌一直以来感性写作的一个突破，一次升华，或者说是大胆的创新。作品中的“我”是整部作品的主线，“我”直接参与和见证了各个故事，是经历者，更是书写者。他认为姜贻斌的这部作品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创作的，并拿韩少功的小说与之比较，认为这两部小说都是表现痛苦，韩少功表现出来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姜贻斌表现出来的痛苦更多的是宁静、单纯。《火鲤鱼》还充满着先锋的元素，令人想起以前马原式的“活页小说”。最后他也对作品如何在长篇小说中把诗性和史性更好的结合起来，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龚旭东提及读《火鲤鱼》后最直接的感受：悲伤中有希望，痛感中有快乐，苍凉中有温暖。第二个感受：充满着丰富意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解读。他特别看中这个作品的审痛，对痛苦、痛感、悲伤的审视。他在肯定作品在虚与实的写法、结构和方式，散点透视的结构方式，包括24个节气的运用上有创新性的同时，还认为作品在节气和人物所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关联、与人称的变化上痕迹略重了一点。
阎真充分肯定《火鲤鱼》语言的灵动性，也肯定了这部小说的结构特点，但是，他提出一个问题，乡土叙事的表现方式，以及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提出文学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作者单位：湖南省作协创研部）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韵波
《火鲤鱼》由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后，2013年被《长篇小说选刊》第5期全文转载，获第五届毛泽东文学奖。小说以中年还乡为主线，写时隔数十年兄弟几人重返故乡的见闻。沿着童年生活过的湘中乡村所见所感和往事回忆，描写了渔鼓庙几十年的社会生活变迁。作者试图通过文化寻根揭示乡村世界的种种跌宕;同时通过心灵寻根的潜在叙事动机，揭开乡村人生的种种密码。
《火鲤鱼》用农历二十四节气作为结构，描写了乡村社会几十年的变迁，是对中国农村现实生活形象再现的作品。小说虽然描绘的只是渔鼓庙小山村几家几户的儿女情长、人生聚散与生离死别，透视的却是一个大时代与社会千家万户的升沉浮降、国家兴衰与风云变幻。它美妙、奇诡，悲悯、忧伤，既写出了人性的普遍价值，又有个体的典型意义;既体现了怀旧的诗学，又以回溯过去重建现在的理性之思，阐明了万物有灵的生命哲学立场;既在变幻中寓美丑，又在严酷中见深情，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尝试与探索之作。
研讨会上，谭仲池认为，诗性的语言和浓郁的乡村倾诉是《火鲤鱼》的最大特点。小说的语言就像人的衣裳，彰显人的才华，袒露其情感。语言对小说的成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姜贻斌的小说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文字背后，都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喜怒哀乐，无奈与抗争。他用创新的叙述手法，道出了我们古老的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倾诉着故土的人们对幸福的向往，寻找以及阵痛的乡愁。
夏义生认为《火鲤鱼》是姜贻斌小说创作路上的高峰之作。这部碎片化的写作，无论从其创作艺术，叙事艺术、结构艺术等方面都极具个性化，是姜贻斌力图吸收现代的、古代的、东方的、西方的各种经验，然后把他们融合、贯通，变化，从而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我”在乡村里的观察、回溯、思考，向人们传达出乡村文明的崩溃、溃散，与现代文明的重建问题，传达出他写乡村以及乡村里形形色色人物与这个时代的关系，不仅是个人的回忆和回想、返乡的个人情绪，也是一种对乡村的重望。
唐浩明认为，《火鲤鱼》是当代农村的一声叹息，是千古农民的追求。小说在轻松随意带有诗意的语言中，展现了深层的忧虑和无奈。当代农村正在经历着一场革命式的改变，当代农民正在转化祖祖辈辈的生存方式，渔鼓庙正在离我们一步步远去，从这个角度来看，《火鲤鱼》将会成为告别传统乡村的绝唱，这是姜贻斌《火鲤鱼》的文学价值，也是研讨会的意义所在。
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龚爱林表示，姜贻斌之所以取得现在的成绩与他的坚持和态度分不开的，在许多老作家激情淡化的时刻，他依然旺盛蓬勃。《火鲤鱼》是一部历时十年之久的接地气的小说，让人想起鲁迅的《故乡》。中国几十年来的农耕社会以及孕育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为中华文化熏陶过的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田园梦。可以说乡土集结了大多数人的情感，都市是欲望的象征。然而，回归乡土并不是对都市的拒绝和破坏，而是自我写作的延展。姜贻斌留守的不仅仅是家园，更是一个作家的悲悯和良知。
王跃文认为，该书是一部对岁月、命运草根满怀深情的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开笔，写兄弟三人跟着父母到渔鼓庙，开篇很有画面感，写渔鼓庙的风物，连续三次重复写父亲后面站着母亲，母亲后面是我们兄弟三个，像楼梯那样的排列，这样的语言结构很有表现力。再者是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感非常强、结构别具匠心、文字表现力特别强，字里行间对命运的追问、质问，让人时刻感受到作家对芸芸众生的悲悯与同情。 语言风格上尽量融入方言，也很有表现力。同时他也提出，文人语言和民间语言的运用，如何才能融合得更好的问题。
莫傲着意在这部小说中寻找其诗意品质。他认为：一是叙述有诗的跳跃和简练，作者始终将注意力放在描写人物身上，对讲故事不太在意，常常是点到为止，留下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想;二是语言有诗的弹性和含蓄;三是题旨的多重指向，有诗的朦胧之美。
刘清华认为，站在出版家的角度看，《火鲤鱼》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值得肯定。第一，底层叙事体现了作者创作上的自觉性。姜贻斌创作姿态如踏实的劳动者，取材底层生活，书写了中国乡村最后一代传统农民的形象。第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体现出作家的不断创新精神。小说用的是独特的散文式的叙述方式，情节中大量融入想象，逻辑关系被打破，现实与想象交织，让小说具有充分的艺术张力。第三，表现了平民百姓对梦想的追求。《火鲤鱼》可遇而不可求，追求幸福的道路永远曲折、艰难，作为小说核心意向，传达了作者复杂的生活感受。
胡良桂分析了《火鲤鱼》的时代价值、意义和地位。他认为《火鲤鱼》是有道德、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过去的山是多么美，河多么清，呼唤的是山清水秀的乡村，家乡，和善，所以目前来讲吸引了社会的需要，符合我们现在的理念。作品塑造的人物也完全是一种引领性。《火鲤鱼》还有一种意境美，就像《白鹿原》一样。但这个意向比《白鹿原》更强烈一些，他认为这个小说非常有价值，而且写得非常美，有一种悲剧的美。
卓今认为《火鲤鱼》的价值以及它的好，大家有目共睹。 第一，乡土叙事形式上的探索，文体的回归很有价值，姜先生在文体上做了探索，吸收了古代传统小说的做法，散点透视的做法，每一章前面都有一首民谣，这种对文体上的探索很有意义。第二，叙事姿态和视角，可能跟作家的经历有关，可以看出作者的悲悯情怀。她同时也认为，长篇小说的形式，尤其是乡土叙事不太适宜玩太多的花样，在乡土小说里不太适宜把人物分散。她还认为小说中诗意的语言虽好，但有些浪费篇幅，等等。
聂茂认为这部书是姜贻斌一直以来感性写作的一个突破，一次升华，或者说是大胆的创新。作品中的“我”是整部作品的主线，“我”直接参与和见证了各个故事，是经历者，更是书写者。他认为姜贻斌的这部作品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创作的，并拿韩少功的小说与之比较，认为这两部小说都是表现痛苦，韩少功表现出来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姜贻斌表现出来的痛苦更多的是宁静、单纯。《火鲤鱼》还充满着先锋的元素，令人想起以前马原式的“活页小说”。最后他也对作品如何在长篇小说中把诗性和史性更好的结合起来，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龚旭东提及读《火鲤鱼》后最直接的感受：悲伤中有希望，痛感中有快乐，苍凉中有温暖。第二个感受：充满着丰富意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解读。他特别看中这个作品的审痛，对痛苦、痛感、悲伤的审视。他在肯定作品在虚与实的写法、结构和方式，散点透视的结构方式，包括24个节气的运用上有创新性的同时，还认为作品在节气和人物所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关联、与人称的变化上痕迹略重了一点。
阎真充分肯定《火鲤鱼》语言的灵动性，也肯定了这部小说的结构特点，但是，他提出一个问题，乡土叙事的表现方式，以及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提出文学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作者单位：湖南省作协创研部）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韵波